余孚：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關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問題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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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關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問題余孚 @ 2008-07-06 17:47

五柳村編者的話：余孚先生是位出身貧寒的老共產黨員，靠就讀有公費的師範學校而自立，抗日戰爭時期又考入浙江大學師範學院，以後長期從事經濟方面的工作，晚年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作了深入的研究，2001年6月五柳村轉發了他的《中國共產黨與農民革命》，受到讀者的重視，到現在有6600多人看過。 2004年4月,余孚先生又完成《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word文本)》托友人交給五柳村，首發在國內版的《學術園地》，2008年7月6日.轉移至此。

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

--關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問題

余孚

馬克思親眼看到在資本主義產生早期所出現的對工人階級非人的殘酷剝削，使他產生了無比的義憤和人道主義的激情，積極投入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研究，這一點充分表現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他認為他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論工作中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醜惡，甚至整個人類歷史的醜惡。這種情緒見之於他的許多理論著作之中。這就驅使他下決心要從歷史上去探索人類社會產生剝削和被剝削的原因，從而建立起一個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歷史觀以及哲學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最終結束階級和階級剝削的社會, 建立起一個無階級、無剝削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他所設想的這種理想社會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的實現（《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頁）。

馬克思從人道主義的激情出發來研究歷史，難免不受到情緒的影響，強調一面而忽視另一面，這就如恩格斯引證黑格爾的觀點來批判費爾巴哈一樣，把歷史上所產生的「惡」作片面的理解，而沒有看到「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馬恩選集》第四卷第233頁）。」階級的產生是一種「惡」的表現，它造成了「惡」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剝削和壓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脫離了苦難的體力勞動，從事更高級的智力勞動，正是這種「惡」的分工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當然，基於階級劃分的這種「惡」的分工又是要消滅的。事實上，人類的歷史就是逐步消滅這種「惡」的分工的歷史。從奴隸到農奴再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就是剝削逐步減輕的過程。人類進入信息社會以後，真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的蘭領工人正在消失，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種歷史觀的理論來拯救人類，這樣，他就脫離了真正的歷史發展，而是從他的人道主義的要求出發來創造他所想像出來的救世理論。這樣的救世理論一旦創造出來，又必然要找出一個救世的階級來擔負起實現他的救世理論的任務，這樣，他就找到了工人階級。於是馬克思賦予工人階級一切優點，使這個階級成為「社會的普遍代表」，成為「真正的社會理性和社會的心臟」，而另一方面把「社會的一切缺點」都集中到「另一個階級」的身上，這就是資產階級（《＜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恩全集》第1卷第12頁＝。這樣，馬克思就找到了一個救世階級，由它來擔當馬克思所希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但是他的複雜的理論是不可能被工人階級所理解和接受的，於是像列寧所說，只能由一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來建立一個黨來代替工人階級進行革命，並且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階級的頭腦中去，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救世的黨。當馬克思要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時，歐洲那個時候的社會已經開始走向繁榮和發展，工人的暴力反抗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以後就停止了。並沒有像馬克思預計的那樣，革命的形勢就要到來，於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專政作為手段來推進這樣的革命。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學說，建設起一個高度集中的極端專制的黨來推行沙皇俄國的革命，這就必然要產生一個專制的和救世的領袖。這樣，馬克思從他的人道主義的激情出發通過一系列思辯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階級鬥爭的歷史觀、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觀都脫離了歐洲社會實際的發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為空想。他是當時歐洲所出現的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中理論最完備的、最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波普（二十世紀很有影響的西方理論家）說，馬克思的動機雖然是高尚的，但也難免陷入人道主義激情的陷阱（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第138頁）。這個意見是中肯的。

馬克思雖然有上述種種錯誤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論中也時時出現過有價值的東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他所創建的剩餘價值理論是過時的、錯誤的，但仍然有一些有遠見的觀點在閃現。如把科學的發現應用於生產成為生產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資本論》第一卷第53頁）。這是正確的，為鄧小平所採用。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認為管理者也表現為「勞動者」，而且「表現為僱傭勞動者」，管理也是一種「生產勞動」，也「創造剩餘價值」，也就是創造價值（《資本論》第三卷第429－431頁）。但是，科學工作者和管理人員的勞動是一種智力勞動，承認他們的勞動創造價值就等於承認智力勞動創造價值，如果從這裡出發，繼續前進，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論創造上開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沒有這麼做。在他的晚年也看到在英國的社會中產階級正在擴大（《資本論》第三卷第1000頁），這種觀點在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還有。並不是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日益分裂成兩大敵對的陣營」，因而「使階級關係簡單化了。」如果他認真研究他的新發現，也許有可能從新考慮他的革命理論。可惜他在晚年所出現的這些新的發現、新的觀點只不過是黑夜中的一道閃光，瞬即逝去，並沒有從這裡突破他已建立起來的理論的重重迷霧。

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中提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係，如果僅從提出這一觀點來說，不能也說是錯誤的，更不能說是虛構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有了自由，就能夠在沒有強制的情況下自覺地處理這些關係，使科學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推進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我國的改革開放也是為了要改變上層建築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的問題是片面地、簡單地解釋了這些關係，才造成對歷史的許多錯誤理解。

由上可以看出，一個理論體系已經建設起來，就成為一個封閉的和排他的體系，再要由建立理論的本人來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馬克思正確的東西還不止這些，這裡不一一列舉。正如恩格斯批評黑格爾那樣，「革命的方面被過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悶死（《馬恩選集》第四卷第714頁）。」馬克思正確的東西也被他的過分茂密的錯誤方面所悶死。馬克思主義是在東方得到推廣，並且還在產生影響，因此，對馬克思主義認真研究還有必要。馬克思曾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1頁）」。馬克思是從歷史研究出發首先建立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全部理論體系的，因此，研究馬克思的理論也應當從這裡開始。

