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雨：民族的與民主的

作者驟雨簡介同名作者文章：暫無其他文章民族的與民主的2005年5月底，連宋相繼訪問大陸不久，台灣知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政論散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文章同時也在大陸的《中國青年報》上略作刪減後以《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刊登1。《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別描述了兩個事件——一個是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上演，另一個是高行健作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訪問台灣。龍女士講這兩個真實的故事，是想告訴讀者，台灣對於這兩個事件反映出來的溫和態度，由此引發了對於價值多元化的珍視，進而又引發了對於「動員戡亂時期」價值一元的批評，然後再從這個批評掉頭引出另外一個主題2，也就是龍女士最關心的問題——個人在社會與歷史中的主體性。對此，龍女士是當仁不讓的把自己20年前的作品《野火集》推向了一個先知的地位——「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里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3。第三部分再次張顯了台灣今天價值多元化的狀態。政治意義的意識形態上是最容易表述這種多元化狀態的：「『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4在這樣一個充滿包容與和諧的社會中生活，自然很容易讓人接受和習慣，而台灣今天的政治不斷接近民主政治，所以台灣人習慣這樣的民主社會，這就是龍女士最重要的結論。第四部分，龍女士為了鞏固自己的結論，不惜筆墨的介紹了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怎樣具體到每一個生活小事件中：從合理的自由行動到符合各種身份的個人選擇，從普通百姓到社會精英，從法制社會架構到社會資本的「均富」，從選票監督到言論保障，凡此等等。第五部分談的是關於連宋訪問大陸的評論。龍女士繼續關於民主作為社會有機體重要組成部分的結論，認為連宋只談民族大義和國家富強是不夠的，一定要把民主在台灣的地位表現出來，自由民主和均富作為對「台灣特色」的描述是不可缺少的。龍女士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為何統一」再次取代「如何統一」的討論，這也使得各方知識分子不得不取代前台的政治家來參與討論之中。長期以來，兩岸在「為何統一」的爭論中，主要的內容是文化與民族性。要求統一和支持統一的知識分子認為海峽兩岸相同的文化所促成的民族共識，是統一最大的動力源泉，同時也是具有足夠正義的合法性來源。分裂和支持分裂一方否認或無視大傳統的統一性，只能迴避分裂的道義軟肋，力圖塑造一個「台灣民族」，於是把區域性的特徵特設為一種民族性的特徵，從這個角度，最能深刻理解「七塊論」產生的原因：理論提出的一方拉出多個「自由夥伴」得以隱化自身，藉助多方位區域性特徵來否定共生性，進而各自取得分裂的合法性。分裂主義的努力從短時間看已經有所見效，由於客觀存在的兩岸分離使得不同政府認同引申到了民族認同，進而破壞原有的國家認同，受到破壞的國家認同消解了原有的民族認同並且要求新的民族認同。從長期來看，力圖破壞國家認同的努力需要不斷的文化力作為支持才能見效；而與此同時，在當代文化全球化和價值觀念普遍化的浪潮中，很難再憑空創造一個傳統出來。所以，文化上的內部人為斷裂常常是缺乏動力，難以為繼的。文化的共生性也是一種「強力膠」，可以輕而化解由於地域差異和政治差異而產生的短時間遺忘。即使從分離主義者的手段上來看，也是乏善可陳的：2004年2月28日泛綠陣營發動聲勢浩蕩的全台遊行，但最響亮的口號是「共同築起台灣長城」，策劃遊行的人只有藉助中華文化的象徵口號，才能激發台灣民眾的熱情和參與。所以，不管從中華文化的內部還是外部來觀察，「一個文化的現階段既然必須依賴它前面的階段，於是，如果我們愈能清楚地認知某一群體過去的文化發展的線索或支配它的潛力是些什麼，那麼我們愈能策知這個群體的未來行為」5。分裂主義者不了解「經驗性的基質是文化生產的來源，它的結構和動力產生了我們所指的『文化上的特有的』東西」6。這種經驗性的基質，在中國就是深厚歷史感，歷史的現象和解釋是可以多元的，但是作為歷史感是一元的；歷史的記憶可以抹平，歷史感卻是華夏民族在與自然認識和鬥爭中、與其他民族的合作和競爭中凝結在民族和文化認同中不可消解的部分。所以，分裂主義者在塑建「台灣民族」的同時，不能不考慮其他有利的理論來源。我們沒有必要分析龍應台女士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取向，但是，她所提出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為何統一」的討論中成為了焦點，這次嘗試如果成功，那麼原有的「統一」命題不僅面臨解釋的危機，同時命題自身也面臨消解。