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指導思想（轉經濟觀察網）

至今，對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和與對其本人的評價，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認為，蘇聯劇變是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逐漸脫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本文並不准備對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及其本人加以全面評價，而只是對在研究戈爾巴喬夫時長期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其把解決人的問題作為改革指導思想進行評述。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在推行體制改革的同時，一直在進行理論討論，鼓勵學術界大膽探索改革理論，使得在理論上有一個原則性的突破，以適應根本改革體制的需要。1986年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二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要改造經濟機制，首先得改變思想，拋棄老一套的思維和實踐模式。」（蘇聯《真理報》1986年2月26日）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近七年的發展情況來看，戈爾巴喬夫提倡的新思維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它實際上包括了當代所有的主要問題。」（《改革與新思維》，[蘇聯]米·謝·戈爾巴喬夫著，蘇群譯，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新思維有關國內問題的內容，主要是圍繞社會主義的一些主要原則問題，特別是根據根本改革體制而提出的一些新觀點，這也是構成蘇聯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

戈爾巴喬夫在整個執政期間，在其體制改革（不論是經濟體制還是政治體制）過程中，一直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從改革的實踐過程看，戈爾巴喬夫其指導思想是要解決人的問題，強調人的作用，人的積極性和人的利益是改革的出發點。

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斯大林時期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實際上建立的是「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在這種體制模式下，人不被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來使用，也就是說，把人當作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這樣的結果是，必然在經濟上產生人與生產資料、勞動成果的疏遠；在政治上產生人與政權的疏遠。為了克服上述弊端，要通過改革，使社會主義重新振作起來，發揮社會主義的潛力，克服人與所有制、與生產資料、與政治進程、與政權、與文化的疏遠現象，從而需要明確人是問題的中心，明確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制度」，人是「萬物的尺度」。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體制改革過程中，有關人、人權問題，提出了不少看法。

經濟體制改革：管理民主化與自治

從經濟體制改革來看，解決人與人權問題，其主要出發點是：首先要使經濟面向人，面向社會，全部生產面向消費者的要求，目的首先是使蘇聯能創造出無愧於現代文明的勞動條件與生活條件，保證公民經營自由；其次是要保證勞動者變成生產的主人。

為了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決人、人權問題，調動人的積極性，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蘇聯特彆強調了管理民主化和自治理論。

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民主管理、自治、自我管理等概念已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接受。這是與他對上述問題給予的重視分不開的。他強調：只有通過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所固有的民主形式和擴大自治，才能在生產、科學和技術、文學、文化和藝術，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前進。只有通過這個途徑，才能保障自覺遵守紀律。只有通過民主和藉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實現。

戈爾巴喬夫還強調改革與推動民主和自治制度的緊密聯繫。1987年5月18日，他在回答義大利《團結報》編輯部問題時說，蘇聯的「改革意味著深化社會主義民主和發展人民自治。這指的不是摧毀我們的政治制度，而是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我們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在民主問題上，「蘇聯國內的分歧主要涉及民主進程範圍、程度和速度問題」。他還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改革的目的、條件和強大武器。」他在1987年召開的蘇共中央六月全會的報告中提出，推行民主化方針是粉碎阻礙機制的主要措施。

總的來說，戈爾巴喬夫強調民主與自治思想，其基本出發點是尋找發展群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創造活動的新途徑，讓千百萬人以主人翁態度負責、自覺和積極地參與社會經濟目標的實現。根本改變過去把人看作如技術設備、原料、能源這類管理客體的概念，要把人作為勞動活動和經濟活動有意識的主體。要認識到人、人的勞動積極性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經濟機制這三個組成部分的核心，並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來改革經濟體制，使人這個主體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的經濟體制改革來看，把解決人的問題與向市場經濟過渡為取向的改革日益密切地結合了起來。1990年10月，戈爾巴喬夫以總統名義提交給最高蘇維埃通過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文件中指出：「我國社會向市場經濟過渡完全是由人的利益決定的」，「只有市場與全社會的人道主義方向相結合，才能保證人們的需要得到滿足、財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會權利和社會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擴大。」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在所有制理論方面的新觀點也主要是與發揮人的作用、落實人權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緊密連在一起的。

戈爾巴喬夫一再強調，解決人的問題與向市場經濟過渡密切相關，而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改革所有制，改革所有制又必須對傳統所有制關係進行再認識。他認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思想，只能在深入批判傳統的經濟管理體制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形成，而傳統經濟管理體制的核心是所有制關係。

從解決人、發揮人的積極性、使人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主人等角度來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戈爾巴喬夫還特彆強調完善經濟管理體制與完善公有制是同一個過程，是不可分的。實現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後，生產者取得主人的權利同成為真正和有主動精神的主人，這並不是一回事。因為，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人民還需要長期熟悉自己作為整個社會財富最高的惟一的所有者的新的地位，這就需要在經濟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熟悉、培養集體主義的思想和行為。

另外，要使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真正的主人，最重要的一條是要在完善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做大量工作，即創造那種充分調動生產者積極性的經濟管理體制條件。這兩者是緊密結合的同一個過程。戈爾巴喬夫反覆強調經濟管理的民主化和社會主義自治，亦是為了使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主人，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

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充實人權

在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在其所作的報告中，把「改革與人權」單列一個問題加以論述，並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充實人權，提高蘇聯人的社會積極性」，是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也是決定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的「主要標準」。（《真理報》1988年6月29日）

這次代表會議指出，蘇聯政治體制與黨的變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廣大人民群眾沒有實際參加解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各種管理任務都由執行機關來完成，黨政領導人的權力越來越大。由於低估和貶低了社會主義民主的作用，導致個人崇拜現象不斷複發；部門管理機關的職能和結構上都過於膨脹，蘇維埃和黨的機關均難以對部門利益進行有效監督；社會生活的過分國家化，國家調節擴大到了社會生活的極廣泛範圍；國家結構的官僚化和群眾的社會創造精神下降，這導致社會思想單一化和停滯不前；傳統的政治體制其運行機制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行政命令。（參見[蘇聯]《真理報》198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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