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哲學的「理性」

　　一、哲學的本質：理性

　　哲學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因為哲學是在最高層次上關於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思想認識中，對「普遍規律」的尋求。哲學不僅「力圖把人類理性呈現其活動的必需形式和原則自覺地表現出來，力圖把這些形式和原則從原始的知覺、感情和衝動的形式轉化為概念的形式」，而且還必須「力圖將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材料用概念明確地表達出來，就這樣，在這樣艱苦嘗試的歷史過程中，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結構也就逐步地顯露出來了。」[1]黑格爾把哲學知識看成是「純思」和「概念的範疇」，哲學的要求是在思想中得到最高的內在滿足，它離開經驗的初始狀態，總要超出經驗，從而使自己提高到「思維本身純粹不雜的要素」，也就是提高到純思想的境地，思想正是在「純思」中，在「現象的普遍本質的理念」中，才能得到自身的滿足。哲學的任務在於由事物追溯到明確的思想，這也就是反思（Reflexion），哲學在於認識事物的本質。故而，「哲學是理性的知識」，「哲學是關於真理必然性的科學，是概念式的認識。」[2]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人類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認識，所以也可以說，哲學是對於認識的認識，對思想的再思想。因而哲學不是報道事實，它脫離了「物理事件」，而是在探討事實背後的隱義，進入關於事物本質的「觀念世界」。在此當中它所進行的思維活動是一種「純粹的」理性思維活動，所以哲學思維是一種純理論思維，它是一種極具高度的抽象思維、邏輯思維、命題性思維。因此，就不同層次上的「理性」而言，可把哲學的「理性」視為「至尊」。

　　「理性」是人的一種抽象能力，相對非理性而言，理性是人類思維的最高層次。

　　蘇格拉底認為，人是一個對理性問題能給予回答的存在物。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的理性，它使人脫離了狹義的動物界。當然，就其內容、含義來說，理性也是多義的（悟性或知性也可歸於理性，但它們處於理性的低級階段），理性不僅是哲學所特有的財產，可以說，理性基本上是人人所具有的。「無論在什麼階段的文化或精神發展里，總可在人心中發現理性。所以自古以來，人就被稱為理性的存在，這的確是很有道理」[3]。

　　理性不僅蘊含於哲學及其思維之中，而且還滲透在常識、藝術、宗教和科學等思維與知識中，但這裡的「理性」是作為「組織」對某一領域的某一事物認識的思維與知識的「工具」，而不是對普遍的統一性的「凝聚」，它們有理性的滲透，但不是哲學層面上的「理性」。因為哲學思想所揭示的是常識、藝術、宗教，甚至科學等所有這些聯結在一起的具有一種普遍功能的統一性，而它們只是哲學這一統一性主旋律的多重變奏，其中蘊含的理性不是最高等級的「宇宙理性」，即哲學的「理性」，也並非是它們最本質的屬性。而哲學本質上即是「理性」，因為如上所言，哲學探討的是世界的普遍本質和整體意義，脫離了與個別的具體事物的關係，表現出了「普遍性」的性格，它只有概念，沒有圖像，它的靈魂就是思想。由此，借用某些現代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一種工具的話語方式來說，哲學的理性，就是作為組織關於宇宙最一般性的知識的「工具」，也可稱之為關於宇宙知識的理性。知識可分為不同的等級和層次，知識於本質上是尋求事物的普遍性和規律的，對其進行認識就形成知識，如科學知識、哲學知識等，因而抽象的概括也就有不同的等級和層次，科學知識就不會像哲學知識那樣，能夠滿足思想的最普遍、最深切的需要。哲學意在尋求整個世界的本質及最一般規律的知識，以思想為對象，得到最高的內在滿足。其認識的過程是極其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維的過程，這種哲學上的「純思」從常識、藝術、宗教和科學等知識中超拔出來，形成最高等級和最高層次上的理性，「理性之所司，就在於純思維。」[4]這就是哲學思維，它是人類用理性把握宇宙的最高方式，構成了人類理性中最具有整體意義和普遍必然性的那一部分，因而也是人類最抽象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時也形成了人類最高的理性思維形式。馬克思認為，哲學是理性的，「最新的哲學只是承繼赫拉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所開始的工作。」這是「永遠新穎的理性哲學。」[5]這也是理性蘊含於哲學中的「絕對性」的表現。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於「理性」有其相對不同的釋說。

二、哲人們視域中的理性

　　從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約前540－約前480－470之間）的主要包含有「談論」、「說明」、「思想」、「理性」、「語言」等之意的「邏各斯」（logos）開始，就給哲學戴上了「理性」的光環。赫拉克利特說，邏各斯是「永恆存在的」，「如果不聽從我而聽從這個邏各斯，就會一致說萬物是一，就是智慧。」[6]在赫拉克利特看來，邏各斯是每人遵守的共同東西，邏各斯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即統一性，普遍性，也就是指事物的普遍規律。它代表著普遍的尺度、規律和語法，它是超越感性世界的精神活動，是使萬物為一的「宇宙理性」，它是智慧，即哲學的智慧。邏各斯的提出，賦予了世界「新的秩序」，也奠定了哲學的根基。在黑格爾看來，古代哲學家用Nous（理性）① 統治這個世界，用我們的說法，「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是世界的共性」。由此，努斯和邏各斯使「理性」大展雙翼。

