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地緣戰略歷史剖析

作者簡介：韓志軍（1978-），男，講師，研究方向為戰略地理理論與應用研究。E-mail: hzj@sina.com.

摘要：受到歷史、地理和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德國的發展軌跡異於歐洲其他國家。1871年德國才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其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複雜而波折，演進歷程始終伴隨著對「到底什麼是德國？而德國又在哪裡？」的討論與思考。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德國先後採取了多種地緣戰略，不同的地緣戰略選擇又直接影響著國家戰略和民族命運，或迅速崛起，或迅速衰落。本文以歷史上德國所採取的地緣戰略為主線，探究不同歷史時期地緣戰略的產生背景、主要策略和重要影響，總結出其特殊的地緣區位、落後於時代的政治體制、獨具特色的民族性格、良莠不齊的哲學根基和高度發達的教育科技五個因素為德國地緣戰略的主要影響因素，並進一步分析各因素的影響，剖析在這些地緣戰略影響因素的交織作用下，德國在地緣戰略的構劃、制定、實施等方面形成的強烈特點。

縱觀19世紀以前的歐洲，無論從歷史、地理，或政治角度來看德國，都無法清楚地描繪出一個完整國家的輪廓。19世紀中後期，德國民族國家才正式確立，但德國領土和國家名稱曾多次變動，直至1990年兩德統一才穩定。本文的時間脈絡為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至今，重點為兩德統一之前。文中稱謂的「德國」泛指德意志民族國家，包括一戰前的德意志帝國，一戰後的魏瑪共和國、希特勒建立的納粹德國、二戰後兩個德國的統稱，以及1990年統一後的德國。德國國家的發展道路較為特殊，大體經歷了三次興衰過程，第一次為德國的邦國普魯士崛起並建立德意志帝國，隨後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一戰後衰落；第二次為一戰後建立魏瑪共和國，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之「道威斯計劃」的實施和外國資本的大量輸入，其經濟快速復甦，二戰前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1943年為擴張的鼎盛時期，戰敗後被分裂為東德和西德；第三次為二戰後重建，東、西德國力逐漸恢復，1990年再次實現統一，直至現在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在崛起、衰落、再崛起的過程中，不同歷史時期的地緣戰略直接影響著德國的國家戰略和民族命運。

1 歷史時期主要地緣戰略

1871年德國才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德意志帝國，為了與10世紀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史稱德意志第一帝國）相區別，歷史上又稱為「德意志第二帝國」。自德意志帝國建立至21世紀初的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德國根據國家位置、相鄰關係等地緣區位特點，加上自身政治體制、民族性格、哲學根基以及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支撐，採取了不同的地緣戰略，使其成為在世界史上具有突出影響的國家。其地緣戰略主要體現為擴張型和穩健型兩種，從影響程度來看，擴張型地緣戰略佔主導地位，主要出現在二戰之前。

1.1 德意志帝國時期（1871年~1919年）

德意志帝國期間，德國首先採取了以歐洲大陸為中心的「大陸政策」，而後被旨在向海外擴張的「世界政策」所取代，一戰中奉行建立「中歐帝國」、爭取「世界霸權」的地緣戰略，其戰略取向愈發激進。

1.1.1　「大陸政策」

19世紀初普魯士通過改革迅速崛起，俾斯麥就任首相後藉助「鐵血政策」通過三次王朝戰爭最終於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武力統一了德意志。統一後的德國，資本主義發展較晚，屬於後發展國家，其工業水平、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尚無法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抗衡。但其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民族單一、宗教統一，有著巨大的國防動員能力和強大的軍事潛力，這也令法國、俄羅斯、奧地利、英國等周圍鄰國惶恐不安。當時的歐洲格局不允許德國將爭霸目光轉向歐洲大陸以外的世界。為防備因恐懼、嫉妒加仇恨而出現強鄰的包圍性聯盟，俾斯麥改變對外戰略，推行溫和的「大陸政策」，即從保持歐洲和平中謀求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

