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吧，我們都會犯「錯」——讀《「錯誤」的行為》

承認吧，我們都會犯「錯」

　《「錯誤」的行為》:(美)理查德·泰勒著，王晉譯，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人們眼中，經濟學家往往理性而冷峻。他們總是堅持構建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證明經濟主體會追求最優化，而市場也會在一定規律下達到均衡。尤其是在「二戰」後，保羅·薩繆爾森、約翰·希克思等學者極力推動經濟學的轉型，數學方法逐漸融入經濟學理論，使這門學科成了社會科學領域中幾乎唯一的「硬科學」。

　　然而，似乎是應了「物極必反」的古語，經濟學的海洋在20世紀70年代再起波瀾。以阿莫斯·特沃斯基、丹尼爾·卡尼曼和《「錯誤」的行為》一書作者理查德·泰勒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先驅，以生活中大量出現的不合理行為作為證據，向傳統經濟學發起了挑戰。

　　泰勒受過傳統經濟學訓練，卻在研究生涯伊始就跳出了傳統的桎梏，將經濟活動的主體由理性的經濟人置換為擁有可測行為且容易犯錯的個體。他不斷更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行為清單」——大到政府社會政策、金融市場投資策略，小到在沙灘上買啤酒、出售球賽門票，並將傳統經濟學家不屑一顧的「錯誤」行為作為研究的立足點。

　　泰勒提出了「心理賬戶」的概念，如果用通俗的話語來轉譯，那就是:人們對某個行為「感覺公不公平或值不值」。比如，商品A原價定為100元，而在銷售時告訴消費者按8折出售;商品B先前的促銷價是60元，現在因為現貨短缺而恢復成原價80元。在面對兩種價格實際一樣的商品時，消費者會選擇哪一種呢?實驗表明，人們往往會選擇打折商品，因為這聽起來像是「佔了便宜」。「心理賬戶」揭示出:人們在面對「價值效用」同等的商品時，會因為追求「交易效用」的快感而選擇其中某一種商品，即使這種行為其實是「錯誤」而不划算的。

　　人們自身性格中的一些偏好和對事物進行感知時的特點，是「心理賬戶」發揮作用的推動力。在對自己列出的「非理性行為清單」進行分類分析時，泰勒發現人們存在一些固有的偏見和特點，比如忽略沉沒成本的傾向、規避風險的偏好等。人們通常感到即時消費比未來的消費更具價值，所以在一張下星期進行的1/4決賽的球賽門票和一張明年進行的決賽門票之間，大多傾向於選擇前者。在賭博遊戲中，人們常在贏錢之後變得保守，而在輸得一無所有時卻常常選擇加大賭注、孤注一擲。在股票市場上，越是經常查看自己的投資收益的人，就越不願意承擔風險。在面對花出去的錢時，人們時常不能洒脫地忽略沉沒成本，反而寧願犧牲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去找回付出的金錢成本——比如，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還堅持去健身房，只是為了將健身卡的費用賺回來。

　　「心理賬戶」表明，在面臨選擇時，人們會有複雜細緻的內心活動和情緒變化，經濟主體的「內心戲」是有跡可循的，而要做出精確的量化評定卻又是極其困難的。這種難解的狀況，恰恰反映了人性的真實。

　　泰勒力圖滲透一種「變化」的概念。從學術層面來看，他在開拓經濟學研究的新版圖，讓「不確定性」與「理性」的經濟學對話，讓經濟學在解釋人類行為動因和預測行為趨勢時加入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維度。從人性本身而言，「錯誤」其實亦可理解為一種對真實人性的辯白:人會犯錯，人是非理性的，唯其如此，人才是真實的。 泰勒讓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生活，並能為人們提供一些行為上的指導建議。他也將目光投向了宏觀行為經濟學，思考這套理論在影響政府稅費決策和鼓勵人們創業上如何發揮效用。雖然我們不能預測行為經濟學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們的「錯誤」行為，能否對社會政策產生積極影響，但至少泰勒和他的團隊讓我們對經濟學、對人的行為有了更多元的認識和理解。（大 白）《人民日報》（2016年04月05日24版）

讓「人」回到研究的核心（編輯札記）

　　為了提高說服力，人文社會學科一度拚命讓自身向「科學」靠攏，儘可能地剔除「人為」這一充滿不確定性的「干擾」因素，強調完全客觀的理論、規律，一句話——跟「人」這一搗亂分子撇清關係。經濟學只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然而，即便如此，不少經濟學家也曾對陷入「科學迷信」的大眾直言相告:他們所做的預測並不可信。甚至有經濟學家調侃:自己這群人的存在反而讓經濟變得更糟糕。這再次提醒我們，人這種生物實在難以捉摸，研究人類行為規律和文化模式的人文社會學科，不能照搬自然科學的標準和套路。《「錯誤」的行為》所代表的行為經濟學，就是讓經濟學從「科學性」向「人性」回歸，將人的錯誤、非理性及其帶來的影響納入研究範疇，而不再簡單地對其視而不見。無獨有偶，美國工業設計家、認知心理學家唐納德·諾曼也曾在其代表作《設計心理學》中指出設計的一個基本理念:差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設計機器時必須要以用戶會犯錯的假設為前提」，避免過度理性。　　 事實上，許多學科領域的發展歷程中都湧起過同樣的浪潮。「容錯」意識的提高，反而意味著更加理性的態度、更加科學的方法，以及更加開闊的研究視野。科學性並不僅僅意味著冰冷的數據、精確的實驗、權威的公理。對於人文學科，科學性的建構恰恰需要承認並正確看待行為主體的不確定性，讓「人」回到研究的核心。（周飛亞）《人民日報》（2016年04月05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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