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70年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演變

2015年09月30日 11:15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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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戰後70年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演變

來源：新華網日本頻道

日本國會大廈(資料圖片)

新華網日本頻道北京9月29日電題：戰後70年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演變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楊伯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楊伯江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5期發表《戰後70年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演變》（全文約1.6萬字）。

楊伯江認為，1945年日本戰敗，宣告了其「軍事立國」國家戰略的破產。1947年《日本國憲法》施行，1951年《舊金山和約》、《日美安全條約》簽署，標誌著戰後日本「經濟中心」導向型國家戰略體系逐步確立。戰後70年日本國家戰略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戰敗投降至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中心」導向型戰略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醞釀轉型與新目標確立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直至目前的「大國化」目標導向型戰略階段。這一發展演變過程的內在邏輯，在於自身條件與外部環境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變化、戰略目標的調整以及路徑選擇的改變。

楊伯江在文章中指出，國家戰略，一般是指國家為達生存與繁榮之目的，不拘平時與戰時，全面調動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並加以統籌運用的「科學」與「藝術」。國家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包括形勢判斷、確立目標、制定計劃、政策落實等主要環節，涉及以自身價值取向為基礎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以內外形勢研判為前提的實施路徑的選擇等關鍵要素。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基於對過去的反思，結合國際格局變化與國內現狀，確立了新的國家戰略，此後在不同歷史時期隨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同步調整。

（一）「經濟中心」導向型戰略

1945年日本戰敗，不僅是軍事戰略的失敗，也宣告了戰前「軍事立國」國家戰略的破產，日本面臨近現代史上繼「明治開國」之後又一次道路抉擇，而主題是如何在戰爭的廢墟上實現復興並重返國際社會。在經過短暫的過渡期後，從1946年吉田茂首次組閣，到1947年《日本國憲法》施行，再到1951年《舊金山和約》、《日美安全條約》簽署，戰後日本「經濟中心」導向型國家戰略體系逐步確立。

1.日本走「經濟中心」導向型和平發展道路是現實的選擇

日本明治維新後持續在海外進行軍事擴張，對鄰國實施侵略，通過戰爭掠奪殖民地，獲取原材料和市場。二戰的失敗，徹底粉碎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日本不僅喪失了軍事力量，也喪失了海外殖民地，「軍事立國」喪失了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從國內看，日本戰敗後經濟衰敗，民生凋敝，民眾普遍嚮往和平，和平主義思潮勢頭強勁，「軍事立國」路線為主流民意所不容。國際環境也不允許有待處置的戰敗國日本重新走「軍事立國」道路。在東西方冷戰帷幕拉開之前，削弱日本、防止其東山再起，是美國對日本的基本政策。

現實嚴格限定了日本統治集團只能在和平主義的方向上構思新的國家戰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吉田茂為首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將實現國家經濟自立確定為最優先課題，主張放棄軍事力量而專心發展經濟，提出以「重經濟、輕軍備」為核心的「吉田路線」。1947年，日本在美國佔領當局的主導下開始施行《日本國憲法》，從此走上和平發展道路。這部和平憲法的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和平憲法成為保障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據，也使得戰後日本得以集中精力專心發展經濟，國家戰略得以從戰前的「軍事立國」平穩轉向「經濟中心」。

2.追隨與藉助是該戰略的基本思路

這一階段日本國家戰略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優先發展經濟恢復元氣、壯大自身實力，進而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在國際舞台上重新獲得發言權。為此，從吉田茂開始，戰後歷屆內閣高度重視經濟復興與增長，先後制定實施了以「傾斜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產業復興政策、確立「貿易立國」發展戰略，千方百計增強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拓展海外市場。同時，充分利用美國扶植下的有利外部環境拼搶包括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在內的各種發展機遇。在對外戰略層面，隨著冷戰帷幕的拉開，處於美國單獨佔領之下的日本確立了在外交上追隨美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基本路線。此時的日本因戰敗而喪失了主權，但圍繞如何走出一條既符合現實又有助於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發展道路的思考與籌劃從未停歇，並就此與美國進行了頻密溝通與討價還價。

作為戰後日本與美國等48個戰勝國片面媾和的產物，1951年9月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標誌著日本最終選擇加入西方陣營，並將以此為立足點，致力於重返國際社會、開拓海外市場。而此後幾小時簽署的《日美安全條約》，則意味著日本在通過《舊金山和約》解決了戰後領土邊界與國際地位問題的基礎上，進而以犧牲部分主權（允許美軍基地駐留、鎮壓日本「暴亂與騷動」）為代價，換取了被佔領狀態的結束，並與美國化宿敵為盟友、被納入後者的全球與地區戰略軌道，從此仰仗其庇護。此後，1960年1月《日美安全條約》的修訂，標誌著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邁進了一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條約》即「新安保條約」，不僅使日美關係的「對等性」有所增強，也使條約從單純軍事性質擴充為兼具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綜合性質。

