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周建國: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寫在《李德裕文集校箋》出版前
一
李德裕,字文饒,祖籍趙州(今河北趙縣)。他於唐朝時曾兩度入相,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的主張和行動,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他既是一個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又是河北省的歷史名人。因此這部《李德裕文集校箋》得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為此書的整理、研究者,我們覺得,這也是對於河北歷史文化所作的一點貢獻。
李德裕確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歷史人物。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實幹家,他在好幾個地方擔任過節度使的官職,像在浙西、滑州、西川、淮南,都有治績,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為當地做些好事。他在唐朝中晚期兩次任宰相,都有改革的措施。北宋時「慶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正是從這點著眼,對於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說他「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奸黨營陷,而義不朽矣」(《范文正公集》卷六《述夢詩序》)。稍後的李之儀《書牛李事》中云:「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南宋時的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更明確地說:「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度),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卷二)同時的著名學者洪邁,也說「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容齋五筆》卷一《人臣震主》)。明清兩代一些有識之士,也都有共同的看法。如明王世貞說:「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懸斷,曲中利害,雖晁(錯)、陸(贄)不及也。」(《弇州山人稿·讀<會昌一品集>》)清初王士禎也說李德裕「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頏頡,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香祖筆記》卷十二)。直至清中葉,以金石考述著稱的學問家毛鳳枝,也說他「料事明決,號令整齊,其才不在諸葛下」,因而認為唐朝中期「中興之功當以武宗為最」(《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
李德裕的文采也是獨標一時的。他與同時期的有名詩人如白居易、劉禹錫、元稹、李紳均有文字交往,劉禹錫、元稹很讚譽他的詩作。宣宗時人裴庭裕說他「文學過人」(《東觀奏記》卷上)。宋朝一代文豪歐陽修稱李德裕「文辭甚可愛也」(《集古錄跋尾》卷九)。高標神韻、少所許可的王漁洋(士禎),稱道其駢文「雄奇駿偉」,又說他的詩「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池北偶談》卷十七),在另一書中他又認為李德裕的文章可以與陸贄、杜牧、皮日休、陸龜蒙等人並提(《香祖筆記》卷六)。近代學者羅振玉則推崇李德裕的書法,以為唐人隸書「尚存古法者,有唐惟李衛公一人耳」(《石交錄》卷四)。至於他的博學廣識,唐宋人的著述,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酉陽雜俎》、韋絢《戎幕閑談》、王讜《唐語林》、孫光憲《北夢瑣言》、陶谷《清異錄》等多有記之。
就是這樣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物,卻因為陷於當時的所謂朋黨之爭(即牛李黨爭),而受到不少誤解、曲解,以及無謂的攻擊。北宋的王安石曾指出有一種「陰挾翰墨」,「以厭其忿好之心」的人,利用執筆為史的機會,對前世「雄奇雋烈」之士曲盡謗訕之能事,以致「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王文公文集》卷八《答韶州張殿丞書》)。李德裕情況就是如此。在他生前,處於激烈的黨派鬥爭中,在他貶死以後,有些人又多「陰挾翰墨」,假造出許多情節,甚至偽撰李德裕的詩文,予以誣衊。本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對牛李黨爭已能逐步辨明事實,理清是非,作出較為公允的評價,但不可否認,在有些問題上,也仍為陳習所囿,未能完全作出客觀的分析和判斷。
