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位思想大師的趣聞和傳說（下）

叔本華和小老太

在你們所謂的「意志」、「本能」和「願望」之中，「意志」是最基本的力量。生命毫無價值，因為出生就是通向死亡，兩者之間活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重複地產生後代。除了這一點便無任何東西——沒有策略、沒有理由、沒有目的。

「叔本華放棄聖經的心理不是非常的堅定和真誠……他認為知識是瑪耶女神（Maya）的國土，但是當我們穿透這層面紗時，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上帝，而是魔鬼。邪惡且無所不能的意志沒完沒了地糾纏著我們，世界萬物因遭遇迫害而痛苦。受到魔鬼似的景象的恐嚇，明智的人會回答『滾』，並在非存在中尋找避難所。而這對具有魔力的人來說是一種侮辱，他們是代表神話的信徒……」

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是這樣說的。但是，那不是叔本華唯一一個讓羅素反對的觀點。

假若我們根據叔本華的生活來判斷就可以知道他的論調也是不真誠。的。他每天都在一個豪華的餐廳中用餐；他有很多瑣碎的風流韻事，性生活豐富但把持有度；他極其喜歡爭吵而且經常很貪婪。有一次，他被一個上了年紀的女裁縫惹惱了——她與兩位朋友在叔本華的公寓外面聊天，叔本華把她推下了樓梯，造成了對她的永久性傷害。女裁縫得到了法院命令——強制性讓叔本華在活著的時間按季度付給她終身補償。20年之後，當她去世時，叔本華他自己的賬本中寫道，「老婦死，重負釋」（obit anus,abit onus）。

哲學故事

亞瑟?叔本華不僅不能被看作是真正偉人的哲學家——有時甚至連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都稱不上。雖然他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甚至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響毋庸置疑，但他把老女人推下樓梯的原因在他所有的理論中更加有趣。他不僅潛伏在他有名望的同事黑格爾和康德之後，也在馬克思和尼採的陰影中①。實際上，他有時候只是因他對經院哲學冗長而尖酸的攻擊而被人們記起，這是由討人厭的黑格爾總結出的。那個男人——「在上文中描述的那個人，人家公認的偉大哲學家」在現實生活中是這樣的：

平頭、無趣、令人噁心、未受教育的江湖騙子，通過胡亂寫文章和表現出最瘋狂且令人費解的荒謬行為達到了厚顏無恥的頂峰。

叔本華補充說：「政府認為哲學是服務國家利益的方式，學者則認為哲學是交易。」因此，黑格爾受到普魯士的君主的高薪聘請，在「愚蠢的觀眾」面前編造「騙局」。這樣，叔本華就可以成功地將其他哲學家的目標與普通大眾和「權威人士」的批評結合起來，從而表現其相當厲害的侮辱能力，它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最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主要限於戲劇演出中的一小部分——哲學。

亞瑟?叔本華出生在一個港口城鎮，也就是今天的波蘭，他的父親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華（Heinrich Floris Schopenhauer）是一位富商。海因里希是一個親英派人士，他計劃讓亞瑟（這樣叫是為了讓他順利地進人商業圈）在倫敦出生，但是他的妻子——約翰娜?叔本華突然生病了，所以他們就回到了家鄉。這樣，亞瑟的出生地就是格但斯克（Gdansk）。為了彌補損失，海因里希把叔本華送到了溫布爾登（Wim-hledon）的寄宿學校，不過只待了幾個月（因為他討厭那裡）。然後他到了倫敦《泰晤士報》，亞瑟17歲那年就被送進了漢堡（Hamburg）的商業學校。

不久之後，他的父親跳河自盡了，這顯然是因為他的商業失敗了。叔本華被打倒了，似乎要責怪她的母親——比自己的丈夫小大約20歲的一位魅力十足的上流社會人物。然而，不管叔本華有多少憂鬱的思想，她的力量繼續強大，並獲得了「著名浪漫主義小說家」的光榮稱號。她把叔本華引薦給當時德國的很多大作家，包括歌德（Goethe）、施萊格爾（Schlegel）和格林（Grimm）兄弟——還有寫作這門藝術本身。

但是，不久之後，當叔本華在柏林的大學讀書時，他自己選擇的計劃誕生了。就是在柏林，他第一次斷定說：大部分被認為是哲學的東西其實都是「床鋪」。在聽了著名的喬安?費希特（Johann Fichte）兩年的課程之後，他覺得這個男人是一個十足的騙子。在他最後一本書《附錄和補遺》（Parerga and Paralipomena）中，他把他的發現解釋成「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在我的腦海中不是哲學家，因為他們缺乏哲學家應具備的最基本素質，即對他人的詢問認真和誠實地作答的態度。他們僅僅是想成為哲學家的辯論家，而不是真正的哲學家。他們尋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的興趣和進步」。

通過比較，他似乎有著比同代任何人更加重要的信息要傳遞給人類。他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形而上學的解密者，覺得自己偶然間找到了理解宇宙的關鍵，也就是：每個個體——不僅只有一些會猜想的哲學精英——已經了解了真實現象的根本所在。不是通過嘗試並深思熟慮地了解，而是直接主動地調查。我們都是在它一時興起的時候擺動身軀和跳舞的傀儡。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是這個實踐的最終產物，它的寫作風格是非學術性的，帶著一種諷刺、貴族的氣派。在叔本華的晚年，他也確實嘗試要過上貴族般的生活，不知不覺、慢慢地成為了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就像他所崇拜的康德那樣，叔本華穿著過時，在嚴格的時間段用餐，然後在他比較喜歡的捲毛狗——阿特瑪（Atma）的陪同下去散步。除了定期地去劇院和在公共圖書館讀報紙以外，他還是博學隱士的榜樣。他對自己放棄了父母為他安排的商業生涯這一重大的挑戰性決定的解釋是：「生活是一個難題，我決定用我的一生來思考這個問題。」

下面就是他的發現。在你們所謂的「意志」、「本能」和「願望」之中，「意志」是最基本的力量。生命毫無價值，因為出生就是通向死亡，兩者之間活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重複地產生後代。除了這一點便無任何東西——沒有策略、沒有理由、沒有目的。它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之外，還創造了這些常規現象、這些「表面跡象」。它是最初始的，它忽略了知覺，它決定了我們的觀念，它指揮著我們所有的行為動作。它甚至還控制著社會進化，而不是像達爾文證明的那樣。動物以它們的外表反映它們的意志——膽怯的兔子用它那大大的耳朵隨時準備檢測最微弱的危險。鷹用它堅硬的嘴巴和鋒利的爪子反映它對與其他生物保持距離的永久願望。我們就像蚌蟒一樣，某天被創造出來，後來又死了，只留下我們的「蛋」（後代）。自然對物種的用處要比個體生命多，但是個體生命也必須重複地作為這個大循環的一部分。

意志也是不理性的，它可以製造理由卻不會受到它們的限制。生存和生殖的意志是不理性的，它們不遵循任何原則，也沒有任何邏輯。為了說明這一點，叔本華描述了澳大利亞螞蟻的恐怖故事，這是一個令人作嘔的例子。每當砍下那些螞蟻的頭，它們就會變成兩台奇怪的「戰鬥機器」-「機器」的頭部試著咬住胸膛，意圖使對方死去。

就像羅素所說，叔本華確實寫過有關揭開「瑪耶女神的面紗」的需要，他是為了弄明白「意志」的普遍現象，即「maharakya」或印度教智慧的一部分。他是能夠平等涉獵東西方著作的極少數歐洲哲學家之一，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在印度的生活壓力或印度靈魂下呼喚他的捲毛狗——阿特瑪，讓它尾隨其後，他的研究包括康德的半身像、像狗一樣的朋友的不大正常的肖像、站立的金色佛陀石雕。他的圖書館中藏有超過130條名目的東方哲學，包括他所稱的「我的生命的安慰者」的神聖印度文獻。叔本華參考了佛教的觀點：痛苦（而不是幸福）才是常態。從佛教思想中他得出結論：虛無。虛無正是人所能獲得的最好的東西，它就是「涅桑」（Nirvana）的字面意義。

在《存在的虛幻》（on the Vanity of Existence）中，他解釋道：

存在的虛幻顯示了所有假定存在的形式：無限的時間和空間與有限的個體作比較；短暫的現在作為現實存在的唯一形式；所有事情的偶然性和相對性頻繁出現；永遠得不到滿足的慾望；生活中與時常發生的沮喪的不斷鬥爭。時間本身所帶來的存在於時間之中的時間和所有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都是生活意志下的一種形式，這就像事情本身一樣，是永恆的。時間使任何事情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並喪失它的真實價值。

它只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版，閱讀的人寥寥無幾。到那時為止，叔本華在法蘭克福（Frankfurt）的名氣主要是因為他是著名的約翰娜之子。現在，他有了小小的成就，如果一開始只有一小部分人關注他，那麼這也是幫他成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藝術家描繪了他的肖像，他的半身像由伊麗莎白?奈伊（Elizabeth Ney）繪製。在1553年《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的4月刊中，約翰?奧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在一篇以「德國哲學中的偶像破壞」命名的文章中宣傳：叔本華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最熱心的一位德國崇拜者是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53年為叔本華寄去了他的《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r Nibelungen）並題字：「欽佩和感謝。」

幾年之後，尼採在一個二手書店找到《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且情不自禁地把它讀完。在倫敦，在弗洛伊德對人類的「生活本能」和「性慾」的解釋之前，弗洛伊德將會急切地研究叔本華對於原始「生活意志」和「性慾望」的描述。

但最初，根本就沒有人對叔本華感興趣，更不用說他的存在哲學了。儘管他的母親很有名望，但他讓別人出版幾本書還是存在困難的。在經歷第一次出版的多次推延之後，叔本華給出版商寫了一封具有鮮明謾罵特徵的信，出版商冷漠地回答：「他必須降低信件中所有神聖的粗俗和笨拙，使其更有車夫而非哲學家的風味。」而且要求他自己去印刷，出版商以一句話結束了他的意思，即「我擔心這本書毫無益處，純粹是浪費紙張，沒有人會注意……」

實際上，儘管印刷的量不多，那本書還是受到了大部分人的忽視，在16年之後，大部分書也都被人們視為廢紙了。然而，面對那些大眾的欣賞慾望，叔本華就有了少許的滿足。他的妹妹寫信給他說道：「歌德在其中找到了很大的樂趣，他迅速拿了這本厚厚的書並立即開始閱讀。一個小時之後，他便給我寫了一個便條，說他非常感謝你，而且認為書整本都很不錯。他指出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讀給我聽，而且非常興奮……你是唯一一個讓歌德認真閱讀的作者，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我也很高興。」

儘管如此，叔本華用非常華麗的辭藻寫了本書第二版的序言，即他寫這本書「不是寫給我的同時代人，也不是寫給我的同胞——我現在完成的著作是送給整個人類，我很自信它對人類有價值，即使它受到注意的時間很晚，但是它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普遍有用的」。

是的，但是叔本華真的把老女人推下樓梯了嗎？

我們來參考已有的消息，也就是馬爾蓋（Marquet）事件。

一隻手緊握著棍子，另一隻手抓住女裁縫的腰部，他試著把她趕出房間。

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當叔本華回到家時，他發現三個下流的（他所認為的）女人在他的門外閑談。其中一個是女裁縫凱若琳?路易絲?馬爾蓋（Caroline Luise Marquet），她租下了叔本華隔壁的房間。叔本華對「噪音」（他在一本聲譽不是特別好的文學作品《論噪音》中談到）非常反感，希望她們可以走開，而且確實也跟她們說了，但是卻遭到了拒絕。接著，叔本華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拿了一根棍子走了出來。一手抓住女裁縫的腰，想要迫使她離開房間。她尖叫著，叔本華推了她——女人掉了下去。

聽上去這對叔本華的影響非常大。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當馬爾蓋女士作出行動以要求他賠償損失，說他踢打她的時候，叔本華成功地使法院相信了所有的事情（他承認使用了暴力），這很合理。法院駁回了這個案子。不久之後，當她上訴以表不滿時，叔本華拒絕在辯護中作證，所以他被判罰款。幾年之後，在1825年5月，老馬爾蓋女士第三次來到了法院，指出那次事故讓她發高燒而且她的一隻手臂也失去了力量。她不斷請求，最後獲得了每個月都有的終身補償。

那麼，這樣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叔本華有很多風流韻事並有一個私生子，但由於他的忽視，這個孩子很早就去世了。在大學的期間，他愛上了魏瑪（Weimar）公爵的情婦，但是她不喜歡他。他最糟糕的性經歷是與一位年輕的女演員凱若琳?里克特（caroline Richter），當時的她已經有了一個兒子。但是叔本華從來沒有想過要與她結婚。在他的著作中，他嘲笑婚姻是一種債務關係，年輕的時候簽訂合同，年老的時候償還。他認為，所有真正的哲學家都是獨身主義者——笛卡爾、萊布尼茨、馬勒伯朗士（Malebranche）、斯賓諾莎和康德。

他的脾氣暴躁，就像羅素所說，他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很冷酷，同他的母親和妹妹之間也無話可說，尤其在他致使家庭的商業失敗之後。自我控制能力的喪失似乎以一個令人不幸的方法反映了出來，即他的哲學觀念的核心：控制著我們的不理性的「意志」。

主要是因為他，「自私基因」才會被學者和科學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規律地使用，尼采對破壞偶像的胡言亂語的看法中顯著體現了「對權力的意志」，甚至連「世界由意志創造」這一觀點也被扭曲且轉化成了存在主義的「美麗花園」。

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他的貢獻要被賞識。他的獨創性已經丟失且被遺忘了。實際上，這才是最確切的。因為他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是這樣寫的：

地球日夜不停地旋轉；個人死亡；但是太陽的照射從不停止——永久的正午。顯然，生命就是生活的意志；生活的模式無止境地反覆出現；起作用的不是個體，驚人的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和消失，就像短暫的夢境。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1788年出生使叔本華投身於德國哲學成果特別豐富的時期。叔本華的敵人是比他大和優秀的人：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格奧爾格?黑格爾（1770-1831）和約翰?費希特（1762-1814），而丹麥的索倫?克爾凱郭爾（Sфren Kierkegaard）（1831-1855）、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和卡爾?馬克思（1818-1883）都比他晚。

克爾凱郭爾的誘惑

我來到了存在的世界——我在哪兒？這個所謂的世界是什麼？把我誘惑到這個世界且讓我留在這裡的人是誰？我又是誰？我是怎樣來到這個世界的？為什麼沒有人徵詢我的意見？

索倫?克爾凱郭爾（Sφ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出生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在「來自年輕審美家的信」中，即《恐懼與戰慄》（Fearand Trembling）的一部分——他的奇怪且多層次的著作之一，他回憶了當時的場景：

我來到了存在的世界——我在哪兒？這個所謂的世界是什麼？把我誘惑到這個世界且讓我留在這裡的人是誰？我又是誰？我是怎樣來到這個世界的？為什麼沒有人徵詢我的意見？

哲學故事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也正是這個賦予了他「存在主義之父」的稱號。但是，不管是否被徵詢意見，索倫?克爾凱郭爾確實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並不斷長大，不過也是一個嚴厲的新教徒家庭。他的父親邁克爾?克爾凱郭爾（Michael Kierkegaard）性格憂鬱，喜歡在餐桌上談論耶穌和殉難者的遭遇，他的家庭生活的主要課程就是《聖經》中的「服從觀」，就像亞伯拉罕的故事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徒都知道，亞伯拉罕是一位由上帝引薦的虔誠教父，他不僅要犧牲一些愚蠢的動物，還要犧牲他唯一的兒子，在最後時刻，他正準備這樣做，但是又獲得了可以不做的神聖權力。這些是怎樣成為索倫?克爾凱郭爾的家規中的一部分還不清楚，但是那聽起來是不詳的預兆……

但是，索倫?克爾凱郭爾一家都是摩拉維亞教堂（Moravian Church）的成員，這被認為是德國非常令人沮喪的地方，他們認為性享受是有罪的，而且男人與其配偶的婚姻應該由偶然決定。

儘管如此虔誠，在日德蘭半島（Jutland）那被大雨刷洗過的山上，索倫?克爾凱郭爾的父親仍然以一個年輕牧師的身份，在一個非常陰沉的日子詛咒上帝，不過他後來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負擔。他對宗教的虔誠心逐年增加，他努力與所察覺的帶有信任的「詛咒」作鬥爭。他認為這次犯錯讓上帝懲罰了他。尤其，他認為他所有的孩子都必須在他之前去世，而且很確定他們不會活到34歲，也就是耶穌死亡的年齡。索倫寫道，他對父親對於死亡冷酷的偏見既有欽佩，也有恐懼，但有時候又覺得他的「瘋狂」影響了整個家庭。根據柏拉圖的觀念，哲學家只有在35歲的時候才能開始創造出他們最好的觀念，很顯然，這種對提早死亡的預測給索倫?克爾凱郭爾帶來了巨大的陰影。

幾年之後，這個悲慘的預測似乎實現了。首先，邁克爾?克爾凱郭爾的12歲的兩個女兒在玩耍時意外死亡，25歲的馬倫（Maren）死於無人知曉的疾病。在馬倫之後，便是另兩個女兒妮卡林（Nicohne）和佩特麗（Petrea），她們都是33歲且處於分娩期。還有一個兒子尼爾斯（Nie1S）逃到了美國，但24歲的時候死了。他的哥哥彼得（Peter）儘管倖存了下來，但卻失去了他的妻子埃莉斯（Elise）。實際上，除了彼得，只有索倫?克爾凱郭爾成功地打破了預言，活過了35歲。

