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2012.09.07收藏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奪權

正當黨帶領全國人民完成調整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這篇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毫無根據地攻擊他於1960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而寫的《海瑞罷官》一劇，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到1966年初，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這場學術批判中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經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這個提綱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二月提綱擬訂前後，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整理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後，於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義批發全黨。《紀要》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個紀要提出的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領導人的，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批判。5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要求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決定停止彭、羅、陸、楊的領導職務，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個小組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

5月底6月初，從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陳伯達率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到青年學生起來「造反」，這一系列行動表明，「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已正式開始。6月上旬，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引起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尖銳分歧。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於7月28日決定撤銷工作組。接著，工作組被指責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會議轉為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8月8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指導方針，在黨內完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會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中央領導人相繼受到批判。

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隨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四舊」，隨後發展為「炮打」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暴烈行為。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進入所謂「奪權階段」。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政法機關失去作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堵塞，全國處於嚴重混亂狀態。

面對日益惡化的社會局勢，毛澤東多次發表談話，簽發通告、命令等文件，並派軍隊進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力圖控制和穩定局勢。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動下，社會動亂非但沒有得到控制，相反卻愈益加劇。

這種局面使黨內一批老同志憂心如焚。在1967年1月擴大的軍委碰頭會和2月11日、16日兩次有許多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嚴厲批評。他們的正義呼聲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此後，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職能。

經過持續20個月的「全面奪權」，到1968年9月，全國（台灣省除外）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左」努力的受挫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後，毛澤東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給九大作準備，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給劉少奇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莫須有的大帽子，並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時有黨員2200萬人。九大是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尚未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的情況下召開的。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黨章「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隨後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組成。在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幹和親信佔了半數以上。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

九大以後，「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傷害了大批幹部群眾。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鬥爭在九大以後愈加劇烈。林彪集團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脅，在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以設國家主席為題首先發難，引起混亂。毛澤東立即採取措施，制止混亂，並於8月31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評陳伯達。

九屆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團陷於被動的境地。林彪集團眼見形勢對他們不利，決心鋌而走險，密謀在毛澤東南行旅途中對他採取謀殺行動。由於毛澤東高度警惕並機智地採取措施，這一謀殺計劃破產。林彪等人於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國，墜機身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林彪事件發生後，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多次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周恩來的糾「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團的反抗。在周恩來同江青發生尖銳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認為當前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致使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斷。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時有黨員2800萬人。這次代表大會雖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團後召開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導方針沒有改變，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繼續九大的「左」傾錯誤。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江青集團的一大批骨幹分子進入中央委員會。隨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王洪文、康生當上中央副主席，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政治局中得到加強。

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企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和活動更加擴張。一場更加激烈的鬥爭正在醞釀和爆發。

三、全面整頓和江青集團的覆滅

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憑藉其膨脹的權勢，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把周恩來作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標，先是在一些單位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後又發動「批林批孔」運動。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運動使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又混亂起來，國民經濟重新遭到破壞，工業生產再次下降。

毛澤東對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有所察覺，並多次對他們提出批評。他還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幫派活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內提出了「四人幫」問題。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人幫」加緊了篡奪更多權力的陰謀活動。此前，毛澤東已提議由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一夥極為不滿，企圖加以阻撓。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江青等人，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1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這對於挫敗江青的「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會選舉朱德繼續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為副總理。大會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為鄧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病重的周恩來繼續住院治療。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的思想和全面整頓的任務，與「四人幫」進行堅決鬥爭，果斷地對各條戰線，包括交通、工業、軍隊、科技、文化、教育、黨組織等方面進行整頓。經過整頓，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整頓在短時間內收到顯著成效，得到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支持。這些工作，實際上是在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恢復黨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

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毛澤東聽信「四人幫」的誣告，動搖對鄧小平的信任，決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2月2日，經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四月間，爆發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它雖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但是為後來粉碎江青集團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當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會議通過由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的歷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創造了前提。

四、十年間經濟、外交工作的進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場內亂使國家建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從一些局部看，從一些階段和領域看，由於黨和政府還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進行了許多活動，由於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以不同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抵制和抗爭，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經濟、科技、外交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在這期間，國民經濟取得的主要進展是：

農業生產條件有了一定改善，糧食生產有了一定增長。這十年間，國家對農業的資金、物資投入不斷增加。1976年與1965年相比，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業貸款增長50.8%；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機增長4.5倍；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4.9倍；化肥施用總量增長2倍；農藥生產量和進口量增長90.6%；農村用電量增長4.5倍。如果不講投入與效益的比率，單從生產總量上看，197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197.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65年增長35.3%，平均每年遞增2.8%。全國糧食總產量28631萬噸，比1965年增長47.2%，平均每年遞增3.6%。

大型工業企業有較大發展。石油工業發展較快，大慶油田形成年產原油5000萬噸的大型企業，山東勝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規模。1976年原油產量達8716萬噸，相當於1965年的7.7倍。隨著原油產量的增加，石油化學工業也得到發展。冶金工業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鐵廠、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機械工業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陝西富平壓延廠﹑四川大足汽車廠等。煤炭工業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葛洲壩，貴州烏江等大中型水電站。

一批交通運輸線、輸油管線和郵電通信設施相繼建成。1959年動工的南京長江大橋於1968年建成，這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全長6700米。全長1091公里的成昆鐵路於1970年全線通車。全長820公里的湘黔鐵路和焦枝鐵路、貴昆鐵路﹑京原鐵路﹑漢丹鐵路﹑等也先後建成。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於1975年建成。公路建設也有所進展。1976年，又建成一條縱貫八省﹑市的全長1700多公里的中同軸1800路載波通信幹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的微波通信幹線。北京﹑上海還各建成一座衛星地面站。

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71年第一艘核潛艇建成並試航成功。1970年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翌年又發射一顆科學試驗人造地球衛星。1975年11月，成功發射了返回式人造地球衛星。生物技術方面，1972年，袁隆平等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電子技術也有進步。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研製和生產也取得了進展。

在這十年間，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發生的重大變化，促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思考中國的外交戰略。1970年1月至2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取得重要進展。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周恩來邀請前來中國訪問。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中美兩國在對抗20多年之後，走上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2年9月，日本國內閣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於29日發表《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結束了兩國的長期敵對狀態，開始了睦鄰友好的新篇章。中美關係的轉變給國際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世界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高潮。70年代初，中國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關係獲得全面發展，先後同加拿大、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一批國家建交。

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和國際關係的改善，為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對外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3年初，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中國從日本、美國、西德、法國、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這批項目投產後，不僅擴大了工業生產的能力，而且有利於提高現代化生產的技術水平。

經濟建設和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進展，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實行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但是，這些成就和進展是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干擾而實現的，並不足以抵消「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嚴重破壞，更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實。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會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對於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追求純潔的、完美的社會主義，自以為是開闢一條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了蘇聯大國霸權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中國社會主義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併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的巨大作用分不開。

在「文化大革命」中，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的、頑強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結果。科學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將使中國共產黨人懂得如何正確地找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且沿著這條道路勝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