把制度與統一聯繫起來的，龍女士不是第一位。葛劍雄先生十年前就曾提出：「在統一政權中產生的消極因素和社會弊病的根源並不是統一本身，更不是統一帶來的和平安寧和經濟繁榮，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說是用什麼制度來實現統一，如何統一，統一到什麼程度。同樣，分裂社會中存在的積極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帶來的，更不是戰爭和破壞所能造成的，而是衝擊、削弱了舊制度的結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權制度暫時或局部解體的副產品。」7在十年前，瀰漫著「制度決定一切」、「體制問題是所有問題的問題」的時代，葛先生提出這樣的觀點，自然無可厚非，即使從今天的角度看來，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統一隻能是先進位度向後進位度的統一。有些人利用葛先生的觀點，認為這是政治分裂的理由，不僅不能在理論上解決實現文化分裂的桎梏，同時，也是誤讀了葛先生的觀點：統一是先進位度相後進位度的統一；同時，先進的制度也是統一的義務承擔者。龍應台女士也不是第一次把「民主」作為「台灣生活的方式」提出來，2004年4月發表的《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中，當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龍女士反對把投票當作民主的唯一手段，而是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藉此撫平詭異的2004年大選給華人世界造成的震動和遺憾。再次提出的命題的時候，就轉變為用「先進」的民主概念去消解作為概念意義上「落後」的民族了；因為民主是我們這個時代政治演進過程中最大的衡尺，同時又接近道義優勢所在，而且，民主的聲音是時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民主也是解決政治制度危機的各個藥方中最不壞的良藥。但是，民主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應靈丹，時髦的呻吟不一定就是時代的呼籲，「為何統一」命題藉助「民主」的凸現，就並不能體現時代的聲音。首先，民主化浪潮已經成功的席捲了全世界，沒有哪個政府不承認民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更沒有哪個政府還敢正面宣揚專制暴政。在學界看來，雖然對民族的具體模式和演進方式有多種不同的聲音，但是「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未來的政治精英必須至少相信民主對他們的社會和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最不壞的政體」8。「本世紀，幾乎世界各國都普遍接受了這樣一個信念，即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有權通過投票方式來參與管理國家」9，新型國家都在面向民主探索自身的創造性轉化的時候，台灣對民主的追求，在這場正在普適化的意識形態形成中，難道就特別的可愛嗎？其次，八十年代兩岸在政治經濟各領域的競爭在一場意外的「政治風波」中結束了。值得慶幸的是，不管是「國際大氣候」還是「國內小氣候」，都沒有阻止雙方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十五年來大陸的經濟市場化正處在誰都不能否認的進步之中，客觀上來看，「將政治經濟這兩個主要的且棘手的議題分開依次處理，大大的簡化了處理轉型的精英們的工作，避免了在敏感和脆弱的民主化進程中負荷過度的危險，並且同樣地最終提高了民主鞏固的機會。」10經濟的發展促使了多元力量的出現，「穩定的多頭政體和近似的多頭政體，都更可能產生自相當緩慢的改良，而不是產生於用革命推翻現存的霸權政體」11。經濟的獨立必然促進社會的進步，「一個讓它不受干擾去實行民主自製最能符合它利益的階級，要比自然地試圖依賴國家而生存的階級，能比較容易地完成這個任務（指民主政治獲得成功）」12。台灣的民主池塘昨天還是一半，今天已接近全滿，那麼，如果「民主的前景取決於經濟發展的前景」13，誰又能保證今天大陸已經盛有半塘水的民主池塘明天不會溢滿呢？如果台灣的民主化是不可逆、不斷向前的，那麼大陸民主的光明就是可以確定的；忽視大陸的民主化，那麼台灣的民主來自理論、民眾以及世界範圍「榜樣」的推動力量，是否也被削弱了？再次，民主作為「解放政治」的表徵，很多人都只理解了其中的一個方面，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義為一種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種觀點。解放政治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因素，一個是力圖打破過去的枷鎖，因而也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改造態度，另一個是力圖克服某些個人或群體支配另一些個人或群體的非合法性統治。