一些評論家想知道邁克爾?克爾凱郭爾為什麼如此確信詛咒上帝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很確定它就是比「年輕人的咒罵」更深的罪孽，需要如此多的年輕生命付出代價嗎？如果不是咒罵，那就是不為其他任何事，而只為錢財與一個女人結婚，兩年之後就把她送進了墳墓，然後再與女僕生一個私生子嗎？當然，這些推測可能跟索倫?克爾凱郭爾的父親的案例毫無關聯，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路德教派成員（Lu-theran），視神聖的法令和自我修養為一切。這些也差不多就是學者告訴我們的。

然而，邁克爾?克爾凱郭爾的第一位妻子克里斯汀（Kristine）出生於富豪之家，當他們結婚的時候，她已經36歲了，很顯然不能生子。就在結婚後的第二年，她由於肺炎去世了。她的石碑上僅僅簡單地表明她被埋在那裡——「她的丈夫把對她所有的記憶都埋藏在了石頭下面」。然而，雖然那塊空地給了邁克爾?克爾凱郭爾的第二位妻子安妮（Ane），她是家裡的女傭，但是她在懷孕的時候，她更加熱情奔放。這一點宣布了她「雖然要離開家上天堂」，但卻將「被她倖存的孩子與朋友所愛戴和想念，尤其是她老去的丈夫」。邁克爾?克爾凱郭爾看上去似乎更喜歡他的第二個年輕的妻子，或者是因為數年後的他變成熟了。

但其實是安妮更適合邁克爾?克爾凱郭爾。邁克爾和他的兒子們都認為女人本質上就是家庭的用人，對生孩子有著特殊的責任。確實，索倫?克爾凱郭爾的妹妹的責任還包括服侍她們的哥哥。從家裡的一個朋友伯森（Beoson）那裡我們得知，女孩們對自己所處的時代以及偶爾的反抗的態度是非常極端的。

然而，如此乏味的家庭管理方法似乎未能讓索倫?克爾凱郭爾改變他的看法。在他的書中，索倫?克爾凱郭爾寫了很多對他父親的評論，但卻從未提到他的母親和妹妹。否則，就像他的父親一樣，他滿腦子想著上帝。

這就是人們現在喜歡說的丹麥「金色年代」（Golden Age）。18世紀90年代，哥本哈根曾兩次被大火毀滅，1801年，這個國家完全失去了它的領土；1807年，英國在海邊炮擊它；1813年，國家造幣廠倒閉。

但至少那兒有藝術「百花齊放」的景象，丹麥被看作是科學、藝術和文學富饒的土地是毫無疑問的，這也許是因為丹麥也正經歷著社會動亂時期。封建社會的必然性基於封建領主，他們的領土和耕作的農民被更加複雜的東西（富裕的商人和技術高超的技工）和社會所替代，用來挑戰等級制度。邁克爾?克爾凱郭爾僅僅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作為家庭最年輕的一員，沒有遺產的他不得不離開貧窮的日德蘭半島，到哥本哈根做他叔叔的學徒。但是，一到那裡，他很快就創造了一小筆財富，取得了一個新的社會身份。

儘管如此，邁克爾和他的兒子索倫?克爾凱郭爾對社會的轉變還是高度不滿，認為重要的價值和承諾將會失去意義或丟失。索倫?克爾凱郭爾用哥本哈根的一個公園概括了「新丹麥」的表面現象，這裡有西洋景、蠟像館、視覺的謀略技巧（如透視畫）、膚淺且無信仰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一個年輕的男孩，索倫?克爾凱郭爾也非常認真。在哥本哈根的精英語法學校、公民美德學校，他的綽號叫「叉子」，因為他喜歡讓同學們進行辯論並呈現他們在討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

不久之後，他的興趣不僅局限於贏得辯論賽和在文學世界中獲得一席之地，他還特別想加入哥本哈根文學界中最著名的人物——海伯格（Heiberg）的文學圈子。海伯格先生也是一位哲學家，他肩負著向丹麥傳授黑格爾哲學的責任。如果這一點還不夠，那麼海伯格還是當時最有名的丹麥劇作家，是皇家劇院的總指揮，他與一個非常有名且美麗的演員結了婚，並開辦了哥本哈根最高雅的文學沙龍。索倫?克爾凱郭爾多麼羨慕他呀！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被引薦進入這個吸引人的圈子。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索倫?克爾凱郭爾與維珍妮?奧遜（Regine Olsen）訂婚了。他第一次遇見這個女孩兒時，她只有14歲。」婚姻也保持了人類最重要的發現之旅。」他在《生命的階段》（stages on Life』s Way）上解釋說。維珍妮成了他隨後的很多著作中一個重要的主題，但是卻不是以非常樂觀的形式出現。就像索倫?克爾凱郭爾所言：「將一名女子賦予詩意是一種藝術，而將自己賦予她一樣的詩意是一種傑作。」後來，在《誘惑者的日記》（Diary of the Seducer）中的《非此即彼》（Either/Or）這篇文章中，他寫道：

青少年時期對性慾的覺醒使我們獲得我們自身之外的歡愉，而這種滿足感的獲得又取決於另一個人所帶來的自由。性交可以使我們獲得飄飄欲仙的快樂，但同時又夾雜著承擔責任的恐懼感。焦慮就這樣矛盾地徘徊在沉迷與恐懼之間。

索倫?克爾凱郭爾將蒙受恥辱的維珍妮公之於世，希望能和她解除關係〔維妮珍最後和索倫的其中一個對手（一個學校老師，要不是作為外交官上的事業暗淡，他可能會繼續走向成功）結了婚〕。《非此即彼》瞬時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為它新奇的角度。在8年的時間內，維妮珍的這段經歷引發了索倫?克爾凱郭爾20本書的創造性寫作高潮。

但是索倫從未把它引人文學寫作中。有時，索倫沒有得到海伯格文學團體的完全認可，這使他很沮喪。他轉而出人了相反的比較墮落的地方：他逛妓院，和一群酒鬼混在一起。這些酒鬼裡面還包括另外一個非常害羞的漢斯?安徒生（Hans Anderson），那個已經因他的童話故事成名的作家。索倫曾經很喜歡在聚會上愚弄他，但是這兩個人也創造了一種奇怪的體系。安徒生也曾經靠借債度日，並且因還不起債務而被關進牢房，幾次三番地要他的父親保釋。

當他挑釁一個名為《海盜報》（Corsair）的諷刺性期刊時，他的噩運也就隨之而來了。這個期刊巧妙地將他描述成一個奇怪的人，漫無邊際地遊盪在哥本哈根，和人們談天說地——更為糟糕的是，他的褲子總是太短！對於這些嘲諷，他感到震驚和心痛。索倫?克爾凱郭爾在他的旅程中寫道：「天才就像是雷電——它們和風作鬥爭，雖有些嚇人，但卻能使空氣清新。」

但是在他25歲的時候，他經歷了他所謂的突如其來的「難以名狀的快樂」，並決定改造自己。他戒掉了酗酒的習慣，與他的父親和解，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對安徒生的一部小說的批判性評論，題為《來自一位在世者的論文》（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

「天才就像是雷電——它們和風作鬥爭，

雖有些嚇人，但卻能使空氣清新。」

但是，索倫?克爾凱郭爾是在《非此即彼》中展現出了他的新見解——我們所作的必要選擇是感官上的自我滿足以及無私地一心追求純潔和美德。而我們無法理性地對此作出選擇；它實際上是「存在的」。那意味著什麼呢？存在主義者認為，這種決定闡釋並創造了個人，這個人在他或她被選擇後才會認為自己是存在的。因此，他們在他人的理性判斷之外。索倫?克爾凱郭爾將此方法應用在維珍妮身上，所有人認為這是為了「激怒」維珍妮從而結束他們的婚約，是對這位年輕少女施行的一系列精妙的公開羞辱。但是，對索倫?克爾凱郭爾來說，他在創造下一個邁克爾?克爾凱郭爾。

「每當我們決定對道德表示懷疑時，」他狂傲地寫道，「這些行為必定會超出社會論證的範圍，並且絕對是『避諱』的話題。」這些會在《恐懼與戰慄》中得以解決，因為他們藐視公民美德，並且徘徊在瘋狂的邊緣。

間接交流

索倫?克爾凱郭爾的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的幽默。《對哲學片斷所作的非科學附錄》（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是對不到55頁的小書（（哲學片斷》（Philosophical Frag-ments）追加的600多頁的附錄。兩者都是用的筆名約翰尼斯?克里馬科斯（Johannes Climacus），這正是索倫?克爾凱郭爾稱為「間接交流」的特點。

索倫?克爾凱郭爾認為，「直接交流」是對上帝、作家和讀者的一種「欺騙」，因為這隻與客觀思維有關，而無法適當地表達主觀性的重要性。間接交流可以使讀者引人他們自己的思想，並與這些觀點形成一種個人聯繫。相反，客觀寫作使人們在感興趣的領域無法蘊涵自己的激情。尤其是基督教教義，只能在帶著激情和誠摯之時才能被欣賞，而在這裡主觀性是必須的。相比之下，黑格爾的真理——他的「連續的世界歷史的進程」則非常冷酷無情。

因此，為了確保沒有明顯的「權威」觀點，讀者被迫必須對意義作出自己的判斷，他將他的原文分解成了前言、序言、初探、插曲、附註、致讀者的信、匿名部分和匿名編輯的校對、整理和細分（留意的讀者會發現，為了對索倫?克爾凱郭爾表示尊重，本章也是不連續、不完整的。這形成了糟糕的風格，並且讓那些不得不弄清它們聯繫的讀者厭倦不已——但是這對作者來說是一種很棒的快捷之道）。

而且，既然索倫?克爾凱郭爾的書都是用他的遺產自行出版的，那麼他當然可以用他喜歡的方式來寫作——而他依然還有足夠的錢與他忠實的用人安德斯（Anders）住在一個舒適寬大的套房裡。

在《非科學的附錄》中，索倫?克爾凱郭爾將真實的存在形容成像「騎著野馬」，而「所謂的存在」像在運送乾草的馬車裡睡覺。明顯是受此啟發，索倫典型的工作日包括早上一段時間的「沉思」，然後一直寫作到中午，他喜歡在下午散步，走很遠的路，並會在沿路停下來與任何他認為有趣的人聊天，然後很晚才回到家。之後，他會寫作大半個夜晚，一直到深夜（這大概就是「野馬」的標準做法……）。

在哥本哈根的散步和他連續出版的書最終使他成為了一個公眾人物，他以作為當時受歡迎的黑格爾哲學和國教的批評家而著稱。

但是後來，這兩個對手碰頭了，索倫?克爾凱郭爾在大學時代的老對手和黑格爾哲學的著名支持者漢斯?馬頓生接任了丹麥教會的主教職位。索倫?克爾凱郭爾暴怒不已，他立即對這位基督教會新主教發起全面進攻，並表明了他自己的觀點。而這次，他關於語義學的哲學理論為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卻未用自己的筆名。這本書以及後來的作品〔如系列諷刺短論《快報》（The Instant）〕都大受歡迎，並十分暢銷——但是這也意味著，因為印刷費用比書的收人大得多，他花費了更多的錢。事實上，在索倫，克爾凱郭爾最後一次患病而暈倒在街上的那一天，他正是在到銀行取出遺產的最後一筆錢後返回家的路途中。

忠實於他反對教權主義的原則，他在臨終之前拒絕接受最後的禮拜儀式。而且，他的葬禮被一幫反對一位牧師出席的抗議者所打斷，儘管那位牧師是他的兄弟。這座城市有意忽視他的離去，並且在他去世多年後，哥本哈根的子孫們在洗禮時仍不允許取名為索倫，因為這個名字附上了糟糕的名聲。

索倫?克爾凱郭爾的作品大多都被忽視或遺忘。直到20世紀，他的思想才開始影響法國的存在主義者，他們敬慕並推崇他的個人主義和反理性主義，並完全忽視他的宗教優先權。索倫?克爾凱郭爾將感激這個諷刺的局面。

穆勒的詩意轉折點

從哲學角度看，因為穆勒反對後驗的合理性，所以他反對其他人對於「制度」無證據的偏愛。穆勒沒有公開驗證證據，他寫出的作品就是對「當權派」和「錯誤教條及陳舊制度」的支持。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被認為是19世紀英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他提出並發展了功利主義理論。其最重要的著作是《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共2卷，1843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年出版）、《論自由》（on Liberty）（1859年出版），當然還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1861年出版）。但早年的時候，他曾發生過一些不幸。卡爾?布茵通（Karl Britton）在《牛津哲學指南》（Oxford Companion）里作了全面的解釋。

20歲的時候，穆勒經歷了一場「心理危機」，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很消沉，直到他在華茲華斯（Wordsworth）的詩里找到安慰。在他的恢復期，受柯勒律治（Coleridge）、卡萊爾（Carlyle）和約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的影響，穆勒曾一度抵制有關他父親、他自身學識和道德方面的說法。1831年，他遇見了海麗特?泰勒（Harriet Taylor），兩人一見鍾情，這得到了泰勒丈夫的寬容，但並沒有得到朋友們的支持。正是因為泰勒夫人的影響，穆勒才擺脫了對柯勒律治思想的病態偏好。

這些都很真實。穆勒究竟是怎樣到達那樣聲名顯赫的地位的呢？看起來似乎有捷徑。

哲學故事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生於倫敦，從小由父親詹姆斯（James）親自教育。詹姆斯本身也是哲學家，積極宣揚功利理論（有人可能會說他是功利主義佈道者）。穆勒3歲開始學習希臘語，8歲學習拉丁語，12歲開始學習邏輯學，大量精準的哲學訓練將他的大腦造就成強大的「理性機器」。

這項培養計劃得到穆勒的父親和他的世俗教父本瑟姆（Bentham）先生的支持，本瑟姆先生因設計了圓形監獄而聞名。在圓形監獄裡，每個人都被監視，不確定、模糊、不嚴密等問題都得到解決。

18歲的時候，穆勒開始跟隨穆勒?西尼爾（Mill Senior）在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工作，從基層做到審查員。4年後，他發生了「心理危機」。22歲的穆勒讀到了華茲華斯的一本詩集，之後他決定要做一個全然不同的思想者，不只是邏輯機器，還要有哲學思相①

「眾所周知，詩由情而發，因此詩歌應當區別於華茲華斯認為的詩歌是關於邏輯的、事實的、自然的。一方強調信念，另一方強調感覺。一方曉之以理，另一方則動之以情。一方滿足理解的需要，另一方則關注感官的體驗。」（《對詩歌及其種類的思考》（Thoughts on Poetry and lts Varieties）之《什麼是詩歌》，1833年出版）

在湖區（Lake District）他姐姐家美麗的庭院里能夠望見英格蘭最美麗的群山，在那裡，穆勒遇到了華茲華斯。華茲華斯在寧靜的庭院里，在茶香相伴中這樣解釋：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里，詩歌是最富哲學性的……它的對象是真理，它不是個體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具體的；不以外在的證詞之類的東西為依據，而由內心的激情點燃。真理就是它的證詞，給予它所信服的法庭以證明和信心。

穆勒也會這麼寫。華茲華斯的人文主義就是穆勒心靈的「靈丹妙藥」，當時柯勒律治的詩歌正引導他從原子哲學向對社會本質的認識的發展。

穆勒的教父——偉大的功利主義者本瑟姆說：「我們在表述任何東西的時候都用到文字，而在精確闡述邏輯真理的時候卻不用。」在聽到他說「所有的快樂都是一樣的，圖釘與詩歌一樣美好」的時候，穆勒打了個冷戰。穆勒還聽到了本瑟姆另一句更為經典的名言：「所有的詩歌都是誤傳。」穆勒在他常讀的詩歌集上記下了這句話，就像記下「卡萊爾先生強烈聲稱的『有限人類的完整性』」一樣。

華茲華斯的詩歌像穆勒心靈的一劑靈丹妙藥。

下面的這位哲學家像坐井觀天的青蛙：他自誇完全從貧疥的人類知識的規律下得到了解放，在一段時間只能看清一件事物，甚至看不到缺點。在詩歌里只有論點是不正確的，詩歌不能包括自身所有要運用於實踐的限制和功用，本瑟姆真的這樣認為嗎？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散文主題離實現烏托邦有多遠：他所做的嘗試不僅與詩歌不協調，還與演講術以及每一種流行的寫作形式格格不入。

然而，平心而論，本瑟姆早期的作品輕快甚至偶爾有點戲謔（起碼在穆勒看起來是在這樣的，相對於他的代數和語言學習來說）。然而，很不幸的是：

在他後期的深入學習中，他陷入了一種拉丁語和德語的句式結構中，而這些對英語學者是陌生的。他不能忍受為了文章的清晰性或者讀者的舒適性而像凡夫俗子一樣，在一個句子中寫下真理，又在下一個句子中糾正。他堅持在句子中間嵌入插入語。

穆勒繼續用他刻苦學來的古典知識在他對詩歌的抵制中指責自己的老師：

「他想以一種反對異議的姿態來寫作，因為不具可讀性，他不會取得任何成就，而且與任何一位詩人或感傷主義者的觀．點都不協調。如果從表達文學或闡釋哲學的角度來看，他們有可能對大眾產生影響，如果他的反對是成立的，那麼所有風格的作品都禁不起考驗。」