我們兩人,在八十年代中,曾有一段時期集中於研究中晚唐文學。我們發現,中晚唐文學史上的幾位大家,除了韓愈、柳宗元因去世較早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紳、李商隱、杜牧,都牽涉到黨爭。過去的一些研究者,也往往把他們列為牛黨或李黨。另外又如李翱、皇甫湜、孫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這一鬥爭。中晚唐文學,與當時的政治情勢,其互相之間的關係和影響,較前期更為密切與複雜。為進一步了解當時的文學發展情況,我們都對李德裕及牛李黨爭作過研究,並有一些論著問世。傅璇琮有《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文學評論》1982年第3期),《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研究》(《文史知識》1983年第2期)。周建國有《關於唐代牛李黨爭的幾個問題》(《復旦學報》1983年第6期),《試論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文學評論叢刊》第二十二輯,1984),《鄭亞事迹考》(《文史》第31期,中華書局),《關於李德裕晚年史料的一些考訂辨誤》(《文獻》1994年第3期),《白居易與中晚唐黨爭》(《文獻》1994年第4期)。
我們在各自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理解到,牛李黨爭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學的複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考索,而要研究牛李黨爭,最直接的辦法則是研究李德裕。對李德裕的研究,一方面當然要論析其政治主張和實踐,考證有關史料記載的真偽,另一方面,也就是基本的一點,則應認真整理、校訂其文集,使其作品儘可能詳實、完整地提供給當世,讓我們現代人能從其作品中更確切地了解這一歷史人物的全貌。這也是我們近七、八年來共同合作,從事於李德裕文集整理與研究的起因。
二
李德裕的先世,一直是居住在唐朝的河北道趙州趙郡的。其曾祖李載,唐李肇《國史補》曾稱其為「燕代豪傑」。但在這之前,李氏家族都未曾入仕做官。李載子棲筠,也就是李德裕之祖,開始離開趙州移居河南。安史之亂時他曾率精卒七千赴唐肅宗駐地靈武,任殿中侍御史;後唐大將李光弼守河陽拒安史亂軍,李棲筠為其行軍司馬。安史亂平,官御史大夫,史稱其「敷奏明辯,不阿附」。但終為宰相元載所抑,憂憤而卒。《新唐書》卷一四六有傳。
李德裕生於唐德宗貞元三年(787),這年其父吉甫30歲,在朝中任太常博士,居京都長安。貞元八年,因受到朝中宰相陸贄、竇參之間爭鬥的牽連,竇參被貶,李吉甫坐竇參之黨,也被貶為明州(今浙江寧波)員外長史。這年李德裕6歲,隨父南下,從此開始了他幼年和青少年時期流轉外地的生活。貞元十一年因陸贄被貶忠州(今四川忠縣)別駕,李吉甫升遷為忠州刺史,卻與陸贄相得甚歡。李德裕此時當也隨父入川,一直到他17歲,父李吉甫調郴州(今湖南郴縣)刺史,都是在川東度過的。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憲宗立,李吉甫已在饒州(今江西鄱陽)刺史任,即由饒州入朝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同年十二月改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德裕也隨父進入長安。這年他為19歲。
憲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李吉甫拜相,對朝政有所改革,如抑制方鎮,選拔人才,精簡官吏,對外採取積極防禦政策。在這期間,李德裕先蔭補為校書郎,後以父居相位,避嫌在方鎮幕府供職。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卒,年57。元和十二年,李德裕居喪守制期滿,於本年應河東(今山西太原)節度使張弘靖之辟,為河東節度使掌書記。十四年五月,隨張弘靖入朝,除監察御史。十五年正月,憲宗為宦官殺害,穆宗立。次月,李德裕與李紳入為翰林學士;穆宗長慶元年(821)二月,元稹也為翰林學士,當時稱他們三人為「三俊」。這年李德裕35歲,從此步入政治上層。這時牛黨中心人物牛僧孺、李宗閔也已在朝中做官。本年,李宗閔之婿蘇巢應進士試,最初及第,後有人上言此次考試不公,於是複試,蘇巢等落第,李宗閔因事涉請託,外出為劍州刺史。李宗閔等以為是元稹、李德裕在其中起作用,大為忌恨。《資治通鑒》記載此事,並認為「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實際上即使牛李黨爭在本年正式開始,其是非曲直也是十分明顯的。
長慶二年二月,李德裕被任為御史中丞,出翰林學士院。這時朝政又有所紛爭。先是元稹已拜相,裴度也自太原入朝,同時入相的還有李逢吉。李逢吉與裴度不和,借端攻擊。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後改越州)。李逢吉擢引牛僧孺入朝,而於九月出德裕為浙西(今江蘇鎮江)觀察使。李德裕在浙西任時,注意改革舊俗,破除迷信,禁止厚葬,奏去管內淫祠1015所。在此時期,他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均有詩唱和,劉禹錫後將他與李德裕唱和之詩編集,名為《吳蜀集》。
文宗大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由浙西召入為兵部侍郎,裴度時復居相位,本想薦引之,但李宗閔因得宦官之助,先入相,九月,乃出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滑州(今河南滑縣)刺史。這時滑州正處於戰亂之後,「物力殫竭,資用凶荒」。德裕抵任後,「下車三日而新政興,涉旬而舊俗革,周月而風偃三郡,逾時而澤流四境」(賈餗《贊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大和四年十月,因西川受南詔侵擾,政荒人飢,朝廷就命李德裕入川,為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到任後,即遣人至南詔訪查被俘的民人,約得僧道工匠等四千人歸成都;鞏固關防,訓練士卒,修理兵器;招降吐蕃之維州守將,加強川西的邊防。