這些設想首要的一點就是鼓勵現代性的正向動力策動。」14台灣五十年來的民主化努力，很多時候是第一個方面的進步，所以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雙方的差距的確拉大了，2000年台灣實現了政黨輪替，執政黨與在野黨和平移交權力，台灣的民主之路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在這場民主的萬米賽跑中，率先跑完萬米的選手是應該慶祝自己的勝利，還是應該慶祝對手的落後？難道因為自己勝利了，就能回頭調侃：「老兄，別跑了，我已經贏了？」換句話說，如果認識不到「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15，那麼台灣民主的意義就大大的折扣了。最後，回到台灣民主自身，不管是沈富雄的「四種可能」，還是呂秀蓮「這場充滿了詭異的選舉已經結束了」，都是民主發展中並不太成熟的表現。在與大陸進行比較中，如果把台灣的民主想像得十全十美，把族群間的衝突、選陣間的敵視剝離在台灣民主之外，就實在是名不副實了。這絕不是在批評台灣的民主和民主化進程，不管在理論、實踐還是界乎於兩者之間的作為觀念的意義上，「要讓民主成功地傳播全球要使人類的和平共處文明的生活，隨著民主的傳播而傳播，那麼就必須為發現一種新型的真正普遍性的表述來傳達全人類的體驗而做出努力」16，那麼台灣民主最值得驕傲的集中於作為東方民主的偉大實踐，而不是在民主化浪潮中的左顧右盼。所以說，時代並沒有給兩岸關係在「為何統一」問題上提出新的命題。那麼，龍應台女士提出來「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為什麼不能成為新的命題以取代原有的命題呢？首先，民主與統一從來就不能消解「文化與民族的統一」命題的深刻性。東德西德分裂四十多年，雙方採用政治制度不同，政治體制相差巨大，難道西德因為東德在民主建設上落後就放棄過與東德的統一？柏林牆倒塌的時候，每個德國人，不管是原來的聯邦德國，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都高興看到國家的統一。東方的南北朝鮮對於統一的不懈追求，正是這個民族歷經苦難卻終不致落於精神小國的樊籬。民族性是近乎宗教倫理的情感，甚或本身就是自然法的正義性體現，因此，以理性為基礎的民主，是無法完全取代其社會基本職能和作用的。其次，民主不能保證統一。加拿大是議會民主制的國家，魁北克地區也是這個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因為沒有民族共識和民族認同，獨立力量長期得不到解決；在北愛爾蘭也是同樣的問題。因此可以肯定：民主與否與統一與否相關性實在太低。所以，龍應台女士提出的「習慣民主的生活」，根本不能作為質疑「為何統一」的理論工具。龍女士的局限在於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結構層面上對統一賦予了太多的期望，恰恰遺忘了還有更多其它意義上的統一，如文化、經濟、思想、道德標準、宗教、地理環境等等方面，「並不認為其他方面的統一與國家（政權）的統一毫無關係，或者認為政治上的統一可以孤立與其他方面的統一之外，但兩者畢竟是不同的方面，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17在當代，與民族-國家的統一有直接因果關係的只有文化民族性本身，那麼文化民族性又是如何保證統一的合法性的呢？首先，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向內的緊張是要求統一，這是「民族」產生而伴隨的原初要求。「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家庭的氣氛並不局限於實際的家庭。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的歷史和傳統、共同的語言和文字賦予日常的公民意識以感情的色彩，這對民族國家來說，就像家庭中親人的感情一樣」18。仍然以美國為例，因為制度性差異導致南北意見分歧，雙方都要求統一的美利堅，爆發內戰也就成為必然，但是差異並沒有導致分裂，相反，一個成熟、穩定和前進的國家在戰火過後形成了。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力不僅賦予了勝利一方（強加稱呼為正義的一方、正確的一方是不適宜的）新的時代使命，但並沒有忘記失敗一方（同樣，簡單兩分的稱呼為非正義邪惡的一方、錯誤的一方也是不適宜的）在文化民族中的貢獻——南方「叛軍」的總司令格蘭特將軍今天仍然作為記錄民族歷史的英雄俯覽他的祖國。兩岸的文化親和力，是民族性超越制度異質基本的表現。「文化，無論是物質的或精神的，主要是決定於生產方式，而不是從屬於那一個政權。國家與文化的關係應該是國家順應文化，而不是文化服從國家。」19島內引以為榮「沒有打斷的傳統」，不正是東方文化的正統？媽祖生活的水土，不也是無數台灣同胞的神往之地嗎？