3.在迅速恢復與壯大經濟實力方面，該戰略取得非凡成功

在「經濟中心」導向型國家戰略指引下，日本經濟迅速得到恢復並實現騰飛。在經過大約十年的恢復與發展階段後，日本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並一直持續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據統計，從1946年至197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11倍，年均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其間，從1960年至1970年，GNP年均增長率達11.3%，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達16%。1968年，日本GNP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至1972年，日本GNP佔到資本主義世界的9.4%，至1974年，出口總額佔到7%。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穩定增長，但增長速度仍明顯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4.在追趕美歐的經濟發展目標基本實現後，該戰略面臨調整壓力

「經濟中心」導向型戰略在較短時間內造就了戰後日本的「經濟奇蹟」，但幾乎與此同時，這一戰略開始受到來自日本國內的質疑，面對調整的壓力。概言之，質疑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1）該戰略本身在成就經濟騰飛的同時，也給日本的長遠發展帶來了制約。（2）日本在積聚了相當的經濟能量之後，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下一步何去何從的問題，而「吉田路線」沒能就此給出答案。

（二）醞釀轉型與新目標確立

進入20世紀80年代，日本奏響了國家戰略調整的序曲，至90年代初冷戰結束，最終明確將成為「正常國家」作為新的戰略目標。日本新的戰略訴求主要通過要求參與主導國際新秩序構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國內進行政治行政體制改革、醞釀修憲等對內對外幾個方面體現出來。不過，在這一階段，與「正常國家」化這一新目標本身的鮮明度相比，日本新國家戰略的展開尚缺乏體系完整性，政策路徑選擇的主體部分尚未完全敲定。

1.「經濟能量政治化」法則推動日本訴求升級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躥升，大國意識復甦進而膨脹，對核心利益的界定趨於擴大，謀求在國際政治舞台發揮作用的願望日漸強烈。

進入這一時期，日本朝野都不再滿足於只做經濟大國，而是渴望成為世界一流的「政治大國」。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後，明確提出日本要進行「戰後政治總決算」，要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1990年5月，外務省事務次官栗山尚一撰文《劇烈變動的90年代與日本外交的新展開》，提出日美歐構建「三極體制」、共同領導世界的主張。1993年5月，自民黨幹事長小澤一郎在率眾退黨、另組新生黨的前夜，推出其重要政治論著——《日本改造計劃》。

2.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對日本戰略調整構成重要動因

基於日本戰略文化中「外壓應對式決策」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本國家戰略的調整，從醞釀階段開始即受到這一時期國際局勢的深刻影響。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在軍事戰略上發起攻勢，大有在全球範圍內排斥美國勢力與影響之勢。里根政府為扭轉軍事戰略上的不利處境，迫切要求日本加強與美國的戰略協調，分擔防務責任，共同抗衡蘇聯的軍事擴張。美國的要求與日本政壇主導勢力的願望一拍即合。日本決策層認為，「為美國分擔責任」既可以維持西方陣營對蘇的戰略優勢，維護有利於日美及整個西方陣營的國際體系，又能幫助日本進一步提高在同盟及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在國際上樹立起政治大國的形象。因此，日本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做出了積極回應。

在這一階段的後期即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冷戰結束及國力結構、發展態勢的國際比較，同樣成為日本大國志向膨脹的重要源泉。

3.實現「正常國家」化成為日本新的國家戰略目標

經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長期醞釀，日本要「在經濟大國的基礎上成為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在冷戰後最終確立。日本對這一目標的訴求主要體現在：（1）參與主導國際新秩序構建；（2）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3）著手政治行政體制改革，醞釀修改和平憲法。

4.「正常國家」化戰略尚缺乏體系完整性

總體來看，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正常國家」化或曰「政治大國」化戰略的展開還主要停留在戰略構想與目標宣示階段。首先，在日本為戰略轉型進行的體制性、制度性準備工作中，這一階段觸及的主要還是對內「自我矯畸」較淺的層面，即「矯正」小澤一郎所謂日本戰後體制中那些明顯「不正常」的部分。其次，日本選擇何種政策手段，即通過何種路徑實現「正常國家」化戰略目標，也尚未定型。

（三）「大國化」目標導向型戰略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伴隨冷戰後世界局勢的劇烈波動，日本經濟步入「失去的十年」，加之中國的快速崛起，日本對外部環境與自身評估經歷了從山巔到谷底的「雲泥之變」。但是，日本對既定戰略目標的追求歷久彌堅，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擴大，為達成目標而採取的路徑選擇日漸清晰，「大國化」目標導向型戰略由此具備了體系完整性。

1.日本對形勢的認知更現實，而追求目標的意志更堅定

90年代中期，日本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出現重大轉折，從理想主義、樂觀主義迅速轉向現實主義甚至是悲觀主義。種族衝突多點爆發、安全熱點輪番涌動，使得日本戰略精英層很快意識到，冷戰後世界遠比幾年前蘇聯解體之初所預想的要更為艱險、複雜。

