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二孩」政策為何遇冷？

【編者按】 近日，全國39名人口學者聯名上書中央，建議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並取消對公民的生育限制。自201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見》以來，「單獨二孩」政策開始在各個省份逐漸落地。至2014年11月6日，西藏宣布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全國「單獨二孩」政策調整已無死角。然而，與熱鬧的官方預測截然相反，社會對此政策的態度冷靜至極，甚至可謂「冷眼旁觀」。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生育政策鬆動，卻遭遇了「官熱民冷」的尷尬局面。 本文從若干社會學視角探討導致「單獨二孩」政策遇冷的經濟社會因素，發現「低生育率陷阱」在我國部分地區早已成為現實。中國生育政策要正視「方向性」的調整與優化，否則，中國將會全面陷入今天歐洲與東亞國家正在經歷的「低生育率陷阱」風險之中。 文章原刊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5年第2期，原題為《意料之外與情理之中：單獨二孩政策為何遇冷》，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作者陳友華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苗國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探索與爭鳴》微信公號：tansuoyuzhengming。

2007年2月10日，電子屏《中國人口統計表》位於廣場中心，長110厘米，寬75厘米，即時顯示中國人口數量，每兩秒就更新一次。 高劍平 澎湃資料　　自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來，生育政策因其「敏感性」而成為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與此間的人口急劇轉變形成鮮明對比，生育政策一直處於超穩定狀態。鑒於人口再生產形勢的變化，有學者認為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完成傳統意義上的人口轉變，進入「後人口轉變」時期。然而，這些研究結果並未受到政策決策者的足夠關注，直至本世紀初，關於生育政策調整的相關議題仍屬於理論探討的「禁區」。但人口發展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2003年在東南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已蔓延到全國各地，且愈演愈烈，由此引發關於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學術爭論。為應對這一人口與經濟現象的討論也更加激烈，生育政策調整及其相關議題，通過公共輿論的發酵與論戰逐步達成了若干共識。　　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見》。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兩個月後，浙江省率先對《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十九條做出修改，成為全國首個「單獨二孩」政策落地省份。此後數月，全國各省份紛紛修改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2014年11月6日，隨著西藏宣布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全國「單獨二孩」政策調整已無死角。　　「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意味著生育政策調整的序幕已經拉開，它所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限於人口數量的增減，而是與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幸福緊密相連。特別是由於生育政策所具有的「後滯效應」，更是提醒我們要關注各種與政策相關的潛在社會問題。距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已屆一年，其效果究竟如何，與官方預期及公眾期待是否吻合？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必須給出明確的回答。出於這樣一種關切，本文運用全國31個省市區「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情況的最新統計數據，從政策實施本身、執行效果與內在問題三個方面對這一新政進行分析評估。