本瑟姆的朋友都對此憂心忡忡。似乎年輕的穆勒已經「閱讀過華茲華斯的作品並為它所迷惑」，約翰?鮑林（John Bowring）寫道，「他陷人了從來沒有過的奇怪的混亂狀態。」

痊癒

對詩歌的爭論不是個模糊的議題。它帶著「線性、男性」的思維方式、冷淡平靜的邏輯、特定的對象等特點進人西方哲學的中心。穆勒拋棄了哲學推論的虛飾，這些推論帶著虛假的確定性和歐幾里得幾何學，它們不闡釋真實世界的複雜性，也不闡釋因果關係的各種複雜模式和因素——儘管這些因果關係有的是不可預測的。穆勒甚至不願意將自己描述成哲學家，而寧願被稱作「社會學家」。他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人類思維中的精神特性，如他在《邏輯體系》（第6篇，《論道德科學的邏輯》）中所述：「討論決定性格類型的因素的理論屬於一個民族或者一個時代。」《邏輯體系》借鑒了康德的《先驗與後驗》（A Prio-ri and a Posteriori）中的部分觀點，然後用分析綜合的方法（康德最喜歡的方法）找出了「字面」與「真實」論點之間微妙且有用的差別，結論只能是而且必須是正確的。如穆勒所言，如果邏輯不包含任何「真實的」結論，它就只是一席空話。但數學確實能產生新的知識（穆勒贊同這一點），這只是因為它能採用不同的事物作為基礎。數學和邏輯學看起來如此確定、如此不可置疑，這是我們的心理傾向。

儘管穆勒的功利主義與本瑟姆的完全不同，但因為他被認為是本瑟姆的順理成章的接班人，所以他們的成名軌跡常常被放在一起研究。穆勒不是像他父親一樣的宗教佈道者，1938年，他像個異教徒一樣在一篇散文中指責本瑟姆。穆勒指出本瑟姆對於「清晰性」的困擾曾使他自己錯誤地認為不清晰的東西就不存在，而且會像抽象概念「人類種族的全部不可分析的經驗」一樣溶解。邊沁學派（Benthamites）認為穆勒完全受柯勒律治學派（Coleridge School）的影響，這種觀點也不對，柯勒律治派是浪漫詩人（Romantic Poets）新運動的一個分支，最後變成政治保守派，反對激進的社會主義和新經濟理論中的非人性化。從哲學角度看，因為穆勒反對後驗的合理性，所以他反對其他人對於「制度」無證據的偏愛。穆勒沒有公開驗證證據，他寫出的作品就是對「當權派」和「錯誤教條及陳舊制度」的支持。這裡他採用了本瑟姆的部分方法：分解整體、分析局部。如果將社會當做一系列個體的綜合體來看待，社會就能夠被理解，但個體也需要被看作是一系列感覺的綜合體來被理解。

穆勒的詩意轉折點使他改變了對人類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看法。這不過是他生命里一個反常的時期，所幸很快就過去了。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海德格爾也曾關注過詩歌，但他認為沒有矛盾，在他的一篇論荷爾德林（Holderlin）的散文中，他寫道：「存在造就世界。」詩人擁有與哲學家同樣的角色和權威。

梭羅和他的棚屋生活

當我獨自一人身處遙遠的森林或田野，毫無遮掩於嫩芽或祖露於帶有野兔奔跑痕迹的牧草地，甚至是碰上像今天這樣的蕭瑟且毫無生氣的一天時，當一個鄉下人都在思考他的內心世界時，我也回歸了自身。

我們依賴哲學家來描繪良好感覺和理性思維的綠洲，但是在經過進一步的研究之後，我們遺憾地發現許多哲學家不僅非常古怪，而且毫無理性。大衛?亨利?梭羅（DavidHen叮Thoreau），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當他住在靠近池塘的棚屋裡時，主要靠製造鉛筆維持生活，另外，他給人的第一印象也非常古怪。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哲學家仍然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在1857年1月7日的日記中，梭羅這樣描述自己：

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我幾乎總是俗氣而又放蕩，我的生活是難以言表的卑賤。無論多少錢財和多高的社會地位都絲毫不能彌補這樣的卑賤——當我與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共餐的時候。但是，當我獨自一人身處遙遠的森林或田野，毫無遮掩於嫩芽或祖露於帶有野兔奔跑痕迹的牧草地，甚至是碰上像今天這樣的蕭瑟且毫無生氣的一天時，當一個鄉下人都在思考他的內心世界時，我也回歸了自身。我再一次感受到自我，此時冷漠和孤獨便是我的朋友。

我認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就如同其他人到教堂里禱告後得到的感覺。我來到了我獨自的精神家園，就像遊子回到家鄉一樣。然後我著手處理那些繁雜的事情，還原事物本來的美麗面貌……我希望……每天都有清醒的頭腦。

哲學故事

這樣的解釋並沒有給羅伯特?路易?史蒂文森（Rohert Louis Sste-venson）留下深刻的印象。羅伯特?路易?史蒂文森是《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和《綁架》（Kidnapped）等令人振奮的傳奇故事的作者，他也放棄了傳統的教授生涯而成為一名作家。年幼的史蒂文森戰勝了病魔，娶了一個住在偏遠地區的漂亮女人，一同定居在國外的薩摩亞群島（samoa）中的一座山上。從那時起，他就提到梭羅在小棚屋裡，充滿了「某種品德上的自我放縱」，他補充說：

生命中容易有一些嬌氣，甚至懦弱的東西，它們不會因為衝擊和自而移動，它們害怕那些令人振奮的世間關係。總而言之，梭羅是一個逃避者。他不希望將自己的美德傳播給他的兄弟，而是溜進一個角落將美德藏匿起來。

事實上，許多其他對梭羅的生活方式深有印象的人也不會將美德傳播給他人。因此，終其一生以及他死後多年，梭羅都被認為只不過是一個怪癖的荒蠻人——敵視社會和進步。他對各種各樣運動的貢獻——包括奴隸制的廢除、印第安人的福利和美國原始環境的保護——只使得他更加難以被認可。但是，哲學家是不應該用跟他同時代的人的觀點來評判的。時間和歷史才是他們的評判員。這也就是隱藏在標題「亨利?梭羅」背後的歷史記錄。

他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康科德（Concord）,馬薩諸塞州在生態學中意指北美洲東岸的熱帶雨林地區。在他那個時代，康科德曾一度是作家和文學的集中之地。他全名大衛?亨利?梭羅，一直以來以亨利這個名字為大家所熟知。現如今，他的住所被改建為博物館，但已遷離原址幾百米，這也帶來了一個小小的哲學問題：梭羅真的在這裡出生嗎？如果不是，那現在不就有兩個這樣的地方了？

有人稱他為「詩歌界的桂冠詩人」，還有人尊稱他為「生態良知的先驅」。他的一位後繼者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說他「骯髒如罪犯」，並評論說：「他長著長耳朵和奇怪的嘴巴，行為粗俗、怪異但不失禮節，正好與其外貌相稱。但是他的醜陋正合時宜，也正是他該有的形象。」

霍桑曾在其著作《七個尖角的閣樓》（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中說：「世界的不安都歸於人類的衝動，快樂的人不可避免地被歷史限制著。」事實上，霍桑非常尊敬梭羅，甚至想宣稱在他自己隱居於閣樓中的幾個月里獲得了靈感。

作為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梭羅順理成章地就讀於哈佛大學，在那之後，他學到了一個傳統哲學家的基礎知識（修辭學、古希臘文學、數學等），然後回到了他的故鄉。在那裡，他成為了一群作家中的一員，這些作家中有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是「新英格蘭超驗主義」（New Engl and Transcendentalism）運動的領跑者。這種運動指出，通過自然我們才能夠觸摸到我們的靈魂深處。梭羅得到了一個在康科德學院（Concord College）任教的職位，但是由於拒絕使用教鞭懲罰學生，也就是後來的委婉說法「執行體罰」，他被開除了。後來，梭羅跟他的兄弟約翰一起開辦了一所學校，教授「漫步大自然」等課程。但是，當約翰的合約到期，並因感染破傷風死後，學校就關閉了。在這個低谷上，梭羅接受了愛默生的邀請，成為了他的助手、愛默生子女的教師以及名副其實的勤雜工，其中當然包括園林工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工作還是在他父母的鉛筆廠，這份工作整合了他的兩個興趣：本地的樹木和本地〔至少是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岩石、石墨。

在接下來的1845年，他每天花半個小時從家裡走到一個小小的木質棚屋裡——他很喜歡但含糊地稱之為「木屋」，其位於瓦爾登湖（Walden Pond）岸邊。瓦爾登湖並不是一個池塘，而是一個坐落在森林裡的湖泊。畢竟池塘有「小」這個限定詞，但據說這個瓦爾登湖是無底的。至少梭羅有一個對人類的小小貢獻得到了肯定的——他發現了湖泊中最深的地方有100英尺。然而，不管他是出於何種動機移居到那兒，那片土地屬於愛默生，那裡靠近城鎮，也不是特別隱蔽。梭羅的確讚揚了那裡保持著自然狀態的曠野和「一定程度上的原始鄉村」。

穿過最近的路，到達家中。一個人總待在原地，就像花冠總在花萼里，橡子總是藏在杯形的外殼中。當然，這裡有你所愛的一切、期待的一切和你自己的全部。這裡有你選中的新娘，她近在咫尺。這裡有你所能想像到的一切最好和最壞的東西。你還想要什麼呢？把它帶走！那些蠢貨們幻想著「他們的幻想是在別的什麼地方」（1858年11月1日的日記）。

因為它離城鎮很近，當他偶然碰上當地的收稅員而他又無力繳稅時，他很難安頓下來。梭羅說過，他的良心阻止他通過墨西哥戰爭發橫財，也阻止他壓榨奴隸——這樣的解釋導致他被捕人獄。據說這個事例激勵了其他的逃稅者。著名的甘地（Gandhi）反對駐紮在印度的英國政府；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抵抗美國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不幸的是，由於抗議的力量，他僅僅在獄中度過一夜之後便被釋放出來，同時，他的姑母替他繳納了所有的稅款①。如果有這樣一位姑母，那麼甘地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而梭羅則寫了一篇題為《抗議國民政府》而不是《履行國民責任》的文章來使自己心安。

這激發了他在獄中的那個晚上所產生的一個想法——當他的思想和精神都自由的時候，限制他的身體是多麼的荒謬啊！他為當局試圖懲罰他的身體而感到遺憾，因為對身體的懲罰無法觸犯到他的內心。他們有較好的體力來對付他的身體，但是絲毫危及不到他的信仰，而道德的力量來自於更高的層面。政府宣布：「你的錢財或者你的生命。」這是在耍弄投機者，他還補充說：

「投上你的一票吧，那不僅是一張紙，還有你整個的影響力。人少力量就弱，但少數人可以向多數人的一方靠攏，這個時候少數人就不再是少數的了；當少數人的群體發展受到阻礙的時候，合併勢在必行。如果我們可以選擇將所有人囚禁或者放棄戰爭解放奴隸，我們的政府將會毫不擾豫地這麼做。」

回到小屋後，他寫了他的第一本書，名為《康科德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這是獻給他哥哥約翰的頌詞。不出所料，出版商對這本書沒有很大的興趣，但愛默生鼓勵他自費出版這本書。幾年以後他負債纍纍，也因此產生了對愛默生的怨恨。

時光飛逝，兩年後他離開了小屋，為了還債，他到鉛筆廠工作。那兩年的生活經歷催生了他的下一本名為《瓦爾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or Life on the Woods）的書，在這本書中不僅有對森林的描寫，他還用批評的眼光觀察人類自然和社會，論點如「一群人在一起就有了獨自絕望的生命」。這本書開篇寫道：「大部分人並不是追求簡單的生活，而是把時間浪費在追求物質生活上（這也是柏拉圖的名言），即使是那些有點追求的人也是把時間浪費在閱讀現代小說而非經典的古典著作上。」這是受哈佛大學影響的表現。值得慶幸的是，在故事展開以後，梭羅開始發現自然的神秘與壯麗，甚至比希臘的古典文學更有趣。因為這樣，他的日記比他的書籍更有價值。經年累月，這些日記提供了豐富的記錄，關於森林和湖泊，關於自然如何變遷、適應和再生。有些人認為他應該獲得讚譽，因為通過描寫物種、地理和氣候怎樣交互作用，他為生態學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梭羅是達爾文的追隨者，受達爾文在比格（Beagle）的航行日記的激發而成為美國最先擁護進化論的人，當時的美國還受「造物主造物」論調的主導。當然，梭羅雜記的範圍並不僅限於此。

梭羅小心地記下每天的天氣，哪種花兒正盛開，以及瓦爾登湖的水深。

每項工作都分兩步進行。首先，梭羅會小心地記下自己觀察到的東西，如天氣、正在開放的花、瓦爾登湖的水深以及他所見到的動物的行為等。這一步完成後，他還要辨別和描寫所見事物的精神和美學意義。梭羅很欣賞華茲華斯的故事：一名遊人訪問華茲華斯，請求華茲華斯的僕人帶他參觀華茲華斯的書房，女僕把他帶到一個房間說：「這是他的圖書室，但他的書房在戶外。」梭羅也是如此。

後來有人對梭羅的雜記作了統計，大概有20萬字，這是大量觀察的結果累積起來的。不說紙張，光是墨水就用了很多，這麼大一筆凡銷，任何一位生態學家都會猶豫，但這些文字閃耀著哲學的光芒。他的雜記是他哲學思想的基礎，正如梭羅在《湖畔生活》（Life on the Pond）中寫下的結論：

如果你在空中建樓閣，你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無益；樓閣本應在空中。

你需要做的是在下面打好基礎。

那麼梭羅究竟是個自我放縱的懶鬼還是個哲學先驅呢？史蒂文森由於體質弱，少年時期都在病床上度過，還要為贏得獨立而鬥爭，他放棄了正常工作，遊歷各國，寫誇張的小說。相反，儘管患有氣喘，但仍然在鉛筆廠做工的梭羅卻顯得生機勃勃。他很少旅遊，只在自己的院子里看世界。

儘管如此，史蒂文森和梭羅還是有許多共同點。因為梭羅的確離開過他的小屋進行日常的散步。巧合的是，就是這一次散步，當他在一個特別漆黑的夜晚里數著樹木的年輪時，天空下雨，他也就放棄了，回來之後他就感冒了，一病不起直至身亡，那年他才44歲。但當時，就如他自己所寫，「雖然我們是懦弱的鬥士」，但每次散步還是像戰鬥。

我們從舊壁爐前起身出發去散步，然後夜裡回來，每次散步都是一次觀光。有一半路程我們是在走原路。我們應該走最短的路線。偶爾在冒險精神的激勵下我們決心再也不回來——我們不朽的心臟可以作為遺物寄回來。如果你打算離開父母、兄弟、妻子、孩子和朋友，再也不與他們相見，如果你還清了債務、實現了心愿、處理完了後事，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人，那麼你可以去散步了。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梭羅在他的《雜記》中記載：「我嬸嬸瑪利亞讓我讀查爾穆斯博士的生平傳記，但我從沒答應。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我聽見她向我的耳聾的姑姑珍妮一字一句地喊道：『你想想看！他今天站著聽青蛙叫聽了半個小時，他是不會讀查爾穆斯博士的生平傳記的。"」

馬克思的革命性唯物主義

對於我自己，我沒有宣稱我已經發現了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和階級之間的鬥爭。早在我之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經描述了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深入剖析了他們的經濟結構。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Poverty of Philosophy）一書中寫道，人既是自己人生戲劇的創作者，又是表演者。同樣地，哲學家「不會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他在《科隆公報》一次社論中補充說，但是他們是「他們所屬的時代和國家的產物，而其大部分精妙、珍貴又無形的精髓都流人到哲學思想中」。

因此，為了理解馬克思（和其後來的社會理論），我們應該靈活探究馬克思的個人生活與其社會「存在」中相對較小的信息主體，而不是費力地去研究「擬經驗」（quasi-empirical）歷史研究的內容。畢竟，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寫過，「思想、概念和意識的產物首先直接與人的物質活動和物質交流、現實生活的語言相融合」。「純哲學」只是一種「自慰」——理性自慰——他們說，即使是他們自己無疑也會犯此罪……而且，馬克思將自己形容是一個「世界歷史性」個體——所有先前歷史趨勢的一種結晶。

而且，如果未被悲哀地忽視，這會是一個更加有趣的研究。

哲學故事

馬克思出生於特里爾（Trier），這個地方也因此至今仍是德國一座具有資產階級商業性質的城鎮。他的父母無疑都是資產階級。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儘管因其是猶太人，他可能會成為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的一分子，但是他卻選擇了通過改變其信仰來提高社會地位。他的房子具有資產階級色彩，裡面到處都是最博學和文雅的東西，包括拉辛（Racine）、但丁（Dante）、莎士比亞和像盧梭和伏爾泰這樣的哲學家們的書籍。馬克思的一位鄰居——著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維斯法蘭（WestPhalen）男爵也會借書給馬克思。在適當的時候，「特里爾最美麗的姑娘」也會借書給他。這位女孩就是男爵的女兒珍妮（Jenny），她早已傾心於矮壯黑黝而又帥氣陰沉的馬克思。無論是他浮誇的風格、嗜酒的習性、鬥志，還是他的浪漫情詩，歷史都未給出證明。在接下來的40年里，她既是馬克思忠實的妻子，也是他的秘書——將馬克思的筆記整理得清晰連貫。這似乎很適合她，因為她認為女人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忠誠」。她還認為，對於男人來說，最重要的品質應該是「道德勇氣」。相反，馬克思認為，男人最重要的品質很簡單，就是變得「強壯」，而女人就是要「脆弱」。而他心中的幸福是「去鬥爭」。順便說句無關的，恩格斯認為，理想的男人應該「管好自己的事」，完美的女人應該能夠「不放錯東西」，而幸福是要在革命（1848）的美酒的瓶子中尋找。

