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最具影響力的外國詩人：他們的詩是一種「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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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認識傳統的基礎上，20世紀外國詩人作品的大量引進可以說直接影響了新世紀以來國內詩人們的創作。有意思的是，在大部分詩集「初版就是絕版」的不景氣環境下，這些國外詩人的作品卻在近年來多次再版、重印，並被讀者奉為至寶。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全球格局與中國創造」學術研討會·新世紀詩歌論壇上，多位如今活躍在創作現場的國內詩人、學者共同評出了十位「最具影響力國外詩人」。這其中都有哪些詩人？小編帶您一起去看看。保羅·策蘭（德國）

策蘭，一位深入語言和歷史之晦暗的詩人，他充分踐行了語言和命運之間的多重關係。策蘭的普通形象是對二十世紀的歷史苦難進行深刻質問的詩人。策蘭的詩集被王家新（2002）、孟明（2010）先後翻譯成漢語，但是除了歷史苦難的見證者和質問者之外，更重要的，他是揭示出語言自身的神秘性的詩人，在這個意義上，王家新對晚年策蘭的集中譯介和闡釋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近些年，一個突入語言風暴中心的詩人形象逐漸呈現於漢語中，策蘭對於漢語詩歌的影響變得更加重要。按照多多的斷言，策蘭的詩是一種「照亮」，它們到達了陌生處，一個不可言說的領域。華萊士·史蒂文斯（美國）

華萊士·史蒂文斯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美國詩人，與龐德-艾略特一系的現代主義詩人相比，他似乎更為關注想像力的轉換和對現實的重建作用，而重新激活、豐富了浪漫主義傳統。史蒂文斯的詩歌世界豐富而博大，玄妙而又具體精微。他吸收了哲學的深刻以增添了詩的層次性，又保持了自身張力和獨屬於詩的雄辯；他經常將日常場景抽象化、玄思化，卻在其中安放了對現實世界積極而密切的關注。他詩中高度的修辭化特徵，以及充斥著的元詩色彩，常令眾多優秀的頭腦折服。史蒂文斯詩作漢譯結集始於《史蒂文斯詩集》（西蒙、水琴譯，1989），新世紀以來則以《最高虛構筆記：史蒂文斯詩文集》（陳東飈、張棗譯，2009）為主，對諸多青年詩人詩學面目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此外，陳東飈還譯有《罈子軼事》（2015），收錄了史蒂文斯的大部分詩作。詩人王敖亦有為數不少的史蒂文斯詩文譯作，並對他有著極為深入的研究。伊夫·博納富瓦（法國）

伊夫·博納富瓦依然在世，是法國詩人中獨樹一幟的大家，繼承波德萊爾以降的象徵主義傳統，又吸收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新鮮活力。早年詩風頗受超現實主義影響，優美而繁複，時見玄秘，通過語言的創造從日常經驗上升到空靈無上的境界；中期以後趨向於明朗潔凈，而創造力並無衰減，持續至今。博納富瓦進入到漢語中來，應該是本世紀才有的事。詩人多多將博納富瓦列為他最看重的五位外國詩人之一。詩人翻譯家樹才和郭宏安譯的《博納富瓦詩選》（2002）曾一紙風行，亦有《詞語的誘惑與真實：伊夫·博納富瓦詩選》（陳力川，2014）譯本在香港行世。切·米沃什（波蘭）

米沃什一直試圖為詩歌尋找歷史的地基和現實的地基，這一視野來源於其東歐經驗，更來源於對詩歌本身的洞察。他的寫作與兩種傾向進行著抗爭，即極端的主觀化和極端的形式主義，因此其詩歌持續不斷地與現實、與歷史進行著摩擦，從中迸濺出的語言力量溢出了詩歌的自律邊界，從而進入了廣闊的生活劇場。近年來，隨著其晚年的詩歌被李以亮、周偉馳等人陸續譯介進來，一個平靜、開闊、圓熟、博大又充滿反諷精神的晚年米沃什進一步影響了當代漢語詩歌。張曙光譯的《米沃什詩選》出版於2002年，另外，他的《米沃什詞典》（西川、北塔譯，2004）、《詩的見證》（黃燦然譯，2011）、《被禁錮的頭腦》（烏蘭、易麗君譯，2013）等著作的譯介也進一步豐富了漢語詩人辨認自身現實和詩學觀念的路徑。伊麗莎白·畢肖普（美國）

