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遲子建：每個人照耀的只是自己的天空

遲子建新作《候鳥的勇敢》講的仍是東北黑土地上發生的故事。

【環球時報記者 張妮】遲子建比我想像中「硬朗」，因為她的聲音鏗鏘有力，篤定的神態有種浩然之氣，就像挺拔的白樺樹。採訪時，她不時冒出幾句「土語」，比如，草稞、皮實，「東北話，能聽懂吧？」她笑著問這話時，嘴角立刻浮現兩個小小的梨渦，一瞬間，嫵媚替代了硬朗。這位生長於大興安嶺的女作家，憑藉《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茅盾文學獎。作家阿來說，他喜歡遲子建的小說，很大一個原因是，她的小說里有自然，「中國不少小說只有人和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看不到自然界」。從《北極村童話》到《群山之巔》，遲子建的很多小說名字里都有大自然，最近推出的新作也不例外，名為《候鳥的勇敢》，以候鳥遷徙為背景，講述了東北一座小城裡的浮塵煙雲。自然與人形成了互相映襯、互相對比、互相提升的關係。「我始終鍾情於自己生活的黑土地，依然能在這片土地里發現當下我們所面臨的焦慮、矛盾、歡笑、堅忍」，遲子建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對於人生來講我是一個不年輕的人了，已經奔60了。我的腦子現在有閃光點了，因為我的白頭髮不斷長出來，閃閃發光。但我認為寫作的閃光點可能還沒有出現，還會不斷湧現，這是讓我最慶幸的。」一對梨渦再次浮現。

　　候鳥和候鳥人的啟示

　　環球時報：您在大興安嶺長大，幾十年過去了，那裡的候鳥和自然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遲子建：我小時候，出了家門就能採到野果，溪流遍地，夏天找個小溪流隨時都能洗衣服，洗完就晾在草稞上。後來大興安嶺那場大火後，小小的溪流幾乎絕跡了，只有地圖上能看得見的主幹河流在。可我對地圖上找不見的河流和小溪是最有感情的。再說候鳥，小時候我能看到各種鳥，唧唧喳喳，沒完沒了。去年冬天我回大興安嶺還問媽媽，今年怎麼這麼奇怪，蘇雀來得都很少。以前我媽媽每天在窗台上撒些小米，小鳥刨不出雪裡埋的東西，知道這家窗台上老有米，就來吃。去年，我媽媽撒了米小鳥都不來。我每天去雪地散步大概一個小時，你猜伴隨我的都是什麼？是漆黑的烏鴉。烏鴉真是漂亮，緞子一樣，而且大興安嶺的烏鴉碩大，在那裡盤旋真是氣派。但這也說明整個生態越來越退化，瀕危物種越來越多，這不僅僅是我們國家的問題，整個世界都遇到同樣的問題。我看過一個紀錄片，說地球上消失的物種每天都在遞增，就像南極的冰每天都在融化一樣。有一次我去阿根廷，看到特別壯觀的大冰川瞬間融化，嘩就倒了。人們為這種壯麗所感慨，拍下無數瞬間，那一刻我的心是痛的。相機每閃一下，對於未來的人類，都是一次警告。

　　環球時報：自然環境在變，社會環境也在改變。您在新書中描述了在寒冷冬季有條件到南方生活的「候鳥人」，以及小城裡其他人對「候鳥人」的不同看法。您如何理解這一社會問題的出現？

　　遲子建：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壞，經濟飛速發展使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強。但不可否認，貧富差距確實存在，而且可能越來越大。「候鳥人」的產生就是一種表現。今年兩會，白岩松有個提案，談到我們經常會「黑」河南人，去年因為東北的幾件事開始「黑」東北人。白岩松說，一個民族如果不斷地產生今天「黑」這、明天「黑」那的事情，就容易造成一個民族的撕裂。他的這種警覺非常對。貧富差距也一樣，如果時間久了也可能產生一種斷裂。

　　對藝術來講，最重要的是開闢自己的領地

　　環球時報：女作家與男作家有什麼必然的創作界限？

　　遲子建：只是性別不一樣，遲子建後面經常會加一個「括弧女」，但對於我來講，男女作家的區分是不存在的。

　　環球時報：有人評價您的作品提供了一個習焉不察、充滿體溫的文學東北，自成一派。在您筆下，北方邊疆的人和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您的創作靈感會有枯竭的時候嗎？