但是在這裡談革命有些超前。首先，馬克思全家不得不放棄他們沉悶的德國小鎮，前往魅力四射的巴黎。在這裡，他們與赫爾維柯（Her-weigh）和海涅（Heine）等詩人和巴庫寧（Bakunin）等政治哲學家們混在一起。馬克思已經認識的恩格斯也在那裡，兩人建立了堅實的友誼。恩格斯與馬克思不同，他消瘦蒼白，擁有藍色的眼睛，還是近視眼，並且擅長寫作。他們的關係將會不朽。然而，馬克思陷人了與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們的爭吵中，他們爭吵的問題是共產主義先鋒們是否預示著無產階級社會的到來，還是只會墮落成一個腐朽、殘酷、無能的政府。

但是與巴庫寧的爭吵還得等上一段時間。馬克思首先是與法國當局爭吵，然後被逐出巴黎，宣稱自己是「世界公民」。接著，在簡單地定居於布魯塞爾，並繼承了一小筆財產後，他又開始與比利時人爭吵。比利時當局控訴他試圖花錢為布魯塞爾的工人購買武器。

回到他的祖國德國後，他與恩格斯匆忙地開始書寫《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試圖趕上1848年橫掃歐洲的革命浪潮。主要是由恩格斯執筆的《共產黨宣言》（儘管他公開表示抗議）以此名句起頭：「一切至今現存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如果說《共產黨宣言》並未推動革命，那麼它卻讓馬克思在德國變得不受歡迎，以至於到1849年，馬克思和珍妮（還有他們的孩子和「忠實的守門人」）不得不到倫敦定居。此時的倫敦就是查爾斯?狄更斯小說里描述的倫敦。這個世界裡充斥著黑暗的魔鬼磨坊和恐怖的廠房，「賣火柴的小女孩」在磨坊里做苦工，「霧都孤兒」被罰沒粥吃。馬克思將在那裡度過餘生。此時馬克思一家的情況十分「窘迫」，委婉地說是「負債纍纍」,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認依然是資產階級的。當他們抵達倫敦時，為了更好地適應新環境，他們甚至還將阿蓋爾公爵（Duke of Argvll）的頭像裝飾在他們的銀色器具上。

此時，馬克思依靠在《紐約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發表文章（儘管事實上大部分專欄是由恩格斯代為執筆的）的微薄收人和恩格斯寄給他們的1英鎊舊紙幣來補充家用。而馬克思一次只會收到半個英鎊，並非是因為恩格斯很吝音，而是因為兩個人都相信——也許是正確的——他們的信件被攔截了。

儘管這些錢是從恩格斯在曼切斯特的工廠中剝削工人而來——或者正如馬克思描述的：

資本……從剝削直接生產者或工人得來的一定量的剩餘勞動。剩餘勞動是指沒有獲得等量的價值，無論因自由合同協議它看似有多少，其本性依然是強迫勞動……（《資本論》第3卷）

至少這些錢讓馬克思能夠繼續他在大英圖書館閱覽室的「研究」,也能進倫敦的各種酒館和（將得以證明）一個名叫伊蓮?德穆斯（Helene Demuth）的卧室，而且會因她而有一個私生子。那個名叫弗雷迪（Freddy）的孩子最終會被收養，而歷史並未對此有任何記錄。但是馬克思與珍妮的七個孩子的命運也不會遭人嫉妒——營養不良奪去了還是嬰兒的四個孩子的生命。

1856年，馬克思全家從另一處遺產中得到了更多錢。他們用一部分錢在漢普特斯西斯公園（Hampstead Heahh）附近買了一棟舒適的房子，並將剩下的三個孩子送進了南漢普特斯西斯女子學院（South Hampstead College for Ladies）。然而，這筆遺產很快被花光了，而且，即使馬克思憤怒地寫道：「我不會讓資產階級社會將我變成一個賺錢機器。」他還是不得不加倍努力賺錢，其中包括寫信給恩格斯。

其中一封信這樣寫道：

親愛的恩格斯：

通過今天這封信，你會發現我們正處於極度的痛苦之中。我的妻子生病了，親愛的珍妮生病了！琳薪（女傭）好像得了熱病。我不能，也無法請醫生，因為我沒錢沒藥。過去的8-10天里，我一直給我的家人只吃麵包和土豆，但是今天我是否還能弄到一些還是未知數……

馬克思氣呼呼地說：「《資本論》的稿費甚至

不夠付我在寫作時抽雪茄的錢！」

最好且最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女房東將我扔出去。這樣我至少會擺脫22英鎊的債務。但是這種親切行為幾乎不能寄希望於她。（殘暴的地主階級之一……）當務之急是欠麵包師、牛奶商、茶童、菜販和肉販的債務依然未付。我怎樣才能擺脫這惡魔般的境地呢？

第二天，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寄來的4英鎊。少得可憐的4英鎊啊！紡織廠的生意很明顯處於艱難時期。作家——甚至是革命作家，這種職業並不能養家糊口。正如馬克思氣呼呼地說：「《資本論》的稿費甚至不夠付我在寫作時抽雪茄的錢！」

事實上，吸煙有害健康，而且曾經充滿活力的馬克思已經或多或少成為了社會的遺棄者，他已經千瘡百孔。曾經美麗的珍妮於1860年患上了天花，而且雖然她痊癒了，但用馬克思的話說，她看起來像「一頭犀牛，一頭河馬」。

19世紀60年代見證了馬克思失去作為《紐約論壇報》的「歐洲通訊員」的收人，但是又有兩次遺產的繼承為他的家庭提供了經濟保障，而他們用這些錢買來更大的房子，舉行了盛大的舞會。

1870年，恩格斯以工廠主人的身份退休，拆掉他的工廠辦公室里曾用來睡覺的吊床，然後搬到倫敦。為了讓他的朋友也能「退休」，他提供給馬克思一種退休金——數目不算少，每年350英鎊。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馬克思漫長的政治煽動事業開始為其贏得公眾的認可。他寫了一篇讚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平等主義、民主和簡樸的出奇的理性的文章，這為他贏得了「紅色恐怖博士」的美譽，從而取代了另一個綽號「暴躁博士」。關於巴黎公社，他曾寫道：

巴黎公社真正的秘密是這樣的。它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工人階級政府，是與政治上正確的階級對抗鬥爭的產物，是最終發現的政治形式，在該形式下去實現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的，先生們，公社意在拋棄階級財產，這使少數人的財產變成大眾的。

然而，後來，馬克思更正了他支持公社的說法，改為「沒有明智的社會主義者」。

歷史賬簿的條目

如果馬克思的私人生活看似有些自我放縱和非常虛偽，那麼這也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是絕對有瑕疵的：畢竟大部分「馬克思主義」真的是「恩格斯主義」。正是在被馬克思全家稱為「上校」的恩格斯撰寫了《共產黨宣言》的初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German Ideology）的大部分內容以及許多報刊上的文章。也正是因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思想予以讚美和發表評論，很多人還認為是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會主義：烏托邦和科學》（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中創造了「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最後，也正是恩格斯從馬克思的筆記中「收集」《資本論》的各種內容。

那麼馬克思自己還剩下什麼成就呢？在一封寫給魏德邁（Weydem-eyer）的信中，馬克思談到了這些成就：

對於我自己，我沒有宣稱我已經發現了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和階級之間的鬥爭。早在我之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經描述了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深入剖析了他們的經濟結構。我自己的貢獻是：

1．表明了在生產發展過程中，階級的存在只與歷史階段緊密相關；

2．階級鬥爭必定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只是消滅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

然而，對於這些遺產的成分，我們可以說，第一條是老生常談，第二條和第三條只能在華麗的辭藻中得以「證明」。

1863年，在恩格斯的瑪麗?伯恩斯（Mary Burns）突然出乎意料地去世時，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過一次爭吵。得知她的死，馬克思只是簡單地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瑪麗的噩耗使我感到極為意外，也極為震驚。她非常善良、機智，而且又是那樣眷戀你。」接著就立刻給恩格斯詳細地描述了自己的財政困難。

羅素指謂了什麼

理髮師應該為鎮上所有通常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對於理髮師來說，理髮的潛在客戶範圍已經足夠：要麼是通常給自己理髮的人們，要麼不是。那麼他自己的頭髮呢（我們假設這裡是一位男士理髮師）?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 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是某地①的第三任伯爵，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總理的兒子，也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哲學教授。他至今仍在劍橋（如果未在其他地方的話）被看作「對20世紀哲學發展影響最深刻」的人。他的特殊專長據說是在於哲學邏輯領域；他確實在杜撰術語方面有功，儘管這些術語都各自有長期的精確性，這些行為也早在他2000年前已經出現，但很難把他的整理看成一種新意。然而，尼古拉斯?格里芬（Nicholas Griffin）說，在《勞特里奇哲學百科全書》（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他無可爭議地擔負了許多「重要邏輯創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把包含短語『某某人』的句子再分解成這個短語不再出現的形式」的方式。這個成就值得進一步地檢驗。

哲學故事

一切起始於1890年，那時他在巴黎的一個哲學會議上遇到了著名的邏輯學家皮亞諾（Peano）。朱塞佩?皮亞諾（Giuseppe Peano）啟發了年輕的羅素去從事將數學建立在邏輯基礎之上的事業。起初，一切發展順利。從1907年到1910年，在慈愛的阿爾弗萊德?諾斯?懷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歷史記載，他主辦了「傳奇的下午茶」活動。）的監督下，羅素在劍橋大學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來寫一些數學定理。這些定理最終將成為權威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一書。

但是，當這部巨著完成後，正如另一位「20世紀偉大的英國哲學家」艾爾（A.J.Ayer）所說，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理事們未能領略出這些證明的重要性，而只看到了它的篇幅是如此之長，並且認為幾乎無人會願意閱讀此書。他們未能看到將數學建立在邏輯學的基礎上的益處等等，相反，他們只看到了這本書會花費他們600英鎊來印刷，而這數目是他們的預算的兩倍。值得高興的是，羅素和懷特海德都是其會員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被說服捐助200英鎊，但是兩位作家仍需要籌集到餘下的100英鎊。因此，弗雷迪爵士悲哀地總結說：「這部偉大的作品已經讓他們付出了10年的努力，他們在資金上得到的回報卻是每人還需各付50英鎊。」

《數學原理》一書是長篇巨制，現今仍沒有多少人讀過。但是它的觀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邏輯比數學更重要，而數學事實上可以用僅僅幾個邏輯原理來概括。」

例如，對於數學家們十分重要的數字被羅素揭示為僅僅是形容詞而已。舉個例子，兩隻狗只是具有「成雙」特性的一些狗的另一種說法。看到那邊的那群狗了嗎？它屬於「成雙」這一類，我的耳朵，你的手，羅素的前兩個妻子也是如此，事實上，其他每組事物也都會含有此短暫的性質。但是，四隻狗的組呢？它也屬於成雙事物的組嗎？因為它包含了兩組兩隻狗。

但是，這已經很複雜了。我們需要諸如倫敦大學的當代教授馬克?塞恩斯伯里（Mark Salnsbury）這樣的專家來讓我們輕鬆地理解這些。拿1+2舉個例子（2+2就留給高級學生吧），他解釋道，這可以更好地表達為：「集是一個命題與兩個命題的並集（一個命題與兩個命題相同的個例除外）。」換句話說，塞恩斯伯里教授漂亮地總結為，「有三個命題子集的集！」

這怎麼會是一種提高呢？然而，對於許多現代哲學家來說，這就是。他們認為，日常語言能更好地「正式」地表達對邏輯的使用。正如羅素在《心物的分析》（Mindand Matter）中帶著十分的種族優越感解釋的那樣，關於世界的命題應該剝去它們的「野蠻的迷信」來揭示它們的邏輯精髓。即使是簡單的命題，如「雪是冰凍的水」也需要解釋說明，因為「是」是什麼樣的動詞（這在一句話中兩次使用這個詞）？這個「是」就是表示某種存在的東西？或者「是」是與「等號」相同的是（三次出現這個詞）？或者說，「是」是用於描述雪的一種性質？到底哪個「是」呢？

不管怎樣，羅素提出的就是這類問題。但是，如果羅素作為偉大的邏輯學家的名聲令人懷疑的話，他通過《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和《西方哲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等書籍對哲學通俗化和分類的貢獻已經承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但是回到1905年，羅素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論指謂》（On De-noting）。正是在此處，羅素對他的理論——需要省略的諸如「some」、「no」、「a」和「every」或他所謂的「量詞」等名詞之前的詞語——進行了概要的論述。這是因為，就像獨角獸和法國國王一樣，他們並不代表什麼。蘇格拉底代表蘇格拉底，「哲學」這個詞代表一個人的某些學術特徵，但是在短語「蘇格拉底是一名哲學家」中，「一名」代表什麼呢？數量，是的，但是這使得一切更為複雜。因為，說一隻獨角獸有一隻角並不是真的意味著那裡真的有一隻有且只有一隻角的獨角獸。

羅素認為，我們所說的每個事物都只由我們擁有的直觀知識和理解的事物的說法（也許是合成的）構成——知識實質上憑的是感性知覺。

因此，我們可以說，「有一天，我在法國遇到一個人，他告訴我他是法國國王，我還能看到他是禿頭」——但是，當然不是——「法國現在的國王是禿頭」。這與他在1914年提出的觀點一致，即我們究竟是怎樣了解「外部」世界的事物的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可以通過不斷地藉助「感知」來解答。實際上，只需通過藉助我們頭腦中的想法即可。後來，他改善了他的方法，說所有的「感知」都應該像一些簡單的感性知覺一樣來理解。

羅素也將這些縮小到如顏色、氣味、硬度、粗糙度等這類事物上，儘管這些技巧對在他之間的其他人並無多大作用。他說，「感官數據」為我們提供了「通過感性認識得到的知識」，否則，我們不得不解決「通過描述得到知識」的問題。我們幾乎無法直接理解，我們的存在甚至只限於「意願」、「相信」、「希望」等意識中。一個古怪的例子就是，羅素認為，山是無法被直接認識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將自己局限在談論我們可能會有的，能使我們產生一座山的「猜想」的感知（羅素的房子被高大的、堅硬的、頂上有積雪的事物所包圍著）。（為了與最優秀的科學實踐一致，羅素作出的唯一的讓步是我們可以繼續作出一些設想，例如我們未來看時還依然存在的事物，或至少「一般說來」今天正確，而明天依然正確的事物。）

他自己的頭髮怎麼辦？一般來說，如果他之前沒有剪掉

自己的頭髮，那這次他肯定會剪掉他的頭髮……

然而，科學是一個十分不精準和逍遙自在的領域。數學並非如此。羅素正是於此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難題，也是一個尖銳的難題。事實上，在適當的時候，這會成為他的哲學紀念碑——自此以後，在哲學界永遠以「羅素悖論」著稱。在數學用語中，它被稱為「不是自己命題的集合的集合問題」，而問題就是它是不是自己的命題。但是，如果我們記得興都庫什（Hindu Kush）理髮師的案例，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理髮師應該為鎮上所有通常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對於理髮師來說，理髮的潛在客戶範圍已經足夠：要麼是通常給自己理髮的人們，要麼不是。那麼他自己的頭髮呢（我們假設這裡是一位男理髮師）？如果他通常不給自己理髮，那麼他這次當然可以給自己理髮。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看似就在為一個通常為自己理髮的人理髮——而這並不是他應該做的。因此，理髮師不應該為自己理髮。但是如果他不為自己理髮，那麼他當然符合他能為其他人理髮的人的類別。

這總是在轉圈圈，最終只是無用的自指的失敗。因此，羅素覺得拯救他的傑出理論，他宣稱所有自指的論述是不對的（不僅僅是理髮師，或者不包含自己的集合的陳述）。這就是他的「類型論」。

下一個問題是關於否定。說「蘇格拉底是一個男人」很複雜，但是說「蘇格拉底不是一個女人」則更加糟糕。羅素也想將這種否定陳述排除。因為他希望將所有的陳述都變成簡單陳述，直接與邏輯真理或經驗真理相關聯。而我們要怎麼樣直接談論不存在的事物呢？很明顯，否定不能解決。或者也許我應該說，只有肯定能。

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要肯定和精確，而不是否定和模糊。我們應該說「x是狗，y是一個供寫作的房間，Z是一沓手稿，x跑進y里，吃了z」，而不是說「一隻狗也許跑進了我的書房，現在我找不到我的手稿了」。

它的好處對於非哲學家來說並不直觀明了。但是它能讓邏輯哲學家們在他們的言論中避免作出無意和不必要的存在的承諾。例如：

法國國王是禿頭

蘇格拉底是人

雪是白的

獨角獸只有一隻角

長庚星（Hesperus）是金星（Phosphorus）

……

看第一句話「法國國王是禿頭」，②這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對羅素和後來的哲學家們來說是一個大笑話——而非小笑話——的是法國沒有國王。他早在幾世紀之前就被砍頭了。事實已經如此，我們不清楚這個結論是對還是錯，或兩者都不是。但是現在就有一個解決方法。羅素說，這個句子可以分成三個組成部分，即現在有一個法國國王，並且只有一個這樣的事物，這個獨一無二的存在的事物實際上是禿頭。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部分並非事實。因此，「法國國王是禿頭」這個句子是錯誤的。「獨角獸只有一隻角」也是如此。但是「雪是白的」不是。

