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絲綢之路與中國西域安全

(2014-03-29 16: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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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絲綢之路與中國西域安全——兼論中亞地區力量崛起的歷史條件、規律及其因應戰略

目錄1

一、概念及其界定

二、中國西域地緣政治特點及其穩定的關節點

三、喀什—蘭州：穩定西北的戰略線

（一）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二）喀什：影響中國西域安全關鍵地區

（三）從20世紀末開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動再次向喀什一線集結

（四）蘭州：「西域咽喉在此間」

四、判斷與預警

（一）中亞出現的戰略真空將加大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

（二）為了間離中俄關係，日本誘導中國西進中亞

（三）警惕「鐵路陸權論」的歷史回潮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五、東海是當前中國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六、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內容提要：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以天山為界分南北兩線。以喀什為外聯樞紐的南疆線是西域穩定的關鍵線路。與北疆線地緣政治特點不同，此線不利於國家軍事力量大規模機動，在歷史上多是境外勢力滲透並資助中國西域分裂勢力的關鍵通道。歐亞大陸分區並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但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其中一個的生存空間必然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並因此出現破碎地帶。其兩端若有任何一方衰落並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在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和擴張。這樣的變局一旦出現，它對中國西陲安全造成的壓力當然是全方位的。目前，中國西域地緣政治環境在機遇和挑戰兩方面都有了向漢唐形勢回歸的趨勢。中國漢朝必須獨立應對近乎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壓力；唐王朝必須獨立應付大食帝國的東擴壓力。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戰略力量從中亞收縮、近期美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以及日益加速的北極解凍及北極航線的開通使俄羅斯北線安全壓力增大並被迫將國防資源向北線傾斜，這在中亞留出巨大的戰略真空，8世紀出現在中國西陲的「大食」形勢再次向中國西陲逼近；地區恐怖主義為爭奪這個戰略真空並由此對中國西陲造成的安全壓力和危險必將同比增大。當前中國西域恐怖分裂主義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線彙集的事實表明它們已不是互不聯繫的偶發事件，而是有著鮮明且在歷史上被新疆分裂主義勢力規律性地多次重複過的地緣戰略取向。河西走廊是中原與西域經濟政治往來的咽喉要地。控制河西走廊的關鍵在蘭州。就目前中亞形勢看，強化蘭州在「三線」建設時形成的裝備製造能力，殊為迫切。中國須未雨綢繆。為了間離中俄關係，日本在誘導中國西進中亞，而東海則是中國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關鍵詞］絲綢之路；西域；地緣政治；戰略；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說明：本文主要內容刊發於《世界政治與經濟》2014年第3期。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國史籍使用的一個地理概念，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儘管各史所記「西域」的範圍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為包括中國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2。新疆是中國西向開放及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說的「西域安全」就是與絲綢之路相關的中國西北地區，具體說就是甘肅、新疆的安全及其影響中國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開放和交流分西東兩部分，「絲綢之路」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唐朝及此之前，中國對外開放主要以西部的陸上絲綢之路為主要出口。當時以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為北南兩路進入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J.Mackinder）所說的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地帶」即歐亞大陸結合部的中亞地區，沿黑海北南兩岸進入歐洲。隋之後，中國對外開放的線路由西折東，改為以洛陽繼而北京為起點，北出山海關入朝鮮半島，南下天津、連雲港、上海等口岸進入東南亞。本文重點分析陸上絲綢之路對中國西域安全的影響。

二、中國西域地緣政治特點及其穩定的關節點

在海路尚未開通之前，對中國安全影響最大的是西線絲綢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後，進入中亞的線路依天山分為北疆和南疆兩線3：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則有別迭里山口、烏孜別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崙山口等。經過這些通道，便產生了中國與中亞、南亞、小亞細亞、乃至歐洲的交流。

西線的北南兩疆的線路因其地形和位勢不同，其對中國安全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位於北疆的絲綢之路地勢東高西低，西進困難而東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從這裡出去就是一馬平川的西西伯利亞繼而東歐大平原，它是中國古代游牧勢力（比如公元5世紀和13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進入中亞和歐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時任日本陸軍步兵大佐、後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Itagaki)考察後認為：「伊犁河流域這塊地方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因為這就是早期俄國多次入侵軍隊所必經的『各民族的大門』」4；「從古以來，伊犁地方當西方交通之要衝，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從這裡進入中國的。」5

亞歐大陸的民族大遷徙（訖公元五世紀）

絲綢之路的南疆線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兩線分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爾高原為西界，其地勢西高東低，從西入疆容易而從東出疆卻十分困難——此與北疆線路正好相反。當年張騫一行就是從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過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蔥嶺，至大宛（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境內），後順東帕米爾南下，經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藍氏城（阿富汗喀布爾西北的瓦齊拉巴德）。繼而東折重越蔥嶺，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從莎車（今屬喀什地區），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經河西走廊最終返回長安。

帕米爾高原由幾組山脈和山脈之間寬闊的谷地和盆地構成，分東、中、西三部分，東帕米爾是帕米爾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較開闊坦蕩。沿中國西陲南下的別迭里山口、烏孜別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崙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線進入東帕米爾的重要出口。

帕米爾高原是東西之間來往交流的必經之路。南疆北南兩道匯合至喀什地區後進入帕米爾高原，沿「蔥嶺古道」直達位於塔什庫爾乾的石頭城6。從那裡起，又分南北兩道，一線西向經伊朗、敘利亞到土耳其至歐洲，另一線南下至印度次大陸北部。這樣，塔什庫爾干——它西北與塔吉克、西南與阿富汗接壤，南與巴基斯坦相連，東與葉城和莎車、北面與阿克陶縣相連——就成了南疆線進入中亞的關鍵通道，而位於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區則是扼住由南疆西北進入費爾干納盆地、西南進入塔什庫爾干、繼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帶，其東北方向的阿克蘇則是控制整個南疆的戰略樞紐。