大陸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孤立法國，防止復仇；第二，建立以德意志為中心的同盟體系；第三，保持謹慎的殖民地政策。其中，孤立法國是大陸政策的基點，也是俾斯麥時期德國基本的外交路線 ^[1]。「大陸政策」是俾斯麥分析歐洲地緣格局的情況下做出的戰略決策，通過精心策劃和變化多端的外交手段編織了一個以德意志為中心的德俄奧（匈）三皇同盟、德奧（匈）同盟、德奧（匈）意三國同盟、德奧（匈）羅（馬尼亞）三國同盟的大陸同盟體系。雖然在非洲、亞洲和南太平洋等地區也取得了一些殖民地，但德國的戰略重心仍在歐洲大陸，其殖民地政策服從於歐洲大陸政策。德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歐洲國家關係，達到了孤立法國的目的，歐洲大陸呈現出戰略均勢，這為德國和平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國際戰略環境，使其得以迅速崛起。「大陸政策」實質上是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中心主義，總體來講基本上是成功的。

1.1.2　「世界政策」

1888年對俾斯麥鼎力支持的德皇威廉一世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繼位後不久便因病去世，隨後威廉二世繼位，他受到普魯士軍國主義精神和傳統的教育，剛愎自用、唯我獨尊、崇信浪漫主義。1890年俾斯麥因與威廉二世在諸多問題上存在巨大衝突而被解職。威廉二世於1897年改組政府，拋棄「大陸政策」，聲稱「德國的未來在海上」，開始推行「世界政策」。德國的對外政策由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世界政策」的核心包括大陸擴張和海外擴張兩部分。第一，征服法國，建立以德國為基礎的「大德意志帝國」（包括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義大利、瑞士、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巴爾幹國家及土耳其），進而征服俄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第二，擊敗英國，掌握制海權，向海外擴張，聯合美國制服日本，最後與美國決戰，進而征服世界 ^[1]。其中大力擴建海軍和搶佔海外殖民地是其主要做法。然而，德國雖然建成了當時僅次於英國的強大海軍艦隊，但一直被封鎖在北海—波羅的海以內；其殖民擴張的觸角伸至遠東、南太平洋、中近東和非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大多數的殖民地都是在俾斯麥時期取得的。大張旗鼓的「世界政策」並沒有為德國攫取多少新的殖民地，反而加劇了其與英、法、俄等國的矛盾 ^[2]，迫使對手們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對抗德國為基礎的帝國主義軍事集團。

1.1.3　建立「中歐帝國」，爭取「世界霸權」

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政治上，是半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經濟上，已趕超英、法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工業國家；軍事上，已建有具有軍國主義特徵的龐大軍隊。1904年～1907年，在歐洲形成了以德、奧(奧匈帝國)、意為一方的同盟國，與英、法、俄為另一方的協議國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最終導致了全球性的人類浩劫。

一戰中德國奉行建立「中歐帝國」、爭取「世界霸權」的地緣戰略，實質上是「世界政策」的延續。戰略目的是首先打敗法國和俄國，確立其在歐洲大陸的統治地位，建立起一個北起波羅的海，南到亞德里亞海，從柏林到巴格達的「中歐帝國」。其地理空間範圍包括比利時、荷蘭、法國的一部分、烏克蘭、波蘭、波羅的海沿岸、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巴爾幹以及西亞地區。其次，要在海上要打垮英國的壟斷地位，同時搶奪英、法等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實現世界霸權 ^[1]。

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國家戰略由統一時的穩健型逐漸轉變為擴張型，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工業革命新時代背景下的帝國專制政體存在巨大的缺陷，俾斯麥一手締造的帝國實質上延續了普魯士政權的三大支柱——專制集權、軍國主義和容克貴族。其二，因國力日強而膨脹起來的民族主義擴張情緒，長期被壓制的殖民擴張思潮和與生俱來的日耳曼種族優越感。因此，「當俾斯麥在1890年下台時，德國在大戰略方面的『拱頂石』就此消失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 ^[2]。在深受陸地和海洋雙重誘惑的情況下，俾斯麥選擇了剋制，威廉二世選擇了擴張，這樣德國在陸地、海洋、政治上完全被封鎖和包圍了,最終只能選擇武力突圍。