對於這偉大的作品，羅素自然會期待獲得諾貝爾獎。但是他將會很失望。然而，至少他沒被關進監獄。這在他後來的人生中發生過兩次。但是當時，「羅素伯爵」也多少有些不擅社交和政治激進。也許這是將邏輯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必然結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素開始走下坡路。我們可將此追溯到1916年，他因反對徵兵制度而被驅逐出三一學院［與詩人西格夫里??薩松（Siegfried Sassoon）聯名簽署了一個反對「這個邪惡的不公平的戰爭」的抗議書，而薩松兩年後去世〕。之後不久，他或是因誹謗美國軍隊，或是因發表了「很可能損害陛下與美國的關係」的聲明而被關人布利克斯頓（Brixton）監獄六個月。

在監獄期間，羅素撰寫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Political Ide-als：Roads to Freedom）一書。在此書巾，他試圖解釋為什麼他想要因他的政治信仰而受苦：「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大部分先鋒人物都經歷了入獄、流放和貧窮的苦難，故意招致這些是因為他們不會放棄他們的宣傳，也要通過這種行為來表明鼓舞著他們的信仰並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全人類。」

戰爭結束後，他與多拉?布萊克（Dora Black）（後來成為了他第一個妻子）一起到俄羅斯旅行，並遇到了列寧和托洛斯基（Trotsky）,但是他並不是特別喜歡他們和他們的制度。相反，在接下來的50年，羅素伯爵變成了一個流浪兒，交替出現在激進的非傳統公社和學校、示威遊行和國際會議中，結了四次婚，創作了大量哲學作品，這些作品不經意地涵蓋了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而這種寫作愛好在亞里士多德後就再也沒出現過（不幸中的幸運）。權力、色情文學、性——都落人他敏銳的眼界里。總的來說，他在寫關於公眾道德的作品時就失去了邏輯。後來，他告訴同事，他做這些只是「為了錢」。

1940年，反對他關於上帝的觀點（不存在③）的抗議者們成功阻止了他接受紐約的一個哲學職務。因此，他回到了英國，並參加了各種反核武器運動，為此他還為著名學者（尤其是科學家）組織了一系列會議，這些學者都是他從世界各地邀請而來聯合反對戰爭的。為此，他又在監獄裡待了一段時間。當然，他利用這些時間寫了另一本書。

作為一個哲學家，羅素有時候完全是胡說八道。羅素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舉出了越來越多荒謬的例子的同時露出了他「調皮的笑容」。而他的繼承者們則不是這樣。他們一本正經地出版了他們沉悶的改編作品，而這種一本正經則是源於缺乏自知之明。幸好，除了他的邏輯，羅素還做了其他事情。他的追隨者卻並非如此。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在威爾士也許也是如此。伯特蘭?羅素出生於「白手套之鄉」南部的格溫特郡（Gwent）。羅素自1955年起便生活在北威爾士，這使得他無可爭議地成為威爾士最偉大的哲學家。

羅素甚至創造了一個特別的「數學一哲學」術語（許多花體甚至無法在大多數人的電腦上使用）來表述這些真理，而這些除了專業哲學家外無人能懂。最終，這給了職業哲學家們一個存在的理由，儘管不是一個「必要的」理由。

②塞恩斯伯里教授討論了法國國王不是禿頭更糟糕的推論如下：（a）「法國國王是禿頭」和（b）「法國國王不是禿頭」似乎都不是正確的。羅素認為，（b）並不確定是（a）的否定命題，因此現在不確定有一個法國國王也是正確的，並且不是（a）的否定，但是與「確實有一個法國國王，而無論誰是法國國王，他都不是禿頭」十分相當，同樣地，（a）是錯誤的。

③當他在辯論中被問到如果上帝不存在，他要怎樣解釋宇宙的存在時，他的回答是：「我想宇宙就在那裡，僅此而已。」[（宇宙）必要地存在……]

維特根斯坦的成熟之旅

一個放棄了所有財產的奧地利百萬富翁，希特勒的同窗，一個戰爭哲學家的大部分命題和問題來源於我們並不明白的邏輯語言。

誰是維特根斯坦？對於大多數的哲學權威來說，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出生於1859年，卒於1951年，是「20世紀分析哲學的領導者」。牛津大學約翰學院的皮特?海克（Peter Hacker）博士說他的「兩部主要作品」改變了哲學的發展軌跡。他的「哲學的革命性概念」意味著再也沒有任何具體的哲學的提議或者是具體的哲學的知識。哲學的任務僅僅是「理清哲學概念和解決哲學問題」。哲學的目標不再是知識而僅僅是理解。但是首先哲學家們需要了解維特根斯坦。

哲學故事

維特根斯坦的人生充滿了成熟的旅行軼事，並且沒有多少哲學意味。在乏味的單調的哲學家階層中，維特根斯坦顯得傑出閃亮——就像一個被扔在晦暗卵石群中未經雕琢的鑽石。他的履歷看起來使他與眾不同：一個放棄了所有財產的奧地利百萬富翁，希特勒的同窗，一個戰爭英雄，一個現代派的建築師，一個鄉村老師，世界上第一個噴氣式發動機①的設計者，伯特蘭?羅素的有才華的學生，他經過兩年的學習就解決了哲學最主要的問題（正如他以後謙遜地寫的那樣）。

思想的真理對我來說是不容置疑和確定的。我因此相信我已經在非常重要的方面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身為哲學英雄的典型例子是《邏輯哲學論》的出版②，在他的人生中這的確是第一本而且是唯一的一本著作。他並不是在布滿灰塵的歐洲大學裡漫無目的地虛度光陰，而是身在奧地利鄉村的雞群和村民之中。對於哲學來說幸運的是他停止了在維也納為他的妹妹設計漂亮的房子（包括新的有趣的供暖和散熱設備），回到了劍橋大學。

在當時的劍橋，維特根斯坦成為了一個機構中的知名人士，他以自己非正式的個人風格和革命性的教學方法而聞名。在他充滿禁欲主義的辦公室里只有很少的書籍和那有名的帆布椅，他也拒絕演講只舉辦研討會。那些參加了他的研討會並成為他的弟子的人在出席討論時要穿著與他一樣的風格，格子花紋的夾克，法蘭絨的褲子，不打領結（和哲學一樣，這些裝扮不是給女生的）。每次研討會結束，他會選擇性地邀請那些自信者加人他的「輕彈會」，他坐在最前面一排的中間（離屏風最近的）大聲咀嚼豬肉派。維特根斯坦拒絕參加學校的「餐會」，但是他多次贊成參加一些「科學道德俱樂部」，其中還有聲名狼藉的晚上，他用肢體語言要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供一個價值尺度的典範。波普爾想當然地說道：「不能用撲克威脅來訪的演講者。」維特根斯坦摔掉撲克怒罵著出了門（他的弟子緊跟著）。

還有一次，他被要求向著名的維也納學術圈講用科學的方法獲取知識的價值，他同意這麼做，但是他整段時間都背對著他們，給他們讀了一段東方的詩歌。只在快讀完的時候轉過身來，宣稱道哲學和詩歌最類似。

這不是全部，但是絕對足夠了。畢竟這些描述是誤導，儘管建立在足夠真實的故事之上。這不是杜撰出來的人和事，但是它絕對是一個傳奇故事。

傑出的天才——或者只是驕傲自大

在生活中，緊張的，甚至輕微狂熱的維特根斯坦都會恐嚇周圍的人使之陷人沉默。並不是因為維特根斯坦蘇格拉底似的對話。他宣講，然後其他人記錄。同樣，今天的官方的聖徒言行錄忽略了一些事實。維特根斯坦把他繼承遺產的權利給了他妹妹。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的暴行是那樣的顯而易見和駭人聽聞。他依然有能力掌控維特根斯坦一大家族的命運——不是三錠金子（就像我們經常送的）而是三噸金子給了納粹。作為回報，這個家族收到了官方認可的「非猶太」的身份。寬厚的人說維特根斯坦這樣做是為了「救他的妹妹」，但是事實是維特根斯坦使整個世界都活下來了，讓整個世界與迫害者為鄰。

但是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官方也不是經常地評論，維特根斯坦——這個承認自己沒有哲學上的源泉或者靈感的人——揭發了他的一個哲學的良師益友：他的奧地利同志，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魏寧格的哲學在19世紀和20世紀受到歡迎，他認為人類的最高形式是一個擁有冷靜邏輯的超級男性英雄，同性戀者，感情豐富者，或者說猶太人（這些特徵在某種感覺上更加具有女性氣質）都是缺陷。魏寧格承認每個人都有兩個部分，男性和女性，但是最好盡量成為男性。成為完全的女人可能使一個人降到動物的等級。」男性成為真正男人的時候就是充滿邏輯的時候，直到到處都徹底充滿邏輯。」魏寧格解釋得非常簡潔。這本書在僅僅幾年的時間裡進行了29次印刷和多次的翻譯，其中包括英語的版本。這本書受到名流推薦的幫助，其中包括一條阿道夫?希特勒的評論：「魏寧格是我聽說過的唯一好的猶太人」。維特根斯坦在劍橋大學分發書籍的抄本使他的校友非常困惑。

其次，在這個平常的故事中依然有被壓制的學術上的因素，維特根斯坦「辭去」在鄉下學校教書的職務，事實上他離開了恥辱。一項調查發現他有一次狠狠地打了一個小孩以致使小孩失去了意識。這個小孩的家庭有理由覺得在之後的詢問中受到了欺騙，但是當地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冒犯當地最有勢力的家族的危險。

維特根斯坦在劍橋有短暫的事業，比起他的影響來有點還是相對的少的。他博士學位的授予在羅素和羅素的朋友和同事摩爾（G.E.Moore）之後，摩爾接受了《邏輯哲學論》從而放棄了傳統的論點。

但是儘管有在學術上的聯繫，事實上，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彼此相處得並不好。從智力水平來說他們也是相對的。維特根斯坦，因為之前的原因，在那個婦女參政論者為正在為權利垂死的爭鬥的時代，他拒絕給女性投票。羅素則相反，他積極支持女性的選舉權。其次，維特根斯坦相信嚴格的肉體處罰（這也是為什麼他打那個奧地利鄉村小孩），而羅素成立了一個激進的並且按照另類原則運行的學校。維特根斯坦自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軸心國戰鬥，並因為他的熱情受到了嘉獎。羅素有意識地躲避或者「因為良心譴責而逃兵役」而受到了牢獄之災。之後，羅素參加了核裁軍活動，維特根斯坦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渣滓」。最後，羅素是個為同性戀鬥爭的異性戀。維特根斯坦是一個積極但是具有負罪感的同性戀者，可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試圖壓制和逃避他的自然性取向，因為他認為他的行為是軟弱的。他的傳記作者很努力地隱藏維特根斯坦的這方面，結果顯然是白費的。

但是我們要回到這個哲學故事的中心，維特根斯坦的傳奇故事。他真的「發明」了分析哲學並且鼓勵維也納學術圈完全地重新評估這種學科的方法嗎？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他多年積攢遺留的使他的文學作品遺產繼承人〔像安斯庫姆（G.E.M.Anscombe），他的一個學生〕嫉妒的信件中，而是在他已經出版的《邏輯哲學論》中。此外，這本書非常簡短，因此通讀此書並找到答案是可能的。

維特根斯坦發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主張——世界是一系列「事實」的集合。就是「單一成分」或「客觀」的事物。材料——事實的最終構成物質。

客觀存在組成了物質世界，這就是為什麼它們不能綜合的。這種物質只能決定一種形式和沒有任何物質的非本質屬性……換句話說,客觀存在是無色的……客觀存在是不可改變和獨立存在的。它們的外部形態是不斷變化和不穩定的。

《邏輯哲學論》隨後成為了博士學位的論題，卻沒有提供任何的參考書目和史料來源。如果一個觀點不像《邏輯哲學論》的悠閑的斷言那樣鮮明，你也不需要盼著看到這個與其他觀點類似的觀點了。例如，伯特蘭?羅素是他的專題論文的導師。羅素自己的作品很長的時間內都延續著萊布尼茨的傳統。以上兩者都認為這個世界是由邏輯原子（羅素的術語）或者「簡單事實」（就如萊布尼茨所描述的）組成的，他們都假設只要邏輯上行得通，就會找到顯示的終極構成要素（萊布尼茨的單子論）。羅素和萊布尼茨都認為只是分析顯示的構成要素和保證語言中的感覺確定性的要素。這也是《邏輯哲學論》的課題。

現在羅素和萊布尼茨也認為構建一種人工語言來更好地展示論點的邏輯形式是可能的和令人滿意的。在描述單子論時，萊布尼茨解釋道它們沒有出現，但是我們必須在邏輯上假設以便說明客觀存在和明白語言的意義。

羅素應用化學中的隱喻來談論從「邏輯原子」中創造「分子命題」的任務，同時萊布尼茨優雅地描述了邏輯單子中可能存在的複雜排列。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解釋說語言描繪了事實的圖像，「命題表明了現實的邏輯形式」。羅素反對萊布尼茨風格的「系統建立」，反而強調需要確定語言的「邏輯結構」和不同於「語法」的令人困惑的方式。這是「後來的維特根斯坦」研究課題。但是「年輕衝動的維特根斯坦」宣稱《邏輯哲學論》至少在原則上應該可能建立一種新的邏輯嚴密的語言。當然這種新的語言可能不能解釋很多論題（《邏輯哲學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因為一個人不會說話，那麼這個人就要沉默」。或者像魏寧格詩意地說道：「康德這個孤獨的人，不會笑、不會跳舞，不會吼叫、不會開心。對於他來說不需出聲這個世界就深深地加重了他的沉默。」

雖然維特根斯坦過去在劍橋經常讚美並分發魏寧格作品的手抄本，但這並沒有被認真看待。可能是因為他由於潛在的種族主義情緒而倡導極度厭惡女人。

很多命題和問題已經被寫成哲學了，雖然沒有錯誤，但是卻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們不能回答這種問題，而只是陳述它們的無意義，哲學家的大部分命題和問題來源於我們並不明白的邏輯語言。（《邏輯哲學論》）

如果這是羅素課題本質，那還仍然是一種偏離了學者們去解釋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維特根斯坦是維也納學術圈這個在戰爭年代提倡使哲學作為邏輯和科學合理化哲學的非正式組織的「靈感」和「一束領先的光」。

「……孤獨的人，不會去笑，也不會跳舞……不會開心」

然而，維特根斯坦（像魏寧格，不像羅素）還是認為重要的真理不能通過邏輯來達到。因此他深切地反對邏輯實證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他背對著這些人朗讀那些神秘的文字。這個學術圈沒有留下任何印記，後來學術圈的一個成員邏輯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寫道：

他給我們的印象好像是他的領悟力來自神賜的靈感。以致我們情不自禁地感到他的清醒冷靜的評論和分析是一種褻瀆……他一旦因為一個行為的靈感獲得了頓悟，就不容忍來自其他人的批評性的驗證。

當然，《邏輯哲學論》的大部分內容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眼裡是形而上學的無稽之談。例如「語言描述事實」這句話。但是隨後維特根斯坦用他自己的話解釋道這些只是向上攀爬的梯子，之後是會被拋棄的。這只是他的說法而已。他建議整個哲學的研究，在它自身必須被拋棄之前，它的優先目標就是讓我們用新的方式來看待事物。

維特根斯坦自己至少將錢用在了哲學仁，他還嘗試出版了他的著作。但是很多年之後他又回來了，在劍橋大學獲得了教授職位和研究資金。儘管他沒有再致力於他自己理論的出版，但他的很多短文、評論和演講隨後都被收集為（（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其中他將語言描述為一系列互聯的通過各種不同而且微小的方式起著作用的「語言遊戲」。例如「行為」、「符號」、「命令」。他說仁引用瑞士語言學家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話〕單詞就像國際象棋中的棋子，只在遊戲的情境中才能呈現它們的意思。某種程度上，他甚至悲傷地悔恨：

比較語言中的工具的多樣性和使用它們的方法，邏輯學家說的關於句子結構的單詞和句子種類的多樣性是很有趣的（包括《邏輯哲學論》的作者）。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唉，這個「設計」是維特根斯坦放棄他的工程學習去追求他的形而上學而剩下的。最後留給弗蘭克?惠特爾（Frank Whiule）真正地完成了這個設計。

②這本書的英文版本在1922年出版，還是比在一份晦澀的德國期刊上出現早一年。文學界當時並沒有對《邏輯哲學論》有很大的熱情，使維特根斯坦非常氣憤，羅素用他自己的名譽去勸說出版商出版並為本書寫了序言，但是維特根斯坦並沒有感謝，反而責難羅素完全不理解他的書，說他曲解了本書。

海德格爾的故事

一旦一個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這個界限將他從無盡的可能性中拉回來，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個可能是安逸、偷懶和放鬆，讓存在者（這裡大體上是指「人性」）的命運變得簡單。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毀譽參半。他的作品多種多樣，有三個人批評他就會有一千多個人讚美他。一位後來者，戴維?克雷爾（David Krell）稱他「無疑是本世紀最有力量和影響力的哲學家」,至少在傳統的歐洲大陸上是這樣的。當然，直到今天，大概有上千卷研究海德格爾的英文出版物。在過去的幾個世紀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到過如此多的關注。

