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民族文化基因（人民眼·本期聚焦·傳統文化）

孔子像馬國英繪

江西省廣昌縣實驗小學學生正在誦讀儒學經典名句。曾恆貴攝（人民視覺）6年前，幾位飽學之士，走出京城，匯聚孔子故里、尼山腳下，創辦尼山聖源書院，干起傳承儒學大事。6年來，一群有志之士，紛入書院做義工，「背著乾糧為孔子打工」，從「尼山論道」到「尼山會講」，從「尼山師訓」到「尼山論壇」，從「尼山體驗」到「儒學下鄉」，弘揚儒家思想，傳播中華文化，聲名遠播海外，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位專家學者慕名而至，展開東西方文化對話交流，甚至連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匈牙利前總理邁傑希也登台演講。為推動儒學走近民眾，這群有志之士傾情村野，把課堂開到村裡，讓儒學重回鄉村，用通俗語言、生動故事，為村民講授《弟子規》《孝經》《論語》等經典，從孝道入手，再倡鄉村儒學，啟迪百姓心智，重建倫理秩序。此舉讓鄉村如沐春風，引發山東鄉村儒學熱，120多個鄉鎮綜合文化站、1900多個村文化大院紛紛建成儒學講堂。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山東曲阜，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需要摒棄的封建糟粕，但它的許多內容，比如孝悌、仁愛、誠信、禮義、廉恥等，源自人性的深處，是一切文明人所不能離棄的人倫道德底線，也是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重要文化基因。只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儒學完全可以也必將成為中國當代文明建設的重要精神資源。牟鍾鑒，1939年生，山東煙台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史學家、宗教史學家。尼山聖源書院首任院長。王殿卿，1936年生，河北廊坊人，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原常務副院長、教授，德育教育家。尼山聖源書院首任常務副院長。趙法生，1963年生，山東青州人，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尼山聖源書院秘書長。儒學不是宗教，是社會德教「現在國學的教育和復興，使"魂』與"根』對接」中央民族大學西側，有一片老式住宅樓，牟鍾鑒先生的寓所藏在其中。一個夜晚，我敲響角落裡的一扇門。牟先生身材頎長，顴骨高聳，眼睛深陷，身子薄如板，鏡片厚如瓶，一副仙風道骨。握先生之手，好像握著一把柴。請益倆小時，不由心生敬畏，嘆服先生睿智，景仰先生儒雅。臨別時，我提出請求：「牟先生，能和您合張影嗎？」先生連聲說：「可以，可以。」牟夫人聞聲而至。我把手機遞給夫人，執意請先生端坐藤椅，自己彎腰伏在身後。書房空間小，手機難變焦，牟夫人照了兩張，不太理想，索性往地上一跪。這一跪，讓我心頭一震，肅然起敬。記者：有人把儒學稱作儒教，我國古代把儒學歸入「儒釋道三教」，韓國和日本習慣稱為儒教，東南亞也把它當作宗教。依您來看，儒學是宗教嗎？牟鍾鑒：這就看你對宗教的理解了。如果把宗教理解得很寬泛，像蒂里希講的終極關切，那儒學是宗教。如果按照我們的理解，儒學就不是宗教。宗教一定得有彼岸的追求，也就是超人間的力量，是一種神靈崇拜，是一種來世的彼岸，是一個天國。中國古代所說的「儒釋道三教」，那個「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之教。儒學有宗教性，但不能說它是宗教。孔子被譽為「大成至聖先師」，他不是神，也不是王，而是師。記者：國內有一種觀點，弘揚儒學，應該借鑒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的做法，把它作為宗教來信仰、崇拜，規範人們的言行。您贊成這個觀點嗎？牟鍾鑒：我不贊成。在韓國，儒學被稱為儒教。香港有六大宗教，其中之一就是孔教。東南亞一帶都有孔教會，受儒家影響特別大。雖然我不贊成，但是我尊重，也能理解。因為，當地有很多宗教，如果你本身沒有一個教會組織，不能成為一種宗教，與周圍的信仰就沒有平等地位。對待海外把儒學當作宗教，我們應該抱持開放的心態。為什麼？儒釋道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這些華人現在的價值觀還是儒釋道，作為民族的凝聚和紐帶、精神寄託，這個是共通的，應該鼓勵和支持他們。記者：儒學所涉及的內容很廣泛，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您對儒學的定位是什麼？牟鍾鑒：我稱儒學為社會德教，是道德教化。比如說「五常八德」，政治上的「為政以德」「德主刑輔」「禮法合治」「民惟邦本」；經濟上的「養民富民」「開源節流」「見利思義」；文藝上的「文以載道」「盡善盡美」；軍事上的「仁者無敵」「義兵必勝」；教育上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學思並重」；外交上的「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等等，在今天也都適用。所以，我將它稱為「社會德教」。如果把它變成一個純粹的宗教團體，就狹窄化了。記者：從1912年蔡元培提出廢除讀經等改革開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再到十年「文革」，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幾次被否定。直到現在，不少到過韓國、日本的人都說，他們比中國更尊敬孔子。