大和七年(833)二月,由於李德裕政績顯著,牛僧孺等執政不得人心,文宗就召德裕入相。他在入相之初,即對朝制進行改革,破除朋黨,「用中立無私者」,並對科舉考試作一定改進。但這時朝中又有變化,李訓、鄭注二人勾結宦官王守澄,想操縱朝政。他們先起用李宗閔,又設法使李德裕復出為浙西觀察使,李德裕於大和九年又被貶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而不久,李訓、鄭注又與李宗閔發生矛盾,揭發李宗閔結宦官求相位,貶其為潮州司戶。朝政之混亂可見一斑。開成元年(836),李德裕又由袁州改除滁州(今安徽滁縣),同年七月,又由滁州刺史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九月中抵洛陽,居住於故居平泉別墅。而同年十一月又改除浙西觀察使,第三次赴浙西任。第二年開成二年五月,改為淮南(今江蘇揚州)節度使。不久朝政猝變,開成五年(840)正月,文宗為宦官仇士良所殺,武宗即位。七月,李德裕被召入朝,九月拜相。這年他54歲。
武宗於第二年改元為會昌。李德裕在會昌五年間,一直為首任宰相,也是他在政治上最有作為的時期。如:積極抵禦回紇入侵,平定澤潞叛亂,改革朝政,抑制宦官,並提出宰相任職時間不應過長(最多不超過三考)等極有見地的政治見解,在封建社會中是極為難得的。
會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卒,宣宗立,朝政立刻起變化。四月上旬,李德裕罷相,出為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正如南宋洪邁所說:「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容齋五筆》卷一《人臣震主》)。五月,牛黨骨幹白敏中執政。八月,下詔牛憎孺、李宗閔等皆由貶所北遷。九月,李德裕由荊南節度使改東都留守,解平章事。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又由留守改為分司,完全是虛職。十二月,即由分司東都貶為潮州司馬,並明令「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大中二年九月,再貶為崖州(今海南)司戶。大中三年正月至貶所。德裕南貶時,其妻劉氏、子渾、鉅及一女同行,時劉氏已病。三年八月,劉氏卒於崖州,年62。這時其子劉燁也被貶於蒙州立山縣,聞訃後向當地官吏請求赴崖州奔喪,不準。十一、二月間,李德裕曾寫信給其友人姚某,敘生活艱苦之狀,說「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盪盡,家事一空」,又雲「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盡,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信念,在南貶途中和居住崖州時,寫了好些篇頗有卓見的雜文,後編為外集四卷。本年年底,農曆十二月十日,卒,年63。
以上是李德裕一生的主要事迹。他的一生浮沉,確與黨爭有關。過去不少人把牛李黨爭完全看成為封建官僚爭權奪利之爭,無所謂是非曲直,有些初讀歷史的人認為朋黨之爭頭緒雜亂;有些研究唐代文學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夾雜在那樣的黨爭中,也感到頭痛,覺得不知怎麼評價為好。為了有助於讀者研讀這部文集,我們想,在簡述李德裕生平之餘,對牛李黨爭的政治分歧,還宜予以簡要的論析。
我們認為,牛李黨爭並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兩種不同政治集團、不同政見的原則分歧。可以說,牛李兩黨,對當時一些重大政治問題,都是針鋒相對的。
唐代中後期政治事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藩鎮割據。李德裕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的。會昌年間他主朝政,就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對擁兵擅命、盤據澤潞的劉稹進行軍事討伐。戰爭進行了一年多,平定了澤潞五州,打擊了藩鎮勢力,鞏固了國家統一,振奮了全國的軍心民心。正如《舊唐書》本傳所說,在這次平叛戰爭中,「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而與此相對立,李宗閔等早與劉稹之父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交通往來,牛僧孺居洛陽時,聞劉稹敗訊,每「恨嘆之」(《新唐書·牛僧孺傳》)。態度明顯不同。
宦官專權是唐代中後期政治腐敗的又一表現。李德裕是主張抑制宦官權力的,他在抗擊回紇、平定澤潞的戰爭中,不許宦官干預軍政,加強將帥權力,使得指揮統一,軍權集中,保證戰爭的勝利。他在會昌時的一些措施,都可看出是在抑制和削奪宦官的干政。清初王夫之曾明確指出:「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為無力。」(《讀通鑒論》卷二十六》)而李宗閔等人,卻有巴結宦官的事例。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間任西川節度使時,整頓巴蜀兵力,成績斐然,並使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門戶維州歸附唐朝;而這時牛僧孺為相,卻執意放棄維州,結果是平白丟失重要的邊防重地,並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隸主貴族殘酷的報復性殺戳。在對回紇的戰爭中,李德裕也是與牛僧孺相對立的。李德裕主張積極鞏固國防,保護邊疆地區的正常生產,在此基礎上與一些有關的少數民族政權保持和好關係;而牛僧孺則一味退讓,軟弱保守。
佛教在唐朝中期以後大為發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廢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鑒》卷二二三唐代宗永泰元年)。李德裕明確指出,釋氏之教「殫竭財力,蠹耗生靈」(《會昌一品集》卷二十《祈祭西嶽文》)。他贊助武宗滅佛,是歷史上的有名事例。在此次滅佛中,確也有過火之處,損毀了一些寺廟、佛像建築。但整體上說是有進步意義的。後宣宗即位,牛黨白敏中等執政,馬上宣布興佛,更大規模地興造佛寺。這點,連杜牧、孫樵等在大中當時也是不贊成的。