一、為前提轉向以物質生產力為前提是馬克思歷史理論錯誤的開端

馬克思在開始從事他的歷史觀的研究時是以人為前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早期合寫的理論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反覆強調了這個思想。「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並不是任意想出來的……這些前提是人。」「這種觀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我們研究歷史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這種研究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這些前提是人」。等等。在馬克思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神聖家族》中說「歷史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馬恩全集》第118－119頁）。」這與前面所引思想都是一致的。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然而當馬克思實際論述他的歷史觀時，談的卻不是「人」而是加上限定詞的「以一定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另一處在談到「人」時，還把原來初稿上所寫的「這些人所產生的觀念」也「是他們的現實關係和活動」這一句話從後來的正文中刪除了。而且緊接著就只論述物質生產和生活是怎樣成為歷史發展的原因的。「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就必須能夠生活。」於是把人類能夠創造歷史的原因完全歸之於物質生產的作用。而且還進一步論證，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生活資料；第二個歷史活動是製造工具以引起新的需要；第三個歷史活動是增殖，產生家庭；第四個歷史活動是產生社會關係。「只有在這四個方面之後，我們才發現：人也具有意識」（以上都摘自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見《馬恩選集》第一卷）。不對，這是對人類歷史產生過程的錯誤論述。人之所以能夠離開動物成為人就在於人在開始創造工具時，就同時產生了思想，從而產生意識，人是有意識地製造工具，動物只能憑先天就有的本能來獲取食物，有的動物也能對自然物進行加工，如蜜蜂，但這只是先天的本能，是無意識的，也就是馬克思所說，動物不是在製作之前先有設計，這與人有根本的區別。因此，動物沒有進步，也不能創造歷史。人在離開動物成為人以後，在利用自然物進行加工，改變自然物的形狀以適應生產的需要，這就是人成為人的第一個標誌，這個標誌證明生產和思想是同步發展起來的。考古發現，最原始的石器時代的石器就已經有了根據削、砍等各種不同用途對石塊進行加工的痕迹，這證明人類製作工具的過程就是產生思想的過程。恩格斯在他所寫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說，人在勞動過程中發展了自己的大腦，也就是在製造工具以改進生產勞動的過程中發展了大腦，觀點是相同的。人不但簡單地製造工具從事獵取和採集食物，而且發展到進行種植和養殖以培育和擴大自己的食物來源，從而產生了農業和畜牧業，使自己的生產活動實現第一次革命，並且在集體生產和生活中產生了政治關係，建立了社會和政治制度。在所有這一切活動中，每一步的發展都有思想和意識在發揮重要的作用，所有這些都如馬克思最早所說，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因此，人在創造自己的歷史過程中，思想和意識從一開始就發揮重要的作用。馬克思僅僅從「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就必須能夠生活」的簡單的生理的現象出發就推論出只有物質生產活動才是人類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推論出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整個理論體系結構，完全否認了思想、意識以及社會、政治關係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這就必然要否定他開始時所提出來的把「人」作為研究歷史的「前提」的初衷，這是大前提的轉移，必然要引起邏輯上推理的錯誤，造成對歷史的片面理解。這種片面性在他1859年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表達得十分清楚。而這是公認的馬克思對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經典的論述，被列寧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反覆引證。「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經濟結構，」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從而在經濟基礎上產生思想、意識、觀念和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築，於是，「物質生產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經濟基礎的變更」制約著「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的「變革」。上層建築只能「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而「或慢或快地變革。」因此，「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樣，在馬克思歷史發展的模式中，起作用的只有物質生產力，沒有人的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的地位。也就是說，不是把作為包括思想、意識在內的全面的「人」在歷史的發展中發揮作用，而僅僅是生產力在歷史的發展中發揮作用。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人們所面對的是歷史中已經形成的生產力，於是又把生產力說成是「全部歷史的基礎。」實際上，人們的思想、意識、政治等上層建築也是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也不是人們能夠自由選擇的，而且思想意識、觀念、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築一旦形成，就發展成為傳統，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既不是可以隨意消除的，也不是可以隨意創造的，也不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而自動變革的，而是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和規律，對歷史的發展起重要的作用。正確地說，是在歷史上發展和形成的物質生產力和思想、意識、社會、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築共同構成歷史的全部基礎，歷史是在這樣的全部基礎上發展和前進的。但是，馬克思不是這樣說的，而是只把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生產力作為「全部歷史的基礎」，這樣，歷史就簡單化成只有生產力才是推動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原因。於是馬克思認為歷史的每一步的發展都可以用歷史上已經產生的生產力的物質水平來說明。於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也與自然發展一樣是「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在1867年馬克思所寫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十分自信說，他所發明的這種科學社會規律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與自然規律決定自然的發展一樣，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的。」這樣，馬克思就把思想、意識、觀念、社會、政治制度等各種因素從歷史發展中排除出去了，實際上是把作為物質和精神的統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識的人排除出去了,把歷史發展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排除出去了。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規律和自然發展的規律沒有區別了。

馬克思這種把生產力作為唯一的決定歷史發展因素的歷史觀被馬克思主義者定名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更確切的說，應當是物質生產力決定論的歷史觀，這似乎更符合馬克思理論的實際。

由於馬克思過分強調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忽視了思想、意識、觀念、政治等方面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引起了當時思想界的不同意，恩格斯在他晚年不能不花大量的精力來對反對的意見進行反駁，對馬克思的關點進行辯護，這些反駁和辯護都是在恩格斯去世前幾年內與人通信中進行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提起唯物史觀，歷史進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實現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因素，那麼他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荒誕無稽的空話。」「對歷史鬥爭進程發生影響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反映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對不同的思想觀點進行反駁時說：「與此有關的還有思想家們的一個荒謬的觀念：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各種思想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他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把原因和結果刻板地、非辨證地看成永恆對立的兩極，完全忽視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弗特爾烏斯的信中說：「並不只是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以上都見之於恩格斯選集第四卷）。恩格斯在這一時期關於這方面的辯駁還有一些這裡不多引用了。

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雖然駁斥了別人對馬克思的物質生產力是唯一的起決定作用的歷史觀作了片面的理解，但也同時承認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對歷史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不能不承認，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與物質生產條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著相互作用。但是恩格斯卻把馬克思這種理論上的片面性說成是由於客觀原因所造成的。當年「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不是始終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它參與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恩格斯1890年２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然而馬克思本人對自己的理論的敘述卻是十分肯定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社會的狀況等等。馬克思就是用這樣明確肯定的語言來肯定只有物質生產力才是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在歷史發展中的任何作用。並不是像恩格斯所說的因為沒有時間和機會「給其他參與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從一個片面的觀點出發論述了歷史的發展，必然要脫離歷史發展的實際，從而導致馬克思所發明的理論不但不能說明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而且馬克思根據他自己的理論對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的歷史可能發展的預測以及他所做出的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的估計和由此而作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等等也都是錯誤的。