1.2 納粹德國時期（1933年~1945年）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遭失敗，1918年國內爆發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建立起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制國家——德意志國，史稱魏瑪共和國。同年被迫簽訂《凡爾賽和約》，和約對德國的疆界、殖民地、軍備和賠款等進行了苛刻的限制，使德國喪失了13.5%的領土、10%的人口和全部海外殖民地，並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新生的魏瑪共和國雖然經濟上在多方面的影響下快速復甦，但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使其面臨內政外交的重重困難。政府由於被迫接受《凡爾賽和約》而成為民眾仇恨的對象，為衝破和約枷鎖的束縛，民眾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鐵腕人物「重振國威」。正是這種不斷高漲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形成了納粹黨滋生的土壤，最終希特勒上台執政，建立了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從建立之日起，就以實現「征服歐洲，稱霸世界」為其地緣戰略目標。其地緣擴張計劃概括為三個階段：首先，以征服法國為前提向東擴張，建立一個主要包括德國本土、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波蘭西部等有大量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德意志帝國」；其次，佔領東歐，征服蘇聯，奪取歐洲大陸的霸權，滿足德意志種族的「生存空間」需要，以此作為統治世界的基礎；第三，攫取非洲殖民地，繼而向海外發展，戰勝英、美兩國，稱霸全球 ^[3]。「征服歐洲，稱霸世界」戰略吸取了近代德國地緣戰略的經驗與教訓，將俾斯麥的「大陸政策」與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結合起來，制定出「先大陸，後海洋」的全球擴張戰略。它是軍國主義、集權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極端體現，在戰略的實施階段採用了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地緣戰略，取得了局部勝利。然而，反動的地緣理論推手，錯誤的地緣戰略定位，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土崩瓦解。

1.3 東西德時期（1949年~199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被分裂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受到國內、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兩個德國都採取了倒向一方的「一邊倒戰略」。隨著國內環境和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聯邦德國首先改變戰略，實施了「新東方政策」和「東西並舉」戰略，最終促成兩德統一。

1.3.1　「一邊倒戰略」

冷戰的大背景下，聯邦德國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相同，其經濟復興依賴於美國；而民主德國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相同，其經濟復興依賴於蘇聯。因此，兩個德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邊倒戰略」。聯邦德國對外政策主張加強同美國和西方陣營的聯盟，在外交戰略上依附於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藉助以美國、西歐為首的西方國家使其經濟迅速復興，期望依靠西方聯盟統一民主德國。美國從東西對抗與競爭的角度出發，大力扶持聯邦德國的經濟復興，使其很快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1960年，聯邦德國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民主德國的對外政策主張加強同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聯盟，在外交戰略上依附於蘇聯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1955年成為「華約集團」主要成員之一，在其領土上駐有大量蘇聯軍隊，是社會主義陣營在歐洲大陸上與美國及其「北約集團」對峙的前沿陣地。到20世紀80年代，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民主德國的經濟僅次於蘇聯居第二，成為世界十大工業強國之一。

「一邊倒戰略」實際上是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融入東西方陣營的戰略，進而防備來自對方的威脅，是符合當時世界格局的一種戰略選擇，為兩國在戰後迅速崛起創造了國際條件，但同時也阻礙了兩個德國之間的相互聯繫。