過去有些記載認為李德裕不是科舉出身,因此認為他屬於士族地主的後裔,排斥進士,甚至認為牛黨重進士科,李黨重門第,牛黨代表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而李黨則代表兩晉、北朝以來的山東士族。這完全是對史實的誤解。
李德裕雖非進士出身,但並不反對科舉取士制度。會昌以前,每年錄取進士名額大致以25人為限,會昌時取消這一限額,這就必然使進士錄取人數增加,而這正是李德裕執政時期。難怪在他後來南貶時,當時就流行兩句詩:「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這所謂「八百孤寒」,正是當時較為清寒的應試舉子。李德裕對科舉考試曾進行若干改革:第一,他反對進士只考試詩賦,認為不能只講究浮華的詞藻;還應考經義策問,講究實際的行政才能。第二,他反對當時盛行的進士登第後大宴曲江池、門生拜座師的習尚,認為這隻能助長奢侈和結朋黨的不良風氣。第三,當時科試有這樣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即禮部閱卷初步定了名單,還要依次到宰相府上呈報,請求過目,這裡面就有上下其手的種種弊端。李德裕執政,奏請取消這一層手續,這實際上是對包括李德裕自身在內的宰相權力的一種限制,確是難能可貴的。對比而言,牛黨人士不但沒有提出像樣的主張,而且好幾次在考場中託人情,通關節,舞弊作案,牛黨骨幹楊虞卿更是其中的能手,「每歲銓曹吏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缺,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辱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為黨魁」(《舊唐書·楊虞卿傳》)。
南宋理學名家真德秀著有《讀書記》六十一卷,記歷代名臣賢相,至唐則止於李德裕(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懦家類二)。真德秀這樣處理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把李德裕的政見放在歷史的聯繫上來看,可以說,會昌政治是中唐以來一切革新行動的繼續。削奪藩鎮與宦官之權,革除朝政的種種弊端,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腐敗現象進行整頓,這是德宗末期以來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願望,包括永貞革新和憲宗初期的振興之舉。但正如清人毛鳳枝所說,「宣宗即位,自壞長城,贊皇功業不就,唐祚因以日微」(《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題名》)。唐中期以後,腐朽勢力越來越強大,革新力量無不以失敗而告終。會昌、大中之際是這兩大勢力最後的一次大搏鬥,結果以李德裕的貶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敗,唐王朝也就在腐敗中走向滅亡。
三
李德裕曾有兩次自編其詩文集。第一次是武宗會昌五年(845),李德裕尚在相位。《會昌一品集》卷十八有《進新舊文十卷狀》,未注年月。首雲「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則在四月下旬。又云:「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按本年清明,德裕曾撰《侍宴詩》錄進(《一品集》)卷十八,又卷二十《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系年見傅著《李德裕年譜》)。此當是武宗得《侍宴詩》後,又令德裕編錄所作進奏。據《進新舊文十卷狀》所云,其中主要為辭賦可以肯定。雖雲「新舊文」,但既謂「擊壤庸音」、「巴渝末曲」,當也有詩作。除會昌時所作外,尚有會昌前的作品。但這十卷並未傳下來,宋時所傳的別集十卷,則為後人所編,其間是否有一定關係,待考。
第二次是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其時,德裕已罷相,宣宗惡之,起用牛黨白敏中輩主政,故李氏文集的編撰與朝局之翻覆大有關係,今傳李德裕文集或名《李文饒文集》,或名《會昌一品集》,或名《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皆為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本。文集別集卷六有李氏大中元年九月致其親密同僚桂管觀察使鄭亞書信一封。這封《與桂州鄭中丞書》即德裕請鄭亞為其文集作序之書。書中自述編集目的、文集內容云: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五度黠戛斯書,兩度用兵詔制,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並奏議等,勒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制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李氏自編其會昌執政時的一代政治文獻,用心頗為深遠。鄭亞為李黨中堅,《全唐文》中僅存其文兩篇,然其早歲即有文名,數歲之中,連中進士、制科、書判拔萃。《舊唐書·鄭畋傳》謂亞「聰悟絕倫,文章秀髮。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及德裕晚年以文集相托,亦可謂是文章知己了。鄭亞收到德裕從洛陽寄來的文集十五卷及書信後,先命幕僚李商隱代擬序文。李商隱《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稱:「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雲。