2011年10月24日，在上海瑞金醫院，一位醫生舉起一個新生兒。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上海常住人口為2301．9萬，佔中國人口的1.72%。 「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效果評估　　生育政策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生育政策調整自然會牽動百姓的神經。因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單獨二孩」的政策決定，自然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媒體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反覆宣傳，使得「單獨二孩」政策廣為人知。從「單獨二孩」政策落地情況看，官方普遍認為新政「落地平穩」、「井然有序」、「進展順利」，但從互聯網輿論看，新政推進初期，不少群眾反映由於申請手續複雜、認定標準存有異議、申請二胎後需要退還獨生子女保健費等，使得新政在執行之初屢有「波瀾」。當然，來自社會的質疑也使得政府相關部門得以調整工作思路與工作方法，如方便群眾、簡化手續等。 但「單獨二孩」申請者仍遠小於預期。據事前測算，「單獨二孩」目標人群有1100萬對夫婦。截至2014年11月30日，申請並獲批准的「單獨二孩」夫婦僅有70多萬對，相對於目前中國每年1600萬左右的出生人口而言，顯得微不足道。總體上說，由於事前準備比較「充分」，單獨二孩新政落地「波瀾不驚」，甚至在部分地區悄無聲息。這種不曾料到的「冷遇」使得相關部門與學術界眾說紛紜，這究竟是政策遇冷還是先前所有「假設判斷失誤」導致的必然結果，以下將從若干角度進行反思。　　（一）政策遇冷還是預判失誤？　　原先擔心的「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後的井噴式申請者並沒有出現，生育率大幅反彈目前看來有些「杞人憂天」。即便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政策變動效果需要一段時間觀察，跨年度效應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現出影響。但「單獨二胎」政策申請者稀少已是客觀事實。究竟是「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還是之前「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意願強烈」的判斷有誤？筆者認為後者才是問題的根本。那麼誤判的根源在哪裡？　　（二）根源究竟在哪裡？　　1.基數不準　　由於缺乏基礎數據，學界在測算「單獨二孩」目標人群時，多參照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所提供的30歲及以下分年齡與性別的獨生子女資料。而問題在於：一是這次調查提供的基礎數據本身存在較大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低年齡組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漏報瞞報，而漏報瞞報多是二孩及以上人群。以往多考慮出生漏報對生育率的影響，很少考慮育齡婦女孩次結構的影響，育齡婦女的孩次結構對「單獨二孩」目標人群的影響實際更大。出生漏報的結果是對各年齡組獨生子女數量及其所佔比例的高估。二是2005年到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2005年推算至今所產生的「累積誤差」不可小視，結果是對「單獨二孩」目標人群的整體高估。全國各地實際調查摸底數普遍小於甚至遠小於先前的測算數。例如，2013年末南京市人口計生委對全市戶籍人口「單獨二孩」對象進行了普查，結果只有5萬多對，遠小於依據2005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預測數。全國1100萬「單獨二孩」的目標人群，可靠性令人存疑。　　2.統計口徑不一　　人口普查的統計口徑是常住人口，而生育政策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之上，致使計算得到的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遠高於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農村戶籍人口多有「一女戶生二孩」政策，全國七個省份原本就有「單獨二孩」政策，因而本次「單獨二孩」政策不會涉及上述人群。人口統計與生育政策所依據的統計口徑不一，致使對「單獨二孩」目標人群的高估。　　3．預測方法失當　　在預測模型中是假設隨機婚配，但實際情況多是有條件的門當戶對式婚配。獨生子女條件相對較好，彼此之間的婚配可能性更大。「雙獨」原本就符合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條件，而「雙獨二孩」的增加也相應減少了「單獨二孩」夫婦出現的可能性。即使各種技術手段能夠解釋一些「誤差」，但出現的「誤差」實在太大，我們不禁要懷疑推斷所使用的理論假設是否經得住考驗。　　4．文化滯後　　奧格本的文化滯後（cultural lag）理論指出：物質文化變遷速度快於非物質文化變遷速度，進而會產生文化不同步現象。所謂「社會變遷是一種文化現象，應該從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尋求社會變遷的原因」。在社會轉型時期，原有價值觀念的失效以及新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超出老一輩的理解範圍，伴隨著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年輕一代更加註重個人發展：擔心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敢再生育；擔心因生育而影響個人事業發展；擔心因孩子而影響自己的休閑娛樂時間……在只有一個子女時，父母把所有的資源都傾注於這一子女身上，希望其成龍成鳳，如果再生育一個子女，難以再有如此多的資源集中於子女身上，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等等。