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卉昕：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

武卉昕

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

列寧逝世後，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仍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圍繞著列寧主義的本質、新經濟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社會主義工業化等問題的爭論，以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展開的系列爭論的核心，都是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問題。

一、圍繞道路問題的理論爭論

列寧逝世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俄國仍處於向「布爾什維克方案」過渡的時期，當時俄國的社會政治思想仍呈現變動的混沌狀態，某種堅定的指揮棒式的指導思想尚未清晰呈現，而國家建設又急需這樣的思想，因為這一指揮思想的終極指向，是國家的發展道路。「不斷革命理論」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分歧不僅存在於理論界，在現實中也已經出現。

托洛茨基總體上堅持「不斷革命理論」。「不斷革命理論」是托洛茨基革命理論的總觀點，其基本要點有三：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具有不間斷性；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具有不間斷性；一國革命到國際革命的進程具有不間斷性。在上述總觀點和基本觀點的支配下，具體應用到蘇聯的社會實踐領域即表現為在蘇聯社會主義道路模式的選擇問題上觀點鮮明地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在一個無產階級由於進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權的國家，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命運，歸根結底就不僅僅和不單是取決於本國的生產力，而更取決於國際社會主義的發展」。托洛茨基認為，脫離了國際主義的民族救世主義完全行不通，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擺脫對外部的依賴，建成獨立的社會主義社會。

斯大林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堅持在理論上邏輯地傳承了列寧有關革命「一國勝利論」，列寧看到了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失去在多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利用矛盾特殊性原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創新，在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俄國率先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成功；斯大林遵循了列寧對矛盾特殊性方法的運用，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情況和蘇聯民族國家本身的實際需要出發，論述了戰後蘇聯對「一國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的可能。斯大林的基本觀點表現在：1. 國家會長期存在並一直存續到共產主義時代；2. 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民族（蘇聯）國家不可能消亡；3. 正確發揮無產階級在國家組織建設中的作用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保證。

在對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耶夫「不斷革命論」的批判中，斯大林建立起較為成熟的「一國革命論」， 在意識形態領域建構起「民族國家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模式，制止了季、托等人用「不斷革命論」為引導中斷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

同時，對「工業化道路」的選擇也是爭論的關鍵。對「工業化道路」選擇的分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爭論的最主要問題。「這個問題所以重要， 是因為我們在黨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實際分析的一切線索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立場鮮明，布哈林的方案是：農業生產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槓桿， 應全力發展個體農民經濟；斯大林堅持迅速發展國家的工業，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斯大林立場的出發點在於，蘇聯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國民經濟獨立於資本主義的包圍，這樣就要「徹底地扭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盈利的目的要服從於建設，首先是重工業建設的目的」，很顯然，這裡面滲透了明確的政治導向：蘇聯要建設區別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屬於蘇聯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突破資本主義的經濟重圍。

列寧逝世後，他的新經濟政策理論面臨實踐拷問。很多人有新的擔憂：容許私人資本存在的新經濟政策是否會影響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本質，是否會妨礙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存在著派別之分。左傾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強力主張「工業專政」、「超工業化」建設方案，即以保障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方式保障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以犧牲農業的途徑發展工業以獲得社會主義的大發展。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右傾反對派維護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思想，以實現社會經濟平穩發展。俄共（布）第14 次代表大會實際上認同了布哈林的方案，即仍堅持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最初方向——從工農聯盟的角度出發，與人民群眾一起前進。

無論是「不斷革命理論」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分歧，還是對「工業化道路」選擇的不同理解，抑或是對「新經濟政策」理論延續與否的不同認識，全部爭論的核心都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國家道路模式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蘇聯的傳承與創新的問題。對於問題本身的理論認識和應用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更決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趨向。因而，全部最初的理論爭論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意義重大。

斯大林在爭論中鬥爭，甚至採取打擊的手段， 最後強行統一對一些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的看法， 為20 世紀30 年代國家政策的制定，提供輿論準備， 奠定理論前提。

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的闡釋

20 世紀20 年代中期到末期爭論最大結果是用鬥爭的手段統一了思想，這種思想統一為30—40 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的再認識提供了可能。受理論認識能力的影響，斯大林本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理論深度和認識廣度上都有局限。在把握經典作家（包括列寧）的基本理論的同時，斯大林試圖將原點理論與蘇聯國情結合，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進行了屬於蘇聯的闡釋。研究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關於辯證法。