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禁,崇論道也。」此中所述德裕文集內容卷數與德裕書信中所述相一致。今通行本《李文饒文集》則均以鄭亞自作的序文置之卷首。鄭序據李序改寫,將原稿駢文改為散文,序旨突出歌頌會昌之政,可謂深得德裕來書中「伏恐制序之時,要知此意」的弦外之音。李德裕、鄭亞都曾有志於修史,都編修過相當數量的史書。他們編會昌一代文獻,既是對大中君相務反會昌之政的反抗,也有存一代史實之意。集的留傳使後人得以從中了解李德裕及其同僚在會昌年間的功業,就這一點論,他們是頗有史識的。清代徐樹谷箋注李商隱文集,以為鄭亞序文「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從鄭序看,鄭序不只序其集,而且對李集又加編排。其云:「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847),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其中旨意,明乎牛李黨爭及晚唐史實者當不難辨識。鄭序《會昌一品制集》的內容與李德裕來書及李商隱序所述相一致,但李書及李商隱序稱文集為十五卷,而鄭序已改為二十卷。其間異同已無可細考。唯嗣後史籍及公私書目所載李德裕會昌文集均作二十卷,今所傳影宋本以下亦皆作二十卷。尤可注意者,《舊唐書·李德裕傳》已稱「有文集二十卷」,可見在唐五代即以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了。《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又《姑臧集》五卷,《窮愁志》三卷,《雜賦》二卷。」正可謂李氏會昌文集二十卷及源流有自,鄭亞之編,實為嚆矢。
至今通行的李德裕文集均作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即《窮愁志》)四卷,共為三十四卷。這三十四卷本在宋代就已流行,鄭亞所編《會昌一品制集》亦即正集二十卷。
李德裕文集別集的著錄較遲。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著錄李氏別集。《直齋》記載為十卷,《晁志》記載為八卷,但另載平泉詩一卷,古賦一卷,合起來恰是十卷。現存十卷別集所收詩文,最早是元和五年德裕隨父在淮南時所作《圯上圖贊》,最晚是大中三年冬卒前不久所作《與姚諫議邰書》,憲、穆、敬、文、武、宣等各朝都有,大致是:卷一、卷二為賦,卷三、卷四為詩,卷五為奏狀,卷六為書信與神道碑,卷七為記及祭文,卷八為箴銘贊等雜體文,卷九、卷十為有關平泉的記、賦及詩。這十卷所收,即有偽作,也有漏略,限於篇幅,此處不能細加考辨。別集為何人所編,則無記載,編定的時間當在北宋。范仲淹《述夢詩序》云:「景佑戊寅歲(1038),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游甘露寺謁唐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於其側,又得集賢學士錢綺翁書雲,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於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成共一編,目雲《一品拾遺》。」(《范文正公文集》卷六)此《一品拾遺》未著卷數,亦未見藏書家著錄。今讀《直齋》卷十六別集類,謂《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與現存各本之分集、卷數悉同;又謂「別集詩賦雜著」,則與范仲淹所記載錢綺翁曾寓目之《一品拾遺》為「集外詩賦雜著」相一致。或者綺翁從父漢東公所編《一品拾遺》對後來《直齋》、《晁志》所記李氏別集有一定關係,而《一品拾遺》對北宋人編李氏別集亦似有一定影響。
李氏外集的著錄比別集為早,《舊唐書·李德裕傳》:「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由此推定,德裕貶潮州以後所撰雜序史論被稱為《窮愁志》,實於晚唐時已然。《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四載李德裕《窮愁志》三卷。而《晁志》亦謂《窮愁志》三卷。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則稱外集四卷,比《新書志》、《晁志》所述多出一卷。此後影宋本以下多作外集四卷,其中應有偽作混入。如外集卷四之《冥數有報論》,為《舊唐書·李德裕傳》所收。此後,《文苑英華》卷七四〇,以及影宋本《李文饒文集》外集均收錄此文。但此文與外集卷四中的《周秦行紀論》皆為偽作。《周秦行紀論》一篇,岑仲勉《隋唐史》和傅璇琮《李德裕年譜》都已作過辨證,此不贅述。至於《冥數有報論》一篇,竟以德裕口吻自述:「余乙丑歲,自荊楚保厘東周,路出方城」,其時有隱者某氏預卜德裕「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乙丑」為會昌五年(八四五),李德裕此時權勢極盛,而該隱者竟然能夠精確預知其二年後將被貶逐到萬里南荒之地,此顯然是作偽者根據後來的事實加以編派所致。且李德裕出鎮江陵荊楚之地,在會昌六年四月,非會昌五年,事詳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五三所錄崔嘏撰寫之《李德裕荊南節度平章事制》。
