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硯技藝的「生命史」研究

摘要：端硯技藝歷經千餘年的生命歷程，逐漸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體系。那這套文化體系是如何生成和養育而來的，相關的討論將為我們理解端硯文化遺產的內涵及保護端硯文化遺產提供新的視角。

關鍵詞：端硯技藝；文化遺產；生成；養育

文化遺產都是生成、養育而來的。「生成」強調文化遺產的原生性，養育則指文化遺產在傳續中的保養、保護和累積。^[1]這一過程亦即文化遺產的生命歷程。通過對這一生命歷程的梳理，文化遺產的生成邏輯、養育傳統得以展現。具體到端硯，端硯技藝歷經千餘年的生命歷程，逐漸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體系。那這套文化體系是如何生成和養育而來的，相關的討論對於理解端硯文化遺產的內涵及保護端硯文化遺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1]筆者調查資料，2011年5月10日。）

一、端硯的生成歷程

在中國古代，硯又被稱為「研」，東漢劉熙《釋名﹒釋書契》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許慎《說文解字》說：「硯，石滑也。」滑與研意義相近。這說明早期的硯主要是一種實用工具——研磨器。後來「磨器」改稱為硯。到漢代，硯的製作已經十分精良。考古發現，廣東、安徽、河北、湖南、湖北等地的漢墓均出土過石硯。魏晉南北朝時期，銅硯、鐵硯、銀硯、玉硯開始出現，至唐代又出現了新的品種，瓦硯、澄泥硯和用端州石製成的端硯。^[2]在種類繁多的硯中，廣東的端硯、安徽的歙硯、甘肅的洮硯、山西的澄泥硯為我國的四大名硯。

端硯位列四大名硯之首，始於初唐、盛於宋、精於明清、延至今日。早期的端硯主要是文人墨客書寫的實用工具，石面上並無圖案紋飾，後來被列為貢品，歷代帝王、文人雅士留下了大量讚美端硯的詩詞、著述、硯銘、傳說、故事等，形成了完整的端硯文化體系。

一般認為，端硯始自唐初。據北宋杜綰《雲林石譜》，初唐時的硯坑稱為龍岩，南宋紹興年間無名氏《端溪硯譜》亦云：「自上岩轉山之背曰龍岩，蓋唐取硯之所。後下岩得石勝龍岩，龍岩不可復取。」民間相傳，此岩為硯工梁龍（綽號聾佬）所開創，遺址在今斧柯山仔岩山背。這一時期端硯開始成為貴重禮物，或被視為貴重「嫁妝」、或成為饋贈朝廷命官的重要禮物。^[3]

至宋初，出現罷除貢硯的記載。據《宋史·太宗本紀》載，「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4]但此次罷貢時間不長。到了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被貶為端州州官。據《宋史·包拯傳》記載：「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遣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5]正因為端硯貢品的貴重，地方官員為巴結權貴而引發硯石的多采、濫采。故後來有了「凡仕於端者，買硯無過二枚」的規定。由此觀之，端硯在當時的價值可見一斑。隨著宋代提倡恢復禮制，重視經學，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好古之人，許多人在其著述中論及端硯，譬如宋哲宗時的書法家米芾著《硯史》、南宋鄭樵著《通志》、無名氏撰《端溪硯譜》、周去非著《嶺外代答》，他們對端硯的硯坑、硯種、價值等進行了記載。

明代開始派太監監督開坑、封坑。這一時期端硯的發展呈現出一個特點：硯形、硯式趨向多樣化，如蛋形、神斧形、金鐘形、古鼎形、古琴形、各式雜形、瓜果形、走水、平板（又稱硯板，即硯石一塊，稍加磨平，加工成長方形、方形、蛋形或隨形）等。考古發現的明代出土端硯數量較少，式樣有抄手硯、長方形硯、圓形硯、風字硯、鑲嵌端石澄泥硯等。如廣東中山香山縣教諭高玄生墓出土的圓形硯。^[6]另明代拜伍丁先師已盛行，有「敕封工部尚書伍丁先師之神位」（明代遺存）、「敕封太子太保伍丁先師神位」[1]（明代遺存）為據。

