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是文化的產物

文｜許錫良

關於人與文化，我有兩句話要說，一是任何文化都是人創造出來的；二是任何人，都是相應的文化的產物。

第一句話要讓我們不要迷信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文化，只不過是我們人創造出來的，為人的幸福生活而存在的。舍此，文化其實並沒有什麼高深莫測的。當一個時代的人創立一種文化的時候，他們是遇到了生活與生產中的許多問題與困難需要克服，才有了這樣的想法與創造。

比如，孔子當年創立的儒家文化，那是完全適應當時的家族血緣關係與相應的農業生產與生活而創造出來的。他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試想當時的情況，交通非常不方便，社會遠非法治，出門在外，虎狼出沒，強盜橫行，沒有政府可以保障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如果出門在外，有個三長二短，那麼，父母的生活與安全就沒有任何保障。

所以，那時一般是不鼓勵年輕人外出謀生的。但是，「遊必有方」的情況之下，還是允許的。那就是學有所成，外出謀個一官半職，能夠獲得高官厚祿的情況下，只有這種情況下可以。因為，這種情況下，才是孝子的表現。如果獲得較高的官職，隨之帶來的豐厚的官祿，除了有相應的物質上的豐厚回報之外，而且還可以光宗耀祖，保護父母在家鄉的安全，可以說生命財產都有了權力的保護，這種情況的外游，不但可以，甚至在當時是深受鼓勵的。但是，這個成功率非常低下。

因為，孔子收徒三千，真正成功的竟然一個也沒有。孔子時代，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當時的社會，人數少，活動範圍小，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其地不豐富，人們無論生活，還是生產，都需要相應的一個秩序。在朝廷，則主要是君臣關係，在家則主要是父子關係。其他的關係不是不存在，而是實在是不那麼重要。規定君臣父子有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等級特權秩序里，人是要想擁有自由與創造的空間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古代傳統農業社會裡，自由與創造都不是一個急迫的事情，因為那時的生活與生產條件都非常簡單，但是，現在社會卻不同，生產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用當時的那一套禮教秩序顯然是行不通的。

還有就是孔子罵樊須想學耕田種糧種菜，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那時的農業純粹是一種簡單的手工勞動，沒有多少知識技術含量，更為主要是，學這些只能夠當人下人，即使學會了也是沒有出息的。與孔子的「學而優則仕」、「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的人生價值觀也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孔子遇到這樣的學生自然是要罵的。

然而，這一套拿到現代分工合作，職業分途，專業性非常強的現代工商業社會，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不適應的。不是當初孔子說錯做錯了，而是移植到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了相應的社會基礎。

所以，傳統文化這種東西，只有真正符合當下社會發展的那些內容，才可能會真正的生命活力。畢竟，人不是為文化而活的，而文化是為人而存的。當一種文化隨著時代的推移，社會的變革，已經顯得越來越不適應的時候，這種文化成為被變革的對象，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於，人類創立的文化，沒有哪種文化會在某個時段里完全過時，因為總有一些符合人性化的那些元素會被保留下來，比如某種價值觀念，某種精神信仰，某種思維方式，都可能會存在下來。所以，文化在被時代改變的同時，總還有一部分文化保守主義的存在是合理的。因為，無論怎樣改革變化，人性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永恆的，還有一些原理性的東西也會有永久的存在價值。

更為主要的是，有些文化對人產生影響之後，活著的人逐漸對這些文化有了適應性與依賴性。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文化發展的路徑依賴。不是說這種文化一定會比其他文化更有道理與價值，而是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已經適應了和習慣了這種文化給人帶來的生活方式。如果，這種文化與人性中的東西並不產生根本的衝突，那麼，這種文化的存在與變革就顯得不是那麼急迫了。

但是，相對古希臘文明的開放性、指向未來性而言，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根本區分就在於代表中國主流文化，並且二千多年來一直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復古的基礎上的。這種復古文化，並不是說就一無是處，而是因為它的指向性是過去發生過了的時代，而且越古越好，越是古遠就越令人痴迷。

孔子作為至聖先師的那句具有王法威力的結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對中國人的思維與價值取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世界上還很難找到第二種主流文化有著這樣的頑固不化的復古情結。

古希臘文化因蘇格拉底、柏拉圖那自由、平等、開放的探討方式而明顯指向未來，其結果就是後來的人，要超越前人才是完成了這一代人的使命。不崇拜古人與前人，但是繼承、發揚，並超越才是真正的神聖使命。印度文明把人生價值寄託於來生來世，也沒有這種特別的崇古情結。基督、伊斯蘭文明因為有上帝與真主的存在，也不存在祖先崇拜與復古的問題。

因此，中國文化的保守復古就成為中國人創造新文化與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最大障礙。中國人在創造發明與吸收外來文化這個問題上，相比要比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要困難得多，有阻力與障礙得多。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文化的特點非常重要，化被動為主動，變封閉為開放，積極主動地在開放中尋找創新點與文化的增長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句話則要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任何人，無論好壞，無論是豐功偉績，還是罪惡滔天，這個人都不是無緣無故出現的。朱熹曾經說過：「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然而，孔子出生之時，也不是橫穿而降。他出生之前的中國，也已經有將近2000年的歷史。孔子時代流傳的詩歌已經有將近3000篇，是孔子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及「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的標準，把近三千首詩刪減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305首，有6首被孔子刪得只乘下標題，而完全沒有了內容，實在是有些過分了。