1.3.2　「新東方政策」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蘇、美從其全球戰略利益出發，分別調整對德政策。1955年蘇聯先後與民主德國、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率先承認兩個德國並存的事實，隨後，美國也開始奉行維持現狀的政策，用「冷戰」思維來處理兩德關係，不但不能促進德國統一的進程，反而阻礙了兩個德國之間的交往。1969年10月勃蘭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在對外戰略上做出了重大調整，以西方聯盟為基礎，以接近求統一，提出了「新東方政策」。主要內容是，承認戰後邊界現狀，承認兩個德國的存在，通過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一系列條約，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和平，打破與東方國家關係中的敵對局面，擴大聯邦德國的外交活動空間 ^[1]。1973年兩個德國一起加入了聯合國，勃蘭特政府基本上完成了與東方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新東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東西方矛盾，對德國的重新統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的推行實現了與蘇東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密切了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必將統一的信念，為德國重新統一創造了內部和外部條件。

勃蘭特以後的施密特和科爾兩屆政府，繼續堅持了面向東方的外交政策，並根據德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採取了「東西方並舉」的戰略。1989年的東歐劇變加劇了民主德國國內政局動蕩，1990年最終以民主德國加入聯邦德國的方式實現了德國統一。

1.4 兩德統一後（1990年以後）

重新統一後的德國，「融入歐洲，謀求地位」一直是這一時期其地緣戰略的主線。德國大體上經歷了跟隨戰略、激進戰略和回歸戰略三個階段。兩德統一之初，德國綜合國力居歐洲之首，為當時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鑒於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的劣跡，歐洲國家特別是周邊鄰國對德國的再次強大懷有恐懼心理和戒備思想。為了消除負面影響，德國積极參与歐洲事務，改善國家間關係，竭力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與此同時，東歐地區的蘇聯傳統勢力範圍成為權力真空地區。美國出於圍堵俄羅斯的戰略目的，推動北約和歐盟東擴，德國則樂於順勢恢復其在東歐的傳統影響力，並進一步解決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壓力，於是德國採取了跟隨美國的戰略。

隨著德國在歐洲地位的逐步鞏固及在東歐地區影響力的不斷擴大，施羅德政府開始強調在新時期確立德美之間的「平等夥伴關係」。在武力解決伊拉克、德俄改善關係、歐盟對中國武器及高科技出口限制、土耳其加入歐盟等問題上，形成了與美國全球戰略針鋒相對的局面。這種激進戰略導致的結果是，美國不再支持德國的「入常」努力 ^①。默克爾上台後，通過修復與美國產生分歧的問題，竭力扭轉局面，實現基於其歐洲利益的戰略回歸。美國為避免出現歐洲一強獨霸的局面，實施戰略反制，培植法國以制衡德國，使歐盟呈現二元領導的態勢。

雖然前後經歷了多屆政府，但德國在維護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和推動德國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並沒有改變，只不過各屆政府在實施過程中採取的方法和手段不盡相同。首先，以歐洲（特別是東歐）為外交重心，並積極倡導、竭力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歷史的經驗使德國人認識到，德國只有在歐洲聯合中才能促進發展；其次，竭力維護跨大西洋合作，加強與美國的關係；雖然在對美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多次變化，期間產生了嚴重分歧，但這都是與德國戰略目標相吻合的；第三，實現外交政策的全球化，軍事戰略由被動防禦轉變為攻防兼備。積極推動歐盟與亞洲發展合作關係，爭取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合作，謀求增強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追求政治、經濟和軍事大國地位。

2 地緣戰略的主要影響因素

影響德國各個時期地緣戰略的因素主要有地理區位因素和人文社會因素，特別體現在特殊的地緣區位、落後時代的政治體制、獨具特色的民族性格、良莠不齊的哲學根基、高度發達的教育科技等方面。