諸多物質世界的紛繁變化，讓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嬗變。儘管傳統的婚姻、家庭模式與子女繁衍的文化傳承依然影響著國人的生育行為，但與長輩所經歷的社會氛圍與思想狀態相比，衝突與斷裂不可避免。　　令人擔憂的是，政策制定者對急劇的社會變遷態勢缺乏前瞻與風險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速度之快，農村衰敗之快，傳統文化衰落之快，生育觀念與生育行為改變之快，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但由於文化滯後，加之計劃生育宣傳，多數人對生育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費孝通等老一輩學者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刻板印象的時代，對當下急劇的社會變遷認識不足，甚至視而不見。　　5．「管生不管養」文化的形成　　在中國的城鄉早已形成了一種新型哺育方式：「父母管生」與「祖輩管養」，分工明確。現在養育孩子已大不同於以往：責任重大，孩子嬌貴。雖然祖輩也曾經歷過為人父母的艱辛，但今日孩子養育之艱辛是他們多數始料不及的。在經歷第一個孫輩養育艱辛之後，部分祖輩特別是城市祖輩再也不願意「重吃二遍苦」。再者，祖輩們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不想因為孫輩養育而犧牲太多。於是，年輕夫婦再生育時面臨兩難選擇：既管生又管養與不再生育。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後，部分夫婦做出了艱難抉擇：不再生育。事業發展成為其很好的「借口」，而社會保險為其解除了養老的「後顧之憂」，增加了其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底氣。殊不知，社會保險制度的可持續運營以人口可持續發展為基礎，而人口可持續發展又以人類生育率維持在更替水平附近為基礎，持續低生育率情形下是難以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保險制度的。　　6．行為與意願的悖離　　以往預測時多依據「生育意願調查」得到的意願生育子女數，而現代社會，人們受到各種生活牽絆的幾率遠高於傳統社會。「不少生育預測往往是以生育意願來代替實際生育行為，而具體社會生活和經濟約束下的生育行為決策往往顯著低於生育意願。」這種悖離在城市居民中表現尤為突出。對北京市城區、河北省保定市、湖北省黃石市、陝西省西安市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城市青年中確實存在著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相悖離的現象，雖然實際生育子女數大於理想子女數，以及實際生育子女數小於理想子女數並存，但後者更為突出。　　個體生育行為與生育意願之間的悖離，自古有之且十分普遍。即便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相近甚至完全相同，也不能據此就認為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的一致性。因為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是加權平均數，由於相互抵消效應的存在，在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計算中，個體意願生育數與實際生育數兩者之間的差異部分相互抵消。在發達國家，普遍的情況是實際生育率低於甚至遠低於意願生育率。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生育行為與生育意願悖離的現象，但更多呈現出與發達國家相反的規律。一般情況下，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時，由於非意願生育的普遍存在，實際生育率大於甚至遠大於意願生育率。 但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之間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消失。當社會經濟發展達到較高水平時，實際生育率低於甚至遠低於意願生育率。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呈現出如下態勢：一是意願生育率與實際生育率均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二是意願生育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而實際生育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大；三是意願生育率與實際生育率之間的悖離是常態，而一致是非常態。　　中國不僅早已進入實際生育率低於意願生育率的時代，而且實際生育率與意願生育率之間的差異較大。在此情形下，運用生育意願調查所獲得的意願生育子女數去推斷生育行為愈發經不起推敲。