帕米爾高原

與中國境內塔什庫爾干接壤的阿富汗地處帕米爾高原和伊朗高原間的高原寬谷地區，是影響中國西陲穩定的關鍵鄰國；瓦罕走廊是溝通中國和中亞國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於阿富汗東北部，東西走向，北依帕米爾高原南緣（與塔吉克相鄰），南傍興都庫什山脈最險峻高聳的東段（與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爾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噴赤河及其支流帕米爾河，東接中國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7。整個走廊東西長約300公里，南北最窄處僅15公里，最寬處約75公里。中阿兩國在狹長的瓦罕走廊東端相毗鄰，邊界線只有92公里。海拔4923米，由於屬於高寒山區，一年之中有數月大雪封關。其道路艱險程度，可從2009年在那裡採訪的記者報導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國境內的長度不到100公里，約佔走廊全長的1／4，每年從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這樣的斷路處隔不了幾公里就會遇上。如果必須執行任務，唯一的選擇就是騎馬或者騎驢往上走，巡邏一趟，從派出所到邊界線附近的各個要點，一般來說路程在七八十公里左右，三四個人一組，來回要三五天時間，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邏三到四次。事實上，也只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這麼短短的3個月時間裡，越野性能良好的車輛才能勉強開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邊界六七公里的中方一側。中國和阿富汗交界處幾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邊界線之一，中阿邊界上每個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難走，每個通道也都有解放軍的邊防部隊日夜把守著，而且即便能從哪個山口偷偷入境，最後還是只能歸到一條路上，靠巡邏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8

沿絲綢之路的南疆線西進入帕米爾高原，經興都庫什山經伊朗高原直至敘利亞。與北疆線正好相反，南疆線西高險而東低緩的地形使其在歷史中多是進入中亞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亞歷山大、羅馬、十字軍，近代拿破崙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影響中國的傳統通道。據說，中國甘肅現在還有羅馬人後裔保存下來的「羅馬村」9。這一條線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線絲綢之路的關鍵地帶，而目前發生在敘利亞的衝突則是當年古羅馬（今是北約）東進並因此與安息帝國10（今是伊朗等）發生的戰爭的重演。從這個視角看，唇亡齒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爾高原一帶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鬥爭對於中國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羅馬帝國時代的歐亞大陸（2世紀）

絲綢之路的北疆線東高西低、較南疆相對平緩開闊，有利於軍事作戰力量的大規模部署和機動，這使得它成了縱橫於蒙古高原的東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規模西進的線路，當然也是歷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較容易推行的線路——正因此，僅北疆的漢族人口就佔全疆同族總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漢族人口只佔26．71%。11俄國近代崛起並東擴後，蒙古高原的西進勢力和中亞伊斯蘭勢力在俄國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東北大平原上女真勢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國西北安全由漢時的匈奴問題、唐時的伊斯蘭問題，至17～18世紀時已大規模地轉變為俄羅斯問題12。

俄羅斯1598—1800年向東擴張

正因其地緣政治位勢的關聯性，中國西域的穩定既關聯中原，又關聯中亞乃至歐洲。民國著名歷史學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而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為中樞。蒙古統一亞洲，先經營西域，迨二區在握，而後西征弗庭13，前後左右，鞭笞裕如14，其明證也。故欲統一亞洲者，蒙古西域，首為兵事必爭之地，歐亞強國，苟欲爭霸亞洲，此二處必為最要之戰場；然蒙古不過為甲乙二國最初決定勝負之區，而欲控制全亞，與其他各國用兵，必以西域為最要地矣。吾國新疆為西域最要區域，吾國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國得之，可以東取中國，南略印度；英國得之，可以囊括中亞細亞，縱斷西伯利亞，故在昔英俄二國，已各視此為禁臠。15

左宗棠則從國家統一的視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保。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也。16

沙俄和蘇聯時期，中亞受俄羅斯人控制並成為俄羅斯人進入印度洋的戰略通道，陸上絲綢之路也因此受阻。蘇聯解體後，中亞諸國與俄羅斯和中國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SCO），這條通道對中國再次開放。2011年，起始於中國重慶經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國杜伊斯堡的渝新歐國際大通道全程開通，全程經過6個國家，運行里程達10300公里。運行時間約13天，比原運行最多時間39天減少2/3。渝新歐線路的貫通反映了中國西北地緣政治環境有了向漢唐形勢回歸的趨勢。

但這種回歸帶來的不僅是漢唐機遇，更是漢唐必須獨立應對的安全壓力。羅馬力量尚未東擴時，中國漢朝必須獨立應對近乎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壓力；兩漢傾其國力將匈奴趕上西遷之路，由此造成西羅馬帝國的解體及歐洲力量從中東退縮。歐洲退出造成伊斯蘭力量在中東的興起和擴張。這又迫使唐王朝必須獨立應對大食17帝國東擴的壓力。現在回頭來看，唐帝國將直接控制的西陲邊界西推至帕米爾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烏茲別克首都）一線，實在不是值得羨慕的榮耀而是超出國力極限的無奈之舉。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戰略力量從中亞收縮及近期美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留出的戰略真空，將使伊斯蘭國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後再次在中亞集結，8世紀出現在中國西陲的「黑衣大食」18形勢再次東向中國近逼。19

三、喀什—蘭州：穩定西北的戰略線

（一）歷史經驗

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經驗表明，東帕米爾高原是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戰略制高點——唐朝高仙芝就是通過率先控制這個制高點，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東擴並由此使大唐西陲獲得近一個世紀的相對穩定20，這從西北方向大大減輕了安史之亂期間國家遭到的破壞。從唐之後的歷史經驗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爾高原，那麼扼住中國境內的喀什地區，也就扼住了中國西域反分裂鬥爭成敗的關鍵地帶。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緣政治而非純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內容：（1）喀什地區；（2）以喀什為龍頭，以和田、阿克蘇兩區為側應的西南疆地區；（3）以喀什為龍頭的絲綢之路南疆線。在此概念的基礎上，下列歷史經驗值得研究。

1．班超出使西域平亂

公元16年（天鳳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都護戍已校尉郭欽、都護李崇、五威將王駿、所率平叛軍隊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溫宿、阿克蘇一帶）等國叛軍擊敗，西域諸國由此完全斷絕了與中原政權的聯繫，公開與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單于便趁機在西域擴充勢力。

