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世紀大論辯

　《蘭亭序》世紀大論辯

四十年以前，郭沫若發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文物》1965年第6期，《光明日報》1965年6月10日、11日)，從文章和書跡兩個方面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驚世駭俗。

　　郭文既出，高二適居然在《光明日報》不加修改、《文物》影印發表的情況下，同樣在政治和考古的兩大重鎮，同時發表了對郭沫若的反駁意見。

　　天下震驚！一場堪稱世紀大論辯的學術爭辯，於是迅速形成。

　　這場爭論牽涉的人極廣也極重要，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無出其右。辯論雙方主將一為郭沫若，當時居中國科學院院長之位，中國學術界之泰斗；一為高二適，當時籍籍無名。

　　1973年，《蘭亭論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編」十五篇，系與郭沫若觀點一致的文章，「下編」三篇，是與郭沫若觀點相對立的文章。出版前言里說：這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之間的論爭。郭沫若的一方被打上了勝利的鮮明烙印。

　　上世紀晚期，毛澤東於這場論辯中發言的事逐漸傳出，人們始知高二適反駁意見能夠發表的淵源。然後，人們又在郭沫若的勝利里發現康生的活躍身影。

　　於是迷霧重重！這就是一場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為重要的辯論，今天給人留下的面目。

　　毛澤東一手推動蘭亭論辯

　　高二適的文章本沒有發表的可能，是章世釗讓它上動「天聞」，才改變了命運。1965年7月18日，毛給郭沫若寫了一信：「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頌安吉！並問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毛信中所及的「我復章信」，主要是評論章所贈閱的《柳文指要》定稿，並對章要求發表高文的回復。毛說：「行嚴先生：……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毛澤東這兩封信均收入1996年11月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毛的意見很快被執行了。當時康生不在北京，由《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陳伯達看到毛澤東給郭沫若的信後，就指示發表高二適的手跡。於是有了高文不同尋常的發表方式。

　　以毛澤東和郭沫若的私誼，高二適當然沒得比，而且從毛信中內容來看，毛對高文的觀點並未完全贊同。毛澤東勸說郭沫若同意發表爭論文章，就一般的世故人情理解，無非是給章行嚴先生面子和毛「但爭論是應該有的」雅量。但郭沫若是不開心的。郭對《光明日報》記者說：「我只是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寫的，並不想什麼書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騷動。《<駁議>的商討》花了兩天時間寫出來。我有生以來沒有寫過這樣沒火氣的答文。後面有些句子，人家說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確太不成話了。皇帝過過目，就不會是假？『金目』不二嘛。我從來不寫什麼指正之類的客套文字，為了高二適，我只好『變節』了。」(《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康生為郭沫若掠陣

　　中共高級領導人中，康生是公認的書法家，上海南京路「王開照相館」題名的書法一直享譽海上書壇，沒帶半點阿諛。毛澤東稱康生為「康老」，稱郭沫若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稱「郭老」和「康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發表詩詞，郭沫若為每首詩詞都寫了賞析文章，注釋里說：有些文章是經過康生看過的。紀紅說：1998年12月9日採訪陳明遠時，陳告訴說：「郭沫若與康生，還有陳伯達的關係非常好，他們很有交情，比如郭老關於《再生緣》的研究，到海南島訪海瑞墓等都與康生交換過意見。郭沫若知道毛澤東對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對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對胡喬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們關係密切也緣於對文物有相同的愛好。蘭亭論辯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沒有疑問的。」又說，黃苗子在致自己(紀紅)的信中說得更為明確：「《蘭亭》論辯，據我所聞，是康生幕後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劇，但只是一鱗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蘇高二適的後人，或者有些線索。但以《蘭亭》真偽如何能扯人政治問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高二適的手稿在《文物》雜誌上影印發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釗猜測道：「郭老在討論中充分顯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適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來也是郭老的主意吧，這種做法就很好。」8月2日，郭沫若對光明日報記者說：「高二適的文稿，《光明日報》不加修改，《文物》影印發表，是『示眾』，可是讀者未必了解，高二適他們也許以為太看重他們的書法哩。」心情其實很不好！康生回到北京後，對陳伯達的做法很不滿意。陳伯達說：「今後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康生然後親自組織文章，支持郭沫若。