因此，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要從思想與文化觀念入手，重新認識今日之年輕人對婚姻、家庭、生育的理解與實踐，避免因「文化滯後」而「誤讀」年輕一代，延緩生育政策的變革步伐。　　7.放水養魚與地方生育政策調整　　在20世紀80~90年代，全國多數農村地區超生較多，基層計生部門也因「社會撫養費」較多而過得比較滋潤。但進入21世紀後，民眾的生育意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少生、優生、甚至不生成為社會普遍性現象。超生急劇減少伴隨而來的社會撫養費也減少，「危及」部分基層計劃生育部門甚至是貧困地區基層政府的生存。受社會撫養費利益驅使，「放水養魚」已經成為部分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一個普遍性現象。此外，全國部分地區已經悄悄地對生育政策進行了微調，致使以往所積存的「單獨二孩」生育勢能提前得到部分釋放。

2013年10月1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一位小男孩騎在父親肩頭揮舞著五星紅旗。 楊深來 澎湃資料預期與現實之巨大落差：誰之尷尬　 （一）政策之尷尬　　分析單獨兩孩政策「遇冷」之原因，政府相關部門的解釋之一是：「受機構改革等因素影響，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存在事實上的放鬆現象，宣傳工作尚存死角，政策知曉率還有待提高。」既然「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存在事實上的放鬆現象」，那麼，2013~2014年超生人數應該增多，出生人數也應該相應增加，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成長於互聯網時代的70後、80後與90後們，獲得信息的渠道、及時性與容量遠遠超過其父輩，在全世界所有熱點問題都「觸手可及」的今天，多數年輕人對「單獨二孩」政策的知曉度根本不是問題，只是「70後、80後」群體參與的熱情極低，「90後」對此更無實質認知。 當然，也有省市在報告中提到「儘管在生育意願調查時，有相當大比例的單獨家庭表示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但在是否實施生育行為時，有相當部分單獨家庭卻因種種原因而舉棋不定。現代人更加註重自我，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不敢生」。在如此「清醒」的理解之下，生育政策調整為何舉步維艱？長期以來，國家宣傳話語及其塑造的民眾思維常識，習慣性地將這個問題歸因於「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但是，「基本國情」並不會自動產生基本國策，它本身就是宣傳話語持續建構的「成果」。作為新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場改造運動，計劃生育政策慣性其實只是某種「國家」話語主導建構的「人口危機」並賦予一胎合法性。 中國民眾的生育意願一直被宣揚還很強烈，「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使得以往說辭不攻自破。令人擔憂的是，思維慣性所導致的政策慣性，使得中國人口政策遲遲不能對社會關切給予正面回應，這也是社會各界把計生部門視作特殊利益集團，並加以強烈詬病的根本原因，認為其漠視社會成員的個體選擇權、忽視家庭結構優化與社會和諧之間的關係。失獨家庭、出生性別比失衡、人口快速老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將會在未來20年集中爆發，換言之，政策的尷尬才剛剛開始，未來會有許多社會問題將歸咎於「計劃生育」。 （二）學界之尷尬　　早在1995年前後，學界已有一波關於低生育率的討論。而在10多年前熱議的「後人口轉變」議題，已經對低生育率發展趨勢做出了預警。此後，學界在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通過技術手段還原「真相」的爭吵中錯過了最寶貴的十年。當然，學術探討（政策諮詢）與政府決策之間的關係就如同「想生小孩」與「實際生下來」一樣。但是，學術共同體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於提供前瞻性思考，而這樣的思考必須是在容納多元甚至互相衝突的價值觀的基礎上進行的。對中國的持續低生育率並非是福等基本問題必須有清醒的共識，這種低生育率現象背後的價值判斷，如公民的生育權保障、合理家庭結構的重要性、超低生育率的社會風險等，都是亟待學術界研究並回應社會呼聲的重要議題。總之，學術探討要求學者把自己視為「人」而非「神」。生育行為本身具有其客觀規律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更不是某些學者頭腦設計出來的「數字控制」工程，以科學主義為招牌只會蠱惑社會公眾與誤導政府決策。 （三）社會之「尷尬」　　對於單獨二孩遇冷深層次原因的分析，還繞不開生育主體——受到生活與工作壓力雙重擠壓的現代婦女——其生育意願較低這一基本國情。隨著城市化進程與工作生活節奏的加快，照料子女和家務勞動負擔對婦女就業和職業發展有較大負面影響，是婦女和家庭生育意願降低的主要原因。媒體報道中不乏這種聲音，「事業小成女主管要再升不要再生、怕影響工作放棄二胎等現象確實為數不少」，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這種現象還將會成為一種社會新常態。同時，中國婚姻家庭不穩定性上升，也會成為「低生育」社會現象背後又一重要影響因素。 