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普通話與華語

07-09

國語是不是普通話呢？

實質上，國語就是我們所說的普通話。可以這樣說，國語是普通話的舊稱，而今台灣還沿稱國語，華語是普通話在海外（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稱呼。過去，外國人稱普通話有時用common spee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有時還沿用manderin, 而今呢，「普通話」的說法越來越普遍，外國人乾脆就用「普通話」的音譯，叫putonghua了。著名學者唐蘭曾向周有光先生講:「華語這個名稱最好，華語這個名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周有光先生說:「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國語是中國的全國共同語，華語是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三個名稱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兩位老前輩的話很有道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就是在法律上明確了普通話的國語地位。

既然國語就是普通話，為什麼還出來這樣兩個名稱呢？

國語和普通話這兩個名稱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前面說過，1909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臨危的清政府不得不採納了這個建議。而在此之前的1906年，著名學者朱文熊就提出了推行與文言和方言相對的各省通用之語「普通話」的構想。後來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和文化革命的先驅魯迅、瞿秋白等對「普通話」都有所論述。「普通話」的「普通」在這裡不是「普普通通，平凡、不特殊」的意思，而是「普遍共通、普遍通用」的意思。但是不管是「國語」還是「普通話」，人們並未取得內涵上的共識。例如民國初年的讀音統一會認為國語就是「就國音而發」的「近文之雅語」，是「一種極普通之官話」，當然這是很含混的說法。而朱文熊所說的「普通話」也只是「各省通用之話」這樣模糊的說法。

1931年，瞿秋白寫文章批評五四以後白話文的發展發生了偏向，成為「非驢非馬的文體」，意指其為半文半白。瞿秋白主張中國需要再開展一次俗語文學革命運動，用「現代人的普通話來寫」。這「現代人的普通話」是共通的，習慣上中國各地共同使用的；是大眾的，也就是「俗話」，不是「雅語」；是現代的，多音節的。

這樣，我們大概可以分出當時「國語」和「普通話」的差別在於前者是「雅」的，後者是「俗」的，前者是半文半白的，與文言藕斷絲連的，後者是大眾的，是中國各地正在實際使用的，是大眾都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的大眾口語，是比「國語」更具普遍性和更接近人民口語的白話文。我們都聽過侯寶林先生的一段相聲里模仿當時話劇里「國語」的口吻對話:

欲坐人力車的乘客對車夫說:「三輪，你好不好拉我去東四牌樓？」

拉車的也這味兒:「哦，東四牌樓，東四牌樓……你為什麼要到那裡去？」

乘客:「哦，我住家在那裡。」

車夫:「哦，你給八毛錢好嘍。」

乘客:「八毛錢，未免太多了一點。我只能給你三毛錢。」

車夫:「哦，三毛錢！先生，我實在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你看，這是蹬三輪兒的口氣嗎？由此證明，由於時代的局限，當時所說的國語並不完全是人民大眾的口語，確實是一種非驢非馬的「近文之雅語」。

儘管如此，國語運動對於文言和方言來說絕對是社會的進步，由於話劇、電影和廣播的發展，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國語得到廣泛的傳播。人們記住了金山、趙丹、石揮、白楊、舒綉文、上官雲珠、周璇、孫道臨、劉瓊這些著名的影星，同時也跟著學會了這些影星所說的國語。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採用「國語」還是「普通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稱呼的討論中，「普通話」逐漸佔了上風。新中國的語言政策是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把漢民族共同語稱為國語，似有大漢族主義之嫌。建國初期，「國語」和「普通話」這兩個稱呼並存，例如當時的小學語文課名為「國語」，而1950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則要求「使兒童通過以兒童文學為主要形式的普通話語體文的學習、理解，能獨立、順利地欣賞民族的大眾的文學，閱讀通俗的報紙、雜誌和科學書籍」，「能正確地用普通話和語體文表達思想感情」，「通過普通話和語體文並聯繫各科的學習，獲得初步的自然史地常識，並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國民公德」。這時的稱呼，還是「普通話」與「國語」並用的。直到1956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後，「普通話」這一稱呼才正式取代了「國語」。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省至今仍沿用「國語」的說法，但台灣民眾也都知道「國語」就是「普通話」，「普通話」就是「國語」。

「華語」是海外華人對「普通話」的稱呼

在海外，華語是同粵語、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浙江話、海南話等漢語方言相提並論的，因此華語不是指漢語，而是專指漢語的普通話。早年奔赴海外的華人多是為謀生而去的，因此文化水平不高，而且那時也沒有推廣普通話的要求，即使有些文化，也不會說國語。所以早年移居海外的華人以及一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後裔一般不會說國語，只會說家鄉的方言。近二十年來，因留學、做生意而定居海外的華人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會說普通話，因此華語在海外也越來越流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文化的大發展以及政治的高度穩定使得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空前擴大，學習中國的通用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世界性時髦，更是一種越來越迫切的世界性需要。因此推廣和學習華語（普通話），從80年代以來開始在許多國家成為熱潮，普通話的國際化方興未艾。

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並包含馬來人、印度人等少數民族的多語種國家，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均為官方語言。在新加坡，華人佔總人口約76%，其祖籍多在福建、廣東、海南，使用著福州話、閩南話、潮州話、海南話、廣府話、客家話等12種漢語方言，缺少一種能溝通所有華人的共同語言，這對於華族的交往和團結顯然不利。在華族中推廣能跨越漢語方言的華語，有利於增進華族內部的交往，增強華族的凝聚力。因此從1979年起，新加坡政府著力在華人中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華語，提出推廣華語的許多好處:華語能消除方言的障礙，方便華人溝通；華語可用華文（中文，即普通話的書面語）來書寫（方言不容易用現成的漢字準確記錄），學習和應用起來更加容易（這是與「說方言，寫華文」的言文不一致相比而言）；華語的應用範圍很廣，而華文是探求華人豐富和悠久文化遺產的鑰匙；隨著科技的進展，華語已經成為一種電腦語言；華語可以幫助學生在學校里學習華文；在學校里所學的華語能在校外學以致用；華語只有四聲，學起來容易，而方言卻有八九聲（如廣州話有8個聲調，陽江話有10個聲調），等等。經過大約10年的努力，推廣華語運動取得顯著的效果。據統計，會說華語的人由1981年的76%上升到1989年的85%，小學生在家裡常用華語的由1980年的25.9%上升到1089年的69.1%，而同期在家裡常講方言的由64.4%大幅度下降到7.2%（其間在家裡常講英語的也由9.3%上升到23.3%）。在公共場所使用華語交流的華人大幅度增加，使用方言的大幅度減少。官方鼓勵新生兒登記姓名採用華語發音的漢語拼音。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和學校在電腦華文信息處理和教學中一般使用中國的簡化字軟體。儘管缺少1989年以後的調查統計資料，但據新加坡官方和學者介紹，華語在新加坡的地位持續上升，方言的使用範圍日益狹窄，以致一些人士呼籲要注意保留方言文化。

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華語在華人學校里也在加強，例如馬來西亞的華語教學跟新加坡一樣，採用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採用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和規範漢字（不使用繁體漢字）。至於歐洲和北美，由於近20年來從祖國大陸和台灣去的新移民數量猛增，這些新移民都是說普通話（國語）的，因此普通話在那裡的華人社區里也越來越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