二、複雜性和多樣性的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

根據以上的論述，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樣的，是參與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必須從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過程中去研究歷史，找出歷史發展的真正原因以及這些原因之間的相互關係，才能真正了解歷史，解釋歷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貌。

事實上，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多樣性還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產力和思想、意識、社會、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的複雜關係上，而且還表現在這種關係所產生的條件上。任何事物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中進行的。發展不能離開條件，條件制約著發展，條件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發展，這對歷史的發展也是一樣的。事實上決定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之間，原因和條件之間的關係也是複雜的，不是用一個簡單的規律就可以概括的。東方和西方在歷史發展的早期都產生了氏族制度，都是以農業生產作為生活的主要來源，但仍然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這種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到了今天還在影響著東方和西方歷史發展的進程。這種情況說明只有對歷史發展發生作用的各種因素和條件根據實際情況作符合實際的分析才能真正認識歷史，了解歷史。僅僅用物質生產力起決定作用的理論是不能說明歷史的真實發展的。為此下面從東方和西方的歷史的實際發展來說明決定歷史發展的各種因素和條件是怎樣發揮各自的作用。

中國是東方古代文明先進的國家，我國的古代文明產生於內陸，依靠農業生產作為生活的來源。農業生產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的社會，把人束縛於氏族血緣紐帶之中、屈從於以王為首的氏族貴族的統治之下。個人的存在、價值和欲求都消失於集體之中。王的統治很早就獲得了絕對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國的歷史中沒有產生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識，而只能產生極端集權、無視個人的存在和價值的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識的原因。

我國的無視個人存在和價值的封建專制的思想意識以及在這種思想意識中所產生的倫理道德觀念是在我國所特有的絕對封建專制統治的制度中經過長時期的不斷完整而形成的哲學體系和倫理道德體系。在西周早期就已經產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思想，但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沒有任何說服力的。到了西漢早期，董仲舒提出了「君權天予」，「唯天子自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主完神〉）。」皇帝的權利已經來之於天,皇帝是天的兒子,代替天來統治人民,這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但仍然是一種依靠天來進行統治，還是帶有強治性的。真正把君權變成一種客觀的真理，服從皇帝就是服從客觀的真理則是北宋的朱熹所完成的。朱熹發明了「天理、君權」的學說，皇帝的權利並不是誰所給予的，而是必然要出現的一種「天理」，也就是「理」，「理」是先天地、先宇宙而存在的，是宇宙、自然、人以及萬物的本源，正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是先天就存在的，這種「絕對精神」體現著人類歷史的發展，朱熹的「理」也是一樣，「理」產生了宇宙、萬物和人，並且產生了君權和維護君權的綱常倫理，君和君權就是在這種「理」的實現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君作為統治者，君權作為一種人必須遵從的倫理，體現為「三綱」和「五常」也都是「理」的體現，「君權」就是「天理」人遵守綱常倫理不是來自任何強制的力量，而是「天理」所使然，「天理」體現為人的本性。因此，朱熹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記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子文集?讀大札》）。」這樣，遵守綱常倫理就是遵從「天理」，就是人的至高無上的美德，違背綱常倫理，就是逆天，就是違背做人的道理，就為世所不容。朱熹也看到，人是有慾望的，人如果追求慾望就很容易產生「非分」之想，就會影響對綱常倫理的絕對服從，因此，追求個人慾望的思想必須掃除乾淨，才能自覺自愿地為實行「三綱」而獻身，因此，人慾就成了一種絕對的惡，於是朱熹提出「明天理、滅人慾」，而且要「滅凈人慾」、「復盡天理」，使人沒有任何慾望，在心中只有「天理」，綱常倫理才能真正實現，專制統治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這種思想一旦出現就為所有的專制統治者所擁護和倡導，不但歷代皇帝如此，中國共產黨也沒有例外。共產黨員是一種特殊材料所造成的，共產黨的倫理中，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只有黨的利益，沒有個人利益，因此要消滅一切私心，等等，實際上只不過是我國傳統綱常倫理的復活。

當然,「三綱」哲學及其倫理道德體系是約束人民的, 不是約束皇帝的, 皇帝的權力來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間的約束, 於是皇帝的奢糜無度, 敲骨吸髓的剝奪也是不受限制的。但小農經濟的生產率是很低的, 不可能供應這種無限制的剝奪, 於是把有利可圖的商業收為官營，比如鹽、鐵的經營從來就為歷代皇朝所壟斷榨取, 以利所得專供應宮庭和官僚的奢糜無度的享受。在這種情況下，民營商業是難以發展的。即便在我國也有過民間商業的發展。例如晉商和徽商都在北宋興起，在明清兩代有較大的發展，晉商不但經營商業，而且經營票號，從事匯兌業務，是我國金融業的前身。晉商足跡不但遍及全國，而且遠達印度和俄羅斯。徽商遍及長江中下游，都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資本, 為我國早期的商業和匯兌業務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最後都被清廷所抄沒, 供皇宮的奢糜無度的揮霍。這說明在一個絕對專制集權的制度下面, 商業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 沒有商業的發展為工業的發展準備條件和積累資本，真正的工業發展也是不可能的。這也說明了工業革命只可能產生於西方而不可能產生於中國一方面的原因。

到了清末，由於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實行變法，但是仍然要頑固地維護絕對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即使打開國門，實行變法，也只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固守自己的專制制度及其綱常倫理。張之洞就是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積極倡導者中最重要的清末大臣。他極力主張學西方的科學技術，主持創辦漢陽鐵廠，建立了當時在東方最大的現代化鋼鐵企業，但是他認為「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聖教，禮政之大本，人倫之大防，」是絕對不能變的。從此以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頑固守舊的思想就為我國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專制統治者奉為圭臬，只不過是不斷地改變其形式而已，使我國的歷史出現驚人的停滯。甚至在建國之後，經過三十年的封閉和專制統治，造成了各方面的極端落後而又不能不再一次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還仍然要用四項基本原則來把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世界潮流拒之於國門之外，實際上仍然是變相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准實行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準改革政治體制，以致經過二十多年長時期的改革開放，許多改革中的重要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由此可見，歷史的發展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就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我國的歷史經驗證明，一種違反人性的上層建築一旦產生，它必然要不斷鞏固自己，形成極大的阻力，阻礙歷史的前進。

