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在抗戰中征了多少糧2014-08-01 第210期

政府所定徵購價格，通常只是市價的一半，甚或三分之一。按糧食部長徐堪的說法，抗戰共征糧2.6億市石，60%被用作軍糧抗戰期間，國軍人數劇增。從1941—1944年，國軍需要補給的士兵從425萬增至681萬。要維持數量龐大的國軍，糧餉遂成為極關鍵的大問題。抗戰之初，糧食問題尚不嚴重。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致交通阻隔，後方糧價大漲。如以1930—1936年的糧價為100的話，1937年12月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①因糧價過高，軍糧購買不易，國民政府遂在1941年設糧食部，在四川等21省實行「田賦徵實」，農戶改繳納貨幣為上繳穀物。1941年，糧食部為各省所定田賦徵收數額為稻穀2293.8萬市石(1市石=50千克），其中四川配額最多，占其中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徵收穀物，摺合稻穀2345.9萬市石，超出了所定額徵數。②在「徵收」田賦之外，國民政府還為各省定有「徵購」數額。所謂徵購，名為購買，但農戶沒有權利選擇賣與不賣，也不能討價還價。政府所定徵購價格，通常只是市價的一半，甚或三分之一。即便如此，在付款時，政府也僅給部分法幣，剩餘支付「糧食庫券」。兩年後，糧食庫券每年可以面額五分之一，抵繳田賦。實行徵購後，至1942年10月，共徵購穀物2888.4萬市石，達到徵購額的96%。③由於徵購過程中，政府使用大量法幣，會刺激物價，且官定糧價太低，農戶不滿。因此自1943年起，政府將徵購改為征借，全部支付糧食庫券。國民政府實行「田賦三征」（徵收、徵購、征借），基本滿足了戰時所需。據糧食部長徐堪統計，抗戰期間共征糧食2.6億市石，其中田賦徵收佔52.5%、徵購佔24.5%、征借佔23%。④這些糧食60%被用于軍糧，20%作為公務員平價米，20%分給教師、學生、難童等。

面額為1市斗的糧食庫券農民糧食負擔極重，川、湘等地糧食畝產過半需要上繳為完成以上任務，農戶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糧食部在1942年稱，「就地主與小農各人之平均征額與平均產量所佔成數而言，三十年度（1941年），地主為5.19%，小農為4.67%；三十一年度（1942年），地主為4.78%，小農為4.59%。」⑤但真實稅負，遠不止於此。1942年，四川每畝稻田平均收穫四市石，其所負擔的徵實，加上徵購、縣級公糧、積穀和15%的「折耗」等，共計二石二斗八升（1石=10斗=100升），占其畝產的59.5%。在湖南的濱湖等縣，每畝負擔為其產量的52.79%。陝西耀縣中山鄉1944年每畝旱田除繳納糧麥二斗三升外，再出公款八千三百零七元，合麥四斗余，總計每畝負擔在六斗以上。而陝西在豐收時，每畝產量不過兩石。⑥相比於自耕農，佃農的負擔更重。1940年的統計顯示，當時有42.7%的農家為佃農，福建、湖北、四川的佃農數均超過50%。佃農耕地所產，大部分要上繳地主，「每年收入，大概以六七成歸地主。在成都一帶,大概十石穀子,總要七石歸地主」。⑦依照國民政府規定，佃農要在收谷後，扣留部分，在徵購時代地主繳納，然後憑收據向地主充抵地租。但地保在徵購時，會收取繳谷手續費等十餘種附加費用。這些雜費因是私下徵收，沒有收據，只能由佃農自己承擔。這種政府規定外的附加費用，十分常見。1942年9月，一個糧食部官員在川南視察後上報：「各地經辦人員浮收勒派等影響之普遍，如未身臨各地，幾難置信。經職分在瀘縣、納溪、古宋等地調查，五十糧戶中，有三十七戶，在浮收、冒斗、勒派三種方式之下，多上原糧之一半者六戶，多上原糧之三分之一者十一戶，多上原糧之十分之二者二十戶。」⑧為支持抗戰，中國百姓犧牲實大。

1950年浙江省嘉興鎮東鄉農民土改勝利完成後，農民高彩官和家人一起看領到的土地證。注釋：①②③郝銀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田賦徵實制度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④《近代中國》第51期, 台北近代中國雜誌社1986 年,第99頁；⑤糧食部1942年1月《對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關於徵實與供應情形工作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糧食部檔案(八三) 10一l。轉引自《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田賦徵實政策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3期；⑥《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二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412頁；⑦孫科:《糧食問題與抗戰建國》，《孫哲生先生抗建七講》，中山文化紀念館；⑧國民政府糧食部檔案（八三）144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二卷）》，第415頁。分享投票區抗戰中，國民政府的征糧方法是否恰當？32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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