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再說國民性：阿Q「精神勝利法」也有失效瞬間

[摘要]汪暉的著作《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以下簡稱《六個瞬間》)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全新的看法，阿Q「精神勝利法」並不是永遠的「勝利」，也有失效的瞬間，而失效的瞬間就是身體真正復甦的瞬間。

《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汪暉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在評論《阿Q正傳》汗牛充棟的文章中，國民劣根性和辛亥革命始終是最主要的兩個話題，但兩者的關係卻很少被提及。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無謂的問題，鄭振鐸在《吶喊》一文中說，「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地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這個詰問迫使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以相當的篇幅敘述小說的寫作過程，並以一種肯定的語氣說，「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但並沒有解釋其中的原因。

汪暉的著作《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以下簡稱《六個瞬間》)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全新的看法，阿Q「精神勝利法」並不是永遠的「勝利」，也有失效的瞬間，而失效的瞬間就是身體真正復甦的瞬間———「阿Q失去了『自我』，無從建立他與周遭世界的聯繫，從而失去了一切安全感———他無所適從，心懷恐懼，只能憑藉本能做出反應」，這些瞬間正是「阿Q身上潛藏著的趨向革命的基因」。所謂「精神勝利法」失效的瞬間，是指小說中六次偏離原本將阿Q刻畫為「抽象的意義上或類型的意義上」真實的敘述———「失敗的苦痛」與「無可適從」，性與飢餓，生存本能的突破，革命的本能與「無聊」，大團圓與死。在此，汪暉展現了他令人佩服的細讀能力，不過他猜測魯迅從刻畫國民劣根性的初衷轉向挖掘潛在的革命性，發生在小說連載由報紙「開心話」欄轉到「新文藝」欄時，就顯得草率。且不說，魯迅是否有這樣的意圖，外部環境的改變促成小說的變化就未免有誇大之嫌。

在曾經的魯迅思想研究大家汪暉看來，「六個瞬間」本能跟魯迅的「生命主義」哲學完全對應———「生命主義的核心是將生存本能置於一切之上。惟其如此，生存的慾望、本能、潛意識就可能成為對於時代的詛咒，對於一切傳統、權威和秩序的顛覆」，所以，在阿Q身體生存受到威脅和傷害時，作為傳統社會秩序的「精神勝利法」才出現了短暫的失效。而當身體生存被置換為阿倫特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時，革命的因子也就出現了。

問題魯迅是如何定義革命？阿倫特又是如何定義呢？阿倫特在《論革命》中說到，「只有發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並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為起碼目標，那才稱得上是革命」。汪暉在《六個瞬間》中並沒有引用這句話，不過談到了開端。開端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全新的道德。他認為魯迅心目中有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作為全新的歷史開端的革命，以及這個革命對於自由和擺脫一切等級和貧困的承諾；另一個是以革命的名義發生的、並非作為開端的社會變化，它的形態毋寧是重複」。這樣看來，由於現實的辛亥革命沒有觸及社會道德的轉變，魯迅終身用筆服務於國民性的改造就具有了啟蒙的意義，而阿Q身上潛在的革命因子正是啟蒙的希望之所在。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幾乎就是一個標準的啟蒙理想主義者，事實上是這樣嗎？汪暉在論文《魯迅與「向下超越」》中以「鬼」的形象揭示過魯迅的「永遠革命」，「對於魯迅來說，歷史即無窮無盡的重複，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不斷失敗的革命者，而不斷失敗的革命者就必然是永遠的革命者」。既然魯迅是一個歷史循環論者，那麼就不可能寄希望於某種理想，而是指向於人性的「無限」革命。

汪暉自認為，他對六個生命瞬間的發現，可以解決「如果阿Q僅僅是國民性或民族劣根性的表達，那麼，革命就不是內在的，因為我們無法從精神勝利法中找到革命的必然性，我們也無法從各自隔絕的孤寂中找到吶喊的可能性；如果國民的靈魂中不是內在地包含這一潛能，阿Q的人格就是兩個」的疑問。也正是把「精神勝利法」放置在革命對立的位置上，他斷言「阿Q就是現代中國國民性的表達———是中國現代性的面影，而不是傳統中國的表徵」，在舊的綱常崩潰之後正是「精神勝利法」在維繫著舊的道德價值體系。然而，在全書的行文中，特別是談及作為開端的革命時，他是把「精神勝利法」看作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這種矛盾的敘述，可能是不自覺的。如果看回《阿Q正傳》的原文，正如汪暉說的魯迅把歷史時間植入本來未曾存在的地方中，小說中明確地提到「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為民軍佔領，紹興府即日宣布光復)，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精神勝利法」發生在現代之前。如果把「精神勝利法」判定為前現代與現代相互糾纏的產物，從汪暉的傳統內在現代性以及晚清在「衝擊—反應」模式中現代性探索的視域是可以說得通，但從五四時期魯迅雜感中現代與傳統絕對對立的態度來看還是可疑的。至於阿Q革命，也還是讓魯迅自己站出來說，「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在這裡魯迅從貶義上說革命，革命如果是阿Q由身體激發的「造反」，那麼就還是「奴隸—主人」的循環歷史。

「精神勝利法」究竟是國民性、「意識形態」，還是人性？很難做出明確的回答，事實上，這三者也不是能完全分開的，人本來就是歷史與身體相互糾纏的構建物。至於由身體所激發的革命因子，也只能是促成革命的暴動因素，自由才是革命在現代(構成開端)的意義。也許汪暉會認為現代已經來到，暴動就會跟自由天然地結合。汪暉自己曾說過每當思想陷入苦境就會讀魯迅，這次重新詮釋《阿Q正傳》也許該放置在他個人的現代性以及20世紀中國革命研究與新左派的社會關懷中才能體現出其意義。

在《六個瞬間》中，汪暉為「阿Q革命」的辯護說不上完美。作為精品課程的講稿，書中也涉及到諸多研究成果，比如日本學者對小說序言中「彷彿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探討，王瑤考察目連戲中的二丑藝術對魯迅「油滑」風格的影響，汪暉關於對正史與「正傳」之辯等，對於讀者來說都是有益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