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自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歷史上的今天

1952年10月27日法蘭西斯·福山出生關鍵詞：歷史的終結

自弗朗西斯·福山寫下《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預言自由民主將成為人類的終極道路。25年過去了，並沒有出現對「歷史終結論」的最嚴重威脅，即出現某種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好的制度形式將它取而代之。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是歷史的終結。

本文看點：

1.福山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2.福山被「悲觀的現實」給「打臉」了么？

3.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成功道路」？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寫下《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預言自由民主將取得最終勝利，成為人類的終極道路，這一論斷引起軒然大波，為他獲得了聲譽和爭議。隨後的兩年間，預言紛紛應驗，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歷史的指向彷彿不言而喻，也為他蒙上了一層神秘的先知色彩。

福山

歷史飄搖不定，二十一世紀伊始。金融和債務危機爆發，移民與恐怖主義問題蔓延，非建制派的特朗普上台，歐洲右翼興起，普京、埃爾多安等威權領袖獨攬大權。在現實面前，福山被打臉了么？自由民主道路過時了嗎？

前些年，福山發表了一系列觀點不同以往的文章，如《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稱特朗普當選可能使「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於是，部分媒體和網民更進一步強化了福山被「打臉」的印象，認為在現實面前，福山被迫轉變了觀點，儘管他們對福山著作了解往往只限於標題。

因此，我們需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問題：

1.福山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2.福山被「悲觀的現實」給「打臉」了么？

3.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成功道路」？

自由民主是歷史必然終結

蘇聯解體前，福山對西方的悲觀不以為然，蘇聯解體後，福山又對西方的狂喜和盲目樂觀不以為然。福山並不認為歷史會以某種簡單的方式收斂。他將歷史分為兩種，一種是短期的、表象的、波折的、「小寫」的歷史；一種是長期的、內在的、趨向的、「大寫」的歷史。好比股市中的技術面和基本面。

歷史有自身的演進邏輯，福山相信「小寫的歷史」會一如既往延續，國家互有興衰、戰爭互有勝負、企業互有興亡，不因簡單的信念而立即改變。但「大寫的歷史」並非如此，其動力來源於人類社會的深層結構，而非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中的短期因素。

對「大寫的歷史」，福山指出，歷史受到某種人類慾望的推動，即人們尋求「承認」的慾望。「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只會帶來奴隸的「絕對宗教」——對自由平等社會的渴望。因此，不平等制度下的「承認」是有缺陷的，這些缺陷作為矛盾而推動歷史演變，導致了不同制度在不斷更新中導向一個制度。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義的基礎上滿足了人類尋求「承認」的需要，在自由與尊嚴中，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均衡得以建立，從而結束了更新。就像水面最終變平一樣，構成了歷史的終結。

因此，自由主義在「小寫的歷史」中仍曲折的經歷著一個個故事，但在「大寫的歷史」中，已沒有意識形態中的強敵。

當年比現在更悲觀

如何看待福山的爭議？當前自由世界的發展遇到了波折，現實似乎是悲觀的，福山被「打臉」了么？要指出一個基本事實，福山曾毫不客氣的指出，20世紀才是真正的悲觀世紀，西方世界當時對未來的態度，遠比現在更為悲觀。

黎明之前的子夜往往更為黑暗，幾乎一切支撐信仰的美好事物都搖搖欲墜。福山引用了《西線無戰事》中的台詞：「對我們十八歲的年輕人來說，『學校老師』必須是通往成人世界的中介者，通向勞動、義務、文化、進步的世界，亦即通向未來的領航人……可是，我們見到的第一個死亡粉碎了這個信念。」

美國戰後「垮掉的一代」

西方曾深信，科學、技術和工業讓人向自然進軍，並帶來自身的富足，將人類拉出貧窮、疾病的深淵。然而信念崩潰了：工具理性並未帶來道德救贖，先進的生產力帶來「先進的惡」，甚至遠遠超越了傳統的暴政。鋼鐵、飛機被用於規模浩大的總體戰，殺死了上億人口；猶太大屠殺和古格拉監獄苦難都出現在科技發達的國家。數十年的冷戰後，核毀滅的陰雲在世界的上空飄蕩，用死亡的詛咒嘲諷著人類理性的最終邊界。