　　據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回憶：「高二適的《駁議》一出，康生即授意組織寫文章，支持郭老。北京雖然寫了幾篇，都不滿意，特別是對趙萬里的文章有意見，說他只寫了巴掌大的文章。於是又派人來上海，請徐森玉寫文章。此時的徐森玉為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上海博物館館長，古文物鑒定大權威。當時徐森玉、謝稚柳和汪正慶三人在一個辦公室辦公，三人討論認為支持郭老容易，駁倒高二適難。最後由汪正慶為徐森玉代筆寫了一篇繞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開和高二適的辯論。汪正慶說：『寫這種文章何其難也，才一夜白了少年頭。』」(鄭重：《回眸「蘭亭論辯」》，載《文匯報》1998年11月26日)黃苗子也透露了一個內幕，他說道：「關於蘭亭案，當時的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龍xx(名字忘了)十分起勁，寫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報上，殺氣騰騰，後來聽阿英先生說：這是代表康生的論調。」(1998年12月15日致紀紅函)這裡的「龍××」即是撰寫《揭開<蘭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龍潛。龍潛正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除了論述有關「隸書的筆意」外，龍潛寫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別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蘭亭序帖》，作為一種治世的工具，用來粉飾太平的。」又說：「有人把《神龍本》捧上了天。其實，只要細細揣摩，對結構、筆意，稍加分析，不難看出某些筆意，正是韓愈所說的『俗書』，不是書法絕美，而是姿態偏媚。最能繼承他的是變節分子趙孟頫、地主惡霸董其昌等人。」黃苗子說蘭亭論辯和政治掛鉤也許就出於此吧？

　　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駁議>的商討》清樣，寫信給郭沫若：「大作《<駁議>的商討》，已讀過多遍，寫得很好，文章的風格很高，論據充足，很有說服力。這種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氣和』，而實際上是反駁對方最有力的。」兩天後，即8月17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次會議代表時，向康生問起蘭亭「官司」。當天康生給郭沫若寫信通報說：「今天在接見部隊幹部時，主席問我：『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看來主席對此問題頗有興趣。我回答說：『可以打贏。』當然這些頭腦頑固的人要改變他們的宗教迷信是難的。然後我又將您的兩篇文章的大意簡要的告訴他，又將找到的孫星衍的材料也告訴了他。他說如果確實，倒是有用的。最後我說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給主席看看。看樣子他是願意看的。」(《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同上)

　　郭沫若為什麼質疑《蘭亭序》的真偽

　　因郭沫若質疑《蘭亭序》的真偽，陳叔通曾寫信給沈尹默。沈回信說：「公謂南京出土之王、謝墓誌，自別是一事，與蘭亭無涉，的是如此。郭公對此忽爾興發，寫此弘文，實不可解也。」筆者接觸過的上海書壇中人，基本都持這樣的態度。也有學者持客觀的意見，如張政平先生，有一次在談論《蘭亭》之爭時對筆者說：高二適這個老老學問好得不得了，文章也寫得好，但沒有提出什麼新依據。反而是郭沫若的文章，雖然是翻案，寫得倒有力。那麼，郭沫若為什麼質疑《蘭亭序》呢？紀紅在其文《『蘭亭論辯』是場什麼樣的『筆墨官司』》(《書屋》2001年第一期，總第三十九期)有一段採訪商承祚兒子的文字，特別點出，「1998年12月17日，他的兒子……到北京時，筆者(紀紅)曾問其父親為何公開批評老友郭沫若。他說：『抗戰時期，我父親跟郭沫若比較熟。在重慶沙坪壩，他們經常在一起搞一些學術活動，寫寫字，探討考古上的一些問題。郭老當時的看法，和後來寫的『蘭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親也跟我談起過：『為什麼他突然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他覺得應謝巴自己的觀點和多年的研究體會寫出來。」