斯大林在承認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對立的基礎上，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這一問題的基本觀點， 對辯證法進行了理論闡述，歸納總結了辯證的四個基本特徵：1. 辯證法將自然界看成是相互聯繫的統一整體；2. 辯證法將自然界看成是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狀態；3. 辯證法將事物的發展看作是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轉變的、有規律的過程；4. 事物內在的矛盾是辯證法理論和實踐的出發點。在實踐中辯證法有相應的運用：第一，在聯繫中理解事物和現象；第二，以運動和發展的眼光去觀察理解事物和現象；第三，應將事物的發展看成是一個前進的、上升的過程；第四，事物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是通過矛盾鬥爭實現的。在總結辯證法的特徵和實踐運用的基礎上，斯大林將理論目光放置到社會歷史層面，提出了將辯證法推廣到社會歷史領域中及其具體實施和社會意義，強調了一切以實踐、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重要性。又結合蘇聯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提醒人們，為避免在政治上犯錯誤，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要做革命者，不要做改良主義者；要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 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第二，關於唯物主義。

斯大林總結了與唯心主義截然對立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基本觀點）：1. 世界按其本質來說是物質的；2. 物質是不依賴於意識的客觀存在；3. 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相應地，將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放大到社會歷史領域， 斯大林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 社會歷史性； 2. 社會存在具有第一性；3. 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同樣地，斯大林將唯物主義與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結合起來，指出在唯物主義基本觀點指導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應當遵循的原則：如，無產階級政黨應當以社會生活的發展規律為行動指南，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進行社會活動；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正確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新的社會思想理論發動群眾，進行社會物質生活的改造。

第三，關於歷史唯物主義。

斯大林將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精神生活發展矛盾的鑰匙，在否定地理環境和人口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意義的基礎上，斯大林總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特徵：1. 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2. 社會生產始終處於變化和發展當中，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社會生產史；3.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4.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是自發的客觀運動過程。相應地，從現實考量出發，斯大林指出了歷史唯物主義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應用方法和實現程度，如，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掌握生產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應當從生產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出發進行實踐；蘇聯的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生產力，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係的基礎等。

可以說，斯大林是將辯證法、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最基本理論觀點來看待的。事實上，他力圖建立起由這三者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系，在理論上承認這一體系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在內容上，斯大林用上述三個基本問題溝通了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階級性和世界觀之間的聯繫，或者說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建構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儲備和行動指南。在總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重要基本觀點之特徵的基礎上，將其拓展到社會歷史領域，並與蘇聯的社會實踐相結合，這種理論分析的本身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堅守；同時，斯大林的一些觀點在現在看來也具有理論獨創意義，如社會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承認並強調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力，以及他的理論認識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歷史觀中表現出的邏輯上的一致關係。總體上，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問題的認識並沒有偏離經典作家（包括列寧）的基本觀點，並且在很多部分給予了理論闡釋和內容上的充實。客觀地說，斯大林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

當然，基於自身認識的局限性，斯大林的一些結論仍存在較明顯的問題，例如，對經典作家基本觀點的認識在理論上流於膚淺，並呈現體系缺陷；在認識論領域輕視實踐的決定作用；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和區別分析不夠準確；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評價高於客觀事實，在相關的研究中，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運動規律把握失准。在方法論上，仍存在理論與實踐背離，忽視矛盾的統一性，過分強調矛盾的鬥爭性，混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輕視決定事物和社會發展方向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作用等。

三、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

從1939 年3 月的十八大到1952 年的十九大， 中間間隔了13 年，當然戰爭和戰後的恢復任務是重要原因，此外，黨的生活秩序本身也出現了問題， 「斯大林對党參與決策不感興趣，他主要通過政府系統治理國家」。到了1952 年，蘇聯的經濟已基本恢復到戰前水平，國家發展又一次處於拐點，蘇聯重新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事實上，戰後的新時代開啟了，十九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在十九大上，對蘇聯國內情況的分析是後來理論認識和實現行動的起點：1. 蘇聯的經濟恢復工作已經完成；2. 認為蘇聯的體制是最好的形式；3. 蘇聯要進行體制調整和改革以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4. 戰爭年代的經歷證明了國家工業化總路線的正確性；5.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律；6. 只要資本主義包圍的態勢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就仍需加強；7. 黨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任務以經濟為主等。十九大將斯大林的理論上升至不可撼動的崇高位置，客觀上加劇了蘇聯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條化理解，這些政策指導和理論解釋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有系統的闡述。這本書旨在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系統化、理論化、規範化的同時，也通俗化了，這本書是斯大林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蘇聯式闡述，其主要觀點包括：