民族國家也是和平的保障，從內部和平的角度，因為「我們之間（指民族內部）不要有任何戰爭；因為我們想締造一個國家，也就是說我們要為自己設置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它可以和平解決我們的爭端。」20從外部和平的角度，「即使一個民族不是由於內部的不合而不得不使自己屈服於公開法律的強制之下，戰爭也會從外部做到這一點的；因為根據上面提到的大自然的安排，每一個民族都發見自己與另一個緊逼著自己的民族為鄰，對此它就必須從內部使自己形成一個國家，以便作為一個強權能武裝起來進行反抗。」21更重要的是，一個相對較大的市場和生活空間，是一個民族發展和繁榮的必要條件。民族國家的形成，在國際競爭中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本民族的利益。但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它們（指民族國家）當中沒有一個擁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擁有所需要的東西。而且它們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圍，誘使它們競相去征服和掠奪。」22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大多數的世界體系之中，「各民族之間的經濟鬥爭從不停歇，這一事實並不因為這種鬥爭在『和平』的外表下進行就有所不同」23。經濟區域化的今天，沒有哪個民族國家有理由不集中自己文化內的經濟力量去參與這場競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8期的編輯室報告刊登了趙剛先生的《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讀書》2005年7月號以《和平的壁壘》轉載），對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正面提出了批評。總結起來，趙先生對龍應台女士的觀點分別抽象為：冷戰遺老（遺少）24、西方式現代化論者、庸俗化的實用主義民主觀、放棄知識分子的批判角色25、個人主義者、享樂主義者、歷史終結論者、文明衝突論者、西化高等華人、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超世俗化、現實主義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些還只是文中已經明文指出的，如果讀者能夠帶著體會的心情去解讀，一定會有更多的新的內容。我們簡單的討論上述十一組概念中有代表意義的兩組：第一組是「西方式現代化論者」、「西化高等華人」與「現實主義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作為前者，往往是目前因為文化力強盛民族的代言者；作為後者，卻又總是「東方主義」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衛士；真不知道有哪位能夠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同時又能堅持是一個西化的高等華人。第二組是「歷史終結論者」和「文明衝突論者」，兩者並不矛盾，但是擺在一起似乎只是集中把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作一個「大雜燴」，難免不有嘩眾取寵的虛妄。如果說龍應台女士的文章對民主的傾向受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影響無可厚非，西方民主國家理論最終取得全世界的認同在現實中和理論上不斷受到指責和批評，龍女士如果執迷不悟，或者對此熟視無睹，自然實在是不應該。但怎麼又會和「文明衝突論」接上鉤呢？龍應台女士的文章就是希望從「文化統一」逃避到「制度決定論」，怎麼也不會在文明關係上自尋死結，如果龍應台女士堅持文明衝突理論，那麼結論就不是海峽兩岸的統一就不僅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試想一下西方文明面前，東方文明除了同舟共濟，還是將來嘆息：「亡六國者六國也」？龍應台女士頭上實在是帶不上「文明衝突論者」的大帽子的，相反，分離主義者是借著龍女士的文章擺脫文化的樊籬（可惜他們沒有認識到文化無時無刻不在突越邊界的延伸）。至於其他的稱呼，虛弱的更多。龍應台女士是一名中華民國的合法公民，如果不做「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我更願意從善意的角度去理解這個稱呼），那麼還能做什麼呢？在龍應台女士整整一年以前的文章《向核心價值邁進 超越台灣主義》中，對這個蹩腳的指責已經作出了回答：烏托邦往往是一種國家想像，這種國家想像在激進者手中變成一個終極標準，來衡量一切行為的善惡。「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國家利益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國家利益的行動是不道德的。」這種道德邏輯，聽起來多麼熟悉。