　　郭沫若突然改變立場，其目的就可疑了嗎？

　　1965年8月23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無話不談的小友」、詩人陳明遠時說：『《蘭亭序》之辯論，已不僅是王羲之文章、書法真偽問題，更涉及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即時代風尚與藝術潮流的問題。歷史是發展的，人類文化的審美觀點是逐步積累的，也是不斷變化的。當然，同一時代的兒門，由於歷史地位、生活環境和個人經歷的種種影響，會產生出不同的風格；但是，歷史的比較研究表明：從大的方面看來，共同時代總會形成若干共同的特點。商周青銅器是如此，漢唐石雕是如此，歷代詩詞、繪畫、書法等等，更何嘗不是如此。必須有嚴格科學的方法和刻苦的鑽研，經過認真反覆的討論，才能作出新的成果來。只有在許多細緻深入的分析基礎上，才可以對我國歷代文化的系統演變，進行綜合、總結。這恐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塊鋪路石罷了。」(《郭沫若書信集》下冊，黃淳浩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郭沫若的字，上海的書法家一般認為是有點野的，但這樣的評價，浙江沙孟海也曾當受過，所以其中意義大約也很精奧。筆者一次偶爾看到郭少年時的臨摹之作，知道他確是天才，「野」只是他的選擇，不是無知。郭沫若字如其人，奔放不拘繩墨，逐個看有個別字不那麼相稱，整體看渾然天成。據說，郭寫起字來要用自己隨身帶的文房四寶，墨要新磨，不用現成墨汁，寫條幅時也十分用力氣，冷天時要寬衣寫，暑天寫字則弄得大汗淋漓。

　　有人回憶：「他(郭沫若)說，古人說寫的好字，力透紙背，我以為要字立紙上。我看他每次寫字，者腰提到這句話，我看他提得多了，說『我看到有不少人的字很好，人們裱呀，掛呀，有的還刻上石頭，可是政治運動一來，連他同大家照的像也挖了去，更不說他的字，『杭巴郎』(全部)給清除了，怎麼立呢？』他沒想到我會聯繫到政治運動來考慮問題，怔了一陣子，不勝既然地回答說：『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另一回事了。』確實，十年動亂中，郭老的字也碰上政治災難的時候，拿他在廣州泮溪酒家所題的一首七律來說，他寫的字原是橫幅，像武漢市文化界某同志所說，筆下頗有『茅台氣』溢出，可文革一來，店經理也得把它『監護』起來。打倒四人幫後才重見天日，但橫幅變為長條，字也已沒了『茅台氣』了。我近年看到一個相當大的火車站，竟然把郭老字體的站名用別的有點像一般商店『招牌字』的字體代替了。我為此百思不得其解，郭老的字果真立不穩嗎？是新的價值觀作祟，還是有眼不識泰山呢？這隻好由日從或後人來評議了。

　　郭老對古代名家的字很有興趣。在端州，他摩挲許多碑文，特意指引我看李北海寫的碑文。他也欽佩李氏的為人，認為歷史上寫得好字的人多如牛毛，學習寫字的人不要依樣畫葫蘆，重要的是寫出自己的風格。他曾要我借包世臣的《藝舟雙楫》給他看，叫我有空也看看，說包對執筆運鋒，研究獨到，學書者涉獵一下也好。我當時心目中除了『大王』之外，容不下別人。可是他說，世傳王羲之的字多為依託，這可令我感到突然。一次，大概是1963年(按應為1965年)，他到我家一趟，看見我寫字桌上有一本在文德路舊書店買到的蘭亭序定武刻本的影印本，他一口氣把本子里粵學者李文田的跋文讀完，說李氏有大見解，認為今本蘭享序是後人偽托，與他這位也是蘭亭懷疑派的論斷不謀而合，他越讀越顯得高興。原來郭老正從新出土的晉代墓碑——特別是王羲之兄弟王興之墓碑文仍多為隸書體而證明後來流行的《蘭亭序》帖是後人偽托之作，又從《蘭亭序》與《臨河序》對比中看出連序文也是偽托。這次郭老看到李文田對《蘭亭序文》早於他已提出三大疑點，李氏又寫出『文已無有，何有於字』的『千萬世莫敢出口』的大膽論斷，就無異於又找出一個百多年前學者的『同調』，其高興可知。這些論斷，豐富了郭老自宋以來所涉獵到的懷疑蘭亭序的見解，這也是後來郭老據以同章土釗、高二適以至商承祚的這些對王序肯定派的論辯的主要根據之一。郭老1965年在《文物》雜誌上寫的文章，把李文田的定武本跋文全登了出來，並且說是『我自己最近才知道有這文章的』。可見當時郭老看了我的蘭亭藏本中李氏的跋文十分高興，是事出有因的。」(羅培元：《從郭沫若同志遊學之雜憶》)