東漢初，收復西域問題再次提上議程。公元73年（漢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從玉門向西域進發，於當年收復于闐（今新疆和田），次年春平定疏勒國（今新疆喀什市）。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去世。焉耆國乘漢王朝大喪之機，圍攻西域都護，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等國也屢屢發兵，進攻疏勒。班超在盤橐21與疏勒互為犄角，首尾呼應，堅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漢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等國士兵一萬多人，攻佔姑墨，孤立了龜茲。公元89年（漢和帝永元元年），班超調發于闐等國士兵二萬多人，從位於喀什與和田之間的莎車（今屬喀什地區）突破，迫使莎車國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於闐一線並使之形成合力，這對位於東北方向的姑墨、龜茲等國形成巨大的威懾，龜茲王因此遠遁。公元90年（漢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7萬，東越蔥嶺，從背面攻打班超。班超堅守，大月氏進退無據，遣使向班超請罪，遂與漢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漢和帝永元三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皆降。朝廷任命班超為都護。公元94年（漢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調發龜茲、鄯善等8國的部隊7萬人進攻焉耆、危須（位今焉耆回族自治縣東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縣）。至公元94年，三地歸附。此後西域五十多個國家紛紛歸附了東漢王朝。

2．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擊大食東擴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大陸陷入內亂，其戰略邊界大幅向西退縮。中東地區由此出現巨大的戰略真空地帶，這為伊斯蘭運動於公元7世紀上半葉在阿拉伯半島興起並迅速向四周擴張提供了有利條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國的邊界已與中國西陲接壤22並嚴重影響中國西陲安全。

位於今克什米爾西北部的唐屬國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爾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鎮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紀40年代初，吐蕃贊普把公主嫁給小勃律王蘇失利之為妻，小勃律遂歸附於吐蕃，吐蕃進而控制了西北各國，並迫使其中斷對唐朝的朝貢。唐幾任安西節度使均派兵討伐，因地勢險要，加之吐蕃進行援助，皆無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寶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四鎮節度副使高仙芝為行營節度使，率萬人部隊由安西西征。一路經艱苦的長途行軍，沿南疆路線經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今新疆喀什），隨後揮師南下西入蔥嶺，從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後路，一舉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動。由此，「拂菻23、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24。隨後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將伊斯蘭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東進擴張勢力抵擋在怛邏斯（今哈薩克南部塔拉茲附近）即東經68o一線。此後「唐朝的影響主要限於錫爾河以北的地區，而大食帝國也沒有乘勝東進。」25

3．噶爾丹叛亂

1670年（清康熙九年），噶爾丹兄長僧格在準噶爾貴族內訌中被殺；次年，噶爾丹自西藏返回，擊敗政敵。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俘獲其叔父楚琥布烏巴什，次年擊敗和碩特部首領鄂齊爾圖汗，遂統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年（康熙十八年），達賴喇嘛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稱號並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據地，然後向遠擴張的「近攻計」。據清代地緣政治學者梁份（1641～1729）書載：

是時諸夏有滇、黔變，秦、蜀間蜂起，嘎爾旦（噶爾丹——筆者注）謀所向。達賴喇嘛使高僧語之曰：「非時!非時!不可為。」嘎爾旦乃止，其謀臣曰：「立國有根本，攻取有先後，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發跡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筆者注）初興，滅國四十，奄有四方，然後促夏執金，混一稱尊。」嘎爾旦善其言，乃為近攻計。26

達賴派的「高僧」以發跡於新疆東北大漠的李克用27霸業失敗為教訓告訴噶爾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據地，有了這個「立國之根本」後再向四周擴張，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從後來噶爾丹的用兵路線看，以喀什為重心的南疆地區成了他「為近攻」的首選。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噶爾丹應達賴喇嘛之請，派兵幫助天山南路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阿帕克和卓與「黑山派」爭鬥，乘機奪佔南疆地區。噶爾丹率兵經阿克蘇、烏什等地進攻並奪下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和葉爾羌（今莎車一帶）。控制南疆地區後，噶爾丹遂將兵鋒轉向漠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朱穆秦地區，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親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之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之戰，噶爾丹主力軍被清軍擊潰，部眾叛離。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爾丹死於科布多。

4．張格爾叛亂

19世紀初，喀什成了張格爾叛亂的集中爆發地。張格爾在浩罕國28支持下，潛入南疆發動叛亂。叛亂從1820年（清嘉慶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結束，前後為禍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禍亂規模達到巔峰。是年張格爾率五百餘人，竄回喀什噶爾（今喀什）地區，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緒及其宗教影響，集眾萬餘人發動叛亂。先後攻佔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等城，自稱賽義德·張格爾蘇丹。清政府命伊犁將軍長齡調集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四川清軍萬餘人，會師於阿克蘇，組織全面進攻，相繼收復喀什噶爾等城。1828年年初，張格爾被清軍擒獲，解至北京處死，叛亂平定。但由於地形複雜，平叛的代價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萬六千，用帑銀一千餘萬兩」29，其用最費在喀什。

5．阿古柏叛亂

鴉片戰爭後，清祚日衰。同治年間，新疆出現大規模反清運動。1864年在庫車、和闐、喀什、吐魯番等地先後出現數個割據政權。佔據喀什舊城的柯爾克孜伯克30司迪克自立為「帕夏」，為了樹立威信，決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孫，號稱「聖裔」的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立其為傀儡。1865年春，浩罕攝政王阿力木庫爾汗派阿古柏率騎兵護送布素魯克去喀什並在喀什組織叛亂，將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稱「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等七城的「哲德沙爾國」。1870年，阿古柏佔領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勢力擴展到北疆。為了得到外國勢力的援助，阿古柏與俄國和英國分別於1872年、1874年簽訂了非法的《俄阿條約》和《英阿條約》。阿古柏出賣中國主權利益並由此得到大批英國先進裝備後，勢力迅速擴展至整個新疆，為禍新疆十餘年。1876年秋，左宗棠大軍先收復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著收復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闐。阿古柏敗亡，其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同年，俄國吞併浩罕。此後，俄英兩國為在新疆地區發展各自的勢力，爭奪新疆，先後在新疆開設總領事館，地點就選設在阿古柏叛亂的大本營——喀什。

清軍平定阿古柏叛亂

綜上時跨近兩千年中在新疆發生的分裂與反分裂較量的著名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其敗也喀什的特點卻驚人地相似。曾問吾31在《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中道破天機：

我國無帕米爾，則無疏勒（今喀什）；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髮足以動全身，足見其地關係邊防之重大！32