牛津大學三一學院的茵伍德（M.J.Inwood）介紹了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的著作。

從1916年到1927年他沒有出版任何的作品，只是大量而集中地學習，特別是對胡塞爾（Husserl）的現象學，舍勒（Scheler）的哲學人類學，狄爾泰（Dilthey）的解釋學和保羅（Paul）、奧古斯丁（Augus-tine）和路德（Lnther）的文學。基督教經文給他提供的不僅僅有大量的歷史決策實例，還有區別於我們自己的希臘的本體論。同時，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這些和其他主題的演講。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他的作品都建立在演講的基礎上，而且演講是如此的單調沉悶，這是一個謎。這些猜測對於海德格爾沒有什麼，但是有一個謎團很容易總結出來：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2年中，他是納粹黨的一分子？

但是這有點超前了。馬丁?海德格爾的故事開始於1889年的德國巴登（Baden）。

哲學故事

海德格爾是在農村長大的，那裡有著極端民主主義的傳統。他的家族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海德格爾最初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教父。他在費萊堡（Freiburg）的大主教學習和教授神學。追溯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明白，在他的作品中，「深淵」（正如在伊甸園的故事中一樣）被不真實（罪惡）的一生緊隨著，從而產生出焦慮（內疚）。這種焦慮促使了對救贖的尋求，海德格爾通過提出「什麼是存在」這一問題來解決這一點。

因為這是他的解決之道，所以他的興趣就從宗教轉向哲學，接著他帶著這些興趣來到了馬爾堡（Marburg），也就是他1923年追隨現象學創始人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地點，他在此之前就見過這位學者。《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就是他5年之後的成果，他把這本書獻給了他的導師。提到胡塞爾，我們必須注意，他被劃分為猶太人，儘管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和訓練。另外，他在德國不能擁有一席之地。即使如此，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承載在猶太學者身上的壓力還得逼迫他們遠離了德國的公共生活。當胡塞爾最終辭掉費萊堡教授職務時，海德格爾已經準備好去取而代之。

特別是在隨後的幾年，海德格爾喜歡說他的理論是由胡塞爾的「新康德主義」作品中的「毀滅」產生的不足所建立起來的，那些作品的抽象本質特性得到加強，因為贊成世俗對每一天的錯誤看法而受到古人的愛戴。相反，海德格爾將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人類意識、對人類意識存在的認識、人類意識的短暫以及它的重要性。海德格爾還神秘地說，人性問題「存在於其中，總是會朝著它的方向發展」。

海德格爾繼續滿足地在費萊堡的講台上講授著各種問題，一直到1933年早期，也就是希特勒被選舉成為整個德國的總理之時。這所大學的校長（一個坦率批評納粹的人）辭職了。現在故事情節更加複雜了。海德格爾接任了原校長的職位，1933年5月1日加人了國家社會主義黨。甚至，他的《存在與時間》也再次出版，在書中他減少了對胡塞爾的致謝。只有一個註腳被留下用於記錄他的個人關係，後來者被他的擁護者作為「在德國作出的無數妥協」的證據。

但是海德格爾看起來不是那種會妥協的人。在成為校長期間，他被自己的哲學所激勵，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前景表現出巨大的熱情。由於海德格爾是校長，而對納粹致敬在所有課程開始和結束之時又都必不可少，所有猶太學生的聯合組織被憤怒的暴徒佔領，還有部分猶太教授和學生遭到了驅逐。1933年6月，在海德爾堡，海德格爾宣稱德國大學的課程隨之會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堅持到底的一場艱巨鬥爭，不會被天主教和人類觀念所淹沒」。海德格爾寫密函給納粹官方譴責一位同事赫爾曼?施陶丁格爾（Hermann Staudinger）（他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他拒絕再教授任何猶太學生，並在衣領上佩戴納粹十字標誌。

讓我們把腳步稍微向後倒退，來理解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複雜的思想家。

為了把國家社會主義的觀念帶到弗萊堡大學，海德格爾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成為這個大學的校長。他在就職演講中讚揚了「德國人在歷史上的精神任務」，強調納粹黨職業服務和軍事責任的精神，並宣布「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即誓死保衛土地和鮮血的力量」。他嚴肅地教導全體師生：「僅僅只是首領自己，是德國的現實、目前、將來和法律。」最後，他引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一句話結束了他的演講：「所有偉大的東西才能經受暴風雨的考驗。」

海德格爾相信，德國繼承了古希臘語言和思想方面的傳統。希臘語和德語是原始且智慧的語言。歐洲所有其他的語言都是拉丁語系的，而拉丁語對海德格爾來說意味著腐敗。古希臘人曾試圖理解「存在」的含義，現在德國人是唯一能夠屹立於西方文明之林並使傳統復興的民族。據說希特勒也持有類似的觀點。

海德格爾警告說，德國位於為生存而鬥爭的中心，夾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虛無論和資本主義唯物論之間。」我們被一個鉗子夾住了。位於中間，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個民族的鄰族是最多的，所以德國是遭遇危險最大的純哲學國家。對於這次任務我們很有把握。但這個民族僅僅只能意識到，就其本身來說命運會引起共鳴……而且會創造性地檢查它的遺產。所有的一切都暗示著，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民族，這個民族必須前進，這樣西方歷史就會跨越它們未來事件的中心並進人生存力量的原始國度。」他認真地寫道。

顯然，現在海德格爾認為自己在把文明從它衰落的地方拯救出來，而文明的衰落是由邏輯和科學的技術理性導致的並因為科技而貶值了。納粹主義也有著返回朝氣蓬勃的黃金時代以再次發掘真正的德國意識這一目標。他在1933年H月份的演講中表現出的妥協也不是很明顯。」Bekenntnis zu Adolf Hitler und dem.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的意思就是「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宣言」。

德國人是唯一能夠屹立於西方文明之林並使傳統復興的民族。

「極右」是納粹黨最喜歡的主題之一，是對於一個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堅定信念：民族共同體。這要求擺脫其他政體強加給德國人民的議會制度和現代主義的枷鎖。只有這樣，種族和鮮血才能創造出理想的社會。完成這一任務需要有真正的英雄，如阿爾伯特?里奧?史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一個德國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對別人採取隨機的暴力行為。儘管柏林的人們表示抗議，他還是在1923年被法國當局處死了，因為他在萊茵蘭（Rhineland，同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接壤的德國領土，曾被宣布為非軍事區）進行破壞活動。在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第一頁，他得到讚揚，納粹黨在執政以後以史拉格特的名義設立了一個國家法定假日。對於海德格爾，史拉格特是真正存在者的楷模。很快，在擔任校長後的另一次演講中，海德格爾授予史拉格特榮譽，斷言他死於一個「黑暗、恥辱和叛逆的時代」，但承認他的犧牲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將來對榮耀和偉大的覺悟」。

史拉格特告訴滿意的大學聽眾，「像學生一樣行走在這些場地上。但弗萊堡不可能長久地支持他。他被迫去波羅的海（Baltic）；接下來去西里西亞北部（Upper Silesia）；然後去魯爾（Ruhr）……他不能逃出命運的安排，所以他的死是世界上最困難和最偉大的，並伴隨著堅強的意志和一顆明靜的心。」

這也是《存在與時間》（Beingand Time）里的語言，在這本書裏海德格爾詳細說明了「真正的」生命。

一旦一個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這個界限將他從無盡的可能性中拉回來，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個可能是安逸、偷懶和放鬆，讓存在者（這裡大體上是指「人性」）的命運變得簡單。這就是我們指明存在者最初歷史化的方法，它取決於真正的果斷，而且存在者會一直存在，不會死亡，它可能已經繼承了但還沒有被選擇。

至於虛無，這一元素在二戰後就在《什麼是形而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中被存在主義者理解了。海德格爾說「我們知道虛無」我們通過恐懼而知道了它，「恐懼揭露了虛無。」

聽起來有點不祥……

但是海德格爾當弗萊堡校長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他在1934年辭職了，這一時期正在清除「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一個成立於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頭佈道和慈善活動、社會服務著稱），當時納粹組織普遍敵視那些被猶太和資本主義思想所站污的國家。即使是這樣，海德格爾直到1945年還堅持做國家社會主義黨的納稅成員。

1966年，在對他的演講進行回憶的一個採訪（德國《明鏡周刊》）中，他解釋說，從納粹主義中他看到了「這裡有出現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然而，他說自己後悔在1933年勸告學生讓首領自己成為「存在的規則」。

被大眾接受的海德格爾故事的版本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與納粹黨的荒唐行為只是年輕時犯下的一個錯誤，是一個幼稚的學者對於政治和世故的一個簡單的調戲。當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時，他辭去了自己的校長職位，並拒絕以後再參迦納粹活動。此外，即使在這段時期，他還試圖保護大學不受納粹主義的過度干擾，並代表猶太學生和同事親自干涉納粹當局。這個關於海德格爾年輕時輕率言行的故事受到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所支持，包括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里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他們認為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證據：海德格爾在1945年提交給「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委員會」的論文。通常他的兩個句子的連接處不會少於12個含糊之處，而這一次卻異常簡練。他寫道：「在1933年，我在弗萊堡大學全體出席的會議中被毫無異議地選為校長（兩個棄權），就像傳言所說，沒有被任命為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部長。」事實上，這個句子是如此簡練以致他忘記提到自己的另一個頭銜即大學「首領」，這是部長賜予的榮譽。他繼續說：「先前我不渴望也沒有一間學術辦公室。我從來都不屬於任何政黨。」卻沒有提到他在青年團體「Gralbund」中的活動，這個團體是由里查德?馮?克萊里克（Richard von Kralik）建立的，他是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並稱英國人和美國人為「被德國丟棄的人」。

他解釋說，不管怎樣他參迦納粹黨只是為了促進弗萊堡大學的行政關係。

在我當校長後不久，在管理大學事務的兩個職員的陪同下，區長親自來勸我加入納粹黨，這與部長的意願也相吻合。部長堅持說，這樣我與納粹黨和管理部門的官方關係就會被簡化。經過長期考慮，我聲稱自己為了弗萊堡大學的利益而準備加入納粹黨，但卻以書面形式拒絕接受在黨內擔任職務或在擔任校長期間和以後代表黨的利益。

這裡海德格爾再一次失去了解釋原因的機會，如果他想減輕校長工作任務的慾望促成了他的黨員身份，他每年都會延長任職期限直到1945年，這離他完成校長任務已經很遠了。

相反，1934年後，他表明了自己慎重的抵觸。」我辭去校長職務以後，通過繼續講授，我對國家社會主義者要人的世界觀的抵觸日益增長……國家社會主義者思想變得越來越僵化且越來越不傾向於哲學解釋，我是一個活躍的哲學家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我的反對立場。」

很多年以後，他的一個學生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因為對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描述表現出「惡的庸俗」而被記住了，她被請求為一個紀念海德格爾80歲生日的文集寫一篇文章。她以回憶自己第一次聽說海德格爾為開端，追溯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

這只是一個名字，但他的名字卻傳遍了德國，就像神秘國王的謠言。關於海德格爾的謠言非常簡單：「思想又有了新生命……有一位教師；他學會了思考。」

顯然，他的思想並不是重點。但她接下來提供了關於海德格爾政治活動的解釋，還回憶了柏拉圖是怎樣旅行到錫拉庫扎（Syracuse）去給暴君提供建議的。」現在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曾經也屈服於改變『住所』和參與人類事物的誘惑。」她寫道。當他相當簡單地參與政治後，柏拉圖不得不返回雅典，並認為想進一步把理論付諸行動的慾望是毫無意義的。海德格爾受到的待遇「在某種程度上不如柏拉圖，因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並不是位於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國家」，她繼續寫道：

柏拉圖和海德格爾，當他們介入到人類事務後，他們就分別轉向了暴君和領導者。這不僅要考慮時代環境和表演人物，還應考慮法國人所謂的職業的畸變。暴君的吸引可能在理論上被很多思想家（康德是最大的例外）證明。

這樣一來，阿倫特甚至成功地使海德格爾成為他自己思想的受害者。的確，他從帶有某一榮譽的事件中浮現出來了：

海德格爾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比那些後來評論他的人更快、更徹底。

情況有變

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跟隨者對所有這些都有很多感悟。畢竟，他們指出，阿倫特本身就是一個猶太人，甚至曾有段時間被關進法國維希（Vichy）的集中營。理所當然地，她的評價會被認為是不帶任何偏見的。而且，阿倫特也是一個非常受尊敬的哲學家。然而，「不帶任何偏見」也不全是正確的。海德格爾事件還有另外的因素。很奇怪的是，當阿倫特還只是馬爾堡的海德格爾教授的一個18歲的學生時，她就已經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這個35歲的已婚男人，並且還跟他秘密進行了一段浪漫愛情。海德格爾也不想把這段戀情公開，他很堅定地告訴他的「俏皮的林中女仙」，一定毀掉他所有的書信。當然，她沒有這麼做（不講道德的女人）。因此，數年之後，另一個海德格爾事件曝光了。所以，從海德格爾寫給阿倫特的信中（日期為1925年7月22日）世人都能夠讀到這樣的文字：

從未有人欣賞到的一點是如何進行嘗試。就這一點來說，所有的妥協、技術、道德倫理、逃避現實都僅僅只是抑止和扭曲了存在的意義。

當然，沒有人可以輕易地侵人這樣的個人情感。但是，我們一定要做到！真理需要它。以下這段文字是四年後，在他們註定要分道揚鐮後，來自阿倫特書信中的一個片段：

我經常聽到關於你的事情，但只要一提到你這個名人，人們總是帶著稀奇古怪的保留和迂迴——也就是說，有些事情我幾乎弄不明白。我感到很苦惱，很想知道你怎麼了、在幹什麼，弗萊堡大學是怎麼對你的。

信的結尾她滿懷愛意地寫道，「親吻你的額頭和眼睛。」儘管海德格爾每次回信總是簡短地寫道，「你的海德格爾。」

但是即使有人開始懷疑海格德爾對漢娜?阿倫特的描述，他的辯護者們卻堅持說海德格爾的任何性格缺陷都是與他的哲學完全分開的，必須按「它本身的好壞」來判斷。他們堅持說，任何試圖將他的哲學和納粹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做法都是非法的。這裡面與納粹主義並無任何的關聯，特別是《存在與時間》。

然而海德格爾卻不是這樣看待上述事件的。例如，在1933年n月H日的一次演講中，他說道：「民族主義革命不是簡單地推翻為另一個政黨的政權的現有力量；相反地，這場革命是要徹底地推翻我們的德國的此在（dasein）。」海德格爾希望納粹政治革命繼續進行到第二個更為深人的階段，這其中包括「人類自身的轉變」。他的哲學研究，包括對希臘思想的修補，幫助推進了這個政治進程。

直到戰爭結束，正當腐朽的西方民主國家外於崩潰的邊緣，面臨民族主義運動的「內部的偉大轉變」時，海格德爾看到了形而上學缺陷的證據。1945年之後，海格德爾簡單地交換了周圍人的意見，展示了這一缺陷，它污染的不是民主主義而是納粹主義。在1945年「關於人道主義的信」中，他的新計劃——摧毀第三帝國，成為推翻負責納粹主義的「西方人道主義」的工具！

從二戰結束以來，很多哲學家讚美過海格德爾重要的政治著作。德里達應用了他特有的「解構理論」的技巧，甚至說曾經海格德爾成功地擺脫了「形而上學」，他的哲學也變成了反納粹主義的最好形式。

儘管如此，許多海格德爾的最信服的支持者們卻感到很疑惑，因為戰後他從未（至少）正式表態譴責納粹主義，據推測，例如，那可能是對媒體報道的蔑視，或者是一般意義上的道歉，而非是那個更為簡單的他是一個納粹黨人的原因。當海格德爾作為校長時擁有的那棟聲名狼藉的住房遭到他的朋友卡爾?雅斯貝斯（KarlJaspers）（他有一個猶太妻子）挑戰時，他們選擇的不是回憶他是否真正地支持納粹計劃。他說這裡面有一場國際猶太陰謀，但無論如何，希特勒有一雙「非常了不起的手」。這些哲學家們更願意猜測納粹主義的根源是在集中營守衛的大房子里而不是在他們的抽象的圖標上。然而，在一條長長的德國哲學傳統的延伸帶上「至少是從黑格爾和尼采起，就一直在額外地引人義大利哲學家喬瓦尼?詹蒂萊（Giovanni Gentile）的思想〕法西斯就描繪了一個藍圖。

詹蒂萊，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黑格爾主義分子」，是一個具有墨索里尼思想的人，他成為了義大利法西斯的官方思想家——並且在戰後被共產黨處決了。紐倫堡法庭注意到海格德爾與希特勒傳遞的救世主風格有某些共同點，但僅僅是禁止海德格爾五年之內不能進行演講。

戰後，提及大屠殺時，海格德爾僅僅只作了一段評述。他把它等同於食品工業中的機械化，說「本質上」這與在毒氣室和死亡集中營生產屍體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他指出這兩者都是有「虛無主義」的例證。

希特勒的政治影響多少是有點減弱了；然而，哲理卻深深地留在海格德爾腦海里。

沃爾夫和顏色研究者平克

本傑明?李?沃爾夫並沒有受到認真的對待。他沒有被當作是一位人類學家、一位語言學家，或者甚至是一位哲學家。史蒂芬?平克是一位當代哲學家，他平常都用一種更為轟轟烈烈的方式把自己描述為一位「認知科學家」。