2.1 特殊的地緣區位

德國的歷史發展和戰略思想，深深地根植於它的地理環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總是從地理視角去思考民族和國家的未來^[1]。德意志統一以來，其邊界一直處在變動之中，直至兩德統一後才相對穩定。從周邊層次來看，當前的德國領土位於歐洲中部，是歐洲地區鄰國最多的國家，北臨北海和波羅的海，與丹麥毗連，隔海與瑞典相望；南邊有中歐山地和阿爾卑斯山地，與瑞士、奧地利毗鄰；東部與捷克、波蘭為鄰；西部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接壤，隔英吉利海峽與英國相望。從區域層次來看，德國是溝通東西歐、北歐與東南歐、近東的重要交通中樞，陸上、空中交通發達，素有「歐洲走廊」之稱。從世界層次來看，歐洲一向是國際政治體系的中心，而德國又處於歐洲地緣環境的心臟地帶 ^[4]。

自德意志帝國以來，德國一直是一個海陸複合型國家。但其海岸線較短，只有北方少數地區瀕臨海洋，並且只能從北海和英吉利海峽西出大西洋。德國的海權訴求極易被英國所警惕和封鎖，雖然它在英國海軍佔據統治權的年代一度奮起挑戰，試圖走向海洋，但最終均遭失敗。同時，德國的歐洲中心位置是俄國（蘇聯）追求海權、法國稱霸歐洲大陸的障礙，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均不能擺脫東西兩線作戰的戰略困境。這種特殊的地緣區位給德意志人帶來了巨大的地理壓力，成為構劃地緣戰略的主線。面對這種壓力其在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期制定了不同取向的地緣戰略，或使國家崛起，或迅速衰落，也直接影響著歐洲乃至世界的地緣戰略環境，或戰爭頻仍，或和平安寧。

2.2 落後時代的政治體制

17世紀～18世紀末是歐洲各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英國、法國先後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在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德國一直都沒有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治體制上，德國遠遠落後於其它西方國家，存在著先天的不足，而這種不足對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未能使德國從傳統的王朝國家徹底轉化為現代民主國家，實質是普魯士的再擴大，延續了普魯士政權的三大支柱—專制集權、軍國主義和容克貴族。一戰戰敗後，德國通過重新制訂憲法，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但由於國際國內局勢和政權的軟弱性，經短暫的魏瑪民主後，希特勒建立了獨裁統治的納粹德國，德國又一次告別民主制度。二戰結束後的東、西德國各自建立民主政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西德進行了「非納粹化、非軍國主義化、非工業化、民主化」的「四化」改造，使西德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東德在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扶持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東、西德的內政、外交均受制於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陣營。直到兩個德國的重新統一，德國才真正意義的走上了資本主義民主道路。

落後時代的政治體制對國家戰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國家領導者的個人意志影響著國家戰略。由於政治體制的缺陷，集權統治、軍國主義成為國家習慣，領導者的智慧直接影響著國家戰略的成功與失敗。俾斯麥高超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手腕使德國獲得了穩定的國家發展環境，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人的權利濫用也使德國兩次陷入戰爭的深淵。其二，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受制於貴族階層。在德國近代和現代史中，強大的容克貴族階層始終是一個起支配作用的重要因素，他們把持著國家和軍隊的大多數重要職位。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無法擺脫容克貴族階層的利益。

2.3 獨具特色的民族性格

德意志人和德意志國家與古代日耳曼人有著直接的淵源。古羅馬帝國北部的「蠻族」部落因與羅馬人不斷衝突、戰爭，被稱為「日耳曼人」（Germannen，令人生畏的好戰戰士）。日耳曼人緣起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日耳曼部落，經過幾個世紀，伴隨著武力征服的民族遷徙、民族融合，其中一部份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集居區，被稱為「德意志蘭」（Deutschland），其部族被稱為「德意志人」。