　　遲子建：邊疆人的不同，可能在於他們做事沒那麼拖泥帶水，有時走出的關鍵一步又那麼決絕、勇敢、不計較。我們的生活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點的勇敢，一點點的閃光點，而變得幸福。

一個作家是騙不了自己的，他內心洋溢著多少能量自己心裡很清楚，就像你是否還有能力去愛別人一樣。我可能沒能力去愛誰，但我愛文學的這種能力一直在，好像很蓬勃，一直在飛揚。我寫作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進入各種流派，「不入流」給了你充分的自由，你無法被歸類。對藝術來講，最最重要的是開闢自己的領地。我其實不是有意識要開闢，從一開始我就是天然樸素的想法，寫我最想寫的、我理解中的文學，而它跟我的人生履歷剛好是相輔相成的。我就流在自己的一條河流上，這條河將流向哪裡是問號，我也不知道。

當然，我們都有喜好。一件衣服即使是世界頂級名牌可能我就是不喜歡，作家又憑什麼一味要求讀者一定擁戴你的作品？海明威說過，如果過於聽批評家的話，那麼將來去海邊度假的就是批評家而不是作家了。我欣賞很多同行各個風格的作品，我覺得作家的偉大恰恰就在於繁星滿天。每顆星誰也不能被取代，每個人照耀的只是自己的一片天空。

　　悲苦是蜜，全憑心釀

　　環球時報：您在《候鳥的勇敢》後記里寫道，書中人物無論善良的還是作惡的，貧窮的還是富有的，都處於精神迷途之中。不迷的狀態是怎樣的？

　　遲子建：一定是法治的、清明的、民主的、自由的。我們尊重任何生命個體，整個共體才會融合，而這種和諧的姿態才是真正強大的。當然，這種理想狀態不一定真實存在，只能是在我們追求的過程中，就像美好的婚姻存在嗎？道理是一樣的。

　　環球時報：這本書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慧雪師太在回答大眾提問時說：「悲苦是蜜，全憑心釀」。這是否也代表了您的人生感悟？您如何理解這八個字？

　　遲子建：據說這本書中轉載率超高的就是這句話。雖是書中人物說的，但可能也接近於我作為作家想說的話。風雨如晦的日子我經歷過。我的愛人去世16年了，我依然很傷心。只有你經歷了才知道不幸有多麼不幸，就像你在蜜罐里才知道幸福有多麼幸福一樣。5·12大地震後，有很多志願者去做心理疏導工作。其實，心理疏導只是即時的，對待親人離世的痛苦無比漫長。痛苦怎能遺忘？它是一道傷口，它有疤。東北人有老寒腿，陰雨天就會發作。痛苦會發作，有時化解不了，疏導不了。但經歷過生活的種種創痛後，我現在依然還能笑對人生。所謂笑對人生，就是當你把這種東西轉化為另外一種動力或者能量時，你會發現自己的創造力依然很旺盛。我經歷過丈夫去世的不幸後寫出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而這本小說也是我的一個轉折點，之後我很快轉入《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寫作。真是「悲苦是蜜，全憑心釀」。對我來講，全憑筆釀。

其實，文學史上很多偉大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沒有幾個是過得幸福的。這種不幸恰恰給作家帶來無比輝煌的創作資源。對於作家來講，所有的幸福和不幸都是財富，因為你要反映多個層面的生活，五味雜陳、喜怒哀樂都在其中。你不可能寫得漆黑一團，也不可能永遠陽光明媚。在生活中，這些我都擁抱。比如，在愛人的祭日，我可能會在廚房做兩個菜，開一瓶紅酒獨斟獨飲，然後在門口灑一點酒，對他說，今天是你的祭日，你也來跟我喝口酒。其他時候，我可能放一盤莫扎特的音樂，安靜地享受我的生活。你去牧區看看就知道，被牛羊踏過的地方，幾乎是平的，什麼草都沒有。第二年春天，又綠了，很神奇。大自然的生命是如此有韌性，人也如此。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皮實，在生活有可能遭遇暴風雨時，都會有一對強勁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