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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上有爭議的朝代

史公司馬遷在著《史記》,曾提出過「不虛美,不隱惡」的觀點,這也是中國史學界一直在強調和追求的準則。但是,人總是有自己的觀點、認識和感情的,所謂真正的「中肯」可以說難以實現。太史公自己也難以避免對漢武帝頗多微詞,以至於後來有人提出《史記》是「謗書」的觀點。由此可見公正治史之難。   中國歷史中爭論最大的朝代,莫過於元朝,雖然近年來秦朝、清朝的爭論似有超越之勢。但最能夠讓人提起爭論興趣的,還是那個建立起空前疆域,綜合了民族、經濟、文化以及世界格局的所有可以挑動人神經的話題的元朝。要麼說其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年代,是中國走向沒落的起點;要麼說其是民族空前融合的時代,是中國真正對世界有所影響的開始。反對前者的,說其是民族歧視,對於少數民族政權功績的抹煞;反對後者說其是蒙古餘孽,為老祖宗貼金,甚至可以上升到指責其是為了迎合現在go-vern-ment的某些政策而去做「走狗」。   就如中東問題或是克什米爾問題一樣,雙方有著太多的感情因素糅合在爭論當中,因此,所謂爭論,也都是互相在對牛彈琴的怪圈中打轉,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義務都是說,不是去聽。而如果歷史或是現實都是如人們所認為得那麼黑白分明,也許也就沒有什麼爭論的必要了,之所以在對手不去聽的條件下還是要說,就是因為,黑和白並沒有清晰的分界,斷然、明了、一針見血的論斷往往都有著這樣那樣死角和誤區。   元朝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外來政權,這是不是事實?為了把事情說清楚,必須承認,是。因為自古以來,可以說宋朝以前,中國的概念就是漢人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無論女真、契丹、突厥還是蒙古,都是外國。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時期,是兩個民族大融合時期,但都是外民族融入漢族,中原地帶的人種雖然已經距秦漢有了極大的變化,但民族認同感、語言、文字、習俗上,仍然是「漢本位」,真正意義上的多民族國家的中國並沒有產生。遼、金、蒙古對於宋的入侵,如果理解成是「同室操戈」就完全站不住腳,狄青、楊業、岳飛、文天祥等人就是抵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英雄,這也是不應該也不會動搖的(至少在民心上如耍......)?蒙古對於宋的入侵,是不是造成了極大破壞?要說明問題,也必須承認,是。別的且不談,就是5000萬人口的消失,就足以說明這一點。雖然這不能都算在屠殺上,但戰爭導致的饑荒、瘟疫造成的這個驚人的人口損失數字,有據可查,不容抵賴。元朝在統治期間的「圈地」、「人分四等」、「廢除科舉」等制度,是不是野蠻而落後的?只要不是自欺欺人,也應該承認,是。   那麼,元朝統治中國時期,是不是就應該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從而導致中國積弱的開始?   應該說,不是。   歷史上,無論中外,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戰爭都是極為頻繁和殘酷的,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征服,屠殺、破壞都不可避免,在這個方面,並不存在文明和不文明的實質差距。羅馬帝國對於高盧而言,是文明的,但在高盧戰績中也沒有什麼文明;阿拉伯帝國對於北非、中亞諸國而言,是文明的,但可蘭經加彎刀的擴張仍然伴隨著屍山血海;漢帝國對於西域和西南諸小國而言,是文明的,但在征服過程中的斑斑血淚仍可在史籍中看到……,至於一些「不文明」對於「文明」的征服就更是如此。   文明國家對於不文明地區的征服,會有先進文化的傳入,從而促進當地聞名的發展,不文明國家對於文明國家的征服,在一定時期內,會出現一段時期的文明退化,但最終,仍然會在文明的碰撞中推進文明的發展。例如,希臘文明就有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的前後遞進,在其中都有蠻族入侵的痕迹;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進入「黑暗時代」,但卻促進了東歐文明的發展,羅馬文明的傳播反而取得了以往在羅馬帝國存在是都難以取得的傳播成果,再加上日後的文藝復興,產生了既具有羅馬藝術、法制精髓,又具有日耳曼原始民主遺風的歐洲文明;在蒙古帝國之後興起的鐵木爾帝國的建立者「跛子鐵木爾」被人們稱作「毀滅王子」,從興都庫什山到地中海,從北印度到敘利亞,從天山南北到南俄草原,其兵鋒所及,破壞之嚴重比成吉思汗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鐵木爾帝國也產生了《詩頌集》作者哈菲茲、哲理詩人札米、把中國畫法和波斯繪畫完美結合的畫家畢赫札德等等一大批學者、詩人、畫家和音樂家,其首都撒馬爾罕是14世紀重要的國際貿易中轉地。鐵木爾帝國時期被譽為「鐵木爾文藝復興」、「波斯文學藝術的黃金時代」。   因此,以文明高低來斷定征服戰爭對歷史的影響,站不住腳。 朝對於中國的統治,總體來說,是比較失敗的。這緣於開國皇帝忽必烈得很多錯誤,如蒙漢不通婚、漢人不得位居go-vern-ment最高職位以及對於繼承製度的草率。這是一種「前殖民時代」的統治方式,將自己和被統治民族嚴格劃分開來,僅靠強大的軍隊來維持,這自然難以建立穩固的政權,再加上繼承製度的不完善,在忽必烈死後,元朝宮廷便開始了無休止的內耗,終於不滿百年而亡。但這些是否可說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代?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衡量,元朝在政治上,不能說成功,但絕不是沒有可取之處。例如再行政管理體制上,就設置有中書省,此外還有樞密院、御史台、司農司、宣政院、將作院、通政院及五衛親軍等。