第一，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們可以發展並運用這些規律， 但不能改造它。政治經濟學的大多數規律只在一定歷史時期發生作用，並不是長久存在的。蘇維埃政權雖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也無力改變經濟運行的規律。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存在商品生產。斯大林認為，不能將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截然對立起來，也不能將二者混淆。在存在著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的條件下，還必須保留商品生產。但斯大林否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是商品，認為全民所有制內部不存在所有權的轉移，所以不存在商品生產。

第三，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有限度地發揮作用。斯大林從價值規律的客觀性角度出發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價值規律，價值規律在蘇聯經濟中的作用體現在商品流通和交換過程中，排除了價值規律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因為「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活動是限定在一定範圍內的……在這個方面起作用的還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代替了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

第四，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 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仍存在矛盾。因為生產資料由國家分配，國家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企業只是生產資料的使用者。斯大林指出蘇聯生產關係落後於並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領導機構要制定正確的政策協調二者的矛盾，使其不至於激化。

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闡述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總結性認識，同時基本反映了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和實際狀態，也是蘇聯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理論前提。可以說，斯大林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基本上是當時的社會實踐需求。但在目的上呈現出明確的主觀傾向性和教條化特點，這種理論闡述存在著致命缺陷，否認生產資料的商品屬性，排除了價值規律在生產中的作用；雖然承認價值規律、商品生產還在一定範圍存在於蘇聯經濟中，或仍在蘇聯經濟運行中發揮作用，但由於對前者的否定，實際上價值規律有限度的運行是不能成立的。這種理論總結已經違背了經濟規律。

四、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進程

後斯大林時代，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趨勢漸明。原因在於：蘇共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主義運動的海嘯，蘇聯在一夜之間對斯大林及其主義的態度從頂禮膜拜轉向猛烈抨擊，認為斯大林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應當受到譴責；人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應當受到尊重。此外，尊重人性的要求日益凸顯。隨著蘇聯人認識水平的提高，有關人和人的本質的思考成為蘇聯學界關注的熱點，尤其是對共產主義新人的培養要求，促使人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創造性和主體性。

第一，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人道主義化開端。

在學術理論上，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開始於學術著作對人道主義的理論接納。1957 年末， 法國哲學家羅傑· 加羅蒂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一書問世並在蘇聯出版，「終結使人非人的異化是哲學和社會革命的共同目的」也是此書的目的；許多蘇聯學者認為，此書指出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和幸福等本質問題的觀點，呈現出對人性的尊重，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極大地推動了人道主義思潮。А.Ф.施什金在《共產主義道德原理》中將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提升至共產主義道德最重要原則的位置上來，指出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特徵：現實性、代表勞動人民、反對壓迫和剝削、體現人的尊嚴和對人的關懷。

在理論的實踐領域，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表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初步結合上。40—50 年代，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進一步激發人民的勞動熱情，鼓勵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個人利益的正當性被突出出來。

1955 年6 月蘇共中央全體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勞動所得的個人物質利益的保護問題，明確指出不重視勞動群眾個人利益和要求的做法是錯誤的。Г.М.加克在隨後發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及其結合》一文中開宗明義：「個人服從於社會條件下的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結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並在總結利益的內涵、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相互關係的基礎上，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和個人之間正確關係的途徑。文章為社會主義條件下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初步結合、為個人利益的正當性提供了進一步的政策支持和理論依據。

可以說，50 年代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結合，並決定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利益具有新內涵。而關注人的利益本身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開端的最明顯的實踐標誌。

第二，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人道主義化轉向。

後斯大林時期，反斯大林崇拜始終是蘇聯學界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的問題的絕對前提， 同時社會主義建設也持續需要對人的尊重，對個人積極性的激發；從60 年代中期開始，學者們從馬克思對人的異化進行批判的角度開始對「人」、「人的價值」進行研究，為人道主義原則找尋理論依據。這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它表明蘇聯馬克思主義領域對「人」的問題的部分研究已經悄然從政治層面進入學理層面。馬恩相關著作的陸續出版發行與各界學者的系統研究使得蘇聯學者對人的社會關係、人的異化、人的價值等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為論證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此外，蘇聯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對西方資產階級人本主義的批判中比較兩種人道主義原則的不同，指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客觀性、現實性、歷史性。