這一時期，日本的自我感知與戰略反應都經歷了急劇起伏，而且呈現反向運動。換言之，自我感知的「差評」與戰略目標的欲求度同時都在增強。一方面，日本國內社會思潮中民族主義的影響持續擴大，同時，基調從曾經「高昂的民族主義」轉向「悲情的民族主義」。但另一方面，日本對既定戰略目標的追求更加執著，對「自我價值的實現」與「來自國際社會的尊重」更加重視，開始將其明確納入國家核心利益。

2.「戰略增長點」集中於政治安全領域的突破

依據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壓力」的概念，任何國家都會受到來自於它所處的國際體系的壓力，而所承受壓力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它對國家戰略的選擇。就日本而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它所承受的「結構壓力」出現了兩點重要變化：一是壓力本身未減反增；二是主要壓力源出現轉移，從美國轉向整體國際局勢，轉向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與日本有著特殊關係的中國。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國化」戰略目標本身不會出現變化，但實現目標的路徑選擇發生了重要變化。

從中不難發現，在冷戰結束以來的20餘年間，日本思考國家戰略的視角和重點出現重要變化，即，從包括經濟、社會、生態等要素在內的綜合視角，轉變為強調外交、同盟政策特別是國防政策以及價值觀的推廣、國際權威的獲取。正是在這樣一種變化了的戰略思路的引領下，自橋本龍太郎以來的日本歷屆內閣均致力於自主防衛能力的構築，而手法主要倚重「軟體」的強化，即通過打破戰後以來的政治政策束縛來釋放軍事能量。當然「硬體」的強化也受到重視。譬如「9·11」事件後，日本雖然沒有大幅度增加防務預算，但軍費的使用明顯向武器研發和遠洋海上行動傾斜。特別是小泉純一郎內閣以來，日本三度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在無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協助美國反恐。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後，日本政府面對經濟、社會、能源等諸多政策難題，但也絲毫沒有放鬆「安全進取」的姿態。2012年底二次執政的首相安倍藉助行政權力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實際廢棄「武器出口三原則」，進而以既成事實在國會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為「搶跑的政策」尋求法律背書。

3.將「建設性追隨」美國確定為基本路徑選擇

早在冷戰末期，貿易摩擦引發的日美矛盾即伴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美蘇關係的緩和而趨於激化。蘇聯解體後，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狀態。1994年8月，作為日本首相諮詢機構的防衛問題懇談會向首相村山富市提交的政策建言《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應有狀態——面向21世紀的展望》（通稱「樋口報告」）首先建議日本政府採取「能動的、建設性的安保政策」、推動「多邊安保合作」，其次才是「充實日美安保合作的機能」。這被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普遍看作是日本要在安全上「脫美」的跡象，也由此觸發了1995年秋季開始的、旨在「重新定義」日美同盟的「奈倡議」進程。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所承受的「結構壓力」增大，壓力源同時發生重要變化，戰略制衡的標的也隨之轉移，逐步鎖定加速崛起的中國。這就奠定了日本重返追隨美國路線的戰略基礎。而以1995年為轉折點，日美經濟貿易摩擦趨於緩和，又為兩國改善關係、深化安全合作創造了契機。兩國貿易摩擦趨緩不單是美國加大外壓、日本自我約束導致的政策性結果，同時也是由於日美經濟關係內外環境發生了變化，它反映了一種趨勢。這種趨勢意味著日本發展失速、對美國構成的「經濟威脅」開始減弱，美國對日本戰略心態趨於平和。以1996年4月17日橋本龍太郎與柯林頓簽署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重新定義」日美同盟為標誌，日本重新回歸追隨美國戰略。特別是2001年小泉內閣以後，日本開始了對美深度追隨、「建設性追隨」之旅，即在追隨的過程中提出日方的意見、影響美國的決策、實現日本的利益。

（四）結語

在經過短暫的戰後過渡期後，以1947年和平憲法施行、1951年《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全條約》的簽署為開端，日本國家戰略經歷了三大階段的發展演變。這一歷史過程的內在邏輯，在於日本自身條件與外部環境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其核心利益界定的變化、戰略目標的調整，實現戰略目標的政策路徑選擇也隨之發生改變。

美國學者彼得·卡贊斯坦曾認為，日本戰略文化在戰後數十年的時間裡完成了轉型，日本已經成為和平國家，「非暴力」已經成為日本國家管理者的行為標準和認同，因此它在冷戰後既不會追求中等強國的自主防衛態勢，也不會擔當「軍事超級大國」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但現實已證明了這一論斷的謬誤。日本正在巧妙地借殼日美同盟，追求遠遠超出中等強國之上的自主防衛態勢。不過，彼得·卡贊斯坦在一點上是正確的：經過戰後70年的浸染，和平主義已經深深植根於日本社會、滲入多數民眾的觀念之中，體現這種觀念的主流民意對統治層任何帶有極端傾向的戰略抉擇都會構成根本性制約。這一點，恐怕是「吉田路線者」們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