清代有關端硯的記載更豐富，如高兆《端溪硯石考》、吳蘭修《端溪硯史》、屈大均《廣東新語》等。據清道光《肇慶府志》載，「阮元詩：五羊仙人來何處，必從此峽騎羊去，萬羊化石埋紫雲，石角無痕著岩樹，端州研匠巧如神，水洞磨刀久迷路。詩、研皆無跡可尋，非仙那得知其故。」^[7]紫雲、端州、研匠、水洞等都成了端硯文化的重要表徵。清末至民國期間，由於社會動蕩，端硯名坑大都荒廢停采，硯石奇缺。採石制硯的匠人不少改行務農，或流落他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特別是肇慶遭日機轟炸和淪陷期間），端硯的故鄉肇慶只剩下幾間刻制（和收購）手工端硯兼營刀石、碑石的小店。四十年代後期，雕硯家庭已從興盛時期的五百餘家減至幾家。五十年代後期，政府開始有意識地組織恢復端硯生產。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間，麻子坑、老坑、坑仔岩相繼重新開採，端硯的開採技藝、製作技藝重新受到重視。

八十年代，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逐漸興起，1985年、2004年我國先後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後，逐步建立從國家到省、市、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在這一社會背景中，民間文化的「申遺」成為一個普遍現象。2006年肇慶「端硯製作技藝」成功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隨後肇慶市又開始積極備戰「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因而，系統梳理端硯技藝的生命史及生養傳統對端硯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端硯採石技藝的養育及困境

如上文所述，端硯的價值歷來備受關注，而歷史上端硯的價值又都是通過生產實現的。端硯的生產包括硯石的人工開採和手工雕刻兩大生產程序，^[8]具體包括採石、選料制璞、設計、雕刻、配盒、打磨、上蠟等工序，其中採石與雕刻技藝最為關鍵。需說明地是，由於制硯工匠大多文化程度較低，以及制硯的實踐性強，因此，端硯技藝的傳承和傳播歷來主要依靠口傳身授，而這些口傳身授的內容恰恰構成了端硯技藝的無形遺產，亟待保護。

唐初以來，人們較為關注端硯的雕刻（技藝），而甚少涉及端硯的採石技術、技藝。事實上，尋找硯石資源、開採硯坑是端硯製作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為艱苦、最為困難和最危險的一環。端硯開坑採石的勞動強度大，技術難度大，故有「端石一斤，價值千金」的說法。而且，因端溪硯石大多不抗震，故開採硯石歷來以手工為主。採石過程大致包括找石源、備工具、僱工、搭蓬場、儲糧油、汲水、清岩路、採石、運輸等多項工序。^[9]

宋時，「端州成了全國兩大產硯區之一，新開岩坑近十個。但硯石開採技術十分落後，一岩之中往往需要數十人至上百人排列提水，待其乾涸後，一人持燭光，一人掄錘鑿石。石場設備甚差，常有塌方事故發生。」^[10]據清道光《肇慶府志》載：「頃乙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蛋人以余技試之，下岩皮囊絞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如玉璞臕裹絡，包中含奇質，斷之繩得硯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觀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杖，水復大至蛋人[2]幾溺，旋泅以出，而下岩又復閉矣。」^[11]另據《端溪硯史》記載：「道光癸巳西潦再溢，瀕江廬舍盪析離居。是冬，端州民請開硯坑以工代振，謀於守令皆曰善。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汲水，正月十日採石，三月十日泉至而畢。蘇子瞻雲，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洵矣，艱哉！」^[12]由此可見端硯石開採既艱險又具有較大的技術難度。（[2]蛋人，指歷史上以船為家的水上居民（也稱「蜑戶」、「疍民」、「疍蠻」、「疍家」）等，他們廣泛分布在今廣東珠江流域、福建閩江流域以及廣西、海南、南海沿岸以至南洋諸島等水域。肇慶疍民的歷史大致可追溯至秦代。）

對此，還有民間歌謠為佐。如「七七採石在陳坑，箕伯猖狂毀折棚。衣食住行不需說，青女依期又下凡。襤褸批身如討乞，覓（陌）路相逢實羞顏。離鄉別井求家計，勞碌奔波為兩餐。」「麻坑山路曲彎彎，懸崖峭壁確難行。數九寒天無水用，夏日到來水浸岩。」「白日登程行到晚，到來採石實艱難。採得靚石人稱讚，岩藏寶硯振聲環。」^[13] 採石的艱辛與難度可想而知。

至近代，在集體化生產前，一個石工往往需要掌握採石、制硯和銷售的全套本領，而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端硯的製作生產也呈現專門化趨勢。上世紀六十年代起，端硯行業開始進行「流水線作業」，石工們的工種逐漸有了區劃，不同的石工掌握的技術也有所區別。