應當指出的是,過去有些學者對外集的可靠性頗抱懷疑的態度,有的甚至認為外集從整體上恐非李德裕所作。如上所說,外集中確有偽作。另外有些篇有指斥時政的激烈言辭,似以李氏當時的逐臣身份不相適應。但這應有所分析,有些篇在論述中只能出於德裕之手,別人是造不出來的。這裡舉一個例子。外集卷二《忠諫論》,中云:「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自註: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其官)。」經考查,此處的諫大夫,系指西漢時劉輔,《漢書》卷七十七有傳。他曾為諫大夫,時漢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劉輔上書力諫。白馬令系指東漢時李雲,《後漢書》卷五十七有傳。李雲任白馬令時,桓帝立掖庭女亳氏為皇后,李雲上書,中云:「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李雲因此而死於獄中。李德裕此處用《漢書》、《後漢書》的典故,其自注云「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其官」,那是因為其祖李棲筠之筠與李雲之雲同音,其父李吉甫之甫與劉輔之輔同音,唐人避家諱極嚴,故謂只書其官,不便稱名。這如果非身處其境,是寫不出來的。這應該是李德裕所作的確證,別的篇也有敘其親身經歷的。即使言辭激烈的篇章,也可視為李德裕此時已置生死於度外,無所顧慮,直抒胸臆,尤可寶貴。總之,對外集應本多聞闕疑的原則,不必遽下論斷,以審慎為是。
四
現存李德裕文集尚有一些珍貴版本存世,集合諸本之長,重新整理出版一本完備的李德裕文集,已是推動當今李德裕研究,乃至中晚唐文史研究深入發展的一項迫切任務。清代藏書家陸心源在《儀顧堂題跋》卷一〇中論及明刊《李文饒文集》頗有訛奪,嘗借月湖丁氏影宋鈔本校明嘉靖本,其中校補甚多。陸心源另外又收藏過一種晚明葉石君手跋本。《皕宋樓藏書志》卷七〇:「葉氏手跋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蘇州文衡山宋本校,洞庭葉氏君記。』」我們有機會讀到葉跋本的膠捲,知在陸氏所記之語前,葉跋尚有「崇禎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裝」19字。蓋因「戊子年」已是清順治五年,而上書「崇禎庚辰」,下只書「戊子」干支,陸氏諱之,而略去上19字。此兩種藏本前有鄭亞序,後有紹興己卯(1159)袁州刊版序,陸氏均斷為嘉靖刊本。《儀顧堂題跋》述其推斷理由是:「余先有明萬曆刊本,後從上海郁氏得嘉靖刊本。嘉靖本前有鄭亞序,後有紹興己卯袁州刊板序,萬曆本則缺,此外無大異同。」陸氏所藏此兩種校本原藏皕宋樓,後為日本岩崎氏靜嘉文庫所得。我們曾將兩種校本略加比較,相同之處較多。唯葉石君手跋本校補簡略,其價值遠遜於陸氏用月湖丁氏影宋鈔本所校者。遍視現存李氏文集,當以陸氏用影宋鈔本所校之本為最早且完善的本子。陸氏曰:「甚矣,影宋本之可貴也。」傅增湘校本《李文饒文集》卷末的題記,曰:「嗟乎!天水遺刊渺不復覯,皕宋連篋,復歸海東。倘天假之緣,月河傳本復出,庶幾一掃榛蕪哉!」今得此本,用為李集整理之底本,既可使我國珍貴文獻在海外的遺存重新引入,亦可慰前賢之所願,意義甚大。
現傳本李集以《四部叢刊》集部《李文饒文集》最為通行。此本乃上海涵芬樓借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明刊本而成,前有鄭亞序,後有南宋紹興己卯袁州刊本後序。書名下方大題作「會昌一品制集」,共二十卷。又《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卷數、版式與皕宋樓所藏兩種嘉靖本相一致。
此外,《四庫全書》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李衛公別集》十卷,《李衛公外集》四卷,其卷數、編排與明刊本相一致,大體是沿明本之舊。四庫館臣編此集時,可以參校的材料尚多,內府所藏舊鈔《唐文》、《全唐詩》均可參校,故其中不少校改與陸氏借影宋本所校多有相合處。然四庫館臣校不甚嚴,至有因違疑而竄改原文者。如文集卷十三之《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原文「降主虜庭」,改為「降主北庭」,卷十四之《公卿集議謹具如後狀》原文「諸虜」改為「諸藩」,「雜虜」改為「雜藩」,均是顯例。明本原作脫文及墨釘處,《四庫》本的校補既有與陸校相合者,亦有臆補處。因《四庫》本亦為通行之本,援之參校,辨其是非,亦頗有必要。
現在通行的另有畿輔叢書本李集,國學基本叢書本李集,均據光緒丁亥深澤王用臣本。王用臣本實際上已對李集作了一番校勘,遺憾的是編者未寫出詳細校勘記,致使今之學者採用此本時不能明其校改之所據。實際上,此本與明刊本有異,其每於字句下摭錄異文,以「一作某」標識之。考其引據所由,不外乎兩《唐書》、《全唐詩》、明刊本、《四庫》本、《全唐文》等等。其未寫出詳細校勘記固是一大缺失,其中也有一些錯校臆改處。岑仲勉《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編證略例》自言以《畿輔叢書》為底本,但同時指出:「畿本之短,在過用主觀,往往改易舊本,失原來面目,如以贊皇自注合後人校注,混稱曰原注,其一例也。」(《岑仲勉史學論文集》第350頁,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岑氏之論甚精闢,有見地。今之文史學者多有援引畿本者,故務須謹慎。
此外,李德裕文集中如今存世的唯一原刻宋本,現由北京文物出版社作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出版,實為當今唐代文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此本曾為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所得,後歸翁同龢珍藏,現由退隱於美國紐漢普什爾州萊姆的翁萬戈先生慨允影印出版,雖為殘本,彌足珍貴。此《會昌一品制集》存卷一到卷十,為正集之半。版式半葉13行,行22字,白口,左右雙邊,蝴蝶裝。
這是一個校刊價值很高的殘宋本,與皕宋樓所藏用宋本校補之明刻半葉10行,行20字者顯然分屬不同版本。此書前有北京圖書館版本專家冀淑英先生撰寫的《影印<會昌一品制集>說明》。冀先生說:「今此宋刻重現於世,取校明刻,與陸校多合,此外可正者尚多。」不過,冀文所舉殘宋本與陸校不同諸條,其中有些仍是相同的。因冀先生未能讀到皕宋樓本,而僅據《儀顧堂題跋》所記加以對比。須指出的是陸校原本不誤,而陸氏在《儀顧堂題跋》中敘錄有誤,如卷二《異域歸忠傳序》,明本訛作「其比四夷悉謂誠臣」,陸氏題跋作「具此四美是謂誠有」,而實際上陸校與殘宋本同作「具此四美是謂誠臣」。又,卷七《賜王宰詔意》「用兵之難」一篇,明本脫。陸氏題跋雲此文392字,殘宋本此篇316字。而實際上陸氏鈔補恰為316字。諸如此類,正可說明皕宋樓本與殘本相合之多,二者俱極可貴。
