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對《鹿鼎記》歷史背景最全面、最深入的分析｜文史宴

作者｜胡小偉

編輯｜陳露

編者按：《鹿鼎記》是金庸最後的著作，也被不少人視為其最為成功的著作之一，而《鹿鼎記》所反映的歷史背景與金庸本人史觀的糾葛，也引發了不少學人的興趣。文史宴蒙已故胡小偉先生的哲嗣特賜胡先生妙文，以金庸本人的史觀為切入點，對《鹿鼎記》所反映的那段敏感的歷史時期背後的實相，進行了極為深入細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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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清史專題：

史上最牛的中介——為帝國統治西南少民的土司

雍正君，汝竟是這樣漢子！

加入清國籍的洋人們——華爾與忠王

英法聯軍唯一的敗仗——僧格林沁也曾經威風過

理解金庸小說《鹿鼎記》，小說故事的歷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歷史觀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為切入點，可以看到金庸對滿漢文化融合的態度；而從天地會人手，則可據此分析金庸的歷史觀；上述兩個角度在韋小寶那裡形成了一個結點，從而使得《鹿鼎記》成為金庸小說中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

引言

1

《鹿鼎記》（1969-1972）是金庸武俠小說「金盆洗手」的收山之作。倪匡認為「《鹿鼎記》可以視為金庸創作的最高峰、最頂點」。乍一看去，題材上又輪迴到明清易代，敘事也重新回到了講史演義體，無非通過韋小寶的虛構經歷實寫康熙一朝內外大事，但其骨子的歷史觀念已與早期創作絕然不同。

《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中坦陳：

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

」

《鹿鼎記》書後又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機密奏摺》，算是金庸忍耐不住，試圖以學者面目再次赤膊上陣，一如《碧血劍》後談袁崇煥——

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這實際上就是對《鹿鼎記》主題的一種詮釋，只是更像政治家的總結。中華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時期，也還是有魯迅所謂「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過程。可惜金庸「學術性」文字至今未見揭諸公開文字。

也許正因如此，《鹿鼎記》檯面上的主角也由一貫的俠義英雄忽而變為猥瑣鄙俗的小傢伙韋小寶，而以少年康熙作為全書的隱性主角，尤以他與天地會的恩怨糾葛作為歷史背景和重要關目，風格亦為之一變。這當然是一種討巧的構思。本文即以此作為立論要據，歡迎方家批評指正。

康熙帝

2

金庸所以為小說取名為《鹿鼎記》，當然是以《史記·淮陰侯列傳》「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為典故（不知為何，小說里金庸借呂留良之口說出自《漢書》）。

清廷與鄭氏抗清，天地會復明、三藩之變，漸次敘及中俄雅克薩之戰等，似乎展示的正是這樣一個「群雄逐鹿」的譜系，也為他的「宏大敘事」拓展了空間。但是真正決定這場「逐鹿之戰」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並未在金庸充分考慮之內，這就是滿漢文化的融合。

我測度金庸對康熙的熱衷，很可能來自60年代「紅學」檔案的「揭秘」。為了討論曹雪芹家世之謎，宮廷檔案中康、雍、乾三朝的密折曾成為學者追尋的一個熱點。

1966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了斯彭斯（Jonathan D.Spence，中文名史景遷）的博士論文，即大量引用了康熙朝秘密奏摺及批語作為論述依據。金庸也承認康熙對於奏摺的批複及用語對他起到了影響。

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污。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我想這也是他創造一個新的康熙形象的動力之一。

應該說，康熙朝是清代轉危為安的關鍵，或者今日競技體育術語中的「拐點」。蓋因清軍雖以十萬鐵騎人關，但畢竟兵力有限，不得不仿照蒙元「以漢制漢」，以種種方式籠絡收編明軍或農民軍將領，以「論功行賞」方式獎賞勛臣，維持統治。

但骨子裡畢竟礙於人關之前制定的方針，嚴防如前朝遼、金一樣很快漢化的前車之鑒，生怕喪失民族特性及其特權。因而清初雖然大體據有中國主體，但在康熙初年鰲拜等「輔政四大臣」代政時期，反抗的明潮暗流始終涌動不息。