孔子本人非旦沒有任何創造，而且還把那個時代的創造盡量毀棄。不符合孔子本人審美情趣的，他就不能夠容忍。如果結合孔子的職業生涯與生存方式，自然是也是可以理解的。作為當時專業的祭祀師，只有激發活著的人，對祖宗，對死人的敬畏感與崇拜感，才能夠讓活人捨得花費時間、精力與金錢財物用於祭祀。

如果讓人重視當下與未來，那麼，祭祀業必然會遭受嚴重影響。這也是孔子為什麼對於當時出現的新鮮事物，代替活人殉葬的陶俑的發明與創造會那麼刻骨銘心地痛恨。罵他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果祭祀這樣莊嚴的活動，人人都採用陶俑，那麼，顯然，這個活動的重要性與嚴肅性會大大地降低。孔子的祭祀生意漸漸地就沒有得玩了。殯葬業的生意就會大打折扣。

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都是某種文化的產物。要想從印第安人那裡尋找到愛因斯坦式的思維與價值，那是不可想像的。就一定意義而言，每個人都是一定文化的產物。當我們在評價某個人的所作所為的時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說評價他所在的那個文化。

許多具體的人身上反應出來的其實都是那種文化價值觀及思維方式在現實中產生的結果。詛咒或者讚美個人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如果生活在同一種文化中，認同同樣的文化價值理念，其實條件成熟的時候，還是要發生同樣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說，歷史常常會有驚人相似之處。這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同一種文化後面有著相同的文化基因，用這種文化基因培育出來的人，他的價值取向與思維方式，也是大同小異。

比如，自孔子之後，中國文化就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到西漢以後，甚至是以儒家文化為統治，這些人無論是上到皇帝太子皇親國戚，下到平民百姓，都是自小念《四書五經》，接受聖人的教化，他們的言行舉止，無論是上等官僚貴族，還是下層的平民百姓，其文化價值取向是完全一樣的。不同的只是居統治地位還是居被統治地位，同一種文化之下的利益不同而已，並不是思想價值導向不同，所以，一個王朝代替另一個王朝，戲法還是同樣的戲法，情節也完全一樣，只是換了不同的演員去表演而已。在下者一旦得勢成功，特別是建立新的王朝，統治的思維方式與文化路徑依賴也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中國各個朝代，也許在某些細微處有一點不同，但是基本的命運與歷史的走向是一致的。

因此，在中國二千多年來，不斷地更換王朝，而沒有更換過文化，無論什麼王朝，都是以亂始，以終棄，無不反反覆復演繹著孔孟之道那一套，自然，命運各個朝代也是大致相同的。有人因了種種對儒學的批評而特別提出中國古儒是好的，孔子是好的，到孟子時也基本上還是好的，然後荀子就開始壞了，到了明清就不知道壞到哪裡去了。

孔子孟子是好的，只是後來的新儒把經念歪了。「三綱五常」不是孔孟之道，因為，這是西漢時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才提到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董仲舒又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等。這些都是後儒栽贓陷害的結果。

其實，後儒的發展，並沒有背離孔孟之道，他們完全遵循孔孟之道，按照孔孟的思想倫理演繹發展的，並沒有什麼離譜的創見，如果沒有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儒怎麼會有「三綱五常」？如果沒有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判斷，後人怎麼敢給女人纏三寸金蓮並且公開實施男尊女卑的制度與法律，以及風俗習慣？

如果孔子不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後人怎麼會這樣膽小慎微，不敢越先人半步，而且會如此地狂熱崇拜祖宗？而且千百年來，壓制一切創造發明？如此不允許有個人創見的，並且大興文字獄？其直接造成的後果就是，儒家在孔子之後很長時間裡的古代中國，鮮有獨立創造的文字見世，孔子之後數百年時間裡，只有亞聖孟子有獨立著述，然而，也是口口聲聲聲明「平生所願學孔子也」，生怕別人批評他僭越了至聖先師孔子。其他許多著述至今都搞不清真正的作者是誰。這是不大正常的。一個民族的文化源頭，都不敢以獨立個人的身份著述，可見，對思想的的禁錮到了什麼地步，對個性的壓抑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

更為可笑的是，有人總是把古儒說得多麼多麼美妙。還說什麼封建制度結束於秦始皇，之前才是封建制度，秦以後不是封建制度，而是專制制度。其實，秦之前也是專制，只是專制的組織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這種改變，因為沒有人權概念，實際上只是在上等貴族那裡的權利的改變。封建制度，分封建制，王公貴族有自己的領地，有自己的權力中心與利益格局，每年有一次去朝拜天子，剩下的就是自己王國了。秦始皇改革之後，打破了這種利益格局，統一由皇帝委派官員，一竿子插到底，只是擴大了帝王的權力，但是，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平民百姓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呢？從前平民百姓是做諸侯的貴族，受諸侯的盤剝與奴役，現在直接由皇帝及其正派的官員奴役。

這猶如一頭豬，從前是由狼分割了吃，現在統一由老虎來分割分配了吃。對於豬來說，都是被殺，由誰來殺，對豬來說都是一樣的。所以，也不要美化什麼秦之前的封建制度，並不會比秦之後的官派郡縣制統治更好到哪裡去。只要這種文化里沒有人權和自由的概念，無論怎樣折騰，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對於平民百姓來說，災難與痛苦是一樣的，對於統治者來說，才是利益甚至性命悠關的。

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