由邊界不斷變更而引起的征服與反征服的長期征戰中，培養了德意志人的尚武善戰、仇視異族、自我懷疑的民族性格，錘鍊了堅韌彪悍的民族意志，養成了驍勇善戰的頑強作風 ^[5]。形成於17世紀的普魯士王國在很多方面繼承了日耳曼民族的特點和日耳曼精神,尤其是軍事性、勇敢性、尚武性等特點。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德意志民族逐漸形成了勇敢性和秩序性、紀律性和嚴謹性、忠誠性和法制性、個體性和務實性的民族性格 ^[6]。這些民族性格，一方面體現在人們對事業的追求上，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超凡智慧的科學巨匠、能征善戰的軍事統帥和博學多才的軍事理論家，奠定了德國在諸多領域內的輝煌成就；另一方面，又極易形成民族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傳統，從而被統治階級所利用，影響著國家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並兩次給人類和德意志民族帶來沉重災難。

「德意志特殊的地緣戰略環境對德意志民族心理構成的影響無疑是獨特、深刻而經久的，而這種民族心理一經形成，又對德意志民族的實踐活動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形成了貫穿德意志發展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這種獨具特色的民族心理不僅為德意志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刺激和精神動力，而且也由於其自身安全困境而承受的巨大壓力，容易產生急於掙脫和改變現實的主觀願望與衝動」 ^[7]。

2.4 良莠不齊的哲學根基

笛卡爾曾經說過：知識好比是大樹，哲學是樹根，科學則是樹枝。德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期，為適應反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德國哲學界湧現出了諸如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大批哲學大師。這些賢哲巨匠的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源泉，是德國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的思想根基，為德意志民族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礎和文化傳統。它不僅潤澤著德意志民族追求國家統一的執著精神，而且賦予其承受失敗的堅韌意志、自覺承認錯誤的擔當勇氣。

l9世紀德國哲學沉渣泛起，反動哲學流派紛紛出籠，並直接影響著德國地理學、歷史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發展方向。對哲學大師費希特來說，猶太和拉丁民族腐朽不堪，德意志人卻絕頂優秀，他們必將在一小群不受任何尋常道德制約的精英領導下，開闢歷史的新時代。費希特之後，黑格爾將國家抬到至高無上的擬神位置，強調它有支配個人的無限權利，頌揚據稱為保證人民「倫理健康」所必需的戰爭，並且認為德意志民族負有使世界更生的崇高使命 ^[3]。繼謝林、叔本華等人的悲觀主義之後，經過尼采、狄爾泰、施彭格勒的唯意志論和生命哲學，最後直到毫無遮掩的張伯倫、羅森堡、特賴奇克、豪斯霍弗爾等人的反動種族主義和「生存空間」論，直接為世界大戰作了輿論準備 ^[5]。這些學者為反動統治階級的侵略擴張製造和輸送著思想炮彈，成為了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特別是悲觀主義、唯意志論、超人哲學、種族優劣論、國家有機體論、生存空間論等思想，使種族主義、軍國主義扶搖直上，將德意志民族乃至世界人民帶入深淵。

2.5 高度發達的教育科技

從普魯士開始，德國在每個歷史階段的歷屆政府(納粹時期除外)都很重視教育和科技。這使得在政治與經濟不協調發展以及處在逆境的情況下,德國的工業化飛速發展、經濟快速增長 ^[8]。德國一再創造經濟奇蹟和科技奇蹟，尤其是兩次迅速從世界大戰的失敗中崛起，在世界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德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始終位居世界文明大國的前列 ^[9]。普魯士時期的洪堡所領導的教育改革倡導學術和教學自由，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統一，不僅奠定了幾百年來德國教育模式的堅實根基，而且對歐洲和北美大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德國近代科學在系統學習英法美等國的先進經驗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成為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初世界的科學中心。德國人在系統學習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基礎上完成了劃時代的轉變：把科學轉向引用於生產。他們把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科學研究同生產過程聯繫起來，互相滲透，相互促進 ^[10]。科學發現快速轉變為生產，生產成為科學的用武之地。連年的戰亂使得德意志的工業化起步很晚，但是它卻抓住了歷史的機遇，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統一之後，國內環境穩定，全民教育培養了大量高素質國民，大學給德國帶來了創造和發明，智力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資源。憑藉這些資源，19世紀的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 ^[9]。

