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舉要-儒卷》序

《國學舉要-儒卷》序

《國學舉要-儒卷》，蒙培元 任文利 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儒學是「國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構成「國學」核心內容的部分，這一點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何謂儒學?儒學之「學」與所謂儒道之「道」、儒教之「教」又有什麼關係?這類問題歷來有爭論，近現代以來更有甚，而且至今沒有結論。本書是如何解決這類問題呢?在這裡簡單地作一交代。在歷史上，對於儒家學派及其學說，確有「儒學」、「儒道」與「儒教」的不同稱謂或提法，但是並沒有就稱謂問題進行過專門的辯論，只是在儒、道、佛之間進行過學說內容的辯論。自從西方耶穌教(天主教)傳入中國之後，才真正開始了儒學是不是宗教的辯論。進入近代以後，更有將儒學、儒教區分開來的趨勢。比如康有為要建立孔教，便將孔子學說當作宗教學說來看待；洪秀全反對孔子，也是從宗教的立場上反孔的。與此相對立，胡適提倡科學，便將孔子和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哲學或學問來研究，他的考據學方法更是將這種研究引向文獻考證、文字考釋的所謂純學術的道路，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將這種學問看成是真正的「學術」。甚至在西方，傳統的「漢學」研究也與這種方法有關。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學者將儒學視作人文關懷、人文價值的傳統學說來研究，不管從哲學、倫理學、美學或教育學等方面進行研究，都離不開它的人文主義精神或本質。這應是當前研究儒學的主流，我們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研究並撰寫《儒卷》的。但是「人文」這一概念，範圍很寬泛，涵義也不確定。中國古代就有「人文」這一概念，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文」或「人文主義」，確實與古代的「人文」精神有內在聯繫，但又有新的發展，因為我們生活在現時代，不能離開現代的文化背景，我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解讀，就是從這個文化背景出發的。更何況「人文主義」一詞就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但是雖然如此，儒家的人文主義同西方的人文主義卻大不相同，正是這種不同，顯示了儒家學說的特點。今日研究中國傳統學說，包括儒家學說，必須在中西比較的大環境、大背景下進行研究，但又要避免用西方學說的觀點和方法套解中國的傳統學說，我們應當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環境下充分發掘儒家學說的精神意蘊。這看起來是一個「悖論」，即既要使用西方的名詞、概念(經過翻譯)，又要與西方思想相區別；這難道是可能的嗎?我們認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當我們使用從西方翻譯過來的某些名詞、概念解釋傳統儒家學說時，這本身就意味著二者有某種「共性」；但這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限制的，我們必須說明，在什麼意義上是共同的，在什麼意義上是不同的，對於這種不同，必須從內涵上加以說明，給出明確的介說。這不僅是中西互相解釋(馮友蘭先生語)，而且是互相對話。這種「對話」是更為重要的。因為我們的基本出發點是，人類有共同的本性，因此有共同的問題，但是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方式是不同的，這就構成中西文化的不同特點，可謂「同中之異」。我們所理解的儒家人文主義，主要是從哲學上說的，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哲學。儘管有人認為儒家沒有哲學而只有倫理，甚至連一般意義上的倫理學也沒有，而只有實用倫理或政治倫理；但我們認為，儒家固然有比較豐富的實用倫理，同時又有不同於西方的德性倫理學以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哲學。不僅如此，儒家的人文主義哲學還有濃厚的宗教精神，稱之為「人文主義宗教」亦未嘗不可。所謂「宗教精神」，是指儒學中具有超倫理超理性的形上內容，它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倫理，即在某一宗教律令下的倫理學，也不完全是倫理宗教，即直接建立在某種倫理之上的宗教，它是宇宙意識下的倫理，或超倫理的宇宙意識。這種宇宙意識亦即是關於「天」即「自然」的學說，所謂「天命」、「天德」、「天道」、「天理」等思想都是對這一學說的進一步解釋與發揮，其核心則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論。它與西方的本體論即實體論又是不同的。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在本卷中都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關於「儒學」與「儒道」之爭，主要涉及到所謂「道統」的問題。「道統」之說雖然由唐朝的韓愈首先提出，並與「佛統」相對立，但是「道」與「學」的區別尚不明顯，韓愈的「文以明道」實際上包含著學與道的關係。宋朝的「道統」之爭，主要是爭儒家的正統，但已有排斥儒學中的「非正統」的意味。當代新儒家有所謂「新程朱」與「新陸王」之說，那只是儒學內部的事情，但是牟宗三先生特別提出「道統」與「學統」的區別，卻另有所指。牟宗三所說的「道統」，主要用意是突顯中國民族文化的生命和精神，已非原來意義上的「道統」；但是其中又有以儒為統之意，在儒家之中又有以陸王周程(顥)為統而排斥程朱之意，並且將「道統」提升為民族文化之生命精神而將其「學」降為知識層面的東西。這在我們看來是沒有必要的，在今日以開放的心胸研究儒學之時，就更加沒有必要。儒學雖然在中國文化中佔有特殊地位，但我們還是將它視為中國多元文化中的一家來對待、來研究。至於儒學內部的異同，我們在介紹中也有交代，但不可將它們的區別過於誇大。在我們看來，不僅儒學內部的區別，即使是儒學與佛、道的區別，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都不是主要的。至於「道」與「學」的區別，實際上也不存在牟宗三先生所說的那種意義。儒家從來沒有將其「學」視為純粹知識一關的東西，也沒有將「學」與「道」區分得那樣嚴格，而是「學」以成「道」,「道」以貫「學」。如果將儒學之「學」變成一種外在的知識系統，那將失去儒學的根本意義。因此，我們在撰寫《儒卷》時，並沒有作這種區分，而是將「學」與「道」統一起來了，我們只能通過「儒學」，揭示其人文價值和宗教精神，而不能在「儒學」之外，討論所謂「儒道」與「儒教」的問題。應當承認，儒學作為一種人文主義學說，雖以哲學為其主要形態，但又是一個包括多方面內容的整體性結構，並且影響到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我們不可能將各個方面的內容都寫進去，我們只能參考目前海內外研究的成果，根據我們的理解，將儒學中最重要的內容，也就是體現儒學精神的內容作一系統的介紹與闡述，我們希望，讀者讀完全書，對什麼是儒學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本書之「知識輯要」部分，由任文利完成；「歷史概要」部分，經過詳細討論之後，由任文利執筆；「思想精要」部分，由蒙培元、任文利分別執筆。全書完稿後，由蒙培元仔細閱讀、修改後定稿。本叢書主編湯一介先生讀完全書後，提出可否將郭店楚簡的有關內容補充進去，我們認為這個意見很好，於是又在「歷史概要」部分補進了有關郭店楚簡的內容。 作 者 1999年8月22日2002年11月6日寫信談感想到論壇發表評論版權聲明：凡本站文章，均經作者與相關版權人授權發布。任何網站，媒體如欲轉載，必須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許可。本站有權利和義務協助作者維護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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