為什麼儒學會在中國命運多舛？牟鍾鑒：這要追溯到100年前，近代中國落後挨打，引起國民的文化自卑和偏激情緒，覺得儒家文化阻礙了中國現代化，興起「反傳統、反孔教」，致使儒學成為「遊魂」，民族文化根基一度被剷除，民族精神命脈一度被割斷，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成為精神上的「流浪漢」，加上受功利主義大潮衝擊，本來很脆弱的傳統道德更加衰微。王陽明說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把自己家裡無盡的寶藏給扔了，卻效法那些討飯的孩子，這不挺可憐嗎？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是名存實亡的。現代化過程和社會轉型中，各種矛盾層出不窮，需要傳統道德維繫社會穩定，以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歐美現代化過程中，有改革後的基督教道德維持精神生活。韓國與我國台灣在經濟起飛中，有改良的儒家傳統道德在配合市場化過程，文化上都未出現斷裂。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華僑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們為人處世的價值觀，超越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界域。記者：百年來儒學幾次被否定，耽誤了幾代人的國學教育。比如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長大，沒有接受過良好、系統的國學教育，加上經歷「批林批孔」，儒學知識淺薄，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我們現在亡羊補牢，重振儒學，還來得及嗎？牟鍾鑒：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脈不是僅僅靠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就能剷除的。即使在「文革」中，「孔家店」倒了，而老百姓的血液里還有。歷史證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潤於肌膚、浸入骨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成為民族的文化基因。我們還有傳統文化的根在，只是「喪魂落魄」，現在把「魂」找回來，與「根」對接起來。現在國學的教育和復興，讓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美德重新歸附到民族之體上，特別是要回歸到作為根基的廣大民眾的生活中，使「魂」與「根」對接。這是重建禮儀之邦、道德之國的基礎性工程。孔子說「禮失求諸野」，我把它改為「禮失求諸鄰」。但是，如果再不振興，也有危險了。基因是會變異的，基因遺傳是會斷裂的。我們要有危機感、緊迫感，要有憂患意識。陳水扁在台灣搞「台獨」，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國化」。大陸有些人也在不斷否定傳統文化，教育上重洋輕中、重智輕德、重理輕文，培養出很多高智商、精專業的博士，卻沒有中國心、道德魂，這實際上是做著「去中國化」的蠢事，應該猛醒了。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是不可能真正愛國家的。記者：黨的十八大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儒家思想是什麼關係？牟鍾鑒：有聯繫。我覺得相當一部分都與儒家思想有內在的聯繫。比如說，「文明」，《易傳》里就有；「和諧」，《論語》里有「和為貴」「和而不同」；「敬業」，《禮記》里有「敬業樂群」；「友善」，《孟子》里有「與人為善」；「愛國」，《北史》里有「盡忠報國」；「誠信」就更不用說了，《論語》里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中庸》《孟子》里論「誠」的內容很多。可以說，儒家思想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源流之一。記者：「民主」「平等」是舶來品嗎？牟鍾鑒：「民主」這個詞是從西方來的，但儒家有民本思想，主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君為輕」；強調「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突出民心向背的重要。儘管「民本」和「民主」有區別，但強調「民」的重要性，不能說它與民主沒關係。儒家的忠恕之道，最能體現平等精神。「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人」更好。用儒家思想，辦儒家事業「政府支持推廣國學十分重要，但推廣國學不能搞運動」王殿卿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望京西。與他見面，是在周六。八點半，小區旁的茶館反鎖著門，我們試探了一下，居然叩開。那天上午，重霾鎖城，馬路對面，就是外形奇特的望京SOHO寫字樓，雖然百步咫尺，卻憑空消失，不由讓人懷念起「APEC藍」。茶館裡梵樂低回，我倆兩杯白開水，對聊倆小時。王先生身材魁梧，性格開朗，談笑風生，表情豐富，很會調動氣氛，雖然年近耄耋，依然激情澎湃，充滿活力。記者：您長期從事學校德育研究，接觸亞洲「四小龍」的德育情況比較早，儒學對「四小龍」有怎樣的影響？王殿卿：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他們20世紀80年代開設儒家倫理課，中學三四年級需把儒家倫理讀下來。