二者也確有不同處。如卷七之編次,殘宋本第四篇《賜王宰詔意》「卿頃蒞澤州」,皕宋樓本及別本均置此篇於卷末。又,殘宋本第十、十一篇同題《賜王宰詔意》,前篇(「用兵之難」),後篇(「將師大略」),時序切當。據考,前篇作於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後數日之內,即二月底,後篇作於三月上旬。而明本以下皆缺前篇,陸氏校補則兩篇前後顛倒,不如殘宋本之妥當。又,殘宋本第十六、十七篇為《李回宣慰三道敕》、《置孟州敕旨》。據考,前篇作於會昌三年七月,後篇作於同年九月戊申(二十二日)。而陸氏所引影宋本、明本等均前後倒置,愈見得殘宋本之可貴。又,殘本卷十《論朝廷事體狀》有云:「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影宋本以下各本此段文字均脫「益令者死,不得令者死,留令者死」13字,今得殘宋本始得讀其全篇。此本內有黃丕烈嘉慶四年題識云:「此殘宋刻《會昌一品制集》十卷,卷中有舊鈔配入,為甫里嚴豹人家物,而余購之重付裝池者也。先是余得鈔本《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為沈與文所藏,已明中葉本矣,又得舊鈔《李文饒集》,則不止《會昌一品制集》與明刻本合,而亦無甚佳處。惟此宋刻較二本為勝,殘本實至寶也」。今將此本通讀一過,深知黃氏之言確非虛言。
五
經過歷代學人長期研究整理,當代研究者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應以正誤補缺為己任,理應為讀者提供一本更完備的李氏文集。從現有的資料看,即使是較完備的皕宋樓本仍有許多不足,不僅殘宋本可援以校補,經過清人認真整理的《全唐詩》李詩,《全唐文》李文也可援以校補,並且歷代總集、史籍、詩文評等著作中可補宋本缺漏者甚多。此外,李德裕文集正集中有關會昌伐叛的篇什,岑仲勉先生《會昌伐叛編證集上》收文87篇,均作了校注考證。岑先生對文章所涉及的史實背景、人名、地名等專門知識十分精通,故李集各種版本中互有異同而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常可依據《會昌伐叛編證集》的校注考證得以決疑。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都是如今整理工作中可資借鑒的重要材料。
我們現在新編的這部《李德裕文集》,由四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按宋本舊次對三十四卷本《李文饒文集》詳加箋校。箋的部分以每篇寫作年月及歷史背景為主,考證有關的人物、事件、地理。這裡我們特別著重於作品寫作年月的考證,因為這對於研究李德裕的生平、思想以及唐代史事都極有關係。我們較廣泛地查閱有關文獻資料,同時注意吸收今人成果。如文集卷四《授元晦諫議大夫制》,我們查出《冊府元龜》卷四五七《台省部·選任》收錄此文,並載元晦於會昌三年二月除右諫議大夫,據此即可確定其寫作年月。又如同卷《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柬之兼益王府長史制》,也據《冊府》卷七〇八《宮臣部·選任》所載,確定為會昌三年二月。別集卷五《奏銀粧具狀》,《冊府》卷五四六《諫諍部》收載,注為長慶四年七月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時所作。但《冊府元龜》也不一定完全確切,這就需要比較研究。如文集卷十二《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冊府》卷五〇八《邦計部·俸祿》所載為會昌元年,《唐會要》卷九十二同。但《舊唐書·武宗紀》載於會昌二年二月丙寅(初一日),年月日皆全,故當以《舊記》為是。文集卷六《賜黠戛斯書》,《冊府》卷九九四《外臣部》收載此文,注為會昌三年九月,今據岑仲勉《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所考,定為會昌五年春。文集卷十二《請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狀》,參考繆絨先生《杜牧年譜》,繫於會昌五年九月。類似情況甚多,這裡只能略舉數例,以表明我們對系年所採取的審慎的態度。
至於文字部分,我們則不作一般的字句之注,以免枝蔓。同時校勘時,注意保存宋本舊貌,並盡量摭錄異文,以資比較。我們希望儘可能改正錯字,使本書能集合眾本之長,成為定本。如文集卷三《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此處「冀氏」各本均作「冀代」,今查《新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三月石雄兼冀氏行營攻討使,李丕副之;又《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河東道晉州有冀氏縣。由此可證原來各本所作「冀代」當為刊刻之誤。又如文集卷十一《論冬至歲朝貢》,文中提到積善太后。據《舊唐書·后妃列傳》,此處應是積慶太后,為穆宗貞獻皇后蕭氏,而積善太后則為唐末昭宗皇后何氏,唐哀帝將禪天下,後亦遇害,時代不合,故可斷定「積善」為「積慶」之誤。又如文集卷十四《奏回鶻事宜狀》中有「華封回輿」句,《唐文拾遺》及四部叢刊本均同,而岑仲勉先生《編證》考出「華封輿」乃一人名,則可確定原文「回輿」為誤倒。這也是吸取今人研究成果之所得。
第二部分是輯佚。李德裕文集之外,陸心源《唐文拾遺》、《唐文續拾》已輯補佚文數首。而《唐大詔令集》、《唐會要》,以及近數十年出土的碑誌中尚有李德裕佚文若干篇,整理中都可輯補。至於李詩,《全唐詩》曾有所輯佚。《四部叢刊》本李集後附錄《李衛公集補》據《全唐詩》錄補詩數首,句若干。然真偽混雜,須加釐正。