畢肖普的詩富有清晰紮實的細節和豐富奇妙的寓意，被認為是詩人和批評家眼中的典範。她的詩作並不繁複，反而意外地簡潔利落，近乎於英國大詩人菲利普·拉金——用希尼的說法——在詩藝中證明了「少即是多」。她的詩涉及諸如現實、想像與回憶/夢幻等主題，而猶注重對世界的細緻觀察和聆聽。在畢肖普眼中，這個被觀察和聆聽的現實世界卻並非如其所呈現，而是有著豐富的戲劇性。普拉斯的書寫將她對這種戲劇性的看法加入到其中，而又時常顯露出她獨特的機趣。新世紀以來，這位美國女詩人持續深入地影響了一大批漢語寫作的女性作者。她作品的譯本，陸續以來則有丁麗英譯《伊麗莎白·畢肖普詩選》（2002）和包慧怡譯《唯有孤獨恆常如新 : 伊麗莎白·畢肖普詩選》（2015）等，部分英美詩的合集譯本中也有她詩作的零星翻譯。約瑟夫·布羅茨基（俄羅斯）

布羅茨基是一個高度緊張的寫作者，他一直對抗著周身的現實，不向任何龐然大物妥協，這使其詩歌獲得了一種雄辯的聲音，不過，他又竭力製造著語言內部的緊張，讓語言與現實在摩擦中形成呼應。作為對歷史發出聲音的人，他的詩一直站在心靈的制高點而批判著歷史，他從不周旋於個人的晦暗內在，而在廣闊的現實和歷史中開闢詩歌的空間。布羅茨基的詩集《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出版於1990年，隨後，隨筆集《文明的孩子》（劉文飛譯，1999）、《布羅茨基詩四十一首》（黃燦然譯，2009）等著作在新世紀又繼續影響了諸多詩人。他的兩部隨筆集《小於一》（黃燦然譯，2014）和《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2015）的陸續譯介出版，又讓他作為詩學批評家而大放異彩。謝默斯·希尼（愛爾蘭）

愛爾蘭詩人希尼，以飽含抒情美感與道德深度的作品，讚揚了日常生活的奇蹟和依然存在的過去，並使得當下與童年都有著令人傾心的具體的豐盈。他傾倒於語言的「電光石火」，傾向於用「富於音樂性的韻律形式」來寫作，但它們並不高深玄遠，反而平易近人。希尼這十數年來對中國詩人的影響，可能還有他的優秀文論的參與，因為世紀初出版的吳德安、胡續冬、姜濤、冷霜等參與翻譯的《希尼詩文集》（2001）中就收錄了大量的文論。希尼的詩經由袁可嘉、黃燦然、陳黎等詩人翻譯家的大量翻譯之後，在詩歌界內部，同樣獲得了巨大、持續而深入的影響力。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瑞典）

特朗斯特羅姆一直以清晰的方法描述其感受到的神秘的現實世界。他的詩在清晰之中抵達了某種高度，這一高度如果不是對混亂的形式主義的反叛，至少也是一次無與倫比的超越，同時，他的詩又保持著某種不可簡約的神秘性。他的詩提示著各種臨界的時刻：清晰與神秘、夢與清醒、沉重與輕盈。這一切都源於他堅定地搜尋著隱喻的神秘力量，或者說，他一直在傾聽隱喻的巨大呼吸，從而試圖對我們平庸的生活做出回答和提升。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全集》出版於2001年，特氏於201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無疑又以更為耀眼的方式進入了漢語詩歌的視野。塞爾維亞·普拉斯（美國）

作為自白派詩人的典型人物，普拉斯在近年來的熱度令人驚訝。自白派凡事皆可對人言，個人的現實生活細節和隱秘的內心世界，經由藝術化的自白，而擁有洞穿現實的力量。普拉斯善於選擇精確而出人不意的語言，構制清新別緻而主動的意象；善於用精神直覺來直抵作品深處，在寫作中挖掘豐富的自我和情感因素，用生命力投入創作，甚至內心出現幻象。她的人生傳奇和作品互相說明：瘋狂，迷幻，極度的憂鬱，痛苦，不能控制的激情，自我專註，狂躁，不一而足。新世紀以來，普拉斯的主要譯本扎堆，計有：馮冬譯《未來是一隻灰色海鷗：西爾維婭·普拉斯詩全集》（2013）、陸鈺明譯《普拉斯詩選》（2014）、包慧怡譯《愛麗爾》（2015）和陳黎、張芬齡合譯的《精靈》（2015），以及即將出版的范靜嘩譯註本。維斯瓦娃·辛波絲卡（波蘭）

辛波絲卡的詩都是對日常境遇、個體存在狀況的沉思、質詢、反諷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遠方，就在每個人身上和他周圍的環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體的困惑、個體的境遇。辛波絲卡把詩歌當做生命的回答，當做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想和責任的語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細節中發現奇蹟，堅持不懈地領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辛波絲卡早在1996年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十多年後，她的詩集《萬物靜默如迷》（陳黎譯，2012）及其續集《我曾這樣寂寞生活》（胡桑譯，2014）才在中國大陸意外暢銷，這一事件極大地推動了詩歌的出版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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