其中,中書省總領政務及百官,樞密院負責全國軍事防務與作戰,御史台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檢察院,專門監察官吏腐敗與瀆職事宜。同時,仿效阿拉伯及羅馬帝國的行政體制,首次在中國設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級區劃制度,計有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等11個行省(河北與山東西部由中書省直接管轄)。行省制度是自秦以來郡縣制的一大發展,對後來政治制度影響深遠。(行)省從此成為我國的地方行政機構,保留至今。   在經濟上,元朝統治者蒙古人對於農耕不在行,也不甚重視,但仍產生了王禎、黃道婆等農學家。   王禎編著《農書》一書有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是中國古代一部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著作。全書約有13多萬字與300多幅圖畫,分為《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農桑通訣》包括對農、林、牧、副、漁及水利等各個方面的綜合性論述,提出「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這一重要的農耕思想。《百穀譜》對各種農作物的品種、特性、栽培、種植、收穫、貯藏和利用等知識加以介紹,尤其是王禎將農作物分為谷、蔬、果、雜等6大類,堪稱中國農作物分類學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對於植物性狀的描述,也是此前書籍不曾有過的。而《農器圖譜》則是《農書》的重點部分,該部分就田制、倉廩、舟車、灌溉、蠶桑、織纖、麻芒等20門類,詳細介紹了257種農業機械,而且配繪圖譜306幅並加以文字說明,以往所有農業機械書籍無有超越王禎者。   至於黃道婆對於改進與發明棉紡織技術所做出得巨大貢獻,更是婦孺皆知。   對農業不十分重視,但元朝對於商業卻很有興趣並大力發展。這應該是源於蒙古人與畏兀爾人接觸較早,很早的接受了商業創造財富的觀點。早在成吉思汗剛剛建立蒙古汗國之時,就派遣了500人的商隊到西方通商,雖然這次通商被花剌子模所破壞,導致了第一次西征。但重視商業的發展,卻是元朝統治者一直堅持的。 全國統一後,元朝go-vern-ment調動了大批人力、物力,從江淮地區開鑿了一條運河,與舊漕渠在臨清相接,從而使江南及中原各地的物資,都可以通過水路運送到首都大都。同時又從大都城西北開鑿了一條新運河(即通惠河),直達城東面的通州,與舊漕渠相接,使江南來的商船,可以駛入城裡的海子之中,使交通運輸更加便利。因為go-vern-ment從江南運往大都的物資數量極為巨大,渠運的能力有限,於是,元朝go-vern-ment又從江南開闢了另一條水路運輸線。系從平江劉家港起航,沿海岸線北行,抵直沽(今天津)之後,再沿河道到達大都。此後,經過多年的海運實踐,船工們找到了一條便捷的航運路線,「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大大提高了海運的運輸能力,遂成為大都連接江南地區的一條重要經濟命脈。   在修整運河的同時,元朝go-vern-ment又大力發展海運。試行從長江口北上至直沽(今天津市)的海上運輸路線,經過多次比較,1293確定了最佳航線。當時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列的世界兩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航船進出的燈塔遺迹。當時的刺桐港港口裡船舶相連無邊無盡,巨宗貨物堆積如山。詩人宗泐在《清源洞圖》中對泉州有這樣的描寫:「厘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   著名的外國旅行家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都盛讚泉州的繁榮。   馬可.波羅說:「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說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於1346年(至正六年)來中國遊歷,考察中國風土民情。先後訪問過泉州、廣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後,白圖泰將他的遊歷筆錄成書——《伊本.白圖泰遊記》。這部旅行家筆錄記錄了在泉州看到大船百數,小船千餘。 元朝首都大都城不僅是全國的商業中心,而且成為世界聞名的--大商業都會。元朝go-vern-ment以大都為中心,設立了龐大的交通運輸網路,時稱驛站(又稱站赤)。僅在大都地區,就設置有大都東西二驛及順州驛、檀州驛、昌平驛、良鄉驛等驛站數十處,專門負責來往的go-vern-ment信使及官吏等食宿供應,還承擔著物資運輸任務。在城裡,商市遍佈於主要的交通要道兩旁和居民密集的中心,有買賣食品的米市、面市、鵝鴨市、魚市、果市、菜市,買賣牲畜的羊市、馬市、牛市、駱駝市、驢騾市,還有買賣日常用品的帽子市、靴市、傢具市、柴炭市,以及經營珍寶的珠子市、珊瑚市等等。全國各地的優質產品,皆彙集於此。僅以居民日常所用瓷器為例,就有景德鎮的影青瓷筆山、磁州窯的龍鳳大罐、鈞窯的連座瓶、龍泉窯的整套瓷器等等,皆為當時瓷器中的上乘之作。不但國內商品豐富,各國商品也薈萃於此。李洧孫在《大都賦》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東隅浮巨海而貢筐,西旅越蔥嶺而獻贄,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歷沙漠而勤事……」許多國外商賈往來於大都與世界各大都會之間,「蓋凡外國商販來其處貿易者,輒留所帶金銀寶石於其國,而攜歸其地所產調味香料、絲、綢、緞、金衣等物。」   為了配合商業的發展,元朝go-vern-ment發行紙鈔,主管諸路寶鈔都提舉司,負責紙幣的流通之務,與之並行的,又有銀錠及銅錢。每當go-vern-ment濫印紙鈔造成幣制混亂,「物重鈔輕」之時,民間又以銀錠和銅錢來進行交易。