　　蘇格拉底對理性的努斯精神作了新解，開始強調了理性的主體性。他認為，外在的東西是由經驗而來，但其中的共相卻屬於思維，真正的普遍性的思維。作為思維者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認為真理這一正當的東西，就是精神中的精神。「精神從自身中汲取出來的東西，對精神有效準的東西，必須是從作為共相的精神中，從作為共相而活動的精神中來的」。有比「特殊」的更高的東西就是「真正的思維、概念、理性的東西。」[7]他的理性精神即人是自由的，無求於外，從意識、精神的自身中引出真理，其精神是主觀的。蘇格拉底強調了主體性的「理性精神」，進一步駛進尋求普遍規律的邏各斯的航程。

　　從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6世紀末－約前5世紀中葉以後）、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開始鑄造了通向理性的「終極關懷」，研究世界普遍本質的經典模式。

　　亞里士多德把純粹哲學或「形而上學」與其他科學區別開來。亞里士多德認為，它是研究存在之為存在以及存在自在自為性質的科學。在討論本體論的目的或善的原則中，進一步建構了理性概念。他說：「因此若以理性為至善，理性就只能致想於神聖的自身，而思想就成為思想于思想的一種思想。」[8]理性以自身為對象，追求著「思想的思想」，在自我意識中達到邏各斯的統一，理性內在的統一。因為，在他那裡的理性，既包含著努斯的主觀能動性，又包含著邏各斯的客觀制約性。這也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由此，邏各斯具有生命力。亞里士多德對善、目的、最普遍的共相即理念的探討，不同於柏拉圖，柏拉圖的理念缺乏生命的原則，主觀性的原則，而亞里士多德卻持有這些原則，他將「努斯」和「邏各斯」、主觀和客觀於「理性」的概念之中達成了內在的統一。在他對古希臘哲學的最高總結和概括中為西方理性主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中世紀，一些哲學家把哲學和神學結合了起來，走向了基督教的啟示道路。當時作為思想的先驅者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認為，在希臘哲學那裡有一個錯誤的傾向，即把理性力量奉為人的最高力量，當得到特殊神明啟示之後，你會發現，人是根據上帝的形象而被創造的，理性本性不是唯一的，不能指向我們通向真理、智慧的道路，因為它是含混不清的。理性要恢復它的本性，要靠神的恩賜，靠基督教的啟示。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6－1274）也認為，理性得不到上帝賜予的指引和啟發，理性就不能正確使用它應有的權利。此時的理性為「神的理性」。

　　於近代，17世紀重新開啟了「理性時代」，以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等為代表的哲學追逐著古希臘的「形而上學」，但又賦予其新的蘊意，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理性成為「永恆真理」的王國，成為近代以來時代精神的核心概念。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把理性自身努斯原則（能動性）和邏各斯的原則（確定性）統一在思維範圍之內，突出了哲學理性的「主體性原則」，構成了近代哲學思想的基礎。卡西爾認為，17世紀的「理性」試圖從某種直覺地把握到了的最高的確定性出發，用以演繹的方式將可能的知識的整個鏈條加以延長；18世紀則摒棄了這種演繹和證明的方法，不把理性看作知識、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種能力，一種力量，是一種「引導我們去發現真理、建立真理和確定真理的獨創性的理智力量」。[9]近代哲學將理性僅看作是本原性的存在，注重的是形式化，用形式邏輯規定理性，以有限的概念和邏輯方法，追求無限的東西，也使得它最後求助於上帝（如笛卡爾哲學）。近代哲學研究認識論的問題，更加凸顯了邏各斯的力量，但邏各斯和努斯在理性自身中加以對立，同時，導致了主體和客體的二分法。

　　而19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將努斯和邏各斯統一於理性的自我運動之中。康德哲學進一步挖掘和發揚了「理性」的功能和作用，把形而上學視為人類理性自身的科學，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全部文化的頂峰。為了說明他的「未來的形而上學」與舊形而上學的不同，他把形而上學同具體科學作了比較，從中說明了哲學本質上的最高級的理性特徵。雖然形而上學和數學都含有理性的「技術」，但哲學的知識是由理性自概念所得到的知識；數學的知識是由理性自構成概念所得到的知識。所謂構成概念，就是指先天的展示，與「概念」相應的「直觀」而言。也就是數學概念這種純粹理性可以在純粹直觀中把它轉化為具體的形式或表象。比如，要構成一個三角形，可以由想像在純粹直觀中表現出與此概念相對應的對象。即具體圖形描畫此圖是經驗的，但它是「三角形」的概念表現，並不損及概念的普遍性。數學知識正是依靠這種純粹直觀及其以此為依據經驗直觀而獲得。而哲學概念卻不可能在純粹的直觀中被構造出來，如，理性、目的、實體、原因不能以某一具體圖像而表現。哲學知識是在普遍中考慮特殊，而數學知識則是在特殊中或在個別事例中考慮普遍。所以兩種「理性知識」有本質的差異，數學僅以量為對象，數學知識「專限於量」之原因，是在量的概念容許構成的層面。而哲學以「質」為對象，它不能在任何「非經驗的直觀」中得以表現，因此，哲學的理性是僅能由概念獲得「質」的知識[10]。所以，哲學（形而上學或玄學）是完全孤立之思辨的理性學問，非如數學根據概念適用於直觀者，它是純粹的理智和純粹的理性知識（康德的理性更強調了人的意義，「人為自然立法」）。古希臘的「邏各斯」的能量在此延續並盡情釋放。