其間大焉者為順治十六年夏，鄭成功北伐南京，在觀音門賦詩言：「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後來功虧一簣。

鹿鼎記中的康熙帝

玄燁親政、智擒鰲拜不久，入關之初制定的政令還未來得及調整轉變，即遭逢「三藩之變」。吳三桂部改服明室衣冠，一度攻佔雲、貴、湘三省之地。鄭經也由台灣發兵渡海。半壁天下，為之變色。

這應當是清廷在鴉片戰爭以前面臨最嚴重的一次政權危機。小焉者即為天地會在沿海的頻繁活動，甚至傳言深入京師乃至大內禁苑。雖然查無實據，但是也為金庸搜羅作為素材。

《孫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正是這種民族文化懸隔的深刻危機，使得康熙意識並決心拋棄前朝的政治理念及制度設計，開始著手融滿入漢。這才是成功的一個關鍵。

鹿鼎記中的吳三桂

三藩敗局已顯，康熙決心不再給坐觀成敗、逡巡猶豫的江南遺民文士更多考慮機會了。《清史稿·選舉四》述云：

「

順、康間，海內大師宿儒以名節相高，或廷臣交辛論薦，疆吏備禮敦促，堅卧不起，如孫奇逢、李顒、黃宗羲輩。天子知不可致，為嘆息不置，僅命督撫抄錄著書送京師。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袝禮成，頒詔天下，命有司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自後歷朝推恩之典，雖如例行，實應者寡。

康熙摸准了江南文士遺民的心理，毅然以前所未有的舉措化解自順治初年以來形成的文化死結，並嚴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及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範圍之廣，頗有一網打盡、「野無遺賢」之意。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一記述說：

康熙十七年正月詔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弘詞，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幾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如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京內京外，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於是次第舉送到京，月給廩餼。十八年，體仁閣集試詩賦，親選彭孫遹等五十人，命閣臣稽前代制科授官故事。

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御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授彭孫遹等五十人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官。修《明史》，以學士徐元文、葉方靄，庶子張玉書為總裁。雖曰隆重盛舉，但畢竟是「國家行為」，為完成欽命不遺餘力，難免也有馬虎不周之處。據《清稗類鈔·考試類·聖祖優禮宏博舉子》載：

應舉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輿馬，舁以籃莒，馳赴國門者。施愚山久於仕宦，應徵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稱貸以營寒具。其他貧士或就食畿輔，或寄宿僧廬。北地苦寒，狼狽萬狀。

但畢竟曲終奏雅。應試時，「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碗高攢，相傳值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頭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盂。又賜茶畢，復就試」，這看來更像是一席盛大的國宴。

對於從「庄氏史案」的文字獄中驚魂甫定，又經歷了順治十八年起吳中積荒十年的江南士子，康熙的良苦用心無疑收到了實效。《清稗類鈔·考試類·魏文毅羨康熙制科》記——罷相致仕的魏裔介都聽得眼熱了：「吾不羨東閣輔老，而羨公車徵士。」可見一時稱榮。明代以習舉子業獵取功名的讀書人，終於真正找回了科舉致仕的感覺。

顧炎武像

這次「徵士」，範圍之廣、動靜之大，都是空前的。不僅各省督撫十分賣力，不耐二十多年的孤苦清寒，為此動心奔走干謁的江南士子亦不乏其人，如顧景星就趕緊入京並作《王程》詩自矜。但也有堅拒不與的：如陝西官員已將李顒舁至西安，「堅不屈，放還」；傅山被「強舁之至京」，仍然拒不入試；顧炎武曾函阻潘耒，要他「自保出處」；杜濬亦阻止孫枝蔚赴試，要他「思痛忍癢」。

但科舉之「癢」，的確使很多士子忘記了亡國之痛。孫枝蔚、閻若璩這次都落了榜，不過孫仍「以年老得內閣中書頭銜歸」。昧於明代制度設計的文士，「科舉及第」才是他們心中貨真價實的「痒痒肉」。圍繞這次科考，不啻一場無形的政治交鋒，大大加速了遺民文士集團的分化。