從社會學視角來看，「放寬二孩政策，國家並沒有在保障婦女權益、家庭支持等方面有任何政策支持」，對「半邊天」的社會關懷不足、卻又擔心中國的育齡婦女「大生特生」，這恰恰是整個社會之尷尬。今日之中國，其社會制度與文化氛圍對「生育行為」的不友好，未來將帶來巨大的人口與社會隱患，其暗含的風險在於，即便中國生育政策在不久的將來轉向鼓勵後，效果可能也難盡如人意。這種反面例子非常之多，如與同屬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台灣地區都鼓勵生育，但效果甚微，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低生育水平是現代女性從傳統生育束縛中「解放」出來「獨立個性發展」的必然社會現象，就算使用再多的經濟手段進行刺激，對現代女性來說，生育也早不是一個必然選項。文化嬗變固化低生育行為，中國未來也可能面臨同樣的窘境。

2014年10月28日，上海，幾位長者與一位孩子站在一起觀看屏幕影片。 楊一 澎湃資料中國計生政策的未來前景及相關反思 　（一）計生政策未來前景　　回顧中國生育政策演變的歷史，大致經歷了如下兩個階段：反覆無常期（1950~1972年）與計劃生育期（1973~2013年）。1996年韓國廢除限制性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並沒有回升，而是持續走低，計劃生育走過頭是韓國給世人留下的最深刻教訓。從2014年中國「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情況看，原先官方與學界預估的大量的補償性生育現象現在看來難以出現，韓國的教訓在中國可能重演。　　中國在以往計劃生育政策變革上「謹慎有餘」而「行動不足」。「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遠遠超出官方預設，從目前的人口形勢與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必須加快生育政策調整步伐。生育政策調整分步走方案儘管不是最優選擇，但考慮到決策者與民眾的思想認識轉變過程與可接受程度： 2014~2019年應為從計劃生育到家庭計劃的過渡期，其中2014~2015年是單獨二孩期，而2016~2019年則應考慮普遍二孩期。2020年後中國應進入家庭計劃期，其中2020~2024年應取消對生育數量的限制，進入自由生育的階段，而鑒於持續低生育率特別是超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危害，中國在2025年應進入鼓勵生育的階段。　 （二）相關問題反思　　1.預測誤差還是系統性偏差？　　回顧聯合國等各大人口機構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並與實際情況作對比很容易發現：一是預測數總是大於實際數；二是中國達到峰值時的總人口數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遞減；三是中國總人口達到峰值時的時間節點大約以每年1年的速度提前，20多年間中國人口峰值抵達時間提前了20多年。出現這一問題絕不能用預測誤差來搪塞，因為如果是預測偏差，那麼一些年份的預測數高於實際數，另一些年份的預測數應該低於實際數。但事實是所有年份的預測數都一致地大於甚至遠大於事後的實際數，這不是能用預測偏差解釋得了的，也不是人口預測方法出了問題，而是人們的認識出現了系統性偏差：中國婦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與所達到的低水平超出預期，我們的認識總是落後於時代。　　2．「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境遇：遇冷是「出乎意料」還是「情理之中」？　　郭志剛等對中國生育率變動趨勢的長期觀察與系統研究表明：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已經下降至超低水平，而鄭真真等對江蘇生育意願的系列調查結果，也一再揭示出政策內二孩生育比例極低。「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後出現的情形完全在郭志剛與鄭真真等研究的預期範圍內，本屬於「必然」的事情，但部分人總是對類似的研究、對中國民眾的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的根本性轉變抱懷疑態度。從科學研究角度來看，生育政策調整無疑會成為我國人口控制和規劃這場社會實驗的一種很好的檢驗。如果我們把這次大範圍的「小調整」與之前小範圍試點的「大調整」進行對比，不難看到今日所謂「出乎意料」的「遇冷」不過是情理之中，學界不少研究者一直擔心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心頭大患。 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社會成員的「生育理性」，個人發展與家庭體面生活愈來愈成為「終極目標」。「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已經為穩定我國城市地區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同時，制度、技術和文化等因素的變革已經為我國個人生育決策理性化創造了條件，低生育水平的穩定機制已經開始從政策控制為主轉向群眾自我控制為主。」更何況，在中國特殊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下，長期有偏的一元化宣傳導致人們甚至專家學者也逐漸失去了免疫力，把「一個不少，兩個正好」視作正常，把「生育多個孩子」視作不可理喻。