（二）喀什：影響中國西域安全的關鍵地區

但是，帕米爾高原在中國歷代治疆實踐中總體上說還是國力不逮的地域。與當年蘇聯在阿富汗失敗的原因一樣，其難不在遠而在險。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蘇地區就有了「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33的記載。時隔一千多年後的今天，即使掌握軍事高科技的美軍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輛坦克也比不上一頭驢」34的感嘆。如從實戰的視角觀察，西南疆路途的艱險程度可能與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險，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爾高原、東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於極為關鍵的地位。

歷代治疆經驗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護府為重點，南疆之要在喀什——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為龍頭專設「安西四鎮」35。疏勒地處歐亞大陸中部，是「絲綢之路」上的商埠重鎮和進入中亞的重要交通樞紐。西漢時，疏勒國「西當大月氏36、大宛37、康居38之道」39，與今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爾高原轉西便進入伊朗高原，繼而進入敘利亞並直抵歐洲。與東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亞大平原的北疆路線相比，以喀什為樞紐的西南疆線更加崎嶇曲折，西高東低，地高天寒，不利於大部隊機動，這一地理特點使喀什地區勢力比南疆其他地區更容易得到境外資助並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與南疆其他地區比較，喀什最符合這一條件。鑒於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亂後，並沒有回撤而是繼續西進至帕米爾高原西麓，徹底截斷了境外勢力對中國西域反叛勢力進行資助和滲透的通道。

如前所述，帕米爾高原是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戰略制高點。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說明，控制帕米爾這個制高點是控制中國西陲甚至是控制整個中亞的關鍵環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歷史上何以成為英、俄、美等世界霸權國家的必爭之地。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爾高原，對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國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Rene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邊行動的成績的同時也婉轉地指出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國》一書中說：

高仙芝對帕米爾以西的兩次戰役，標誌著唐朝中國在中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此時，中國已經成為塔里木地區、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的佔有人和塔什乾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爾山谷地區，成了吐火羅地區，喀布爾和克什米爾的保護者。高仙芝在庫車駐地上，其行為嚴然是中國在中亞的總督。然而突然間，一切都崩潰了。同樣是由於這位將中國的胳膊伸到如此遙遠地區的高仙芝的作用。40

這段評價有正反兩重含義：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邊政策因其控制了影響中國西陲安全的關鍵地帶帕米爾高原，在邏輯上說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評唐朝合乎邏輯的西擴範圍卻超出國力可支持的極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開元二十九年）的西界與西漢時大體重合，約在東經68°左右。但在公元741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間，中國西陲邊界卻迅速東退至約東經72°41；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邊界大體維持在這條經線左右；民國時，中國西陲邊界進一步東退，但收縮幅度約在1°～2°之間。這說明勒內·格魯塞的判斷是符合事實的。這個判斷對今天中國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們在讚美唐帝國治邊武功的同時，也要看到它事實上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負擔——正如俄羅斯將東境擴張至阿拉斯加的結果也給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負擔而不得不最終放棄一樣42。

事實上，控制帕米爾高原，不僅對中國，甚至對近代英國和當代蘇聯遑論美國，都只是符合紙面邏輯推理卻不符合實踐經驗的力所不及的目標。總結這些帝國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並由此拖垮國力的教訓，筆者認為，漢唐時西擴涵蓋帕米爾高原的邊界不應是今天——特別是在台海兩岸尚未統一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追求的範本。對於當代中國的靖邊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於中國境內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為龍頭的南疆線也就扼住了中國西域反分裂鬥爭成敗的關鍵。

（三）從20世紀末開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動再次向喀什一線集結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疆要深思43。總結歷史大勢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紀90年代始，中國境內的恐怖分裂活動出現加速向喀什一線集結的趨勢。這說明在包括日本右翼在內的國際反華勢力的資助下，新疆恐怖分離主義活動有了向喀什一線彙集的趨勢，它們試圖從南疆東帕米爾地區突破，既打通聯繫中亞的外援通道，又方便與「藏獨」分子在此聯手，以達到禍亂和分裂中國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區的地緣政治意義，我們就會明白下列事件，特別是2013年事件所發生的地點在喀什高度趨同的現象顯然不是巧合：

上表事件排列所展現出的路線圖表明，從1990年4月5日發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的帶有明確分裂國家政治圖謀的「巴仁鄉暴亂」起，經二十多年的四處作亂，到2013年新疆分裂主義活動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帶集結；今天新疆分裂活動的特徵與19世紀噶爾丹、張格爾、阿古柏為禍路線正在重合；如果聯繫到2013年10月28日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預謀的駕車衝撞事件和2014年3月1日發生在雲南昆明火車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們就會意識到當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線彙集的地區分裂主義事件已不是互不聯繫的偶發事件，而是「經過嚴密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44；若再將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連起來，就不難看出其中已有鮮明且在歷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勢力規律性地多次重複過的地緣戰略取向。

這裡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喀什地區，並不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為重心的南疆地緣政治構架。從東漢班超收復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動、清政府平息噶爾丹、張格爾和阿古柏分裂叛亂等的行動路線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東北的阿克蘇和東南的和田兩區與喀什形成的犄角呼應，僅靠喀什一域並不足以在南疆成勢。中國歷代反分裂鬥爭經驗同樣表明，扼住阿克蘇與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進退失據的絕地。明乎此，我們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為重45，治南疆以「安西四鎮」為核心環節，四鎮以疏勒（喀什）為龍頭，西陲靖邊又以控制帕米爾高原為要義的政策設計的深層考慮。

明乎上述歷代治疆的思路，我們再讀毛澤東「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46的詩句就會有更深的理解。詩選于闐不僅是押韻的需要，也不僅用它代表新疆47，它更是對「治疆之要在南疆」的地緣政治的透徹把握。對「無疏勒，則無新疆；牽一髮足以動全身」的治疆規律瞭然於胸的毛澤東聽到樂隊中美妙的南疆旋律時——如果再考慮到美軍已在東面朝鮮半島登陸，蔣介石在東南方向屢屢竄犯、抗美援朝在即的緊迫形勢，其「詩人興會更無前」的心境就不難理解了48。

（四）蘭州：「西域咽喉在此間」

「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49治疆同理。前面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關鍵意義，但若進一步深究，我們又會發現，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樣西控帕米爾高原，那麼，東控喀什至蘭州一線尤其是其間的河西走廊，對整個新疆穩定則具有全局意義。誠如朱希祖在為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寫的序言中說：