《清稗類鈔·考試類·康熙朝試宏博之寬》記此次特科，「醉翁之意」本不在八股四六，錄取之寬鬆也屬空前絕後。嚴繩孫僅作一詩，以「文詞可取」錄；彭孫遹文章以雖然「語滯，意圓無礙」錄；汪琬文句指代不明，以「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不必有所指也」錄；朱彝尊比喻不當，以「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錄；毛奇齡引典不當，以「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錄。潘耒、李來泰、施閏章試卷也有叶韻不調的弊病，但都以「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之」，「今但取其大焉者耳」，而忽略不計。《清史稿·選舉四》：

帝親覽試卷，取一等彭孫遹……等二十人；二等李來泰……等三十人；三、四等俱報罷……俱授為翰林，以光錄少卿邵吳遠為侍讀。道員、郎中湯斌等四人為侍講。進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評、博，內閣典籍，知縣及未仕之進士彭孫遹等十八人為編修。舉、貢出身之推、知、教職，革職之檢討、知縣及未仕之舉、貢、蔭、監、布衣倪燦等二十七人為檢討。俱入史館，纂修《明史》。時富平李因篤、長洲馮勗、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皆以布衣入選，海內榮之。

此次江、浙及安徽籍文士至少中選二十八人。有趣的是，得選者不論已仕未仕，竟「俱入史館，纂修《明史》」。不是有「孤臣孽子情結」嗎？索性請你們鑽故紙堆，對昏庸君，憶閹黨苦，總結亡國經驗，自然也就體味出新君「求賢若渴」的誠意來了。

《清稗類鈔·考試類·聖祖優禮宏博舉子》以為：「是時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聖祖特開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側。征以『以天下為一家』之詩題，其或然歟？」陳登原對此發議論說：「清朝對博學弘詞，自為有心放寬尺度，觀其所取之人則彭孫遹，觀其所命之題則《璇璣玉衡》，此即孟森所謂『卑詞厚禮，以求就範』者也。」

顧炎武是清初統治最直言不諱的批判者之一，也是《鹿鼎記》中多次描述到的人物。他不但拒絕參與「博學宏詞」的徵召，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同輩文士的致命弱點：

　　凡今之學者，為利而已，科舉而已。其進於此而為文詞，一切可傳之業，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而已。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居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亦當博學審問，古人是稽，以求是非之所在。若夫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為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無所濟天下。

這裡固然有陳述他變賣家產、隻身遠遊的理由，但也未嘗不是對世業儒而日益貧窘的同時之士出山應試之舉表示出的無可奈何之理解。

毫不誇張地說，這次徵召鴻博是江南文士集團與滿洲政權全面合作的新開端。江南文士自中明以來即在科第上峭然獨出，而以康熙朝為最盛。

據《清稗類鈔·考試類·蘇人殿試多鼎甲》：

全部二十一名狀元（含癸巳恩科）中，僅蘇州府一地就出過九人（丁未科吳縣繆彤、癸丑科長洲韓菼、丙辰科長洲彭定求、己未科常熟歸允肅、乙丑長洲陸肯堂、甲辰常熟汪鐸、壬辰長洲王世琛、乙未崑山徐陶璋、戊戌常熟汪應銓），榜眼二人（丁丑常熟嚴虞悖、乙未吳縣繆日藻），探花五人（庚戌崑山徐乾學、癸丑崑山徐秉義、丙辰常熟翁叔元、壬戌長洲彭寧求、壬辰吳江徐葆光）。

」

不可不謂之「極盛」。鑒於殿試系皇帝欽點，可以肯定是與康熙本人對江南文風及文人，有一種特殊的喜愛甚至偏好有關，以至他們有信心進而侵佔北闈名額，《清史稿·選舉三》記：「康熙二十三年，都御史徐元文子樹聲，侍講學士徐乾學之子樹屏同中順天試，上以是科南悉中江浙籍，命嚴勘。斥革五人，樹聲、樹屏俱黜。 」