在德國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中，惠及全民的教育普及程度、先進優越的科學研究體制、快速高效的科研轉化能力，是支撐其經濟不斷發展，國家不斷強大的法寶。高度發達的教育和科技水平為德國在各個時期武器裝備的開發、研製、生產等環節提供了技術支撐，並與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相結合，形成了巨大的軍事效益。德國生產的克虜伯大炮、潛艇、坦克、飛機等在作戰中的應用，一方面直接影響著作戰樣式和戰爭進程，另一方面又影響著諸如「閃電戰」、「速決戰」等軍事戰略的實施。高度發達的教育和科技水平也是德國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力迅速恢復的強大引擎。全民教育體制和先進的科研體製為德國培養了大量高素質國民，為國家的崛起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科學技術在工業、農業等部門的高效應用，使國家經濟能夠迅速復甦。

3 地緣戰略的主要特點

德意志人在崛起、衰落、再崛起，統一、分裂、再統一的歷史循環中探索著屬於自己的地緣戰略，在其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崛起階段，採取了不同的地緣戰略，導致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命運結局。在地緣區位、政治體制、民族性格、文化基礎和科學技術等諸多地緣戰略影響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其地緣戰略的主要特點表現在戰略的構劃、制定、實施等幾個方面。

3.1 地緣區位是構劃地緣戰略的主導因素

德國獨特的地緣區位自始至終影響著德意志人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造就了德意志獨特的、跌宕起伏的發展史，使其走出了一條迥異於西方主要國家的「非西方」的歷史發展道路，直接影響著國家戰略的制定，是構劃地緣戰略的主導因素。從陸域來看，南部為高原山地，北部為中歐平原，東西兩面沒有天然疆界，無險可守，周邊又強國林立，處於「四戰之地」，尤其東西方向易受俄國和法國的兩面夾擊，雙線作戰壓力大，由此也催生出了「速決戰」、「閃電戰」和「總體戰」等戰爭策略。從海域來看，只有西北部的北海和英吉利海峽是德國西出太平洋的戰略通道，而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和法國，乃至美國，成為了遏制其海權企圖的重要力量。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德國國家戰略的制定無一不考慮現實存在的地理壓力。歷史也反覆證明，「德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只能將重心放在歐洲，『世界大國』地位只有在它成為歐洲『現實的霸主』後才能加以追求。只要德國在大陸上還不能為所欲為，歐洲以外的利益和目標就得始終往後排」 ^[2]。其只能採取「先陸地，後海洋；先歐洲，後世界」的策略，或結盟、或擴張、或依附、或平衡。

3.2 地緣政治理論是制定國家戰略的理論基礎

正是由於德國位於歐洲中央的位置，且強鄰環伺，使地緣政治理論最早在德國產生，德國成為地緣政治理論的發源地。德國也是將地緣政治理論應用到國家戰略層面最早的國家之一，並把它推向極端。基於本國的地理現狀，為爭取最大利益和尋求對外擴張的「合理化」，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論」，豪斯霍弗爾的「生存空間論」、「泛區理論」應運而生，同時美國馬漢的「海權論」和英國麥金德的「陸權學說」等地緣政治理論對威廉二世、希特勒等帝國領導者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了德國歷史上制定國家戰略的理論基礎。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和《希特勒的第二本書》中強調，「種族作為有機體，同它賴以存活和繁盛的領土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若無領土的不斷擴張，種族必然衰朽下去直至滅亡」。這種「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的信念來源於德國地緣政治學鼻祖拉采爾及其後一代門徒豪斯霍弗爾，它同種族優越論一起，成為希特勒國際政治觀的核心和納粹瘋狂侵略的首要動力。這些地緣政治理論被統治者所利用，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了對外擴張的思想源泉和侵略借口。可以說，德國對世界大國的嚮往有著牢固的地理學及地緣政治思想根基。二戰之前德國的地緣政治理論對國家戰略的推動作用最為顯著。