蓋漢弱匈奴，唐滅突厥，必先征定西域，鞏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則侵陵於遼金，滅亡於蒙滿；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嬰南服，終至退無可退。50

沿著天山南北的兩條絲綢之路向東經哈密、敦煌，最終合匯於河西走廊，這使河西走廊成為中原與西域經濟政治聯繫的咽喉要地。西漢初張騫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於霍去病實現了對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這說明，中原對新疆失控往往從「隴右」51開始，而從長安進入隴右的第一入口便是蘭州。

唐安史之亂後，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隴右駐軍大部內調，吐蕃乘虛佔領隴右、河西諸州，安西四鎮與朝廷的通道中斷。儘管安西四鎮仍有守軍，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繼攻陷。9世紀中葉，回鶻52佔據新疆天山南北，至使唐「緣邊羈縻府州已大量撤廢或內遷」53。1877年（清光緒三年），左宗棠消滅阿古柏、收復喀什噶爾，這也是與此前成功平息陝甘回變54並於1871年（清同治十年）進駐並控制甘肅的自然結果。

20世紀40年代，民國政府從軍閥盛世才手中收復新疆更是先從控制河西開始的。1941年年初，盛世才為了換得蘇聯支持，再次「向蘇聯提議：新疆脫離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55。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並對河西走廊尚無控制力的蔣介石的警覺。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為蔣介石收復新疆提供了機會。蔣介石先授權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勸服馬步芳讓政府軍駐防河西走廊並於次年春派嫡系胡宗南部隊進駐河西一帶，由此控制了從內地通往新疆的關鍵通道。1944年蘇德戰場形勢逆轉，蘇軍在東線戰場上節節勝利，這促使蔣介石下決心徹底解決盛世才在新疆的獨立王國。1944年春，蔣介石將在武威新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並利用新疆內亂派軍隊進入新疆，隨後又部署配有若干飛機的部隊在酒泉集結待命。看到這樣的部署，盛世才知道大勢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說山海關是北京在東北方向最後的屏障，那麼蘭州則是長安在西北方向的最後屏障。河西之要在蘭州。蘭州位於祁連山東端，黃河穿城而過，蜿蜒百餘里。清代著名學者張澍用「倚岩百丈侍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56的詩句形容蘭州的戰略地位。至於河西，明末清初地緣政治學者顧祖禹總結得更為經典：「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57西域。漢人系此，羌戎賓至如歸服者二百餘年。」58

歐亞大陸分區並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但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其中一個的生存空間必然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並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在古代歐亞大陸並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59和中華帝國。但在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時，中亞地區的力量就會受到擠壓並分出安息帝、貴霜諸帝國。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空間。這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並轉入隋、唐、宋、元、明持續統一朝代。近代俄羅斯又在北方崛起並南向通過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強力插入歐亞主要區位，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華帝國之間的伊斯蘭（0.5）力量。進入工業革命後的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中世紀的歐洲（1）、中國（1）和中亞（0.5）、三種戰略力量並存的格局為歐洲（1）、中國（1）俄羅斯（0.5）並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之間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並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和擴張。無疑，這樣的變局一旦出現，它對中國西陲安全造成的壓力當然是全方位的。

中國平息由此引發的西域動亂的著力點多集中於帕米爾—喀什—蘭州一線。

「兵強」與「馬壯」在中國古代是不可分割的一對概念，這是因為馬匹是古代戰爭最基本的運輸工具。《新唐書·兵志》說：「馬者，兵之用也。」60故此養馬即「馬政」61與今的國防重工業一樣，在歷代王朝中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行業。漢代邊郡六牧師苑令所領36所馬場，多集中在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軍馬之用62。唐代專設「牧監」63一職。唐乾元後，「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今蘭州）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64

近代以降，國防動力系統改為機械力。為了西域的穩定，蘭州一直都被列入裝備製造業的重要基地。1873年，陝甘總督左宗棠曾設立蘭州製造局，這對穩定甘肅及隨後進軍新疆順利消滅為禍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義偽政權，都提供了重要的裝備支持65。1880年左宗棠再設蘭州機器織呢局。新中國在「一五」規劃中就將蘭州列入布局重鎮，建國之初奠定國家新工業基礎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就有12個定址在蘭州。

近年來，新疆經濟文化獲得大發展，但與此同時，當地分裂主義勢力也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死灰復燃。這警示我們莫忘歷史經驗，在注重打造蘭州的生態「環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時，切莫忽視蘭州在整個大西北安全穩定中所擔負的戰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將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循環經濟引入蘭州的同時，不僅不能削弱反而要強化蘭州在「三線建設」期間已形成的近可確保西北穩定、遠可穩送物流西出的裝備生產能力。就目前的中亞形勢看，強化蘭州在「三線建設」66時形成的裝備製造能力，殊為迫切。

四、判斷和預警

進入21世紀後，在中國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開通並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也將同比增大。

（一）中亞出現的戰略真空將加大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

美國衰落與北極解凍，是21世紀出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地緣政治變動。

美國在中亞撤軍將造成中亞出現巨大而其他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或地區（比如歐盟）又無力迅速單獨填補的戰略真空，其結果必然是本土伊斯蘭力量的崛起。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征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及並迫使中國國防資源向東海傾斜、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極解凍將破天荒地改變俄羅斯原有的無北顧之憂的國防結構並迫使俄羅斯國防資源向北線傾斜。

鑒於俄羅斯人口增長緩慢以及北方邊境過於漫長，北線新產生的安全壓力對未來的俄羅斯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這將加大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合作需求，並迫使俄羅斯減少在中亞的存在；與此相應，中亞地區恐怖主義或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為爭奪中亞戰略真空對中國西陲造成的安全壓力和危險必將同比增大。這也要求中國在中亞地區加強對俄羅斯的戰略合作。

（二）日本誘導中國西進中亞以間離中俄關係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沙俄帝國的默許，單憑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禍亂是不可想像的67。俄國支持中國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於其中亞地緣戰略考慮。