李光地像

漢族文士要用科舉收買的經驗，得到後來歷朝皇帝的特別重視，《清史稿·選舉四》：「雍正十一年，詔日：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詔薦舉，得人極盛。」但在私記中卻略有差異，趙翼《檐曝雜記》卷二記雍正私下語云：「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尚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見人心歸附，可謂有道之慶。」

可惜金庸當時或囿於見聞，沒有將其他「有學有術」，但始終逃不脫「名韁利鎖」羈縻牢籠的文士嘴臉略微點染刻畫，是一憾焉。

在《鹿鼎記》第五十回中寫到顧炎武、查繼佐、黃梨洲、呂留良四位當代大儒竟然聯名勸韋小寶位登九五，還借呂留良口吻說：「凡英雄豪傑，多不拘細行。漢高祖豁達大度，比韋香主更加隨便得多。」他心中是說：「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緊。漢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罵人賭錢，比你還要胡鬧，可是終成漢朝的開國之主。」似要強調幾位「大儒」之「華夷情結」猶郁聚心間。

如考慮到查繼佐為海寧查家祖先，相信這段迂腐之論不會是故意調侃之言。而康熙深知穩定中原必須穩定江南，而穩定江南必須安撫士子的道理。新朝政權與江南遺老的契合點，就是保持和發展以理學為根本的禮義文化，這也是康熙不遺餘力尋求的政權基礎。

陳寅恪說：「寅恪嘗論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不在種族。」亦此中轉折之關鍵。中國向無種族畛域，無論是韓愈《原道》「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的古訓，還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的說法，都可以證實中華文化特有的開放胸襟和包納特色。

顧炎武《日知錄》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語，今之世幾乎人人能誦之。但顧氏初為此語，尚有意義更深者，這就是「亡國」雖痛，猶不如「亡天下」也。以今日觀念視之，顧之所謂「天下」，實際上是價值觀念及其體系。

他認為如果能夠保存、延續和發展這種價值體系，朝代鼎革不過是「易姓改號」，成功與否是君臣職官等「肉食者」的事，與百姓無關。但如果變亂維繫社會的價值體系（大義），包括由於因異族統治帶來的劇烈文化變革，就會殘害人民，引起社會的相互殘害（「率獸」與「食人」當然是比喻語），那麼每個百姓都有與職官同等的責任，來捍衛抗爭之。

這段話一方面為江南各地士民一體的反清武裝鬥爭及時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未嘗不是指出消弭這種激烈抗爭的解決之道。這就是確立承襲明制的文化政策，或者說把「武化」統治轉變到「文化」的軌道上來。

顧氏對著作《日知錄》經世濟民的主旨毫不含混，道是「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世」，並一再表示「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知於後王」，「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

顧炎武的觀念是否達於康熙「天聽」，亦屬「查無實據」。不過有則記載似乎透露了一些消息，即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七：

余閣學時，上一日忽問：「《續綱目》如何?」余曰：「臣生平極不喜此書。朱子《綱目》義倒，有以主天下者，便以統歸之。秦、隋之無遺，尚為正統，而況元乎？舜東夷，文王西夷，惟其德耳！」不謂此語與上意合，余遂升掌院。東海由此深嫉，而揚言於上曰：「李某竊聽餘論而剿之。」

李氏之論，無非也就是一統之道「在文化不在種族」的意思。如果我們知道徐乾學（號東海夫子）三兄弟正是顧炎武的親外甥，可以「揚言於上」的自然有成套理論，肯定不止李光地自鳴得意的這幾句了。可惜顧炎武等雖然在小說中數次出現，不過一個虛幻空洞的符號，不得不使人感到幾許遺憾。

天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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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會是《鹿鼎記》敘事的一條重要貫穿線索。自從孫中山在《建國方略·有志竟成》中推重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為反滿革命組織以後，探索會黨起源的專著便不絕如縷，其中「天地會」（洪門）尤其引人注目。近世武俠小說的興起也率以此詭異隱秘之組織為嚆矢，如梁羽生代表作《七劍下天山》等。我曾撰文說：