在相應的理論儲備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開始將目光從「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結合」的視角轉向單純的對個人問題的研究了。他們把「個人」、「個性」單獨提了出來給予特別的強調，「個人」 變成了獨立的話題。1962 年3 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體會議上強調：實現共產主義不僅需要物質技術基礎，而且需要成熟的人。從此之後，關於人的本質、人的價值、人的發展等問題越來越吸引蘇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注意，1965 年《哲學問題》第1 期的開篇文章就是《人是最高的價值》，這裡明確了「人」的基本特徵：有理性，擁有權利和義務，具有行為活動能力，擁有自由和獨立的個性，保持對他人的尊重。

在理論研究中人的價值被特殊強調，蘇共新黨章還把「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確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為「人是最重要的價值」的理論提供了政策支持。「人道主義（гуманизм）」 成為「顯學」。

第三，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人道主義化展開。

隨著國家政策的變遷，對人的重視不斷地增強， 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趨勢日漸明顯，到70 年代中期蘇聯學者對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理論認識落實在具體問題的研究當中變得不大理性了， 人道主義作為學術偏好愈演愈烈。人道主義化在70 年代變成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赫魯曉夫時代，剷除斯大林主義、告別斯大林及其主義無疑是五六十年代人道主義呼聲日漸高漲的直接原因，這一原因具有較強的主觀色彩和政治操縱意味。在人道主義化延綿發展的30 多年間，一些其他原因，也促使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人道主義化的發展，如對西方人本主義理論的接納；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對培養新人的要求；科學技術進步引發的人道呼喚；根植於俄羅斯民族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傳統等。在具體的理論研究中，「人性」概念被當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範疇被毫不隱諱地呈現了。學者們從世界觀、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心理學等各個角度來解讀「人性」。

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的人道主義化是現實政策下的理論研究趨向，它作為一條線索鋪設了後斯大林時代的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路徑。它的實質在於：逐漸偏離了先前理論研究純粹的階級立場，逐漸放棄了核心的人民主體價值觀念，逐漸摒棄了最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逐漸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從具體導向抽象，逐漸引領了某種非共產主義追求的理論方向。這些結論在80 年代後期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

五、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思維」

20 世紀80 年代初期至中期，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表面上無所建樹，實際在內部發生著劇烈的較力，是理論劇變前的準備和醞釀。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呈現如下特點：學術爭論多， 理論定論少，研究更反映社會政治生活變化。雖然嘈雜混亂，但不可或缺，因為它是劇變的中間過程。接下來，理論劇變開始了。

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劇變雖處處以「新」為題目和形式，譬如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問題和新解釋，還有「新思維」。事實上，此時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卻伴隨國家政治制度的蛻變和社會制度的改弦更張，正在急劇地向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軌道轉變。蘇聯馬克思主義陷入了反思，反思表現為「糾錯」和創新。但這種反思熱潮在後來愈演愈烈，並且發展成為極端的批判——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想，甚至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創新」是在全然摒棄從前認識基礎上的創新，新內容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似乎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脫離了關係。它們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劇變過程中，政治上的「新思維」起了關鍵作用。「新思維」是戈爾巴喬夫改革主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質上是對新時期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維，基本理念包括：改革是徹底的變革；「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在價值觀上倒向西方。可以看出，「新思維」是對蘇聯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顛覆，其結果會導致社會制度的改弦更張。一旦「新思維」的構想成為現實，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就崩潰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抽離了階級性和歷史性的「新思維」代替了在蘇聯傳承發展70 余年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蘇聯的實踐歷史終結。

歷史理論視野中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呈現的邏輯脈絡：緣起於列寧逝世後有關道路問題的爭論，爭論統一了思想，並為三四十年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的再認識劃定了範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探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蘇聯化的實踐範式。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化沿著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變遷的歷史線索展開，最終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思維」指導下，終結了歷史理論視野中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本身。

（責任編輯 靳會新）

來源：《俄羅斯學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