在西方，從很古以來就形成了以商業和交換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社會，商業促使人的流動，鼓勵個人的發展，促使人與人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壞了氏族血緣紐帶，消除了以王為首的絕對集權的專制統治的土壤，給人的發展以自由的空間，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覺醒，形成一種開放的和進取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人不滿足於現狀，使人產生了追求、探索和進步的欲求，從而產生了與農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文明。這種文明一旦形成，就成為人自身的發展，從而為歷史的發展開拓前進，與東方文化和歷史的停滯形成鮮明的對照，這種具有獨特的發展觀的古代文明的形成從古代的希臘就開始了。

在古代希臘，由於地理條件，很早就鼓勵了希臘人從事海外商業活動，航海和海外商業活動推動了個人發展的慾望和創造的才能，使古代希臘人產生了自信，認識到人自身的力量，相信是人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很早就產生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因而很早就能夠把人從神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發展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神的創造，而且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從而開始對自然的探索。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創造出以個人的權利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應的法律制度以保障這種民主制度的實現。古代希臘人的這種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傳統，他們對自然的探索成為西方哲學和科學的最早的開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的文明傳統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造成西方和東方歷史的不同發展的趨向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應當說, 古代希臘人所創造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 往往成為煽動公眾進行派別鬥爭的工具，成為造成雅典沒落的一種原因。對自然的認識還是一種智慧的猜測，但是它卻使人認識到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理性和智慧能夠使人達到完美，認識到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和義務的重要意義，為歐洲人的理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傳統提供了最初的信念，對自然的探索給後人提供了科學研究的啟示。這種傳統和信念一旦建立，就與東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閉的、停滯的而是開放的，進取的，是不斷要求完美和進步的，因而能夠成為不斷把歷史推向前進的一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得歐洲的每一個時代都成為一個不斷進步的新時代，從而把歐洲從古代推向中古, 又從中古推向近代和現代, 把歐洲文明從落後於世界變成領先於世界。從這裡可以看出, 一種真正成為人的覺醒, 認識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產生, 是多麼強大的推動人自身前進的動力，而壓制個人的文化一旦成為主流，又是如何成為人類進步的阻力的。

羅馬帝國是一種奴隸制的社會，奴隸並不是人，而是一種能說話的牲口，然而古代希臘的傳統和日爾曼人的法治傳統又使羅馬帝國產生了最先進的羅馬法，要求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所有人，包括她所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都成為羅馬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權利（羅馬經過激烈的奴隸起義戰爭以後對奴隸的非人的待遇也有很多改變）。以及保護私有財產，把人與人的關係都規定為契約關係等等，從而使得羅馬法成為現代歐洲法律的起點。馬克思也指出，羅馬法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衝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後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作任何實質性的修改（《馬恩全集》第21卷454頁。）」馬克思對羅馬法的這種評價是很高的。事實上，羅馬法所有這些平等、保護私有財產以及契約關係等等概念都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沒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也就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沒有對私有財產的認可和保護，就不可能產生積累，沒有積累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關係就是一種建立在契約上的關係，就是一種不斷增加積累，擴大經營、獲取利潤的制度。羅馬法所具有的這種超前的思想為現代法律提供了基礎。而這在東方是不可能產生的。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在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歐洲雖然也產生了與東方相類似的以等級制和世襲製為特徵的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個人意識、理性、自由和法律的種種傳統又使西方發展出完全不同於東方的中世紀文明。在西羅馬帝國崩潰，中央權利瓦解之後，並沒有重新產生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是產生了與東方完全不同的權利層層分散、以契約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王、領主、與封臣都受到契約的約束，每一級都享有權利，又負有義務，為了使這種權利和義務得到實現，還發展出國王的議事會和法庭來進行監督和處理違反契約的種種問題。對農奴是沒有契約關係的，但也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的約束，以保障他們所獲得的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限度的私有財產的權利。

歐洲中世紀農奴人身的一定限度的解放為中世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因而為中世紀文明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中世紀的以莊園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又成為歐洲議會政治和法制政治得以發展的原因。特別是這種極度分散的，各不相干的莊園制度是商業發展和後來城市誕生的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給歐洲長途販運的商業發展以很大的空間。在中世紀，商人長途販運經過領主的領地要向領主納稅，一時關卡林立，給商人以很大的不便，而且沿途盜匪搶劫，甚至商人本身也從事搶劫，商匪難分，所有這些，都成為商業流通很大的阻力。但是，商業流通是自由的，沒有任何其他行政上的限制。商人為了銷售的方便，在河流和陸路交通的樞紐地帶和莊園的外面，逐步設立貨物集散地，由於沒有政府管轄，也是完全自由的，這種商品集散地逐漸發展成城市，也是完全自由的。在城市中，商人自己建立管理機構和議事機構，自由成立行會，自己管理自己。最初的工商業資本家就是從這裡誕生的。不但如此，農奴從莊園里逃出來，進入城市，一年以後也變成自由民。後來，有些農奴自願向領主交納贖金，變成自由民在城市裡當手工業工人。這就為歐洲自由城市國家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從而成為近代歐洲產生的重要條件。由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紀是一個從古代到近代和現代承前啟後的一個階段，為歐洲現代社會的到來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而被西方的歷史學家認為，歐洲的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是起進步作用的一種制度。

在這裡，有一點是必須說明的，我們把東方從古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失的停滯不前的中央極端集權的、極端專制統治的制度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歐洲中世紀的這種雖然也存在等級制和世襲制，但卻是完全不同於東方的權利層層分散的制度也說成是封建制度，實際上是兩種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詞上混淆在一起，這種混淆現在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名稱加以區分。