共產黨這麼告訴大陸的人民，國民黨這麼告訴台灣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國家」兩個字換成「台灣主體性」讀讀看：「凡是對台灣主體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義的；威脅台灣主體性的就是壞的、罪惡的、不義的。為台灣主體性服務的行動是道德的，危害台灣主體性的行動是不道德的。」熟悉嗎？這是民進黨的今日台灣。在「畫布」上不符合這種「文化想像」的，要徹底清除，印上「正確」的符號。而「正確」與否，由黨的「文化論述」來定。這種邏輯，用巴柏的語言稱呼，「就是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道德理論」。……「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定義如果是狹隘閉塞、黨同伐異的，那麼我一定是一個異議者。26至於趙文中「個人主義」、「庸俗的實用主義民主觀」之類的近乎人身攻擊（尤其在東方話語的乏褒貶意識形態下）的稱呼，實在使得其他批評龍應台女士文章的「戰友」不敢苟同。尊重對手，就是尊重自己；如果趙先生用敵對的眼光來看對龍應台女士的文章，那麼「和解的壁壘」上恰恰要刻上的是趙先生的名字。帽子越多，只能說明批評愈加乏力，古今中外無不如此。在台灣島內日益自由的政治爭論中，這是雙方都應該避免的，康德對於永久和平所提出的條件中強調「不得容許在未來和平中將使雙方的互相信任成為不可能的那類敵對行動」27。國家間尚且如此，難道國家內的爭鬥應該愈演愈烈，以至親者痛而仇者快？錯誤的批評，只會讓批評的錯誤更加強勢。我們都承認台灣民主的意義，但這是基於一個前提，即：台灣在統一的過程中主體性是不被替代，也不能替代的。如果喪失了這個前提，那麼尾隨美國式民主的台灣民主與美國的民主也就沒有了差別。也就基於這個原因，台灣的民主即使出現了其他民主過程中沒有出現的問題，華人世界仍然會「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28。必須重新面對統一主導權的爭奪，因為「時間屬於民主一邊」29。對統一主導權的承認和構建，顯然目的就是不泯滅台灣的主體性，並且，這也是通向持久和平的唯一之路，「正義的原則，作為指導人類事務的唯一原則，通過主權者與其從屬之間的相互利益而制約他們，它告訴人們對於戰爭的警惕」30。試想八十年代以來兩岸競爭中台灣曾經取得的優勢，如果不談統一，放棄原有的優勢，也就失去了道義上的主動性。「如果因為台灣獨立是一個偉大的烏托邦而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誠信、正義、公平、寬容等等原則必須被犧牲，那麼台灣獨立又是為了什麼？」31十八世紀開始，歐洲因為國內的制度紛爭戰局不斷，傳統和現代的衝突連綿不絕，同一民族的政治分裂沒有導致國家分裂，最終出現的卻是民族國家的形成；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間衝突不斷，國家認同逐步讓位於民族認同；二十世紀，整個世界戰火紛飛，歐洲興起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浪潮，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凝聚力在歷史發展階段中超前強大。反觀我們，難到不應該從中反省一下嗎？【注釋】1 刪減的部分對於認識龍應台女士的觀點沒有障礙，只是在政治操作層面的處理，包括對連宋訪問面臨的兩難尷尬的評價。龍應台女士曾經「學而優則仕」主持台北文化局事務數年，又因為對政治權謀的失望放棄職務。在連宋相繼登陸大陸後發表這篇文章，決不是偶然的事務評論，因此，如何嚴肅的應對龍女士的觀點，政治家們卡位鬥爭是發揮不了作用的，只有在理論的回應才能取得相對深刻地認識和反思。2 龍女士這樣的描述是藉助邏輯形式轉移了話題。價值多元化可以對比價值一元，然後模糊價值一元與反個人主義的概念（這兩者確實有一定的聯繫，但是並不相同），這樣才能引出「個人」的觀念，因為價值多元與價值一元是對立的，同時反個人主義與「個人」觀念也是對立的，進而也就混淆了價值多元與「個人」觀念興起的關係，實際上，價值多元化與「個人」觀念的興起是沒有必然共生關係的。3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2005年5月25日《中國時報》。4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2005年5月25日《中國時報》。5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一版，第69頁。6 [美]喬納森?弗里德曼：《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郭建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6月，第116頁。7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243頁。8 [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80頁。