　　中科院已故的楊連貴生前和筆者說起郭沫若，即說郭老平易近人，熱情洋溢。楊老師是科學家，性格耿直，說一是一。學界對郭沫若「學霸」習氣有些微詞，但立場既異，所見不同。羅培元的回憶，應該可以彌補天下對理解郭沫若動機的資料之不足。

　　振衣而起高「野儒」

　　高二適，江蘇東台人，自幼生長於鄉間。高二適先生的父親是位塾師，辛亥革命後，做了本鄉國民小學校長。十八歲時即承繼父親的事業做了教員，時向上海《時報》投寄詩文，得以結識著名新聞學家戈公振先生。戈也是東台人。二十年代，章士釗辦《甲寅》，高又是熱心的投稿者。27歲考入北平研究院為國學研究生，但因病回鄉。後應陳樹人之邀擔任過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解放後在上海做普通的教師，

　　1958年因病退職。1963年經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推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本是以資貼補生活，不料在《蘭亭》論戰中，恰好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身份。1977年3月，高二適病逝於南京。他的老友林散之書碑，題為「江南詩人高二適先生之墓」。林散之曾對人說，我有一個朋友，是寫字寫死的。這人就是指高二適。

　　1963年，章士釗見到高二適的一幀詩帖，「揮灑極工，頗類南宮名札」，於是愛之重之，在香港大公報為之寫詩，「鄭重以出之」。當年又推薦高力口人江蘇文史館。章士釗介紹高二適語中有一句云：「高二適本無書名，唯無書名，是以獨絕。」這話本身也說得很絕。

　　郭沫若根據其對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等幾方東晉早期墓誌基本上是隸書體的考證，推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孫智永所依託。本來，關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清代學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曾經提過，只是未引起更多的注意。由於郭沫若是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又是書法界巨擘，地位顯赫，因而他的「依託說」一提出，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對李文田、包世臣直至郭沫若以及康生等進行指名道姓的辯駁。他將文章寄給報刊，相關報刊均以退稿處理。高二適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希望得到章士釗的支持和幫助。

　　章士釗居然不推辭，於7月16日寫信給毛澤東，信曰：「……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亦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年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望。鄙意此人民政權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7月23日，高文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物》第七期，高文手跡影印發表。高二適大名遂轟動天下。

　　成名以後，高二適也發表過一些翻天下大案的見解。例如懷素《自敘帖》，書法史早有定評，為狂草中的傑作。高二適卻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懷素自敘何足道，千年書人不識草。」他評論傳世的懷素《苦筍帖》真跡：「此苦筍帖尤隆，何名之有哉！」對於相傳是王獻之真跡的《鴨頭丸帖》，則認為「此等帖殊未見佳，真跡再三模勒，遂致俗態可感也」。高連續顛覆三大名帖，筆者的一位朋友轉述其師復旦某教授言語說，高二適也是一個妄人。不過有《蘭亭》的先例，這次天下沒有共討之的義憤了。

　　但傳說在高二適拍案而起的時候，曾有「何來鼠子敢跳梁，蘭亭依舊屬姓王」之句。

　　1971年，章士釗的《柳文指要》發行，章寄贈高二適一套。高二適仔細閱讀後，發現失誤之處頗多，於是一一摘出，並加糾正，匯成《糾章二百則》一冊。高的小女曾問父親：「章先生是你的老師，您怎麼能編這樣一本小冊子呢？」高一笑，借用一句西哲名言答道：「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正要寄給章先生的時候，噩耗轉來，章已不幸在香港病逝。高認死理不留面子，是耿直的「野儒」。