俄羅斯在中亞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線路，在這條線路上的中亞地區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反俄力量；鑒於中國新疆西界不在其進入印度洋的核心線路上，只要中國力量不過多地捲入中亞，俄國人的中亞戰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國而是伊斯蘭反俄活動。俄羅斯需要防止中亞伊斯蘭勢力集結形成反俄聯盟，鑒於此，俄羅斯不僅不會使用其全部力量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正面衝突，相反還會適度對中國力量西進表示歡迎，這樣可以藉助中國制衡伊斯蘭力量，以減少自己在中亞的支出。俄羅斯人明白，中國關注的重心在遠東，即使中國來到中亞，也不會過度捲入被俄視為核心利益的中亞地區事務。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疆獨」嘗試在被俄羅斯利用後即被拋棄的原因。

我們應當清醒，美國從中亞撤軍後，沒有俄羅斯的合作，中國不可能單獨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因此，俄羅斯目前視中亞為核心利益的堅定立場對中國是有利的。中亞歷來被俄羅斯納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線，正如以台海為中心的東海是我們進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線一樣。好鄰居勤打牆，好朋友勤算賬，只有感到背後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團結在一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的地方。為了東海的戰略布局，中國應當對俄羅斯的中亞的利益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予以特別尊重，並以此換取俄羅斯對中國在東海利益的特別尊重。我們不能只看到漢唐時代流動在絲綢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貿利益——那時沙俄還沒有來到中亞，同樣也要看到當時在獲得巨大商貿利益的同時，漢唐兩朝也不得不單獨承擔抵制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鮮卑、突厥勢力的南犯和直逼整個西陲的大食帝國東擴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在16世紀俄國東擴後從西北逐漸移至東北。退一步說，如果今後俄羅斯真的像美國一樣也從中亞抽身——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麼在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將因無力填補在中國西陲出現的巨大地緣政治真空而對俄羅斯產生「老九不能走」68的迫切需求。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德皇威廉二世69曾竭力慫恿俄皇進軍遠東，其真正意圖是將俄國的力量消耗在與日本爭奪東北亞的衝突中並由此使德國在中歐獲得俄國讓出的地緣政治空間。日本——當然也有美國70——也常用此種策略對付俄國和中國。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國宣戰；同年2月27日，日本情報機關長明石元二郎接見芬蘭憲法黨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錢和武器彈藥。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國情報，並以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以至武裝暴動等手段，來牽制俄國的對日軍事行動」71；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國境內所有的反對黨團，除民粹黨和民權黨外，在巴黎召開統一戰線的聯合會議，會期5天。會議做出了『各黨派各顯其能，以示威遊行、暗殺等行動打倒政府』的決議」72。隨後俄國境內發生了全國性的政治動蕩，接著便是俄國在遠東海上的戰敗。2009年中國新疆發生具有嚴重暴力犯罪性質的「7·5」事件，事件發生不久，日本外務省隨後以罕見的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方式同意主張「疆獨」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頭目熱比婭於當年7月28日訪問日本73；據日本媒體透露，李登輝、達賴也分別於2009年9月和11月相繼訪日74；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熱比婭和達賴發放入境簽證75。如果將這些舉動與日本同期開始醞釀的「逐步改變過去在全國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針，而把本國軍事力量——自衛隊集中到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沖繩等東中國海附近地區，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堅持擁有主權的釣魚島」76的軍事力量調整計劃及2012年日本的「購島」舉動聯繫考慮，這其間的政治關聯及其意圖，則不能不讓人與1905年的日俄關係產生聯想，不能不對近現代中國的動蕩與日本的亞洲戰略產生聯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還有美國——右翼勢力竭力拉攏中國各式分裂主義特別是「疆獨」分子，其媒體在慫恿中國向南海衝擊並與由此間離中國與東盟關係失敗後77，又竭力鼓動中國「向西北去」，聲稱中國如「不掌握中亞代價會更高」78，這無非是重複當年德皇威廉二世誘俄東進的策略，慫恿中國為了一些局部利益與俄國的核心利益衝突並由此間離中俄關係；這樣中國就不得不放棄對目前中國最為重要的東海的利益並由此減輕日本在此的壓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學者》刊登《中國的西進戰略》一文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文章在結尾時說：

當然，在西面和南面擴張影響力的同時，中國仍在向東面海洋拓展。這樣做不完全是出於能源需求，北京的戰略取決於諸多地緣政治和戰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圖。指望中國放棄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是不現實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過西進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東面會採取略微放鬆的姿態。79

美國哈得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韋茨（RichardWeitz）在《北京為2014年的阿富汗做準備》一文中認為中國無法在阿富汗繼續「低調」：

目前為止，對於美國在打擊阿富汗和中亞伊斯蘭叛亂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國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北京一直採取容忍態度，認為美國的這些做法有利於實現這些目標，可以接受。但由於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經濟勢力下降，北京需要改變自己的考量。中國決策者當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調，但這樣的選項正在消失。中國分析人士認識到，中國、巴基斯坦及其中亞鄰國將會更容易受到在歐亞大陸活動的恐怖組織的困擾，因為這些恐怖組織試圖顛覆對華友好的中亞國家政府，並支持維吾爾族好戰分子。新疆的經濟發展與阿富汗和中亞的經濟和安全環境密切相關。80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81。用對中國西陲極具戰略意義的帕米爾高原為誘餌，誘使中國在擴張中扛起中國扛不起從而可能造成東線防務失衡的外交包袱；「將欲取之，必固與之」82，用「西進」的提法誘導中俄關係在中亞出現裂痕，使中國無暇而俄羅斯又無意東顧，造成中國東海出現「薄弱環節」並使日本在對中國的博弈中再現1905年那樣的「輝煌」。此等招數對中國——當然對俄國也是一樣——極為陰毒，如不看穿,對中國和俄國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學者吳征宇對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預警：

從宏觀歷史角度看，儘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不僅對中國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而且對中國避免重蹈戰略上受到陸海兩方夾擊的局面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當下中國在海洋方向上面臨重大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時，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係對中國而言，則更是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重要性。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推行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前提，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以損害中俄關係為代價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為推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而大舉進入中亞，如果不能夠爭取到俄國的支持（或至少默許），則不僅成本與風險極大，而且失敗的可能性也極大。然而，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很難想像俄國會聽任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因為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客觀上將造成俄國影響力的下降，甚至將減少俄國在能源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即便俄國可能不具備與中國在中亞展開經濟競爭的實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俄國將會對中國進軍中亞聽之任之。客觀上說，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對俄羅斯的意義，有點類似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對中國的意義，這兩種經濟整合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效應。有鑒於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中國真的大舉進軍中亞，不僅可能造成中俄關係的複雜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爭奪中亞的態勢，其結果甚至可能無意中促成俄美兩國在某種程度上的聯合。83