城市的誕生反過來造成莊園經濟的衰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城市不但發展成經濟的中心，而且發展成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中心，成為歐洲向近代化轉變的革命的中心。這種革命既表現在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還在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初，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就已開始發展成城市國家，成為地區繁榮的商業中心和金融中心。他們的經商往來不但遍及地中海沿岸而且遠達波羅的海沿岸，他們已經是資本主義式的商業了。他們把財富不斷投入商業和工業，進行積累，擴大經營。他們不但擺脫了封建貴族的統治，而且這些封建貴族們、國王們和教皇還得向他們借款，這樣，佛羅侖薩的梅迪奇家族才有條件支持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可以說，沒有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誕生和發展也就沒有文藝復興，也就沒有啟蒙運動也就沒有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的產生。

文藝復興的到來還不只是商業的發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紀自由城市的興起已經在許多方面為文藝復興的到來創造了條件。中世紀自由城市興起的一項重要成就是大學的誕生, 大學的興起成為文藝復興的重要原因。在大學裡，學者學習和研究哲學、法律、邏輯、數學和自然科學。這些學科的材料都是來自拜占庭、伊斯蘭教所保存和翻譯成拉丁文的希臘著作和羅馬著作以及由他們帶來的阿拉伯、埃及以及東方的科學和數學，但成為中世紀研究中心的是希臘的著作, 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學習希臘古典著作到文藝復興時期以更大的規模進行。他們從希臘著作的學習中尋求塵世的觀念和價值, 成為後來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的最初的知識來源。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雖然相信上帝的權威是不能動搖的, 但也把基督教的教義和希臘傳統的理性結合起來, 相信人類理性和自然科學的價值, 為世俗文化的產生準備條件。

以上事實說明，歐洲從中世紀發展到文藝復興一直到啟蒙運動，為現代社會的到來建立了基礎，但所有這些歷史發展的物質生產都是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是不可能推動現代思想和現代文明的產生的。造成這一系列革命，從而把歐洲推向現代化的是歐洲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商業的擴張和城市的興起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條件。這些因素和條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結合在一起，互相推動，使歐洲的中世紀成為現代文明的開端。

當然，這不是說中世紀的許多舊觀念沒有對近代和現代觀念的產生發生阻礙的作用，中世紀的舊觀念、等級制、世襲制、貴族特權、教會和教士的特權仍然是近代社會制度及其觀念產生的阻力，超自然的神的啟示還在統治著人的頭腦，人的思想和道德觀念、對自然的解釋都必須符合宗教教義,這就必然要與已經產生的新的近代觀念發生衝突。清除這些舊觀念和舊意識，為近代觀念的產生和發展的革命就提到歷史發展的日程上來了。這種觀念的革命一旦開始，就一個接一個地不斷出現。還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後期，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就已經開始了。還在宗教改革的後期和科學革命的高潮中，啟蒙運動就開始了。從而為最後掃除中世紀觀念和制度的殘餘，為推動現代觀念、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真正的生產力的革命，即工業革命也是在這一系列的原因和條件的推動下自然地誕生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一種有活力的上層建築一旦產生，它會以多麼強有力的步伐爭取自身的發展，並且使自己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力量。

在這裡還必須對西方國家的產生和形成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點考察。在歐洲中世紀推動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國家的誕生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１２到13世紀由於中世紀的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中央政府的稅收增加，財政充實，政府機構得以逐漸建立和完備，君主國家相繼誕生。在中央政府的政權逐漸鞏固的過程中，領主們由於不願放棄自己的權力，與國王產生了矛盾，起來用法律限制國王的權力，國王的專制權力在其誕生的過程中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英國，早在1215年，領主們就強迫國王在大憲章上簽字，承認國王的行為也必須遵守大憲章上條款的規定。大憲章明確規定，「除非全國普遍同意」國王不得任意增加捐稅，「非經有陪審團參加的合法判決」不得對人民進行拘捕或監禁，人們有自由的權利，這種自由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並且成立了議會以保障自由和法律的實現，議會制度一旦產生就成為國家的正式政府機構，並且成為歐洲民主制度的重要特點。雖然這些君主國家都是封建的國家，權利完全掌握在地主、貴族和國王手裡，但是，這些君主國家成立以後，都鼓勵工商業的發展，把工商業的發展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以國家的力量來打破地區之間的相互封鎖和孤立的狀態，清除領主在各自管轄區內沿商路所設置的徵稅關卡，肅清盜匪，使商路暢通。用政府資金成立銀行向工商業者貸款，支持其發展。對當時新生的手工業工場給予多方面的輔助，除了金融上的支持以外，還給手工業工場的業主以免稅、免服兵役的優待，提高其政治地位等等。隨著商業的擴張，必然要推動農業的商業化和農業的資本主義經營，在這方面，政府起了積極的作用，英國的圈地運動開始時政府是禁止的，到後來政府成為圈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為農業的資本主義化的到來掃清障礙，這是工業革命得以興起的重要條件。隨著近代國家的建立，重商政策越來越成為歐洲各國政府的自覺的行動，對東方和新大陸的航路的開通，各國貿易的競爭，對殖民地的掠奪都是以國家的力量支持和進行的。可以說沒有國家的力量的支持，歐洲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不可能以這樣快的速度順利實現。

有人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西方歷史的研究中得出來的結論，所以能夠說明西方的歷史，但是不能說明東方的歷史。不對，從以上的東方和西方的歷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既不能說明東方的歷史，也不能說明西方的歷史。不論東方的歷史還是西方的歷史都說明一個相同的問題，就是思想、意識、觀念、政治、法律等等上層建築一旦產生，就能對歷史的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這不論東方還是西方的歷史都是相同的。上層建築一旦產生，形成傳統，就決不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或快或慢地「變革」。但是上層建築對歷史的發展發生什麼作用，在東方和西方的歷史上則是各不相同的。上層建築可以對歷史的發展產生巨大的阻力，阻礙歷史的前進，也可以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推動歷史的前進。上層建築發揮什麼作用，關鍵決定於上層建築的性質。

中國的歷史證明，在一種極端專制的制度及其倫理道德的統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魯迅所說，只有做穩了奴隸和作奴錄而不可得的感覺，其他都顧不上了。歷史是人創造的，當人處於這種情況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處於極端萎縮之中，人要創造歷史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就談不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關係。馬克思說，東方沒有歷史只有改朝換代，這是確切的。