　　《蘭亭序》真偽的是是非非

　　《蘭亭序》歷來被認為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文和字，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兩座東晉墓志銘，引起了郭沫若對《蘭亭》的質疑。高二適質疑郭沫若以後，郭沫若又寫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文物》1965年第9期)，正式接火這場論戰。在短短半年時間裡，報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但是，隨著「文革」風暴的來臨，這場爭論也只好休戰了。

　　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上發表《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舊話重提，再次堅持《蘭亭序帖》必然是偽跡。高二適當時立刻寫了一篇《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可惜無人肯發表。直至1982年，《書法研究》雜誌第一期發表了一組有關《蘭亭》真偽的文章，第一篇就是高二適先生1972年寫的那篇《蘭亭序真偽再駁議》。當時高已經去世有年。

　　郭沫若用來鑒別《蘭亭序》真偽的方法，接近王國維創立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是把近代的實證主義方法同傳統的乾嘉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強調運用傳世的「紙上材料」與出土的文獻文物相互印證來考辨古書古史的真偽。這種方法突破了以往學者辨偽時或「以經證經」，或在註疏傳箋上兜圈子的傳統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獻文物與傳世典籍文獻相印證來辨偽，從而推進了重視實物證據的科學歷史觀念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高二適的論證方法就陳舊得多，用啟功的說法，就是「古文家的筆法」而已。張政平先生浸淫訓詁，以小學家的經驗判別其中的上下，所以反而稱許郭沫若。

　　《蘭亭》就沒有真的

　　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與名士孫統、孫綽、謝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會稽(今紹興)的蘭亭，曲水流觴，賦詩抒懷。其間作詩三十七首，結為《蘭亭集》，由王羲之作序。這就是「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也稱《蘭亭序》、《蘭亭》的由來。

　　施蟄存說：「我在中學時，國文教師已經給我講過這篇文章，可惜我早已記不起老師如何講法。自己當國文教師時，也給學生講過幾十遍，也記不起當時我如何講法。大約都是跟著各種注釋本，一句一句地講下去。講完之後，讚不絕口地對學生說：『好！好文章！』解放以後，我沒有講過這篇名文，不過，我學會了用思想分析的方法來講古文。『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嘉定勞動，住在衛生學校。一天，有—位衛校語文教師拿這篇名文來問我，她說：『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難懂。特別是其中一句：『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到底是什麼意思？』經她一問，我把全文又讀了一遍。禁不住發愣了。怪哉！怪哉！從前講得出的文章，現在講不出了。從『向之所欣』到『悲夫』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題思想所在，可是經不起分析。我和那位女教師逐句講，逐句分析，結論是對這段名文下了十二字評語：『七拼八湊，語無倫次，不知所云。』……孔仲尼沒有說過這句話。『死生亦大矣』，見《莊子·德充符》，作者抬出一個假設的孔仲尼來和一個跛腳駝背的王老做論辯的對立面。王老的思想代表莊周，對於人的生命認為無論壽夭，同歸於盡。孔仲尼卻認為人的死生，關係很重大，儘管長壽和短命，同是終盡，但這是從同的現象看，如果從不同的現象看，死生的意義就不同了……把『死生亦大矣』這一句的意義講明白，就可以發現這一句寫在『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之下，簡直無法理解作者的思維邏輯。底下還加一句『豈不痛哉！』我們竟不知道他「痛」的是什麼？……我和那位女教師講完之後，她也同意我的講法。她說：『我就是覺得『死生亦大矣』這一句上下都接不通。你一分析，挑出了整段文章的雜亂。以後怎麼辦？怎樣講法？』我說：『照老樣子講，不要改變。這些文章已成權威，碰不得，只好人云亦云地講，明哲保身。』這件事，已過去二十多年了。今天看神龍本《蘭亭帖》，忽然想起舊事。因略有空閑，故秉筆記之。反正我已快要『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用不到再『明哲』了。一九九○年九月二十日」(施蟄存：《批比<蘭亭序>》，網際網路「時代書城·現代文學·施蟄存作品集」)