台灣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一直到現在也沒變。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台灣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四書」內容，列入高中課程。我曾經去過韓國3次，感受最深的，是原汁原味的儒學。儒學從中國傳到韓國、日本。韓國古代的120所書院，到現在還保留著，只是不執行原來的功能了。我考察過韓國十幾所書院，有的是旅遊景點，有的是民間傳播文化和道德的基地。韓國紙幣上印有歷史人物頭像，其中一個叫李退溪（公元1502年—1571年），是古代朝鮮的儒學泰斗，被稱作「韓國的孔子」；一個叫李栗谷，被稱作「韓國的孟子」。我第一次去時，就到了李退溪辦的陶山書院，在慶尚北道。當地有好多宋代的文物，明代的也比較多，包括明代皇帝對朝鮮王朝官員的任命書，蓋著皇帝的玉璽。韓國官員接待我時自豪地說：「我們也是"孔孟之鄉』。」那次還碰上陶山書院的「忠孝禮教育館」舉辦儒家倫理夏令營，這讓我非常感慨，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學生夏令營是學儒家倫理的。記者：尼山聖源書院的教師都是義工，不但無利可圖，還貼進去不少錢。社會上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些誤解。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王殿卿：知識分子要有社會擔當，這是一種境界。我們辦書院為的是什麼？為官？我們都當過了。為職稱？我們都有了。為錢？國家給的退休金夠花了。我們為的是，在有生之年，能夠為今後的中國教育發展蹚蹚路子，既是心愿，更是幸福。用牟鍾鑒先生的話講：用儒家思想，辦儒家事業。這已經成為尼山聖源書院同仁的座右銘。工作是一種職業，職業是為了飯碗，但是變成事業的時候，就要有精神了。中國人是有信仰的，有信仰不等於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文化，是中國人的價值觀。記者：這幾年，很多地方都興辦起書院。您辦了這麼多年書院，如何看待以書院傳承儒學這種模式？王殿卿：當今民辦書院的基本任務，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培養有中國心、有中國精神的人才。不是現在學校里批量生產「標準件」，那容易製造出沒有精神、沒有思想、任人使用的工具。我們辦書院，是想為中國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條路子。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輝煌篇章，培育出一代代名家泰斗、志士賢達，創造出光耀世界的文明，積澱了豐富的教育智慧和優良傳統，為辦好當今中國教育留下取之不盡的智慧之源。清末民初，書院逐漸被現代學堂所取代，開啟「克隆」外來教育的時期。當今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需要有屬於中國自己的教育，在反思百年「拿來主義」得失的基礎上，開發和承接中國古代書院的優良傳統，建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能夠立德樹人的中國教育，乃是當代中國「教育人」的歷史責任。「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現在喊得很響，還未有效落實！民辦學校可以憑藉體制靈活性進行探索，體制內做不到的，體制外能做到。藉助儒家倫理，繼承書院傳統，探索立德樹人教育新模式，真正把孩子當人去培養，而不是單純培訓考試機器，為民族復興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記者：現在出現的國學熱，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出現一些不好的現象，有的地方搞形式主義，有的利用孔子賺錢。您怎麼看這個問題？王殿卿：政府支持推廣國學十分重要，但推廣國學不能搞運動。有的地方把推廣儒學作為政績工程，搞「大躍進」，結果適得其反，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有的地方以辦書院為名斂財，把孔子當成「搖錢樹」。有的暑期國學班，上幾天就花上萬元。前兩天有人找我幫忙，要建一個佔地3000畝的書院，我一聽就不對味，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樣會害了儒學。農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目前鄉村中的許多問題，恰恰是因為人倫和文化的基礎受損」與趙法生博士幾次錯過：我去尼山聖源書院採訪時，他剛離開；他去書院講課時，我又脫不開身。好在他頻繁往返京魯，乾脆約定濟南見面。連著幾次他來濟南，我倆都聊至深夜。因是同齡人，又都有濃烈的鄉村情懷，我倆聊得酣暢淋漓，相見恨晚。趙法生的閱歷很豐富：文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哲學博士，擔任過青島海底世界總經理，從商界跨越到學界，投身儒學研究。開辦鄉村儒學以來，趙法生一年中有半載在山東。2014年，他又在家鄉青州開設3個鄉村儒學教學點，還赴濟南、煙台、濱州、濰坊、臨沂等地講課。有天深夜，手機鈴響。他一看：「喲，兒子從德國打來的。」電話里，依稀聽到對方說：「您老是在外面跑，要注意休息，別太累。」放下電話，他臉上放光：「兒子大了，知道疼人哩。」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深為他欣慰。