　　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中把西方理性主義推向極致。他認為，「哲學是理性的知識」。形而上學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學，而思想是能夠表達事物本質的，它是思想活動的產物，思想的形成或規定性一般是普遍的抽象的東西。這「普遍性」是西方一直所強調的「理性」（邏各斯）的基本表達方式，它給予普遍的本質以確定性和規範性。它不只是客觀的東西，同時它也是一種主觀的活動。哲學的理性也是一種反思，是指人在思維中思維，對思想進行再思想。「人是能思維的，它就思想思維著思想。在思維里只有思想才是對象；同樣，理性產生合理的東西，理性也就是理性的對象。」[11]「理性知道只有在共相中獲得自己、發現自己」[12]。在他看來，哲學是對事物的思維著的考察，而這種思維就是把一個對象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的思維。理性（邏各斯）對雜多事物進行抽象，通過反思超越了感性經驗，上升到事物的「共相」，求得「普遍性」原則，直達事物的本質。（當然，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絕對的普遍本質」。）這是一種思辨的思維，這種思維活動所特有的普遍形式就是概念，哲學就是概念式的認識，由此而達到對於思想活動的產物事物本質的概括。因此，這一普遍性的概念思維就是人類最高的理性思維形式，他認為哲學為我們贏得了最高理性知識的珍寶。他發展、鞏固了以往哲學（形而上學）通有的「邏各斯」的信念。作為形而上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把理性主義推至巔峰。

　　無論是關於世界的同一性、普遍性或整體性，還是建構世界主體性的同一性、普遍性或整體性，都保證了其各個環節與部分皆分享著哲學的理性。

　　此後，拒斥形而上學，反對理性主義的呼聲高漲，從叔本華開始掀起了「非理性主義」的熱潮，爾後，尼采、海德格爾和德里達等人似乎都在宣布形而上學的終結，但拒斥形而上學的哲學家都有著自己「本體論」的承諾，形而上學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或走向了另一種同一性、普遍性或整體性。

　　就分析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而言，他也曾經建議放棄「抽象」，但他卻與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一起，倡導新邏輯，成為新邏輯的偉大的首創者之一。「令人極其奇怪的是，系統性的概括——即那種不再需要抽象的概括，——極其確切地提供了某種把結構顯示出來，並用符號將它表達出來以便使人們將它當成一個純抽象的形式加以識別的技巧。」[13]羅素的研究主要依賴於自然科學，但他基於關係的邏輯研究仍建立於「潛在的哲學領域之內」。分析哲學家在反對形而上學的時候，認為全部的形而上學毫無意義，試圖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清除形而上學，但他們仍舊在使用著形而上學的概念，使自己的討論也須升入到形而上學的層次。還有的哲學家認為，以往的形而上學之所以引起哲學家的反感，是因為它把某種生硬的概念體系當作人們的智慧模式，沒有顧及人們的自然思維活動，與日常思維方式相違。但形而上學本身沒有錯，即試圖揭示人們活動中已存在的概念圖式，用分析的方法梳理我們日常思維混雜的命題形式，這是形而上學的基本任務。傳統的形而上學只是運用了描述的方法揭示出概念結構的最一般的特徵，其在強調形而上學應當是啟發人們智慧的思維方式。應該說，這些哲學家在對傳統的形而上學揭示最一般概念或概念圖式的方法上作了更新或補充。語言哲學儘管使理性和同一性、整體性思想發生了變化和轉型，但並沒有把它們從哲學領域驅逐出去。

　　還有哲學家認為，對形而上學批判的原本意圖，就是拯救被以往形而上學犧牲掉的非同一性、非整合性、異質性、偶然性等環節。在多元性的聲音中，在交往實踐中而實現社會化的主體，「交往行為的主體各自都把他們的生活世界當作是一個主體間所共有的整體背景」[14]。在這一基礎上重構理性，這種「交往理性」，擺脫了傳統形而上學理性面對的困境。這樣，「理性的同一性」才可相互理解。哈貝馬斯（Habermas, Jürgen 1929－）認為，真正的後形而上學思想既可以避免以往形而上學的「理性陷阱」，又可以葆有啟蒙意義的理性批判的思想鋒芒。

　　上述可見，形而上學的合理性仍然存在，不僅如此，而且還說明著「理性」的光照在日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