（三）警惕「鐵路陸權論」的歷史回潮

俾斯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於儘可能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麼。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84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人聽的，但對百年後的中國人也許更有意義。

今天我們有些認識似乎再次進入歷史的輪迴。有些學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經營周邊的所謂「國際大通道」構想，有些文章談跨境事務就象在談國內事務，大有一種當年李立三那種坐在地圖前號令天下的捨我其誰的態度85，其口氣很有些像百年前與俾斯麥穩健外交分道揚鑣的德皇威廉二世：

西南建設國際大通道的基本思路或建設的優先排序應該是：空運→公路→鐵路→水運→管道→三網（電力網、通信網、網際網路）。具體來講，國際大通道主要開闢：一是優先聯結東南亞、南亞的航空運輸網體系，以航空運輸網的發展，帶動西南旅遊業的發展；二是加快發展出省、出國的高等級公路，開闢緬甸、越南和寮國的跨國公路，進而聯通東南亞、南亞的公路運輸網體系，以帶動公路沿線經濟的迅速發展；三是修建泛亞鐵路西南段，形成「東中西三路出國一路出滇」的鐵路運輸網體系，即西線跨國鐵路由廣大鐵路向西延伸達緬甸密支那，再達仰光出海；中線跨國鐵路由昆玉鐵路向南延伸經寮國達泰國清邁，再達曼谷出海；東線鐵路由改擴建的滇越鐵路，從海口出境進入越南，再達胡志明市出海；國內鐵路由西南經南昆鐵路達廣西北海市出海，以形成「南方陸上大陸橋」；四是開通和改善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通道，使之水陸聯運，連通中國、越南、寮國和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形成亞洲「東方多瑙河」式的跨國航運體系；五是形成西南與周邊國家相互聯通的三網通道，即電力網、通信網及網際網路，以互惠互利的原則共同開發三網市場（電力網、通信網及網際網路）；六是可考慮充分利用中東豐富的油氣資源，在仰光等港口建立大型石油碼頭、儲油庫以及合資興辦大型煉製廠，通過建設西南國際油氣管道，將油氣資源特別是成品油從國際市場引入西南再轉運西南各省和東部地區，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利用印度洋油氣通道以及中東油氣資源，建設開闢距離西南、東部缺油地區最近的能源供給線路建設，使其成為中國未來最為重要的能源供給線。86

更有學者推動這樣的認識即認為高鐵可迅速加強中國的「陸權」以彌補海權的不足，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明治大學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一書中堅信：「高鐵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87，認為「當中國高鐵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開始顛覆人們關於空間和距離的觀念時，陸權時代的回歸變成一種現實可能性」，而「陸權時代的回歸將凸顯中國的地緣戰略優勢」。88「既然中國緊靠世界島中樞（即中東地區——筆者），它可以靠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立陸權。以中國目前具備的資本與製造業的優勢，這種整合將使中國經濟受益無窮。這種陸權地緣經濟將會化解中國在海權地緣政治上面臨的壓力。」89「利用建設高鐵來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幫助中國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建立一個與環太平洋經濟整合的對沖，這將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中處於十分有利的戰略地位。」90「中國在歐洲大陸高鐵制式的制定、跨國高鐵管理體制的建立和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確立自己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陸權時代歐亞大陸高鐵管理體制的重要性類似於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這個管理體制就是在為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制定新的遊戲規則。」91高柏先生樂觀地預言：

一條貫通歐亞大陸的高鐵帶來的將不僅僅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復興，它也將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這樣的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大國有機會再現當年的繁榮。92

但是，有點歷史經驗並能由此「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麼的」的人都會明白，跨境物流關係的後面並不是簡單的物與物而是複雜的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這是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地緣政治後面自然也是人緣政治。國際陸運與海運不同，前者經過的是一個個主權國家，而後者則是一望無際的公海。經過主權國即使做哪怕白送這樣的好事也要與人家商量93，後者則較少有這方面的顧慮。

殷鑒不遠，19世紀末，大陸國家尤其是歐亞大陸最大的陸權國家沙皇俄國都曾熱衷過以鐵路強化其陸權擴張並由此彌補其海權不足的理論和實踐。俄國加快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並使清政府同意俄國修經中國東北境內東進太平洋的鐵路。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在東北亞的擴張,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達成有關在中國境內修建「東清鐵路」94的協議。陸權論的開山人物麥金德看出了這條鐵路的地緣政治意義，他不無羨慕地說：

俄國的鐵路從西端維爾巴倫（Wirballen）到東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長達6000英里。正如過去英國在南非的駐軍證明它是海上強國一樣，俄國目前在滿洲的軍隊也證明它是機動的陸上強國。誠然，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仍然是一條單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線，但是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整個亞洲將會布滿鐵路。95

「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事後的結果讓當時那些熱捧以鐵路擴張陸權理論的「奇兒」們感到尷尬：東清鐵路修成後，中俄關係嚴重惡化。這裡的悖論是，修鐵路就得管鐵路，跨國管理境外資產特別是巨額資產——比如中國在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甚至烏克蘭96等國的資產，若無自衛能力，基本就是空談。但若有自衛能力，那「經濟整合」就必然要轉化為「政治整合（其實就是干預）」；共管必然轉化為主管。當年在東清鐵路上，俄國人沒有逃脫這一悖論：為了維護這條鐵路的管理權，俄國與中國產生的糾葛竟持續了半個世紀。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2年底，臨終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這個道理，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他將鐵路完全移交中國。即使如此，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對中國人的感情傷害仍未結束。1958年7月22日，赫魯曉夫又提議中蘇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蘇聯提供大部分資金，所有權對半。正是有了中東鐵路和抵制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經驗，毛澤東堅持拒絕了蘇聯的建議。毛澤東對尤金說：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東西又來的。為什麼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麼好談的，有半個批判的條件也不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97