3.3 對外擴張是地緣戰略的主要取向

軍國主義、集權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膨脹，是德國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力，德國地緣戰略在其崛起過程中也主要體現為對外擴張。自普魯士建國以來一直秉承軍事強國的理念，一方面通過軍事力量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軍國主義。由於受到地理位置、諸侯割據等因素的影響，德國一直沒有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建立西方其它國家那樣的民主制度，從而導致了政治上的不穩定性，滋生出了集權主義。承受的地理壓力影響著民族心理，使日耳曼人逐漸形成了仇視異族、驕橫傲慢、自我懷疑和缺少積極的「自我形象」的心理特徵，從而形成了民族沙文主義。

從歷史上來看，德國每當興盛時，幾乎都要向外擴張的。由於現實的地理條件，促使它必須保持強大的常備軍來彌補地理的劣勢，而且最可能以主動進攻來代替安全防守。德國向東擴張一直伸延到波蘭、羅馬尼亞、波羅的海諸國和俄國，向西與法國爭奪，這就構成了國家間的嚴重衝突，特別是同東西強鄰俄、法之間的激烈戰爭。因此，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大國，歷史上都是反對德意志統一的，德國問題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歐洲問題」。

3.4 結盟體制是對外戰略的基本考量

由於東西兩面沒有天然疆界，加之俄法兩個強鄰，對外戰略上經常受到掣肘，為達到力量平衡，在德國制定地緣戰略的過程中，結盟體製成為平衡各方關係，為自己爭取最大生存空間的有效策略。一方面，通過孤立一側以避免兩面受敵，另一方面則通過主動出擊消滅強鄰。在不同歷史階段德國採用了不同的結盟戰略。俾斯麥的「大陸政策」時期，構建了三皇同盟、三國同盟體系，旨在反法；一戰時期建立了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奧斯曼帝國和義大利的同盟國體系，後義大利中途退出同盟國，加入協約國；二戰時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建立了以柏林-羅馬-東京為軸心的軍事集團，後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成為僕從國。縱觀德國建立的結盟體系可以看出，考慮到東西兩側的法俄兩個強大鄰國，多以南北向的聯盟為主。

3.5 中東歐地區是地緣戰略的重點方向

德國的東西強鄰法國和俄國一直都是其歐洲大陸上的主要對手，歷史上德法多次爆發戰爭，民族復仇情緒濃重，矛盾難以調和，為避免雙線壓力，德國多次與俄國結盟，試圖穩固東線，而德俄之間的中東歐地區也就成為了兩國之間的戰略緩衝地帶，是德國經營的重點方向。冷戰期間，中東歐地區（包括東德和西德）成為兩大集團對峙的前沿。東歐劇變和「華約」解散後，駐紮在中東歐國家的數十萬蘇軍撤回國內，使這些國家獲得了自由發展空間，靠向西方的願望強烈。德國也從昔日兩大陣營對峙的前沿變成連接東西歐的橋樑，過去東部對立的國家成為德國潛在的盟國，德國向歐洲東部擴展影響和勢力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頓時增強，這直接影響到德國地緣戰略的走向。

4 結語

「到底什麼是德國？而德國又在哪裡？」被人們稱為「德國問題」。德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採取的地緣戰略正是德意志民族破解「德國問題」的方法，也正是這一問題的存在，使其採取的地緣戰略呈現出獨具特點的一面。「德國問題」隨著兩德統一而結束，但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背景下，重新統一的德國將在變化了的國際關係中奉行什麼樣的政策，又成為了「新德國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德國奉行何種戰略，將直接影響歐洲，乃至世界的未來。

參考文獻略

① 「入常」是德國追求政治、外交正常化的關鍵一環，也是德國重新成為政治大國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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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5.04.001

韓志軍,劉建忠,張晶,等.德國地緣戰略歷史剖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4):1-10

HAN Z, LIU J, ZHANG J, et.al.Geostrategy analysi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5,2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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