在西方，由於人很早就認識到自己是人，意識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產生了不滿足於現狀的慾望，產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的發展和思想、意識、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間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交互關係，從而推動歷史的發展，羅馬帝國的大規模奴隸起義推動了奴隸制度的改革，給奴隸一定限度的做人的權利，到了中世紀，對農奴的待遇比奴隸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有了更多的自由、如私有財產的自由和結婚組織家庭的自由，從而推動了農奴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資本主義把啟蒙運動所確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則具體化成為可以實踐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紀的等級制度、世襲制度和舊觀念對人的束縛，把人簡化為平等和自由的關係，在政治上實現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實現自由競爭，這就使人的創造潛能得到充分的激發，既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推動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斷完善。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交往才能無阻礙的實現，這才能使人類歷史高速度的發展成為可能。這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沒有缺點，而是說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過流血的衝突而是通過人們之間的民主交往的方式來解決。

三、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困境

以上說明，在中世紀結束以後，啟蒙運動所提出來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則，科學革命的發現和工業革命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成就完成了現代社會的到來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基礎和認識基礎。從此以後，西方的人們就開始按這些原則來塑造歷史，也塑造自己，人類就開始以過去沒有的速度大踏步前進，迎接現代社會的到來。

應當說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在十八世紀，然而，真正消除中世紀觀念和封建制度殘餘，使這些原則開始實現是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是這些原則進一步實現和推廣的時期。十八世紀出現的工業革命的成果也是在十九世紀進行推廣和以更大規模向前發展的，把科學研究成果應用於生產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因此十九世紀是一個承前啟後，為以後的發展開拓前景的時期，這也是一個從中古時期轉向現代起決定作用的關鍵時刻。十九世紀前半期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所帶來的那種非人的殘酷的剝削使工人奮起進行武裝鬥爭，曾帶來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但是隨著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裝鬥爭隨之結束了。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歐洲只有1871年由於普法戰爭，法國失敗，以工人為主體的巴黎市民組成巴黎公社為反對法國資產階級的投降而舉行的武裝起義以外，再沒有發生過其他的工人武裝起義。十小時工作制度和八小時工作制度先後在各國議會通過，並且在以後陸續得到實現。英國憲章運動中工人提出來的關於議會選舉的各項條件也先後在歐洲各國議會得到通過，工人的選舉權利得到保證。此外在歐洲大陸經過一系列的鬥爭和戰爭，民主政治在許多國家不同程度地實現，民族統一的國家先後建立，社會走向安定，經濟步入一個持續繁榮的時期。雖然還有經濟危機，但是危機過後是更大的繁榮。所有這些變化都是在十九世紀逐步實現的，從而使歐洲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為一個繁榮、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發展的時代。

從西方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實現以後的國家，就很少發生內戰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可以在沒有強制的條件下通過協調和合作的方式來解決，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實現相互適應，無須訴諸暴力和階級戰爭。由於這些原因，英國自清教徒革命以後，三百多年來一直處於和平發展之中，把英國從農業社會帶入工業社會，再帶入今日的信息社會，沒有發生過因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不相適應而需要用革命的暴力來解決。美國建國以後到現在，中間只經過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從那時到現在已經150多年了，把美國變成科學和生產力的發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也沒有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不相適應而發生暴力衝突和戰爭。歐洲大陸的國家在民主和民族統一的國家建立以後，同樣再也沒有發生過國內的暴力衝突和戰爭。這些國家的生產力的飛躍發展一直是在和平中實現的。

馬克思的理論活動正是處於十九世紀這樣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時刻。十九世紀正是把啟蒙運動的偉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付諸實現的一場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的開始，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識的革命和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學和生產力的根本變革的一場深刻的革命。這場革命一旦開始，就連續不斷一直發展到今天，把人類從農業社會帶入今天的信息社會，並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變成制度向全世界擴展。當十九世紀的人們滿懷信心地把這場革命推向前進時，馬克思卻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早期積累所出現的殘酷剝削而沒有認真地對待已經發生的這些變化，仍然固執於他的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歷史觀的研究，並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後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來研究剩餘價值的理論，為他的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歷史觀建立理論基礎。這樣馬克思就嚴重脫離了他所處的哪個時代。

這場偉大的革命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開始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是從英國的經驗總結出來的，正在美國得到全面地實現。但是馬克思卻對於啟蒙運動所建立的原則對歷史的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全然不顧。作為建立啟蒙運動的最偉大的哲人洛克、孟德斯鳩的學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沒有得到反映，對於亞當斯密也只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洛克所建立的原則，「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動的自由，」只要這種行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孟德斯鳩認為沒有制約的權利必然趨向專制，使人的自由化為烏有。要保證自由能夠實現，必須使各種個別的權利相互牽制，沒有任何一種權利能夠凌駕於其他權利之上，最大的自由才能實現。根據這個原則，他建立了三權分利、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則。美國獨立以後就是按照洛克和孟德斯鳩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被馬克思稱為「現代國家最完善的例子（馬恩選集第一卷69頁）」。然而馬克思並沒有對洛克和孟德斯鳩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在北美得到實現，在歐洲也在逐步推擴的事實作認真的研究，仍然固執於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認為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壓迫的社會是沒有自由的，只有實行他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階級，人才能獲得自由。