明清易代的外侮內亂，曾是橫亘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揮斥不去的歷史情結。海寧查家更是身歷國難，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載記和口頭傳說。特別在經歷過抗日戰爭，民族危亡感最為強烈的一代人中，這種心靈感受尤為切膚，故金庸更容易切入這個主題。《書劍恩仇錄》（1955）、《碧血劍》（1956）、《雪山飛狐》（1959）和《飛狐外傳》（1960）成為金庸最早著手的篇目亦非偶然。這一時期展現在金庸筆下的主要秘密會社是天地會傳說中的「紅花會」（紅花亭）及「山宗」、「華山派」，亦欲藉助傳統的標識，顯示出反抗暴政，抵禦外侮，興復故國，振興民族的主題。

金庸最初和最後的武俠小說都以「天地會」作為重要關目，並非偶然，只是對其評價卻有天壤之別。和《書劍恩仇錄》與《碧血劍》中的陳家洛相比，《鹿鼎記》中的陳近南雖然更加突出了他的統領才能、領袖權威及政治頭腦，但也彰顯他對於鄭氏集團無條件效忠帶來的局限與後果，因而處處受制於鄭經，反而被偷襲殺死的悲劇結局。這也涉及天地會歷史上的一些公案。

影視作品中的天地會

近世武俠小說對於天地會的描述，大都源自民國年間一些書籍，起源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在天地會內秘籍自稱系福建少林寺僧於康熙甲寅年（1674）或雍正甲寅年（1734）創立；另一說法是民國以後，洪門成員稱其會創自鄭成功；還有一種說法據檔案以及清代官書記載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或三十二年創立。

《鹿鼎記》出版以後，天地會研究作為學術「熱門話題」，取得非常重要的進展。如中國社科院赫治清、羅熠據史料及田野調查，考釋出天地會創始人實為道宗即萬五，達宗即其兄長萬龍（即天地會傳說的萬雲龍）組織「萬氏集團」，明末清軍入閩時參與過南明政權抗清武裝鬥爭及鄭成功部隊。

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1658）鄭成功率大軍北征南京，特以「萬姓集團」的二哥萬義（郭義）「督兵護侍」，「扈從左右」。江日升《台灣外記》卷五「順治十八年五月條」：

按：大兄即萬禮。前禮等同盟，以萬人同心，以萬為姓。萬禮即張禮，死南京。成功回廈，建忠臣廟享諸死者，以甘輝為首，次張萬禮。後有人怨禮，言「其非戰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豈可與陣亡將士齒?」成功信之，遂撤去。

這對效法劉、關、張桃園結義的道宗等萬姓兄弟來說，是極大的侮辱，無法接受。道宗在雲霄縣長林村建寺（高溪廟）開宗超度亡靈。在儀式結束、群情悲憤的氛圍中，於當年七月二十五日以「萬」姓歸宗、歃血為盟的方式組建天地會。

鹿鼎記中的陳近南

後來遂有「銅山之變」，即道宗在東山島主謀，鼓動其盟兄弟蔡祿（萬七）、郭義（萬二）率萬餘精兵背叛鄭成功，投降清朝。康熙甲寅（1674），時任河北總兵的蔡祿因響應「三藩之變」而為康熙密旨批捕殺害。道宗又再次改變政治態度，堅決反清，復興天地會，為盟弟報仇。

造成天地會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終極目的的分歧。

鄭經實已放棄「復明反清」之戰略目標，轉而割據台灣，把持海上貿易，彷彿三國時代「割據江東」之孫權，而與道宗等天地會創始人「恢復漢室」、反清復明的「劉備信念」有根本的不同。故有誘殺據守廈門、金門的堂叔鄭泰，其子鄭鳴駿及總兵施琅、黃鎬遂即降清之舉。鄭克塽少年繼位，懦弱無能，其下場不問可知。

鹿鼎記中的鄭克爽

《鹿鼎記》中稱韋小寶初遇陳近南，是在康熙除鰲拜後不久，當在康熙八年或康熙九年。小說中的天地會此時已是羽翼豐滿、影響遍及全國的大組織了。如果再參照第一回，呂留良與顧炎武、黃宗羲見面時已談及了天地會，其時應是康熙二年冬《明史》一案剛結案不久。