「薩皮爾一沃爾夫假說」（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以它的創作者本傑明?李?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汀）及其聰明的密友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命名，它聽起來帶點民主感，但名字本身卻有點奇怪。畢竟是沃爾夫創作了它並且給它取名為「語言相對論原則」（principl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不管怎樣，因為學術家們比較喜歡這個名字，諾丁漢大學的羅伯特?科克（Rohert Kirk）在繼續研究之前，才有可能稱它為「相對論主義」（relativistic doctrine）（不然他的研究就會看起來有點愚蠢）：

根據薩皮爾所說，我們看見並聽到……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們所做的那樣，因為我們社會的語言習慣更偏向於經過闡釋的某種選擇。沃爾夫發展了這種思想，並試圖用美國印第安語將它闡述出來。這個相對主義冒著落入公認的真理的問題——有些事物用某種語言可以很容易地說出來，但用別的語言卻不能夠做到。

哲學故事

這段時期，本傑明?李?沃爾夫並沒有受到認真的對待。他沒有被當作是一位人類學家、一位語言學家，或者甚至是一位哲學家。事實上，他沒有獲得任何東西。他關於北美洲霍皮印第安人（Hopi 1ndians，美國亞利桑那州東南部印第安村莊居民）的語言模式的開創性的工作至今仍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當作是「無心的滑稽演員」。史蒂芬?平克是一位當代哲學家，他平常都用一種更為轟轟烈烈的方式把自己描述為一位「認知科學家」（能很好地意識到語言的力量）,在其著作《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他解釋說，「思想如同語言（這當然不是沃爾夫所說的），是我們所稱謂的傳統謬論的一個例證。」平克有力地概述了由今天的科學家才能提出的相反的答案（忽略了意識的角色，那是認知科學家所不相信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眼睛的細胞都是跟能夠引起神經細胞回應的神經細胞相連的［對一定的顏色］。不管是多麼有影響力的語言，對於一個生理學家來說，顏色都能夠進入視網膜，連接到神經中樞，這似乎是荒謬可笑的。

甚至在沃爾夫自己的語言學原則里，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描述他的作品為「完全的早產兒」和「精確性不足」。正如沃爾夫後來的跟隨者丹?木恩霍克?沃爾弗德（Dan Moonhawk Allford）所言，如果你想要找出關於他的著作的更多材料，你就需要忍受這個事實：任何一個社會語言學家似乎「都不能嘴角不帶一點嘲笑地說出沃爾夫的名字」。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反應的原因是什麼呢？就像羅伯特?科克（Robert Kirk）所說的，他的作品比公眾的真理還要多一些嗎？或者，正如喬姆斯基（完全不同）所宣稱的那樣，或許是因為它沒有足夠的證據作基礎嗎？甚至是因為沃爾夫顯示語言特性的完全正確，喬姆斯基抱怨地說：「他的正確猜想可能會以不具有說服力的正規英語結構分析為依據。」或者，有可能是因為沃爾夫喜歡將他整個短暫的一生奉獻於學術圈之外，作為一名保險調查員呢？

還有，或許是這個解釋與他的論點不受眾人歡迎的事實有關聯。對於這一點，他們對美國印第安人的思考超越了對美國學術性的思考——一個用科學的語言作出的更加糟糕的可惡假定。約翰?露西（JohnLu-cy）對此表示：「對於一些（語言相對論）而言，它們代表了對理由充分的探究的可能性的一種威脅。」沃爾夫解釋說，這威脅到了傳統研究員尋找「客觀事實」和「本相」的正當性。

但是，這個缺乏事實依據的危險的理論是什麼呢？本質上，它是這樣的：

我們沿著我們的母語這條線來解析本質。我們在那裡沒有發現我們從現象世界中分離出來的類型和分類是因為它們表面上凝視著每一個觀察者；相反地，在我們腦中所組織起來的千變萬化的印象代表了世界——這也意味著我們腦中的語言系統在很大程度上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們把本質分開，把它組織成我們所用的類似概念和意義。主要是因為我們認同的共識——它貫穿於我們語言的一致性並且在我們的語言模式中得到修正。

當然，所達成的共識就是「一種隱晦且未加說明的觀點」，沃爾夫繼續說道，但是「它那些條款是絕對強制性的；我們根本不能提出任何觀點，除非同意這個共識中的數據的組織和分類」。

「我們沿著我們的母語這條線來解析本質……」

因此，讓我們現在徹底地進行分類，組織其中的一些數據，排除一些類別。

1897年4月24日，本傑明?李?沃爾夫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溫斯羅普（Winthrop），是家裡面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他的父親哈里（Harry），很明顯是一個有文化內涵且博學多才的人，他謀生的方式有很多種：商業藝術家、作家、攝影師、舞台設計師和劇作家。受到母親莎拉（Sarah）的激勵，年幼的本傑明探索著算術和謎語的奧秘並廣泛閱讀了關於植物學、占星學、墨西哥歷史、瑪雅考古學和攝影術方面的書籍。通過研究物理學、榮格（Jungian）的共時性、系統論和完形（gestalt）心理學，他及時領悟到了人類學——但是以上一切都以語言學為基礎。所有這些令他感興趣的學科都僅僅只能在他空餘的時間才能去追求。

他白天的工作相當單調——為哈特福德火險公司（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作視察和設計工作。但是這些日子並沒有浪費。在他工作期間，他偶然地見到很多他所謂的有關語言影響思維方式的案例，當他的語言學理論以數篇有影響力的文章出現時，它主要以火災的預防為主題。他在這些文章中說人們通常忽視了裝汽油用的「空桶」，也就是說桶是「空的」卻相當於「滿的」。

在20世紀20年代，儘管仍要全天工作，但他還是與當時頂尖的美國學者建立了通信聯繫。1931年以後，他就在愛得華?薩皮爾（Edward Sapir）——新社會語言學學科領域中一個關鍵人物的門下學習語言學（利用空餘時間）。也就是在這時他對霍皮印第安人的語言結構進行了更為深人的探究。一系列詳細的詩學論文為他建立了名聲，他成為了耶魯大學的一名研究人員。

語言相對論本身就不是一個新的理念。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陳舊的課題，比物理學的多樣性還要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語言學的創造人——哲學家兼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Baron Wilhelmvon Humboldt）。洪堡自認為沒有思想，語言就無法進行，思想完全由語言決定。這與沃爾夫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在愛因斯坦的時空「相對論」得到證實之後，洪堡的理論呈現有了新氣象，而且愛因斯坦自己在一個電台節目中還引用了這一理論。沃爾夫有著化學背景，他宣稱自己並不想要去創造任何事物；相反地，他想要在帶有古老哲學理論的「自然科學學科」中嵌人新的思想。

在他的一篇論文（後來集結成書《語言、心理和現實》）中，他寫道：

正如歐幾里得幾何學之外的其他幾何學理論可以對空間形狀作出同樣完美的解釋一樣，我們也可以拋開自己熟悉的時空對立的觀念，用其他方式對宇宙作出同樣有效的描述。現代物理學的相對論便是這樣一種宇宙觀，它是用數學術語構建的；霍皮世界觀（Hopi Weltanschauung）則是另外一種，它不是數學，而是語言學。

他持續不斷地挑戰牛頓的像柏拉圖的形式論一樣永恆且亘古不變的世界觀。就是這樣，他震驚了哲學家們，而並非僅僅只是語言學。

霍皮語的觀點：時間浦逝、空間變更，因此，不再是我們設想的直覺或傳統牛頓力學的無限空間。同時，新的概念和抽象，取代了描述宇宙的任務，無須考慮時間和空間——抽象是因為我們的語言缺少術語。這些抽象……將會毫無疑問地作為心理學，甚至神秘的特性呈現給我們。

兩千多年來，歐洲思想家就一直認為語言只是在跟隨著思想。而思想理應取決於邏輯或理性規律，這些邏輯或理性規律對任何人來說都一樣，不管他們是否使用語言。但是現在，沃爾夫說，語言和觀念都不再是通用的！

當然，陷人我們的「語言籠子」，這看起來非常的奇怪。但是，西方語言可以被看作是靜態的且由模式化主導的，而像霍皮語這樣的語言卻是動態且與程序有關的。這兩者的最大區別就是關於身份的問題。名詞（名字）給出了一種身份。這種主張是西方哲學的核心。亞里士多德的「思維規律」包括：

同一律：A=A

矛盾律：A不等同於「非A」

排中律：或者A或者「非A」，但是不是A和「非A」

事實上，這些規律要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之前，當然是前蘇格拉底時期最著名的哲學家巴門尼德（Parmenides）。就是他在公元前巧世紀制定了巴門尼德定律，寫道：「它永遠不會盛行，那不是它本身。」它看起來毋庸置疑，但在當時，巴門尼德定律實際上代表著與傳統的根本決裂。在那之前，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這樣的哲學家提出異議，他表示，既然事物改變了，它們就得包括它們本身不具備的東西。赫拉克利特的話語正是霍皮印第安人語言的迴音：「冷的會變暖，暖的會變冷；濕的會變干，乾的會變濕。」

但是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西方哲學家都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主導。後來，沃爾夫到來了而且動搖了這一常規。他不是去模仿他們的定律，而是去指出邏輯僅僅只是要力求使西方語法制度化，這樣做了就會造成對世界觀的誤解。

以汽油桶為例。沃爾夫說鐵汽油桶上「空的」字樣的標誌就會讓人想到這個桶是「空的」，空的就是「沒有裝任何東西」。可實際上這個桶里卻裝滿了易燃的殘留物。為了再次恢復語言學中的順序，相反地，平克堅持認為，工人們的誤解是因為汽油桶看起來是空的——誤解是經驗主義造成的，總之不是語言上的。由於鐵汽油桶常常不是透明的，這個爭論多少有點弱化了，但是無論如何，沃爾夫的觀點還是相當不同的：他指出，當工人們機械地將桶歸為「空的」一類時，他們採用了「空的」器皿的語言模式，這才讓他們覺得沒有毒。

平克說：「沒有人能夠真的確定沃爾夫是怎樣提出他的稀奇古怪的主張的，但是他對霍皮語言的局限且極端的分析以及他對神秘主義的長期學習肯定是有所貢獻的。平克教授自己並沒有這樣的偏見：當科學家們處於研究思維如何發揮作用或是如何研究思維的黑暗期時，語言塑造了思想的觀點看似就合理了。既然認知科學家們知道如何思考思想……」

既然科學家們已經解決了思想的神秘性，沃爾夫的理論看起就非常脆弱，甚至是滑稽的。通過比較，平克可怕的現代假設就是人類的大腦是一種計算機，是一個根據預設的生物學上的電路「原則」並通過將語言學或知覺的東西轉換成數據的「處理符號的機器」。

在大腦中，或許存在三組神經元：一組用來代表個體（蘇格拉底等人）；一組代表邏輯關係（是一個、不是、像等）；一組用來代表階級或種類（男人、狗、小雞等）。

每種概念相應地激活一個特殊的神經元；例如在神經元的第一組，第5個神經元或許會激活代表蘇格拉底的那個，而第17個或許會激活代表亞里士多德的那個；在第二組，第8個神經元或許會激活代表男人的那個，而第12個神經元或許會激活代表狗的那個。這些程序或許是流入這些組群里的其他神經元的一個網路，並用這樣一種方式連接起來，這種方式可以重新創造出在其他組群里的一組神經元的激活模式……在成千上萬的代表物和一系列的某種更為複雜的程序中……你或許擁有一個真正聰明的大腦或是計算機。正如平克所說，這是大腦中的「計算」理論。紅色被編成代碼進入大腦中（在「心智」中），即使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不包含它。現在，平克打出王牌來對杭本傑明?李?沃爾夫那可悲的稻草人：「1972年，埃莉諾?羅施（Eleaonr Rosch）在新幾內亞高原（the new Guinea Highlands）所進行的關鍵實驗。」

埃莉諾?羅施發現丹尼人（Dani）只有兩種「顏色詞」：莫拉（mala）用於描述明亮的暖色，米利（mili）用於描述黑暗的冷色。這些在未經加工前可認為是「白色和黑色」，平克確實是這樣命名的。僅僅只有兩種顏色詞，然而羅施教授卻發現丹尼人比其他任何人都善於區分顏色！顯而易見，他們雖然缺乏「顏色詞」，但這並未影響他們的理解。就平克所言，故事結束了，可憐的沃爾夫的理論也結束了。

然而，埃莉諾?羅施的研究並沒有結束。從方法論上說，她那圖表上配對顏色的測驗似乎不經意地對不使用英語的人對顏色的區分產生了影響。接下來卻出現了一個問題，這些測驗太複雜，只有20％的丹尼才能完成。也許僅僅是因為缺少「顏色詞」才增加了測驗的難度……

這項研究後所有想重複研究的意圖似乎都白費了。更為糟糕的是一項關於22個伯潤莫人（Berinmo，他們比起丹尼人有更多的顏色分類，但沒有一處有英語演講者那麼多）的研究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論：

對已經稀釋了的顏色的識別確實呈現了色彩辭彙……到目前為止，像所有其他語言所調查的那些人一樣，伯潤莫人似乎將顏色相近的都歸到一起，但是並沒有證據來證明這些是與有限的基本顏色種類相一致的。

當然，這個爭論在沃爾夫離開這一領域之後很久發生了。但是，無論如何，或許他不會太煩惱了。因為在其他的章節中，沃爾夫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念：

在全球範圍內，語言系統難以置信的多樣性不可避免地讓人類覺得他們的精神已經過時了；由我們的筆記錄下的幾千年短暫的歷史僅僅是記錄我們過去在這塊土地上的經驗，或者說是紙張上面含糊不清的筆跡；人類幾千年來的感情發泄對智慧的發展沒有什麼幫助。

身為薩特還是身為波伏娃

薩特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其他的主流哲學家還沒有誰能同時是主流劇作家、小說家、政治理論家和文學評論家。現在評判薩特哪一方面的傑出才能最重要還為時過早，但因為他的哲學思想滲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這種哲學思想的永久性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薩特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其他的主流哲學家還沒有誰能同時是主流劇作家、小說家、政治理論家和文學評論家。現在評判薩特哪一方面的傑出才能最重要還為時過早，但因為他的哲學思想滲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這種哲學思想的永久性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怎樣，那是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的托馬斯?鮑德溫（Dr.Thomas Baldwin）博士在他的《牛津哲學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中得出的結論。但在這種對薩特的評論里是「薩特夫人」——難道是指西蒙娜?德?波伏娃？不，與波伏娃毫不相干。布法羅州立大學的格林納鮑姆（Grunebaum）教授在百科全書的某些地方這樣看待薩特的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散文《皮魯斯與斯內阿斯》（Pyrrhuset Cineas）和《模糊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Ambiguity）中曾試圖通過辮別（並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個人自由（這種個人自由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人的自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來使自己並不那麼突出的觀．毅與薩特的觀點取得一致。但是，像他一樣，她不信服將自由的問題看作是一個道德問題的觀點，或者，從邏輯上說，她不認同薩特的存在主義無理由地偏愛一方勝過另一方的做法。

哲學故事

薩特鄙視那些作假的人：中產階級假裝樂意盡所謂的「義務」，同性戀者裝成異性戀，有偷窺癖好的人在偷窺現場被抓，最眾所周知的是胡亂衝撞的侍者。他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其他人意識的奴隸——其他人。他們都是在自欺欺人——糟糕的想法。心理學家說這是一種普遍的弊病，在對其他人的這種毛病進行譴責的時候，薩特也暴露了自己身上的一些東西。

雖非出自本意，薩特仍將自己看作是一個有原則的人和政治激進分子。在19世紀50年代早期，其他人都對古拉格（Culag）存有異議，薩特卻對英雄人物約瑟夫?斯大林領導下的新俄羅斯表示祝賀，甚至前往俄羅斯期待發現事實。在這之後，他返回巴黎譴責「俄羅斯人沒有真正的自由」的謠言。而且，他告訴一個就此話題採訪他的記者說「蘇聯（USSR）內部完全有批評的自由」。

因為存在主義是種行為哲學，是「行為道德和自我承諾」，所以在實踐中這就是存在主義。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間，薩特都在寫關於哲學的東西，在那之後即1946年他提出了上面的論點。他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on Reason）（1960）中說，「我曾多次說過——對人類歷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這裡只是將薩特作為獨立個體的一種嘗試。

像馬克思一樣，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是個說得多做得少的人。薩特生於法國邊遠地區，從小在一種平靜的氛圍中被帶大。他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祖父的書房裡。他在少年時期也主要與書籍為伴，他在法國一所最好的大學刻苦學習，立志成為傑出人才，最後他帶著自己的學識回到學校成為一名教師。在法國，他能教自己喜歡的科目——哲學，但他還是不喜歡這段經歷以及當時周圍的環境——勒阿弗爾（Le Havre）港口，後來在他的第一本小說《噁心》（Nausea）里，他對勒阿弗爾港口像對布維爾（Bouville）一樣反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學術研究，他成了軍隊里的一名氣象學家，法國向納粹（Nazis）投降的時候，他又成了戰俘，儘管受到監視，他還是被假釋回去繼續教哲學（此時是在錯綜複雜的法國）,並且將他的第一部話劇《戰中》搬上了屏幕。後來他說他考慮過積極抵抗，但積極抵抗要麼使他屈服於共產主義，要麼使他成為戴高樂主義分子。最終他專註於寫作，完成了巨著《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他在書里宣稱：「我被宣布是自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不當作家也不當學者，他選擇成為一名教授。他參加了一系列的解放運動，如越南人民反抗美國，阿爾及利亞人反抗法國。同時，他的小說被世界各地的讀者所接受，在碩果累累的1964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他沒有接受這個獎項。

薩特的哲學思想強調運用想像，這就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形式上最單純的自由。如海德格爾（儘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眾所周知，而且他曾是納粹分子，海德格爾還是被法國的存在主義學者尊為哲學先導）所言，存在的痛苦在於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在《辯證理性批判》里薩特舉出了一個例子，整天從事單調乏味的工作的工人也會有性幻想，這就說明了與事實相反的自由想像的偉大力量。

他強調「非」勝過「是」，後者由大量等待科學家檢驗的單調乏味的事實組成，「非」就有趣得多了。他這樣總結他的觀點（如果「總結」在存在主義學者筆下是個合適的詞的話）：「同時產生的意識的本質是要成為『非』而不是『是』。」然後回歸到我們的本性，我們的「本質」。我們存在，但我們如何「定義我們自身」?（某項運動中有一條空洞而醒目的標語，「存在先於本質」）侍者的形象是這樣形成的：

他的動作向前，有點快、有點准、有點急。他快步向顧客走去，身體急切地前傾；眼裡急切地流露出對顧客手裡的菜單的興趣。他轉過身，端著盤子，極力模仿某種機器人的僵硬步伐，有點像古靈精怪的步行者，又有．點粗魯，似乎．總處於一種平衡狀態，而這種平衡狀態又隨時有可能被打破。他需要通過手和胳膊的輕微動作來恢復平衡。（《存在與虛無》，1943年）

對「意識」的關注成就了薩特的名聲。但奇怪的是，1943年面世的另一本書《女賓》（She Came to Stay）——由他的終身朋友兼伴侶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也描繪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意識，如主人公遊走穿過一個空劇院（直到有觀眾來，舞台、牆壁、椅子才能獲得生氣），他（她）看見一位女士坐在飯館裡，毫不理會她的男性伴侶撫摸她的手臂：「它就在那裡，被遺忘，被忽視，這個男人的手只是在撫摸不屬於任何人的一片血肉。」另一段也是：

我們存在，是的，但是我們如何「定義我們自身」?