對待亞丹斯密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的學說也是馬克思的一場悲劇。亞丹斯密的真正偉大的不朽的創造是他所總結出來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理論。正是亞丹斯密的這個偉大發現引導全世界的經濟迅猛發展，這種迅猛發展的勢頭在十九世紀馬克思還在世時就已經出現了，但馬克思無動於衷，他所熱中的卻是亞丹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他要用亞丹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作為理論基礎去創立他的剩餘價值理論，而事實證明，勞動價值理論恰巧是即將過時的東西，是不符合歷史發展實際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即將開啟一個知識應用於生產和知識即將成為創造價值的源泉的新時代。知識一旦成為價值的源泉就將改變生產的面貌，也將改變整個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並將改寫政治經濟學。這對亞丹斯密是不應當苛求太甚的，因為亞丹斯密在寫他的《國富論》時還是工場手工業時代，工業革命還沒有開始，體力勞動還是創造價值的唯一原因，他難以預見到知識會成為創造價值的源泉。馬克思進行他的理論研究是在亞丹斯密寫《國富論》100年以後，那時工業革命已經蓬勃展開，科學的發現應用於生產也已經出現。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談到生產力時也指出「科學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資本論》第一卷53頁）。」科學是一種知識，知識應用於生產，也就會成為創造價值的源泉，而知識是不能用勞動小時來計算的。然而馬克思在寫《資本論》時仍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仍然把勞動價值論作為他研究剩餘價值理論的出發點，以勞動小時來計算剩餘價值率，並且以每天12小時的勞動作為計算的根據。事實上在馬克思寫作的那個時候，十小時勞動制已經在各國議會通過，並且正在逐漸推廣實行。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在創造他的剩餘價值理論時是落後於時代的。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紀已經開始的這個新世紀的偉大歷史意義，仍然用他那套過時的理論來解釋和指導他還在世時的十九世紀的革命，這就必然南轅北轍，處處碰壁。

事實上，馬克思已經看到了資本主義誕生以後所帶來的物質生產力的巨大增長，並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闢的描述。「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氣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是多麼精闢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歷史學家也引用了馬克思的這個描述。因此，馬克思承認「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過僅僅在於創造一個巨大的生產力，它所建立的生產關係在它還剛剛出現時就已經嚴重落後了。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一方面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另一方面卻又斷言：「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還正在開始創造它的強大的生產力的時候，它所建立的生產關係就已經不適應於它所創造的生產力了。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必然要找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什麼不能適應於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的根據，然而他所找到的卻是「商業危機」。商業危機證明「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也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以上引文都來自《共產黨宣言》）。」這樣，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就必須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應當說，這是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判斷的一個最重要的失誤。馬克思沒有看到商業危機是整個經濟向上發展過程中由於競爭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經濟的失衡，是在自由競爭的初期階段人們還沒有經驗來處理好生產和銷售之間的關係時所造成的一時的生產過剩。但是，經過一個時期生產的停滯和下降，恢復了平衡，生產又以更大的規模向前發展，這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停止，生產關係並沒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也有所察覺，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沒有引起馬克思在理論上的思考。事實上，經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以後，羅斯福實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預來消除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失衡，這是人們對經濟發展自覺調節的開始。凱恩斯從理論上論證了危機是可以通過人們的預見，用財政政策的辦法對經濟進行干預來緩解和避免的。從而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更加理性認識的時代。由於這種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濟就在人們越來越自覺地調節之下發展得越來越快，再也沒有產生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大危機了。馬克思沒有認真對待十九世紀已經開始的這種巨大變化，仍然固執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不適應於生產力發展的錯誤論斷，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預言不能不累累失誤。然而馬克思並沒有從他預言的失誤中警覺過來，並沒有意識到他的論斷的失誤來源於他的理論錯誤，以至他的一生都堅持這種錯誤。

由於這個原故，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預言，以後還多次重複這樣的預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義引起幾乎全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經平息，而且接踵而來的就是和平發展，馬克思在1850年所寫的《1846到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也不能不說：「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在以在資產階級範圍內一般可能的速度發展的時候，已經談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來臨」。恩格斯更加樂觀：「危機一個接著一個發生，……使革命無法避免，……生產過剩會置他們（資產階級）於死命（《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頁）。」直到1860年2月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還說：「只是因為目前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基礎十分鞏固，十分資產階級化。一切想阻止資產階級發展的反動企圖都會像民主主義者們的一切道義上的憤慲和熱情的宣言一樣必然會被這個基礎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著，「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頁）。」馬克思仍然相信，危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

由於當時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還在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反封建和爭取民主與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的運動在十九世紀中葉是蓬勃發展的，因此，在依靠經濟危機的爆發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奪取政權的希望變成失望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越來越寄希望於民主和民族革命。還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梅爾岑》一文中說：「民主主義的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民主主義還未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頁）。」馬克思也說過：「在歐洲徹底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是勝利地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當時十分積極地參加歐洲的民主運動，曾擔任過布魯塞爾民主運動組織的副主席，而且說，我們都成為「民主戰士」了。

由於當時俄國還在沙皇的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奧地利還是多民族專制統治的國家，義大利的民族還沒有統一，波蘭民族還處於被分割的狀態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的鬥爭非常活躍，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歐洲爆發反封建與民族獨立和統一運動的戰爭。馬克思號召：一旦戰爭爆發，「無產階級革命者的任務就在於大力使人民廣泛起來開展革命運動，把這場戰爭變成全歐洲的革命戰爭，並且把這場戰爭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馬恩全集》第13卷說明中所引馬克思語）。」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樂觀，認為當時歐洲「到處都堆滿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頁）。」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歐洲民族國家已經建立起來，民族解放和統一的鬥爭任務已經完成，反封建戰爭變成各國之間的爭奪戰而結束了，專制統治的國家或者瓦解，或者進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許多國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來，從此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歐洲沒有發生過戰爭，歐洲越來越處於和平發展時期，經濟繁榮，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歐洲已「十分資產階級化」，歐洲各國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基礎十分鞏固」，處處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做的預言：資產階級已經處於「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的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判斷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國選舉》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頁）。」從此以後才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暴力革命和戰爭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念頭，把希望轉向合法鬥爭。在這個時候，馬克思已經全力以赴去寫他的巨大著作《資本論》，而且身體條件也越來越不行了，因此歐洲的工人運動也越來越由恩格斯個人獨立指導了。從此以後，恩格斯已經把他的活動全部轉入合法鬥爭，號召工人積極投入普選權的鬥爭。「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頁）。」並且表揚了在德國，組織合法的工人政黨，選出代表參加議會競選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的朋友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居然能夠在那裡反對侵略戰爭，這比起我們多年來通過報刊和集會所進行的宣傳，起了有利得多、有利於國際宣傳的作用（同上）。」從此以後，工人運動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議會鬥爭了，第二國際在1889年成立以後，在它指導下的工人政黨的運動也都轉為議會鬥爭了。