這是在順治朝時成立的——國姓爺昔日率領大軍，圍攻金陵，可惜寡不敵眾，退回台灣，但留在江浙閩三省不及退回的舊部官兵卻著實不少。陳先生暗中聯絡老兄弟，組成了這個天地會，會裡的口號是「天地父母，反清復明」。

這比較接近學者的新發現。難得「未卜先知」，用小說形式描述了早期天地會與鄭氏集團的恩怨糾葛與和合分離的一段歷史，也算是對文學「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作出的詮釋。

康熙與天地會糾葛淵源，牽涉到天地會《會簿》著名的「西魯傳說」。略謂：

康熙年問，「西魯番作亂」，進逼潼關，康熙只好掛起榜文，「誰人徵得西魯番者，封得萬代公侯」。少林寺僧應徵入伍，一舉打退「西魯」，但不要朝廷封賞，仍回寺中。不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廟被焚，只有十八人死裡逃生。後來剩下五人歷盡艱辛，走到海石連天的長沙灣口，見海面浮起白錠香爐一個，底有「興明絕清」四字。他們遂效法劉、關、張歃血盟誓，結拜天地會，時間為康熙寅年七月二十五日。

關於「西魯」究為誰何以及此事乃真實描述或者全然虛構，也爭論已久，莫衷一是。近年，關於「西魯」之「魯」應為「虜」或「鹵」同音同義字的看法接近一致。但與「康熙甲寅」（1674）相匹配的「西魯入侵」事件，似非蒙古准格爾部之噶爾丹汗（也就是與韋小寶結義的那位想當「整個兒好」的蒙古王子）莫屬。羅熠通過田野考察認為：

康熙時期遷界，為了防止鄭成功和大陸的聯繫，為了隔斷鄭成功的經濟來源，所以在康熙時期幾次把沿海幾十里的居民都遷到內地。在遷界的時候，東山全部被遷到了大陸。在東山銅陵鎮發生過悲慘的故事，大概古來寺也就被燒掉了」；「當蔡祿和郭義降清之後，康熙卻將蔡祿及其親信全部殺害。這恰恰是康熙十三年的事情，這樣萬姓集團又跟清朝結下了新的仇恨。所以，道宗後來又出現在清朝和鄭經部隊的戰場上為戰死者收屍。此時的道宗又回到了反清的立場」；「反清、降清、又反清，這一段曲折的歷史和清朝新的仇恨，這個怎麼能對外人明白的講出來呢，就用西魯的故事，用康熙皇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的故事掩蓋過去了

儘管如此，在政權更迭、民族融合時，仍然會留有無數血腥和遺憾，不能簡單以「明君」、「昏君」，「有道」、「無道」做一切概括。因此小說畢竟只是小說，不能當作歷史來看。

噶爾丹

至於明末何以發生「鼎革」之變，幾百年來一直都有引動肝火的爭論，而「天不佑明」也是明遺民無法釋懷的一個哀怨。明代滅亡當然有政治制度上的體系性原因，殆無疑義。只是20世紀的歷史述說，把原因主要集中在「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說上，倒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美國學者魏菲德（Frederic Evans JR.Wakeman）的《洪業》（The Great Enterpmse）有關國際性金融危機與晚明江南地區通貨膨脹關係的論證，就是一個新穎的國際性視野。近年隨著自然史探究的進展，又生出一些新的考論。

我曾略略談及「天不佑明」的幾種自然力，比如萬曆至崇禎年間（1580-1744）太陽黑子的活躍程度，是否導致中國進入「小冰河期」，造成北方地區持續乾旱、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牧馬」的問題；以及華北地區地震頻發，災民數量陡增，而政府賑濟不力，或者由於東南出口貿易受阻而無力賑濟的問題。

此外由於北方地區流行病大增，以致「鼠疫橫行」，直接影響到京師及其附近地區明軍戰鬥力大幅減員的問題等等，都值得結合氣象學、地質學、流行病學等其他專業史深入開掘，以便得出更加全面而令人信服的結論來，而不是繼續以某種固定的史學觀念「定於一尊」。