記者：聽說您和同道們在山東泗水開講鄉村儒學，初衷是做實驗。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趙法生：中華文明被稱為鄉土文明，鄉村曾是儒家文化的沃土，曾經有一套完整的教化體系：私塾、宗族、宗祠、家譜、家訓、家禮、鄉紳等，構成鄉村道德和自治秩序的基礎。教化一旦蕩然無存，是非、對錯、美醜顛倒，道德底線就會垮塌。過去，一戶人家出了囚犯，全家人抬不起頭；現在，有人刑滿釋放卻像英雄凱旋。農村的孝道問題日益突出，我看到一份社會調查，部分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持續上升，有的老人說「葯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比親兒子還親，讓人震驚和痛心！儒學的當代困境，是失去了傳承體系而遊魂化。我們在書院幾位老先生的支持下進行這個實驗，是要從儒學的發源地再出發，通過儒家的孝道和五倫教育，重建鄉村的倫理秩序和文化生態。為什麼要選擇孔子的誕生地？因為，如果連這裡都不管用的話，那儒學確實是不再適合這個時代了。記者：有些地方的農村現在有一種現象：一方面禮義廉恥缺失、倫理道德荒蕪，另一方面卻熱衷宗教，邪教的傳播也不是沒有，就連孔子故里也是這樣。箇中原因是什麼？趙法生：據了解，從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間，基督教在中國傳了70萬信徒，一些早期來華傳教士，信徒寥寥，本人反倒鑽研和翻譯儒釋道經典，成為很有造詣的漢學家。著名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甚至成了虔誠的孔教徒。但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中國基督徒激增。究其原因，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之後，儒家傳統缺少傳承，一些群眾失去精神寄託，各種外來宗教乘虛而入。孔子故里也不例外，尼山周圍一帶的老百姓，至今仍然只知道有「孔老二」，不知道有孔子，而「孔老二」恰恰是對孔子的蔑稱。記者：儒家誕生於2500多年前，為什麼對於當今鄉村的道德建設依然有效？趙法生：的確，並不是儒學的所有思想都適合於當代，它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可是，孔子曾說，孝悌仁愛、恭敬禮讓、誠信待人這些道德，即使夷狄也不能缺少，也就是說，儒家的基本人倫道德並不會因為地域和時代變化而喪失價值。相反，技術越發達，經濟越發展，社會對於基本人倫道德的需求就越強烈，就像高速鐵路需要更堅實的路基一樣。目前鄉村中的許多問題，恰恰是因為人倫和文化的基礎受損。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傳統，數千年形成的家庭價值和五倫之道被簡單否定，家人內部的和諧相處越來越困難。家庭是村莊組成的共同體，家庭倫理失范所帶來的矛盾必然溢出家庭本身，影響村莊風氣，而由於教化真空和倫理失范引發的問題，恰恰是法律所難以根治的。道德教化是儒家之長處，現在的鄉村儒學發揮了這些長處，又將它們與現代村莊治理相結合，通過鄉村儒學講堂，構建了以家庭倫理為基礎又超越傳統家族制度，並面向全體村民的道德教化體系。事實證明，孝、悌、仁、愛、禮、義、廉、恥等儒家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朋友有信等人倫之道，源於人心，發自人心，村民是認同的，也願意躬行實踐。只要教化對路，持之以恆，自能春風化雨，收到化民成俗的效果。記者：我看到一則報道，有些人到農村講儒學時，還沒講完，就走了一半人，原因是聽不懂。我採訪時，發現很多人對《弟子規》津津樂道，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儒學精華很多，您在講鄉村儒學時，為什麼首先選擇《弟子規》？趙法生：農民文化程度較低，給他們講儒學，不能照本宣科，要用淺顯易懂的教材，要講故事和體會，還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語言，力求生動活潑。《弟子規》是一本蒙學讀物，源自《論語》「學而篇」，講的是人生最基礎的禮義規範，淺顯易懂，合轍押韻，朗朗上口，很適合給農民講課。對懷疑《弟子規》作用的人，建議他走出辦公室，到老百姓中間去，看看那些因這本小冊子而化干戈為玉帛的家庭，問問那些因為這本小書而不再受兒媳虐待的老人。《弟子規》之所以有效，在於它重新喚醒了人性中的良知，這正是儒家教化之根本。當然，《弟子規》的思想畢竟源自幾千年前，我們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除了《弟子規》，我們今後還要向老百姓講解《論語》《孟子》《增廣賢文》等。記者：您是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老往鄉下跑，會不會影響本職工作？別人能理解嗎？趙法生：當然有影響，我手頭的兩本學術著作出版時間不得不推遲。另外，有人懷疑我們的動機，有人認為鄉村儒學不是真學問，也有人對儒學心存偏見，全部視為封建糟粕，說我們是在誤人子弟。其實，我們做這一場實驗，是身為農家子弟對農家的牽掛。鄉村從中國文化的蓄水池向文化沙漠轉變，沒有文化的人都在逃離鄉村，何況文化人呢？農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太需要安身立命的支撐了。村民那渴望和理解的眼神，是對我們最大的獎賞。我們渴望更多的學界同道加入到儒學下鄉的行列中來，共同喚醒民族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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