從80年代起，工人運動在議會合法鬥爭中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就，特別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由於進行合法鬥爭已經發展成德國議會中的第二大政黨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讚揚。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寫的《德國1890年的選舉》中說：「目前的選舉使德國各黨派的地位發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開創了德國歷史上的新時代（《馬恩全集》第22卷第4頁）。」在《1893五一節致德國工人》中，恩格斯說：「工人群眾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爭取得到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織成獨立政黨的工人階級爭得政治權利，爭得議會。」特別是在臨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寫的《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這種合法鬥爭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恩格斯十分讚揚德國工人階級在合法鬥爭中所取得的成就，「由於德國工人善於利用1866年實行的普選權，黨的驚人的成長就以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世界面前（《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頁）。」德國通過普選權的1866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還只有兩個議員，五十萬黨員，到1890年已經有35個議員和150萬黨員。同時恩格斯還指出：「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築壘和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同上第603頁）。」「我們採用合法手段卻比採用不合法手段或採用變革辦法獲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頁）。」「現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同上610）。」從這裡可以看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實際上恩格斯已經開始了。但是恩格斯還只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上的改變並沒有忘記他的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產黨員不要忘記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寫的《未來的義大利和社會黨》中寫到：「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頁）。」在他逝世的當年1895年３月６日寫的《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還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採用合法手段都比採用不合法手段或採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頁）。」但是，放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實質性的修正還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後由伯恩斯坦首先進行的，然而，不可否認，是恩格斯開始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開啟了社會民主黨的發展。

馬克思在這個時期由於專註於他的《資本論》的研究和寫作，沒有認真研究歐洲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仍然堅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寫的《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中還說：「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取自己解放的權利（《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頁）。」但是，現實的形勢不能不使他對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轉而研究東方的社會，希望從那裡找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馬克思特別重視俄國的農村村社所有制，並且學了俄文以便直接閱讀俄國的資料。他對俄國的農村村社內部土地集體所有制發生了興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開始設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國這種村社集體所有制直接變成「共產主義的起點（《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頁）。」而且相信這種轉變的可能性，「在俄國由於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到今天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農村公社（即村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徵，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馬恩全集》第19頁第431頁）。」他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的信中也說：「俄國發展它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贊成。」這就是說馬克思已經轉而相信俄國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夠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直接達到共產主義？馬克思把這種跨越稱之為「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對於如何實現跨越這一道「卡夫丁峽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國農村公社」轉變為共產主義的「歷史環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個體耕作變為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有助於他們從事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來（《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頁）。」通過這樣的設想，馬克思就認為俄國從一個極其原始落後的村社所有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統治的俄國就可以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甚至還設想，像俄國這樣一個以俄國沙皇為首的封建貴族層層統治的社會也可以墊款支助農民過渡到共產主義。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變成幻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為《共產黨宣言》所合寫的《序言》中還說：「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驚。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寫的《流亡者文獻》中第五篇《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恩格斯卻正確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會發展的階段上，變成了農業生產的桎梏和障礙因而漸漸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羅斯（即俄國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這就證明農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農村社會關係在這裡還處於很不發達的狀態。」這種公社「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基礎。」馬克思曾反覆說明，只有在生產力充分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實現共產主義，而現在競然認為以十分落後的村社所有製為基礎的「東方專制制度」的社會也能夠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就說明馬克思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棄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則。馬克思已經陷入了自己理論的困境，使自己從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十分自信走進了迷惘，應該說這是他的理論的貧困。

四、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

馬克思主義由於脫離了時代，他的理論在西方沒有市場，只能經過伯恩斯坦和其他社會民主黨人不斷地修正，以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才能使社會民主黨繼續存在，獲得發展，並且作出貢獻。但在東方，卻被列寧原封不動地全面繼承下來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後實現了，說明列寧是馬克思的真正的繼承者。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能夠在東方找到市場，是由於東方農民小生產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會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的政治制度與馬克思的集中的強製革命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實際上列寧所建立的仍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黨和國家，並沒有改變沙皇俄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質。列寧在挑選接班人時，不滿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卻利用權術排除了他的對手，成為比沙皇更加殘酷的專制統治暴君，這實際上是列寧所建立的專制主義的黨所必然要出現的後果。

中國是一個比沙皇俄國更加落後的農民小生產者占絕對優勢的國家，不但農民人口佔全社會人口的90%甚至超過，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資產階級只在沿海少數幾個城裡剛剛產生。工人階級還十分微弱，甚至還沒有完全擺脫農民意識，因此，中國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場農民革命。雖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那是斯大林解釋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到了中國，也必然要按照農民小生產者的思想再解釋，把馬克思主義改變成農民革命主義，這種改變在毛澤東思想中是處處可見的。例如馬克思說，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生產關係的變革，經濟基礎的發展促進上層建築的變革，但毛澤東卻說：「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有了國家機器，然後進行宣傳，取得實力，才大大推動生產關係的改變，生產關係搞好了，走上軌道，就為生產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學》<社會主義部分> 筆記)。」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就是這樣乾的。馬克思說：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由於生產還不豐富，還只能「按勞取值」，毛澤東在生產力還十分落後和低下的情況下，就要搞絕對平均主義，恢復供給制，有飯大家吃。馬克思尊重科學，把科學發展作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毛澤東排斥科學，排斥知識和知識分子，認為低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他要用農民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搞大躍進，人海戰術，大鍊鋼鐵，糧食畝產十萬斤，所有這些都造成生產的徹底破壞。馬克思建立階級鬥爭的歷史觀，把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這已經是錯誤的，但還沒有像毛澤東那樣，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階級鬥爭擴大化、普遍化，對不論什麼問題都要上升到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辯證法庸俗化，發明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時把不同意見的人們打成敵我矛盾，等等。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建國以後在毛澤東統治的27年中，造成了幾千萬人餓死，幾百萬知識分子遭到無情打擊，據官方數字，僅在一次反右派運動中就有上百萬知識分子被斗，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實際上不止此數）。這說明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一場地道的農民革命，他的理論也是地道的農民革命的理論，他的真正思想源頭來自農民。因此，從一方面說，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有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我國自己的歷史，有利於對我國的思想、意識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源與流的關係，基本的理論構架仍然來自馬克思，從而又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農民革命的工具，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悲劇。

2004年1月30日最後改完2004/04/06五柳村收到04/08製作上網在五柳村國內版。2008/07/06轉移到五柳村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