「其他人也是有意識的生物，像我們一樣覺察自己內心世界的感受，這幾乎不可信。」弗朗索瓦斯（Francoise）說，「認識到這一點對我來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們在其他人的腦海里只是虛構的形象。」（《女賓》，1943年）

不管人們有多好奇，雖然這兩本書幾乎可以算是同時面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書還是寫得更早一些，薩特在起草《存在與虛無》之前，曾在部隊一個短暫的假期間熱心讀過她的初稿。

現在是誰在顯露糟糕的信念？薩特還是侍者？

薩特曾在日記中披露波伏娃數次糾正過他對存在主義哲學的錯誤理解。這就證明薩特借鑒了波伏娃的思想並把它們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唯一不為人所知的是為什麼波伏娃允許這種事情的發生，並且屢次否認薩特作品的信譽問題。儘管被稱讚，被尊為哲學領域的偶像，但當時薩特和波伏娃的關係還是被完全誤解了。實際上它本身就是一個哲學故事。一方面，大家都認為薩特是個花花公子，為了保全自己所謂「存在的自由」而推卸自己應當與波伏娃結婚的道義職責，另一方面，他們相互來往的信件記錄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從信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1930年薩特曾向波伏娃求婚。求婚的慣例做法和薩特想像的傳統做法都使波伏娃無所適從，她提出，如果他們共度餘生，她希望自己能繼續保持與其他人的性關係（無論是同性還是異性戀人的）。這個愛情故事應該是最可信的一個，波伏娃輔助天才薩特，沮喪的准妻子變成了盡職盡責的秘書。事實上，薩特比波伏娃年輕，波伏娃具備薩特身上所有的才華和文學天賦。波伏娃畢業於女修道院開辦的學校，在那裡她的成績名列前茅，她一次就通過了法國每年一次的最權威的哲學考試，但薩特是動用了所有的特權後考了兩次才通過。

薩特後來說，在他的回信里這是在原信的基礎上添加上去的，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一定剛剛分別。直到那時，薩特展示的最偉大的創造，還是當他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從連環畫上仿寫故事，然後從祖父的百科全書里找到一些額外的細節加上去。他把拼湊起來的東西當作「小說」來取悅父母。

在《字句》（The Words）中，薩特坦白地承認了一些「錯誤思想」的例子，當時他就知道他的母親會怎樣表現：

將客人帶到飯廳，這樣他們就能驚奇地看到小小的創造者怎樣在學校的課桌上工作。我假裝太過投入以致沒有發現我的崇拜者們在場。他們會攝手攝腳地離開，輕聲議論我有多麼可愛和迷人……

演戲又使我們將注意力轉到侍者。我常常觀察他們。因為一個實際的理由，而不是某種與「『錯誤的意識」相關的某種可以選擇的原因，他們常常要很迅速地進行工作。這種工作不低賤，它需要技巧。侍者是真正的演員，因為他們有角色要扮演，並且像演員一樣，他們也有觀眾在關注他們（即使有時候是像薩特和波伏娃這樣的人物）。因此讓我們使用一種不同的分析方式——哲學知識分子的方式來重新看待他們。

他們聲音低沉，過於字正腔圓。他們自以為姿勢不稚，眼神太過急切，當試圖交流聽到的最新言論的時候，他們的聲音會偶爾失去假裝的自信，他們或者提高嗓門，一絲不易察覺的失望就在這時出現，如果聽的人有異議，他們就像感覺到失去了平衡，但一張紙的飄動就能重新建立平衡……

始終貫穿於薩特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在他對「糟糕的信仰」的抨擊里的，無非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在這些問題里這位哲學家作者絕望地呈現出人性還沒有顯露出來的部分。在決定寫一本新書之前，這或許是將他在戰爭中的矛盾身份合理化，或許是他在戴高樂主義分子（Gaullism）和社會主義（Communism）分子之間徘徊（研究侍者的那一本……）。這時他還有可能正在借鑒波伏娃的思想。他並不十分確信身為薩特好還是不好，甚至懷疑侍者的虛無。

到底誰才是真正偉大的存在主義者？與薩特不同，波伏娃意識到存在主義的許多元素隨處可見，如對「其他人」的關注，在海德格爾的著作里能找到，在愛因斯坦的哲學作品裡同樣可見，並且在愛因斯坦的作品裡個人主義被當作源於無知的一種幻象，這是粉飾。波伏娃後來將男性主導的社會裡的所有女性劃為「另一方」，這是她自己的思想。遺憾的是波伏娃早期出版她的哲學作品的嘗試被法國出版界粗暴地拒絕了，他們甚至建議她退出男性主導的哲學界！

波伏娃的小說《女賓》是揭示波伏娃與薩特關係的一條線索。在書里她最先塑造了三個人物形象，弗朗索瓦絲（Francoise）代表的是波伏娃本身，皮埃爾（Pierre）代表薩特，澤維爾（Xavier）是波伏娃當時的情人奧爾加（olga）。第一章里提到過，弗朗索瓦絲打開了一部古典戲劇的新視野，在這裡薩特的形象不是唯一的主要形象，但也因這部作品而被賦予了責任。在《女賓》里，弗朗索瓦絲隱藏初衷僅僅是出於愛。於是就有人把這當作對真實生活的另一種解釋。他們認為波伏娃是薩特的培養者，她欣慰且驕傲地看到他取得每一點成就，同時她自己卻陷人了一種尷尬的境地——法國以男性為主導的哲學界。因此這是故事中又有故事。

解構德里達

「我加入左派，最大的願望是解構主義的某些元素能夠為政治化服務，因為鬥爭一直在繼續，尤其是在美國，我希望解構主義的某些元素能使左派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到某種程度，至少變得不再是簡單的學術。」

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19世紀60年代創造了「解構」這個詞（事實上到處都能找到這個詞的根源），如果不是有點過時（借鑒一個法語單詞「Passe」），當時的學者們正準備革新傳統的解構主義。解構主義學者都是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打算拋棄哲學的一切成果：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等所有成果。畢竟，這些都是根植於錯誤的對當法（opposition）的世界觀的產物。

假的對當法，諸如科學範疇內的「是與不是」的問題，「過去與將來」的繼時性問題，道德範疇內的「好與壞」的問題。德里達認為其他一切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理論和發現都不過是玩文字遊戲——他們在欺騙我們。

安德魯（Andrew Cutrofello）在《勞特里奇哲學百科全書》中以簡明的散文題材對此作了進一步解釋。

德里達認為應站在「解構主義」的立場來質疑西方哲學傳統，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作品能夠被理解。解構主義是一種對未思考過的領域的探索，主要研究「所有其他」這一範疇。德里達曾質疑「存在的形而上學」這一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自我統一的價值判斷，由力圖闡明主體論的「說應優於寫」的一系列嘗試來支撐。粗魯地排除不同物能夠使差異性突出，德里達曾試圖賦予語言迥然不同的概念，這一概念將從差異的既約性（irreducihility）開始區別於原有概念，相應地，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也會有全新的定義。

哲學故事

法國政治哲學在1789年為世界貢獻了（（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他們以此為傲，他們還激發了在巴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19世紀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學體系——結構主義。不足為怪的是，當時在法國，自薩特起的所有哲學家都期望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現象卻使政治哲學有衰退的趨勢，因為它的對手變成了大眾，而大眾並不認為任何事物都帶有政治性。19世紀50年代的時候很多人都加入了國立巴黎高等學校（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與他的同時代人不同，德里達沒有加人這個黨派，即法國共產黨，而是保持距離，就如他自己在《解構與實用主義》（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中所述，他把自己劃為「左派」。在一本雜誌《莫斯科回去》（Mascou aller-retour）對他的採訪中，德里達曾向俄羅斯人民許諾「儘管所需時間過長，但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我可以證明斯大林是個邏各斯中心論者（logocentrist）」。

「我加入左派，最大的願望是解構主義的某些元素能夠為政治化服務，因為鬥爭一直在繼續，尤其是在美國，我希望解構主義的某些元素能使左派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到某種程度，至少變得不再是簡單的學術。」

這種觀點惹惱了他的法國同人，但在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受到了歡迎，在美國以工作為中心的學者們並不急於加人激進的團體，但他們還是期望看起來很激進。在跟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一大堆相似的知識分子一起的時候，德里達成為許多新學科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當代歐洲思想」。

不是採用政治的方式，德里達急於採用結構主義「所有理論都是獨立運用的」的行為實際上和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的觀點一致，都是「帝國主義」者，壓制思想和文化。結構主義卻向世人表明，這個世界太微妙太複雜，不能用簡單的理論來闡釋。

德里達還有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加人了「摧毀」的概念，海德格爾曾向願意傾聽他的人提過這個概念。「解構主義」會戲謔地標明其他理論的矛盾，動搖他們的教條，從而摧毀其他理論模糊的等級限制。

結構主義的第一個對象是並不存在的——隱藏的或被壓制的思想。德里達發現「排除」的第一個對象是寫作本身，寫作曾被哲學家當作是一種與演講相似的形式。

德里達解構了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對語言的描述，在找出寫作與演講的區別的過程中，結構主義之父無意中列出了思考的許多特性，它在形式上是主觀的、物質的和相對的，在演講和寫作中運用得一樣多！於是寫作和演講的區別變成了一種哲學解釋。（你能看到解構主義是怎樣狡猾地揭露出文中隱藏的假設，然後使它們變得對己方有利。）

伴隨對演講與寫作的區別的成功解構而來的是笛卡爾的靈肉合一的終結；由思考獲得的知識和由觀察獲得的知識的碰撞；字面意思和隱含意思之間，自然創造物和文化創造物之間，男性和女性之間等種種對立事物間的差別的碰撞……還有：

所有二元論，所有關於靈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論，與一元論、唯心論、唯物論、辯證法一起都是形而上學的獨特主題，形而上學的整個歷史都被迫儘力抹去這些主題的軌跡。「出席」附屬的軌跡在它的標語里可以見到，寫作比演講次要，這樣的屈辱渴望得到平復。這些都是神學需要的東西，它們決定了考古學和末世學意義上的「存在即出席，即基督再臨」，生死沒有區別，活著只是死亡的另一個代稱，以上帝的名義掌管生死，不過是歷史的轉喻。[《論文字學》（OfGrammatology）]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德里達至少在一個方面失去了激進精神。在為紐約的一位觀眾上的一堂以公平為主題的課上，他認為在所有獨特的理論、概念中，公平是西方哲學（也是這本書的）的起點，但它（像蘇格拉底）是不可解構的。他故意用一種模糊的文體來對這一點進行闡述：

如果能對現存的公平進行解構，它必須從一種無限的「公平思想」出發，必須是無限不可分的。它不可分是因為「其他」，所有「其他」,在這一思想提出來的時候，「其他」總是伴著「其他」。不向懷疑主義屈服……「公平思想」看似不可解構……

如果當今世界沒有公平，那麼什麼都沒有，唯思想永存，畢竟思想是不可摧毀的。

到底是誰在欺騙我們

似乎是德里達在誤導我們。這是個不小的玩笑，關乎「意義」與「理想」以及先驗與經驗的平行關係問題。

關於差別性的這個遊戲只在綜合體和轉介產生效應，綜合體和轉介在任何時候都不允許單獨的元素被單獨呈現或僅與它自身相關。無論是在寫作還是演講的論述中，從沒有一個元素能不與其他元素髮生聯繫而單獨發揮作用……這種交互作用就像織布，一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的產物。不管是元素之間還是系統內部，都不存在簡單的「出席」或「缺席」。差異和軌跡無處不在。[《符號學與文字學》（semiology and Gramatology）]

或許德里達所說的不存在「意義」就如語言的大網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的一樣，實際上在生活和思維里也是如此。一切都是虛幻的，或者更糟糕，是我們的政治與性的幻想雜揉起來被生活糟蹋過後的殘渣。「是」與「非」抗衡，「我」與「你」相對。我們必須毀滅這種文字的網！

要贊同德里達的話似乎有點難。先驗的事物又是什麼？德里達喜歡提出矛盾卻拒絕解釋。他在不同的時間段都堅持認為解構本身不是一種手段或一種行為，只相當於一門學科中的某一篇文章。他在《致日本朋友的信》（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曾說，絕不能說「解構是怎樣怎樣的」或「解構不是怎樣怎樣的」，因為這個句子本身的結構就是錯的。創造一個新詞語然後拒絕接受他人對這個新詞語發表的任何聲明，這仍然是一個值得確定的立場。我們還能採用更為間接的方法來分析問題。德里達受到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啟發，使用他的「摧毀」理論作為工具，在自己的哲學研究中解釋西方文明和「人性」的完全喪失，他的哲學研究項目叫做「解構」，意如其名。

［事實上，在那之前，這個概念來源於一家由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表弟主編的納粹精神病治療雜誌。世界真小！］無論如何，海德格爾的研究工作值得關注的地方就在於，在我們的頭腦里、筆底下，當我們將這個世界結構化的時候，它強調並挑戰時間的角色。看看德里達的作品，實際上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原創的。他最主要的原創性恐怕是創造了「解構」這個詞。事實上，創造新詞並不難，難的是使它們有用（很搞笑，在德里達的祖國法國，至今還沒有這個詞）。

從海德格爾那裡，德里達也引用了「存在」的概念，而他認為對該概念的解構才是哲學的核心任務。海德格爾的足跡也包含了「存在」的概念和存在（beings）與存在（being）的區別。海德格爾將這種區別稱為「實體存在的區別」，並在《認同性與差異性》（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盡動人的描述。德里達在他的《寫作與差異》一書中一度模糊地提到這一點，在那裡，他將區別定義為本體的與本體論的區別之前的狀態。

他的「先驗現象學」的思想來源於胡塞爾（Hussel），胡塞爾還提出，「理性就是歷史上產生的邏各斯（logos，古希臘哲學術語，意為世界的規律性）。」它用自身來反對存在，從而彰顯自身，也就是把自身表現為邏各斯……通過寫作的方法來使它自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歷史。因而，為了延長自身，它使自身與自身不同。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延異」（differance）的起源，延異是德里達最喜歡的雙關語短語之一，它有兩層含義，即地點（空間）的「不同」和時間的推遲——「延期」。

翻譯者艾倫?貝斯（Alan Bass）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他認為德里達「很難讀懂」。這不僅由於他的風格，還因為「他對改變已有的、支配著我們的閱讀觀念有著強烈的慾望……有些困難可以通過提醒讀者『德里達常常參照他自己的作品，反對他人的作品』來解決，而從不直截了當地說明……再綜合古典哲學術語的頻繁使用，也不會出現任何直白的解釋或參考。」（早期，我們見到了一個物體的降臨——基督再臨（Parousia），一個由存在支配著的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的希臘單詞。）

這位偉大哲學家的一個影視傳記——《電影德里達》（Derridathe Movie）在2002年發行了。它把德里達描述成一個詼諧的人，就像「我們中的一個」。他作為猶太人的出身以他的貝果（bagel）早餐展現給觀眾；他的自我懷疑性格主要表現在他對自己衣服的色調搭配上。有一個畫面描述的是攝像機跟著他進人了他的圖書館，他把上千本書裝人包中，哲學家被問道：「這裡所有的書你都讀過嗎？」「為什麼沒有？」德里達回答道，「只有其中的4本我讀過。但是在讀它們的時候，我非常非常地認真。」

我們可能也會作出同樣的回答。關於德里達的所有知識我都讀過嗎？為什麼沒有？只讀過一小部分篇章。但是我讀得非常非常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