無獨有偶，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至安卡拉鐵路的租讓權，並成立德國小亞細亞公司從事修建工作。1889年，該公司根據德皇指示，於1893年1月又從土耳其取得延展鐵路至科尼亞的租讓權。儘管遭到英法列強的激烈反對，這條鐵路還是於1896年建成。但德國並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國又獲得從科尼亞向前延展經巴格達至波斯灣的修建鐵路租讓權。令德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條被稱為「巴格達鐵路」98的工程嚴重惡化了德英關係，最終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

儘管老淚縱橫，但燈前鼓者畢竟還是在催人奮進。筆者指出上述歷史經驗並不是不要通過境外貿易促進對外開放，而是要實事求是和極為謹慎地對待高鐵跨境及所謂地區「經濟整合」問題。「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99當年俄國在中東鐵路上也是以「經濟整合」為開始，但最終卻演化為政治整合併由此導致中俄關係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出現的不信任甚至惡化。只要看看俄國人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整合併使之加入蘇聯的中亞諸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瞬間就與俄羅斯分離迄今的事實，我們就會知道，中國目前在周邊只有進行地區合作的能力，而沒有進行地區「整合」的能力。

但是國際合作尤其是在「中間地帶」100的國際合作，也要走「群眾路線」，它不應當只是單方面發出的「邀請」，而應當是在雙邊或多邊共同倡議並在公約規則中平等參與的行為。這樣的合作儘管緩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來比較踏實，也比較實際。

1950年10月6日，毛澤東電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陳庚：「發表戰報要說老實話，殲敵一個人繳敵一支槍，即說一個人一支槍，不要說兩個人兩支槍，養成樸實作風。」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志願軍入朝前夕電告彭德懷等：「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101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F. Kennan）102為美國設計的「遏制」戰略邊界過於龐大並拖垮美國的現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他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03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04有多少乾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辦事之難，難在事後人際關係的消化而不難在戰果的獲得。不難預料，這些被命名為各式「大陸橋」「國際大通道」的跨境鐵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勢，我們面臨的真正困難可以說也就真正開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何嘗不是磨合乃至衝突之路。且不說歐洲人對當時賓士在絲綢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105是怎樣的印象106，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及中國曾在伊拉克、利比亞和今天南蘇丹、烏克蘭等的一些投資項目乃至剛與泰國達成了「大米換高鐵」107的計劃可能或已經擱淺的結局，就會明了沒有以相當的自衛手段為依託的經濟「紅利」，其增長是有極限因而是不可持續甚至還會發生逆轉的。

那麼，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何在呢？我們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國家外貿的國際份額是其在世界中所據有的政治份額決定的，而中國能在大國「中間地帶」獲得廣大市場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由於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處於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政治的需要。它們需要中國因素以打破歐美的控制；出於同樣的理由，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排斥歐美並以此獲得政治平衡。這樣的哲學考慮在客觀上規定了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和底線。至於兩者即極限和底線之間的空間容量，不完全取決於中國商品質量、價格等經濟因素，而主要取決於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會見泰國友人時說：「美國提出了口號，要反共、反中國，在這裡造了一道牆108，但實際上是為了控制牆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得各國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亞洲各國可以相互幫助，泰國的大米、橡膠可以在亞洲找到市場，我們願意同你們進行貿易。」109毛澤東從政治上楔入和開拓中國外貿空間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入學習。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110的道理，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其他地區屢試不爽後轉用於對付中國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敗，那剩下的可能選擇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麼呢？歷史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繪畫繡花，市場歷來是與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與野蠻只有一步之遙：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的時候，野蠻就接踵而至。111

今天的中國人對其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贏利有些突如其來的驚喜。否極泰來，然泰極亦可生否，天下既沒有一直吃虧也沒有一賺到底的買賣。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再到今天南蘇丹動蕩時中資企業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換高鐵」計劃擱淺的事實預示，中國軟實力在國際市場開拓中的有效性——如無硬實力迅速彌補——已近極限，由此引起的帶有強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彈及由此造成的中國海外市場份額的巨大收縮已「風起於青蘋之末」112。對此，特別是對中國有能力保障的國際市場範圍我們當有充分的評估並將我們以外向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時調整到「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113的思路上來。

事實上目前中國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續開拓的國際市場範圍基本不出亞洲。至於亞洲之外的利益，我們要學會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中保持其穩定性增長。可以肯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的籌碼將會越來越多。

五、東海是當前中國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陸和東海兩個方面，中國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遠，這是中國歷代尤其是漢朝、唐朝特別是清朝治邊的有效經驗，在這方面矛盾處理得比較好的是新中國外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面臨東部需要解放台灣、西部需要解決藏疆問題的雙向任務。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黨作了題為《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他強調：

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114

當時美國明確幫助蔣介石集團並且介入朝鮮和越南的南北內戰，對此，中國選擇了以基本建設為牽引的依陸向海、在雅爾塔框架中聯蘇抗美的策略；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壓力日增，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中國又果斷地做出以改革開放為牽引的依海向陸、在雅爾塔框架中聯美抗蘇的策略選擇。為此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這為鄧小平時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鋪墊。

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已獲得了快速發展，海外利益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而台海統一尚未完成，日本軍國主義又急速膨脹、其突破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的危險在即。這使歷史又回到類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勢之中，東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特點115：在東部地區，台海兩岸尚未統一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又在新世紀迅速膨脹；在西部地區，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受到重創並被迫撤出，這將在中亞留下戰略真空並引發新的戰略力量的崛起，並對中國西陲產生新的安全壓力。筆者在此再次強調，如果此時俄羅斯再從這裡抽身，那這種壓力在東海問題日增的當下，對中國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東西兩向的安全壓力下，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對我們認識今天的安全形勢及其解決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國也必須再次做出相應的依陸向海的策略調整。

如果說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問題是生存問題，那麼，80年代之後中國的安全問題就是發展問題。發展安全是這一時期中國安全哲學的核心概念116；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發展問題就是生存問題。中國西域是中國整個發展的托底和大後方，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117今天以台海統一為總牽引的東海安全已成為中國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所在，這使東海再次成為中國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只有認識和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全盤統籌，確保中國未來發展在根本問題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118，為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穩定的國基。

六、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兩次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一詩119，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0。121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並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中國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當今中國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更無力單槍匹馬地影響遑論改變世界；但只要中國能夠固守「崑崙」，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122，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