福山並非西方中心論者，相反，他在書中尖銳的指出西方曾經的惡與野蠻，並在良知的拷問下於自我懷疑中掙扎。殖民時代、革命時代、民族國家時代的信念在歷史中紛紛崩塌了，曾經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嚮往在現實面前崩塌了，「歐洲國家自殺性的自我毀滅證明，西方擁有傑出理性的想法是錯誤的……文明和野蠻之別在納粹的集中營後，完全分不清楚了」。於是，美國一戰後出現了「迷惘的一代」，二戰後則出現了「垮掉的一代」，「白人負疚感"(white guilt)成為美國文化現象。

西方還在懷疑自身的力量。法西斯主義曾掃蕩歐洲，擊敗一個個自由國家；美國在東亞抗日戰場、朝鮮和越南都投入了力量，可獲得政權的是共產主義。冷戰最後的歲月里，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悲觀的認為：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是永恆的，我們將與鐵幕背後的幽靈永遠對峙，像鏡子一般看到著自己的軟弱無力。

然而，歷史頑固又任性，在充滿樂觀的十九世紀，西方在對理性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激進主義的濫用中，培育了災難的種子；而在充滿悲觀的二十世紀，人的本原回歸了，公民社會中不再有淹沒個體的宏大敘述，卻有著個人的獨立、自由與發展。在鐵幕的對視下，自由人在「白人負疚感」中忽略了自身平凡而熟悉的權利是何等可貴，可在鐵幕後因自由而饑渴的人們眼中卻熠熠生輝，牆上伸出了求救之手，牆倒下了。

自由主義戰勝威權主義是歷史螺旋演進

今天，與福山歷史終結論的爭鋒相對，產生了一種新的宏大「元敘事」：隨著國際秩序變遷，一種基於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新模式」被「獨創」了出來，以民族復興為使命，以強勢政府為骨幹，向舊有的全球化經濟秩序展開挑戰。

福山對新秩序做了公正評價，他認為，一個馬克思韋伯式的現代國家，建立在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要素的某種平衡之上，其中國家能力在天平一端，而法治和民主問責居於另一端。平衡的喪失會出現政治衰敗。

對新出現的「元敘事」，太陽之下並無新鮮事，我們不需要向未來提問，從歷史中就可得出答案。這種模式並不新穎，是19世紀李斯特主義的再現：隨著普魯士-德國在歐洲的興盛，李斯特提出以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致力於使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強國。作為古典經濟學的批評者，他希望將國家的發展區分為不同階段：在初級階段實行自由貿易，向先進國學習技術和思想，使自身逐步開化。在中級階段實行貿易保護，以不公平政策促進本國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在高級階段則扛過自由貿易大旗，優化資源配置而提高創造財富的能力。

李斯特學說的本質是國家干預學說和貿易保護主義，以民族主義主導的重商主義，代替古典學派主張的世界主義。但他的主張有一個致命的弊病，即壞了貿易中的互利原則，使國際貿易不可持續，長期繁榮被短期利益破壞，其結局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同其他貿易國的利益對立。事實證明，19世紀德國的崛起未能促城全球和自身的經濟繁榮，而是迅速演化為兩次世界大戰

柏林牆倒塌

歷史會以螺旋方式再度演進嗎？德國復興史會在現代重現嗎？殷鑒在前，福山不僅擔憂俄國、土耳其、中國的前景，也對特朗普的政策憂心忡忡，如果越過國際社會維持繁榮的基本共識，將本應由反傾銷法律、法規和WTO、TPP等國際合作框架解決的貿易保護問題，轉化為基於民族主義的李斯特式貿易保護主義，無疑是殺雞取卵。回顧「悲觀的世紀」，英美未被作為挑戰者的德國打敗，德國的失敗源於民族主義道路帶來的自我孤立，而當自我孤立被失敗帶走後，輕身上陣融入自由世界的德國卻在半個世紀中實現了自我救贖，以柏林牆的倒塌和東西德國的統一，完成了歷史的終結。

福山反悔了么？「歷史的終結」過時了么？人類走向的並非終點而是新的十字路口嗎？2017年，福山在斯坦福接受《新蘇黎世報》專訪時，他如此回答：

「我當初寫下《歷史的終結》是要指出，從長期看，沒有哪個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歷史的終結推遲了，……但歷史的發展終將歸於自由民主形式。我依舊對此深信不疑。

福山以清晰的文筆和令人驚心動魄的反思和想像力，告訴我們過去在哪兒，我們現在在哪兒，以及最重要的，我們將要去哪。他以對政治哲學和政治現實的駕馭，讓我們在每日新聞之外深刻把握我們處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