第三部分是附錄,由三個方面組成。其一是《李德裕年表》。此表將李德裕家世生平事迹擇要排列,並列小標題以醒其目。會昌之政為德裕生平大端,故會昌年間分列《關於朝政、科舉與宗教》、《關於摧抑藩鎮》、《對回鶻、吐蕃等擾邊之對策》三個標題,以求突出德裕會昌秉政之功績。其二是《有關本書的李德裕集題跋》,收錄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〇中《明刊李文饒文集跋》一則。唯目前通行的《儀顧堂題跋》此則跋文訛誤甚多,今據陸氏手校皕宋樓本李集一一作了訂正,以免以訛傳訛。此外,又錄傅增湘關於《四部叢刊》本《李文饒文集》題跋三則;黃丕烈《會昌一品制集》殘宋本跋二則,均為唐集研究者罕知材料,今一併輯錄,以餉同好。其三是《史書所載李德裕奏對及紀事》。德裕於文宗、武宗朝兩度執政,《資治通鑒》、兩《唐書》記錄了他的大量朝堂奏對,政治主張。其中有些奏對原系李氏《文武兩朝獻替記》、《會昌伐叛記》等的佚文或殘文,是研究李氏和晚唐歷史的珍貴資料。
第四部分是《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目錄所列詩文不僅包括文集所收全部詩文,並將輯佚、辨偽之材料一併收入。闕者補之,偽者辨之,乃至詩文已佚,題目尚存者則作存目採錄。這樣一個更為完備的李集編年目錄,於知人論世必大有裨益。
這樣一部《李德裕文集》,不僅將古代文獻在海外的遺存重新引入國內出版,而且由於廣泛參校善本,正誤補缺,可為中晚唐文史研究及李德裕研究的深入,提供信實可靠的史料。
六
或許在今人看來,李德裕只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卻算不上什麼重要的文學家,但在歷代文人學者的心目中,其不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是文學名家。李氏文集正集中的政治性應用文,別集中的詩賦雜著,外集中的評事論世之作,都曾受到歷代文學家的高度評價。
李德裕會昌執政時所撰詔敕、冊命、奏議等甚多。其數量之大,「為唐人文集所僅見。見其邊之策,經世之文,俱略備於此矣」(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體例》)。史載,每有詔敕,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則謂「學士不能近人意,須卿自為之」(《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文章達意近意,又能直攖人心,是政治性應用文有沒有感染力的重要條件,也是很難達到的高標。德裕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卓越的才藝,對接受文章的各類人物了如指掌,所言每能切中利害,動人心魄。《通鑒》會昌三年四月載朝廷擬討伐澤潞事,雲「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此中草詔語現見於文集卷六之《賜何重順詔》,何重順不久由朝廷詔賜改名弘敬。詔敕對河北藩鎮曉以利害,提出嚴正忠告,顯示了討伐叛鎮的決心,充分表現了會昌君相的個性與才略。史稱:「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會昌時期,河北藩鎮能悚息聽命,實為晚唐政治史的一大奇蹟。詔敕是朝廷政策的體現,文如其人,《一品集》中外攘夷狄、內伐叛亂的詔敕非常之多,它們正是德裕堅強個性與雄才大略的反映。李氏政治性應用文中還有一些表現出深厚抒情風格的文章,如其代武宗所作的《賜太和公主敕書》,寫景抒情,委曲婉轉,實可比美丘遲《與陳伯之書》。文云:「姑遠嫁絕域二十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幕,何以御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僅就此中懸擬虛構的場景描寫,其又豈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之下!前曾引王世貞云:「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既揣摩懸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及也。」歷代文評家常將漢唐政論文名家晁錯、陸贄來同德裕相比,王世貞以為李文之委曲動人更在晁、陸之上,堪稱知言。鄭序追溯唐代訓誥之業,列舉顏師古、岑文本、李嶠、崔融、張說、蘇頲、常袞、楊炎諸人文章之美,於德裕文章功業更是推崇備至。清孫梅《四六叢話》卷六「制敕詔冊」承襲鄭序之說,回溯自顏、岑以來鳳池翰苑文章之美,「尤推陸贄、李德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學批評標準。以今人的眼光看,德裕前期數歷方鎮及兩次罷相後所作詩賦雜文在集中最具有文學性、歷代對李氏詩賦雜文的贊評甚多,《李德裕年譜》大中三年條下別列《有關李德裕文學的評論》專條,其中已引皮日休《松陵集》、孫光憲《北夢瑣言》、周密《齊東野語》、王士禎《香祖筆記》、羅振玉《石交錄》等評贊李氏詩文的資料,此不贅述。清末梁啟超曾主編《中國六大政治家》,將李德裕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相提並論。其中李岳瑞著《李衛公》一書曾專章論李德裕文學,謂:「其詩古體出入陶、謝,律體頡頏文房、子厚,清新渾雅,固晚唐一大家也。」又謂「若其文學,亦卓越然唐一大家也。生平論文,以明白詳實,曲情事理為之,而不屑於聲調藻繪之末。……其論文大旨,具見於所為《文章論》中」。參稽皮日休、周密、王士禎、羅振玉諸家之論,此論實非無根之談。因此,今人在對政治家李德裕進行研究時,無疑也應對其文學成就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此方能得其全人。
(本文系作者為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李德裕文集校箋》所作的「前言」。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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