這種觀念上的「異化」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風險。從發達國家經歷來看，中國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將會面臨一系列人口問題，並將需要耗費巨大的資源促進生育水平回升。「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不是一時現象，筆者擔心的是：生育意願變成生育行為的過程中，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包括第一個子女的意願、婦女的職業發展、住房、就業等。從申請到生育完成，中間是一個波折過程，實際生育子女數低於申請數（包括事後申請）也是必然。長期來看，國人特別是年輕人面臨的個人牽絆與社會困擾將長期影響中國的生育水平，使之維持在較低水平。　　3．生育推後還是認知滯後？　　從技術角度來看「單獨二孩」政策遇冷，有種觀點認為「許多省市政策出台不到一年，若是進行相應的修正，那麼實際與理論誤差可能會相對小一些」，特別是所謂「2015年為羊年，因此大量生育被人為推後」的說法仍然很有市場，但這屬於典型的主觀「臆測」。在傳統文化較為根深蒂固的30年前，這種「屬相」影響生育水平的判斷尚有一定的經驗證據支持，但即便如此，如圖2所示，波動幅度也很小，且並不表現為龍年出生人數增多，羊年出生人數減小，有些年份甚至是相反情況。從過去60多年的數據看，「龍年」或「羊年」造成的出生堆積或出生人數下降都屬於大海中的小小「浪花」，對於整體趨勢的影響微乎其微。且對於今日年輕人來說，子女出生的「星座」遠比「生肖」更為重要，這也從另一視角生動地展示了「文化滯後」的社會現實，我們不能總是拿舊思想來理解青年人。我們還注意到一點，無論是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後都呈現頭兩個月申報人數較多，隨後逐月遞減的態勢。這更加顯示，若真存在所謂跨年度效應，那也只能是生育反彈遠遠不及預期。　　4．生育率預設下的調查陷阱　　事實上，近20年來生育意願調查反覆證實中國育齡人群的意願生育率與實際生育率都很低。如鄭真真跟蹤了五年的江蘇省群眾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結果顯示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1.69，意願生育數為1.50，實際生育子女數為1.09，呈逐級遞減態勢。不僅城市人口如此，大量的實證調查同樣顯示「城鄉生育意願也在不斷趨同」。甚至給人「超生游擊隊」刻板印象的流動人口的意願與實際生育率都很低，「流動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數量偏好上已經不存在明顯差距，只是在性別偏好觀念上仍有顯著差異」。然而，我們總是懷疑調查數據的準確性，總是認為中國的意願與實際生育率不會如此之低，總是反覆調查論證，從而陷入「意願與實際生育率低（明顯低於1.8）—懷疑—重新調查生育率—意願與實際生育率低」的循環陷阱之中。　　5．出生堆積：是喜是憂？　　生育率過低對宏觀層面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微觀層面的家庭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單獨二孩」政策調整的背後隱含著希望多生點孩子，生育率能有所回升的內涵。當然，生育政策調整的目的不僅僅是生育率的回升。生育政策放鬆所導致的出生堆積與生育反彈實際上是難以避免的，因生育政策調整而導致的出生堆積與生育率反彈超出社會所能承受的能力範圍，也是政府、學界與社會普遍擔心的問題。但出生堆積可能不是壞事，其說明中國人的生育意願與行為沒有完全固化，生育政策對人們的生育行為還有影響力。　　問題的關鍵是：其一，我們要反思出生堆積究竟誰之過？人口再生產有其客觀規律，從統計形態來看，應該是一條相對平滑的曲線，若是存在急劇的波動，一定有高強度人為干預或天災人禍（如饑荒或戰爭等）所致。其二，教育與醫療資源配置不是人口本身的問題，而是政府責任。「單獨二孩」政策所帶來的出生堆積與生育率反彈目前看來極其有限，在動員能力強大的政府面前，教育與醫療等資源配置在短時間內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本身絕不是什麼難事。其三，出生堆積又如何？1963年中國出生了2960萬人，在當時經濟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也沒有因此而崩潰。中國如今已經今非昔比，社會經濟支撐能力遠非20世紀60~80年代可及，支撐出生堆積的能力大大增強。其四，出生堆積對中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戰後日本出現了補償性生育，形成了團塊人口效應，並為日本經濟奇蹟的出現創造了人口條件。現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無可救藥的少子老齡化，再多的「安倍經濟學」刺激也不能根本扭轉人口結構惡化帶來的負面衝擊。歷史經驗同樣顯示，嬰兒潮後，世界各國普遍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如此看來，中國可能的出生堆積所形成的「生育對經濟的刺激」，或許正在為中國下一波經濟增長創造人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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