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現代性轉型（詳盡摘要）

————「現代性」在二十世紀前期中西音樂文化中的體現及其反思

（詳盡摘要）

上海音樂學院 楊燕迪

一、 問題設置：「現代性」概念與音樂文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日益成為知識、文化界在學術上的一個新的關注焦點。所謂「現代性」問題，即對「現代現象」的本質詰問。「現代」一詞，在此不僅是時間年代上的階段描述概念，而且更是一種與「古代」形成對比的性質劃分術語。「現代性」轉型不僅意味著社會外在形態的變革，而且更是文化、藝術中的基本概念和範疇意識的轉變，是人的心靈、思想和精神的內在結構的轉變。正所謂現代性的轉型「不僅是人的實際生存的轉變，更是人的生存標尺的轉變。」

從這一立足點出發，我們對二十世紀中西音樂的考察也許會獲得完全不同的視角。因為音樂文化屬於人的精神體驗表現和心態結構範疇，所以，現代性的轉型不僅必然反映到音樂中來，而且也驅使音樂與其他人文藝術活動駛入同一條軌道。

二、 西方音樂中的「現代性」轉型

從時間的順序來看，西方現代音樂在二十世紀前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發展，總體說來可以分為兩個明顯有別的階段。「世紀末」轉折至一次大戰，可以被稱為西方音樂「現代性」轉型的萌發期。兩次大戰期間，西方音樂的「現代性」轉型基本完成。進而，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西方音樂的總體進展中抽象出一些帶有根本性的音樂現代性範疇。其一，專業藝術音樂的創作從所謂「共性寫作」完全轉向「個性寫作」。其二，隨著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化在二十世紀的不斷成熟，音樂的品種開始明確分化為彼此有別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種類：藝術音樂、民間音樂和流行音樂。其三，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開始對音樂產生影響，其作用在二十世紀前半已經顯露，但在二十世紀後半達至高潮。

三、「現代性」轉型視角下的中國音樂：二十世紀初的歷史軌跡

與西方音樂相比，中國音樂在二十世紀的發展軌跡，由於社會環境、歷史條件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在「現代性」的轉型上呈現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在中國的本土音樂文化中，整個二十世紀之前的漫長歷史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單位，是中國音樂的「前現代」時段。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開始，中國音樂出於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整體巨變，幾乎是驟然被拋入「現代性」轉型的陣痛之中。中國音樂的「現代性」轉型由此啟動，並一發不可收。

一般公認，二十世紀初所謂的「學堂樂歌」的產生和發展，對中國二十世紀音樂的發展具有啟蒙意義。筆者以為，學堂樂歌是中國音樂走向「現代性」的第一個預示性標誌。學堂樂歌在中國音樂的歷史上第一次使音樂成為喚醒民眾、啟發民智並藉此形成民族精神認同的有力工具。通過學堂樂歌，中國的音樂開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在精神載體上的具體顯現，並由此形成了音樂上的一個重要後繼效應——中國民眾的音樂聽覺接受意識由此被西方元素所浸染，這在客觀上為大範圍地接受西方音樂打下了潛在基礎。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皇權政治體制，整體意義上的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在政治層面上正式啟動。中國的音樂文化回應著時代的大潮，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帶動下，中國音樂的現代性社會空間逐步產生並進一步展開，通過教育體制的革新和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搭建，音樂在中國作為公共文化產品和城市文化品種的地位開始萌發生根。

正是在上述大潮中，1927年11月，（上海）國立音樂院建立。筆者認為，可以將這一事實稱為中國音樂現代性轉型的奠基性事件和標誌性路碑。它順應了中國音樂現代性轉型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這種轉型的必然結晶。音樂作為一種具有明確自我身份的藝術品種和社會分工職業，在中國終於立穩腳跟，而且得到了官方政府的支持和知識／教育界的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所學府成為了中國現代音樂史發展的推動「母機」，不僅培養了最早幾代中國現代音樂各方面的棟樑之材，而且對之後建立的其他中國音樂高等教育院校和系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由此，在社會建制、民眾意識和學院建構等各方力量的合作推動下，自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末，中國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家」個人為創作主體的音樂創作理念，並獲得了相當的創作成果。具有明顯現代性意味的音樂創作觀念建構開始萌生：寫作一個前所未有的作品譜面文本的「作曲」概念，獨立於創作者並具有後續生命的「作品」概念，在寫作中將個人特徵置入其中、並依靠作曲獲取社會職業的「作曲家」概念，以及一個連續不斷並超越個人的「創作傳統」概念。

四、中國音樂現代性轉型的後果及其反思

本節就上述歷史現象中體現出來的中國音樂現代性轉型的後果作進一步的理論反思和更加偏重「長時段」性質的總結。其一，在二十世紀前期，通過中國社會整體上的現代性轉型，音樂作為一種獨立藝術門類的地位和品格在中國得到了初步確立。應該說，這是中國音樂現代性轉型最重要的成果。其二，從二十世紀初至今，西方音樂通過現代性轉型的帶動大面積傳入中國，並對中國音樂的歷史發展和性格塑造產生了重大影響。從當下的視角來看，這種影響顯然具有正負兩方面的意義。其三，音樂中的民族性意識作為「現代性」意識的一個方面，自二十世紀初以後，成為推動中國音樂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推動力，其生命力至今未衰。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在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中，音樂中的現代性轉型確實已在二十世紀前期發生，而其後繼影響是極其深遠和極為深刻的。本文的重點是參照西方音樂的現代性進程，觀察中國音樂的現代性轉型的特點和意義，從中所凸現的一個明確結論是，現代性轉型是一個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參與其中的行動者仍然具有自由意志改變這一進程的後果和性質。正如中國音樂的現代性轉型所顯示的那樣，由於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背景均有不同，這種現代性轉型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盤的「西方化」，而是在全新的條件下和語境中尋找一種並不喪失原有自我身份的新的方向定位。

（全文即將發表於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