9 [美]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陳鋒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103至104頁。10 [希臘]尼基佛羅斯?戴蒙都羅斯：《南歐民主化的成功故事》，黃正傑譯，收入劉軍寧主編：《民主與民主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91頁。11 [美]羅伯特?A?達爾：《多頭政體——參與與反對》，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6月第一版，第56頁。12 [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2月第一版，第432頁。13 [美]亨廷頓著：《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75頁。14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5月第一版，第247至248頁。15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本文在北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同步刊出），載《聯合早報》2004年4月15日。16 [捷克]瓦克拉夫?哈維爾：《超越文化的衝突：民主被遺忘的維度》，楊光明譯，收入劉軍寧主編：《民主與民主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05頁。17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84頁。18 [英]鮑桑葵：《關於國家的哲學理論》，汪淑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1月第一版，第279至280頁。19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60頁。20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13頁。21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24頁。22 [美]約瑟夫?熊彼得：《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11月第一版，第224頁。23 [德]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文一郡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12月第一版，第89頁。24 龍女士確實使用了民主與非民主的關係來判斷社會差異，但是，是不是借用冷戰時期的術語，例如民主制度來衡量當代社會關係就一定是冷戰思維呢？答案明顯不是，如同用「仁治」來衡量當代的統治方式絲毫不能作為傳統時代的遺老一樣，利用某些制度術語（尤其這些術語已經上升到本身包含正義性的程度時）恰巧反映了一種活的傳承。有關「活的傳統」，可以參考張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閉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10月第一版；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25 如果知識分子放棄了批判角色，那麼也就無從成為知識分子了，所以不存在「放棄批判角色的知識分子」；同時，如果只有批判功能而沒有思考和判斷的功能，顯然，也不能成為知識分子。26 龍應台：《向核心價值邁進 超越台灣主義》，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年5月7日。27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01至102頁。28 龍應台：《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本文在北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同步刊出），載《聯合早報》2004年4月15日。29 [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80頁。30 [荷]格老秀斯：《戰爭與和平法》，[美]A?C?坎貝爾英譯，何勤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46頁。31 龍應台：《向核心價值邁進 超越台灣主義》，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年5月7日。閱讀次數：672【本文為《世紀中國》網上首發，感謝作者惠稿。】　　發布日期：200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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