　　王羲之的這篇文章《晉書·列傳》「王羲之」條下有記錄。

　　《世說新語·企羨篇》云：「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劉竣注云：「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刊、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比《蘭亭序》要簡潔很多。

　　今傳《蘭亭》帖二十八行，三百餘字，乃草稿，草稿未必先寫題目，這是常事，也是常識。況且《世說》本文稱之為《蘭亭集序》，注文稱之為《臨河敘》，有不同也很正常。但也有人就據此認為今本系據後者假冒。這是對文字的不同理解引出的分歧。《蘭亭序》原跡已給唐太宗殉了葬，現存的重要複製品有兩類：一是宋代定武地方出現的石刻本；一是唐代摹寫本。宋代有許多人對於《蘭亭帖》的複製作者提出種種揣測，對於定武石刻本的真偽也紛紛辯論。到了清末，有人索性認為文和字都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如施蟄存，批評的是全文的思想混亂，意指《晉史》已經在王羲之文中已經竄入文字，不是王羲之的原文了。

　　1998年12月13日下午，啟功在北京師範大學寓所內接受紀紅採訪，談及論辯當年的情形說：「原來，郭老提出《蘭亭》是假的，那會兒我住在鼓樓前鑼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幾個衚衕。他告訴我：『郭老叫你寫一篇文，響應郭老的觀點。』我原來寫過關於《蘭亭》從前的辯論和有關《蘭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過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訴我再寫一回。我還是我的舊觀點，寫了一篇，觀點還不夠明確地說《蘭亭》是假的。後來阿英先生說：『你必須得落實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寫，說《蘭亭》是假的。我的觀點已經習慣了，所以這篇文里還有遊離的詞句。不過，郭老也同意了，就給發表了，就這麼回事兒。

　　『《蘭亭》這件事呀，國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說：『《蘭亭》自古也沒真的。』她這話說得最概括了。因為真的《蘭亭》被唐太宗埋墳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話最透徹啊。可是她說這話的時候，我的文已經寫完了。後來我想回起來，這位說得實在有道理。後來編了一本《蘭亭論辯》，不同意郭老意見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適先生。高二適先生的文章就是那麼說，是古文家的筆法，也沒有具體地說明《蘭亭》為什麼是真的，沒有說到很直接的證據。這個本來也沒法兒有直接證據。那篇文章《文物》雜誌連原稿都登出來了，論辯儘管是論辯，既是論辯，他總得有點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蘭亭》文學價值很高，可是他科學論證的地方並不太多。也不能因為有了他的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證明《蘭亭》是真的。」

　　紀紅問啟功：「這篇文章後來沒有收進《啟功叢稿》，是不是因為您的觀點後來有所改變呢？」

　　啟功答道：「倒不是。我覺得當時就是那麼隨手寫的，阿英同志叫我寫，我就寫了，我吃完晚飯，從我那個衚衕出來，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當晚給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禮拜五，郭老禮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報》，禮拜天就見報了。我是很倉促寫的。論點也不夠，插圖也不夠。從前有科舉考試，可是誰也不會把考試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麼說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說：《蘭亭》從來也沒有真的。這話是最概括、最通達，不可能有真的了。」(原註：根據錄音整理)(紀紅：《「蘭亭論辯」是場什麼樣的「筆墨官司」》，《書屋》2001年第一期，總第三十九期)

　　但啟功在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蘭亭帖考》中，把清人李文田的觀點也批了一通。他說，總結起來，除了李世民見到的《蘭亭》才肯定是真的，其餘唐以後人所見都靠不住。

　　《蘭亭》大論辯上動「天子」，下及黎民，莫不興趣盎然地廁身其間，是典型而純粹的中國式公共議論。我最讚許的，則是郭沫若的牢騷——「皇帝過過目，就不會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