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中記載,中國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茶(印度奧里薩邦北部)等地用紙幣與當地貨幣折價使用,「甚便民」。   同時,元朝go-vern-ment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來保障商人的權益。為了禁止官員經商與民爭利,出台了《市舶則法》,規定各衙門不得「差占」舶商船隻,「永為定例」;船商進港,不許「權豪勢要人等詭名請買」並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雜役。從而使得「富民往諸蕃商販者,率獲厚利,商者益眾」。這使得1314年因出口量過大,超過了海外市場承受能力,導致「中國務輕,蕃貨反重」,於是元朝又採取干預措施,規定「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限制出海船隻數量,以減少貿易逆差。等到1323問題得到解決後,又很快廢除了這項規定。   元朝中國的重商政策,國家對於世界的影響是提高還是降低,不言自明。 政治、經濟的發展,自然帶來文化的繁榮。元朝在文學、天文、數學各方面都有不亞於前代也不亞於後代的成就。就文學來說,關漢卿這位東方「莎士比亞」就誕生在元大都,馬致遠、馬九皋、貫雲石等散曲小令名家的散曲,也是與唐詩、宋詞並列的文化精品。在天文學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為星學者」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曆數書》)等天文學著作。1260年,元朝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1271正式設立回回司天台,1312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馬剌丁(又譯作扎馬魯丁、扎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札馬剌丁自己製作的天文儀器有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七種。除外來科學家外,中國本土的天文學家、水利學家和數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簡儀、仰儀和圭表等天文儀器,同時,他主張以實際觀測為依據,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天文監測網。另外,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大型計時儀器——七燈漏(大明殿燈漏)。   天文學的發展,必須有數學的的相輔相成。在元朝,中國人首次使用阿拉伯數字。1280年,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歷》,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為稱奇。1303年,數學家朱世傑的《四元玉鑒》問世,此書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歐洲則在1775年由法國人別朱提出同樣解法。朱世傑的另一項成就是對各有限項級數求和問題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得到高次差的內插公式;在歐洲1670年英國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另外,中醫藥學在元朝也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藥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藥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藥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藥學擴大了「中藥」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葯」。綜合了中醫和阿拉伯醫學的《回回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醫藥學典籍,共有36卷,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   元go-vern-ment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藥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在民間,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   列舉這些史料,並不是為了證明元朝是多麼的輝煌,以此來證明蒙古對於宋朝的征服的合理性。而是要說明,在征服戰爭頻繁的古代,蒙古對於宋朝的征服是歷史的事實,這無法改變。但蒙古對於宋的征服,就如所有的征服戰爭一樣,在破壞之後都是有建設的,而且建設的水平與前朝相比並不遜色,甚至可以說對於中國文化有著相當大的推動,若說元朝使中華文化斷檔或是遭受毀滅性打擊,只可以說是對於歷史的不了解或是以民族情感來忽略歷史真實。   評論歷史,不可有著非黑即白的觀點,歷史就是已經發生而且並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事實,用情感來左右對歷史的看法,只能得出錯誤的判斷。清朝有血腥的征服戰爭,有文字獄,但也有穩固的版圖、《四庫全書》、康乾學派和《紅樓夢》,兩者都不可忽視,元朝也是如此。當然,「歷史是任人打扮小姑娘」,如果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而故意強調其中一點無視另外一點,也是評史人的自由。   只是,那是政治,而不再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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