這裡所謂「天佑」，又生髮出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值得注意。金庸寫作小說，當然無須顧及此節，面面俱到。但如欲以此演義「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一類的觀念，恐怕就會成為問題。

韋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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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小寶身兼康熙親信及天地會堂主，具有對於俠「忠義」精神的反諷。再比如，中國人一向重視父系的血緣宗親，但韋小寶偏偏出生於揚州妓院，彷彿回歸「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母系社會。

這與前此主角如陳家洛與乾隆的同胞血緣、蕭峰著意尋父、張無忌等出身高門卻經歷流浪兒生涯的傳統套路全然不同。在剛剛看倦「革命樣板戲」「高大全」主人公的大陸讀者來說，這種強烈的反差更容易受到讀者追捧。

韋小寶

金庸何以作出反差如此巨大的改變，究竟是擴大市場讀者，還是另有考慮？外人實難測度。在1998年台灣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曾說：

江湖社會所以分化產生了「黑白兩道」，區分在於其「道」之宗旨是否正大，手段是否光明，而核心在於領袖人物的人格指向。隱性社會置身法律之外，其奇人選士之為人行事，常有出人意表者。金庸小說描繪的主角，從強調「正邪分明」（如《碧血劍》之袁承志、《天龍八部》之蕭峰、《射鵰英雄傳》之主角郭靖），到「亦正亦邪」（如《神鵰俠侶》之楊過），再到「無正無邪」（如《笑傲江湖》之令狐沖）和「無所謂正邪」（如《鹿鼎記》之韋小寶），正表明作者具有極深的感喟，而江湖所謂「黑白兩道」之界限也逐漸趨於模糊。這種表述的變化，與其說是宣示江湖風波之詭異，不如說是表現了時代、社會價值觀念從一元到多元的流變。

為了拉近康熙，金庸給韋小寶設置的「假太監」身份，倒是使這類角色登堂入室，在文學上佔據了一席之地。前些年台灣《中國時報》曾約我為大陸網路作家南琛的小說《太監》寫一篇評論，以《奴性的騷味兒》為題說：

中國傳統社會習俗中，太監、小腳和清代辮子是三件最為近世詬病的東西，而太監又是三者中歷史最為「悠久」的。最近大陸的影視劇中，表現太監「凈身」和弄權的也有好幾部，如田壯壯執導，姜文主演的《大太監李蓮英》，雷恪生在《日落紫禁城》和《大宅門》中的腳色等等。北京還開設有「太監博物館」，保存了好幾處李蓮英「故宅」，都證明著這類題材重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太監其實並非中國的專利，奧斯曼帝國也有。俄國埃爾米塔什博物館裡收藏著一幅法國畫家裡昂·傑洛姆的名畫《後宮浴室》，活色生香的眾多裸女中就站立著幾個健壯的，負有監督責任的閹奴。我不清楚這些閹奴是否也擔任過「秉筆」草詔或外出「監軍」這類軍機要職，但中國太監卻往往因為皇帝家奴的身份備受信任。不用說漢末常侍，晚唐權宦，連明清兩代開國君主雖然立有祖宗嚴訓，但是王振、劉瑾、魏忠賢、李蓮英和小德張等權閹，仍然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了一頁又一頁，他們依附皇權的特點也總是給人以陰柔的感覺。這究竟與「去勢」有幾分聯繫，天曉得。

說實話，在金庸小說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並非《鹿鼎記》，而是《笑傲江湖》。原因之一就是「假太監」韋小寶的「無厘頭」，居然以性關係征服九位敵對女子的故事更是匪夷所思，不知令多少讀者心搖旌迷，艷羨不已。而「太監」和「無厘頭」，在20世紀90年代華文影視中風靡一時，大行其道，不知道與《鹿鼎記》、韋小寶有無聯繫？

韋小寶的「無所謂正邪」，當時固然有「消解」冷戰時代意識形態至上的功能。但是過分強調娛樂化，近年又顯現出另一方面的負面影響，即娛樂界毫不講求操守德行的鄙俗，這在大陸尤其明顯。以其逸出本題，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