首先，尋找硯石、硯坑的石工必須懂得鑒別石種，摸清石脈。由於硯石的礦藏不像煤脈那樣層數多、煤層厚、煤脈長，硯石脈往往只有二三十公分到六七十公分厚，單獨成塊，面積很小。這就造成了硯石開採難度大、強度也很大。

其次，由於採石技藝大多是依靠口傳心授，從父輩那裡傳承而來，因而，採石的技藝和辨石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賓日村石工林潔培十餘歲開始跟隨父親上山採石，在實踐中學習分辨「石肉」、「豬潤」、粗岩和細岩等，了解硯石的生長規律。他曾對出產硯石的多座山嶺、多條山坑的硯石石種和硯石的生長情況進行研究，在北嶺山將軍坑之上、西面一帶，以及在竹高嶺三林道之上、西面一帶，開出十多個宋坑岩洞。在賓日村尋找硯石的諸多石工中，林潔培憑藉過人的採石技術，尋找到的硯石資源、硯石岩洞最多。至今，賓日村仍以手工開採端石的歷史而著稱。

近些年，隨著端硯外銷增多，硯石開採中的機械化操作日益嚴重，手工採石技藝面臨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由於端硯的市場需求量較大，端硯製作出現越做越大的趨勢，幾百公斤、幾噸甚至幾十砘的巨硯相繼問世。正如劉偉鏗先生說：「目前端硯越做越大的趨勢，100公斤甚至幾噸重的端硯常見於報端。硯石資源是不可再生的，如此拼法，後果堪虞。」^[14]另一方面，隨著硯石資源保護意識的提高，政府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實施了封坑和限制端硯石的開採。1999年底老坑被封坑，2001年後坑仔岩停采封坑，2004年麻子坑也被封坑。然而，濫采亂采端硯石的現象依然存在，如封坑後的麻子坑和坑仔岩，仍遭偷采者濫炸，結果碎石滿地，原本整塊的硯石就這樣失去效用。這種現代開採方式在一定程度使得手工採石技藝面臨更大的挑戰，同時端硯採石技藝的傳承問題更令人擔憂。

三、端硯製作技藝的養育傳統與變遷

雕刻是端硯製作過程中極為重要和關鍵性的工序，指制硯匠人對硯璞因石構圖，根據石質考慮題材、立意、造型以及雕刻技法、刀法、刀路等。端硯雕刻主要有深刀（高浮雕）和淺刀（低浮雕）雕刻，另有線刻、立體雕、透雕等。^[15]雕刻技藝主要通過家族傳承和師徒傳承代代相傳。

家族傳承是指端硯技藝在某一特定直系親屬內的傳承，其原則為男性繼嗣，如父子、兄弟、叔侄。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硯工才會考慮把技藝傳給有較遠血緣或者有地緣關係的人。如技藝精湛的藝人，在確定直系親屬無法繼承其技藝的情況下，只得考慮把技藝傳給有一定血緣或地緣關係的人。廣東家族文化的歷史大致可上溯至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接納夏言的奏摺，庶人可於冬日祭祀始祖。此後修建家廟形式的祠堂逐漸普及於地方社會。^[16]隨之，以祠堂與祭祖為核心的宗族組織開始興起。家族文化傳統也由此產生。每一個家族都有她的邊界，故技藝首先是在本族內的傳承；其次，傳男不傳女也是宗族觀念的一種體現。從技藝的保護來看，家族內的傳承有利於保護技藝的完整性。譬如清代的白石村曾形成了蔡、郭、羅、程四大制硯世家（也有八大家的說法），他們各自的家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技藝，並且保證了代代相承。

此外，端硯行業就像中國古代許多手工行業一樣，傳男不傳女。民國以前，在傳世的制硯名人中，也只找到顧二娘這樣的一位女性的制硯高手。如今的白石村，女性制硯工匠不在少數。郭氏家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據可查的族譜資料記載，郭氏家族的制硯歷史已歷五代有餘。清代以降，郭家成了端州制硯名家。當時端州的貢硯均出自郭禎祥（郭蘭祥），其後人郭橋繼承衣缽，雕刻出諸多名品，其中仍留存有「清代兩廣總督張之洞為開採硯石以備貢品事碑」（肇慶市重點保護文物，存於白石村內）、廣州廣雅學院內的一些碑刻。[1]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當中都只有男性的制硯傳承人。此後，郭家人已願意將技藝傳給自己的女兒、媳婦、外孫等人。（[1]筆者調查資料，2012年8月。）

歷史以來，拜師學硯在硯界都是一件大事。而且，學徒拜師是有講究的。首先需徵得行內人的認可及師傅的同意，然後徒弟要挑一擔谷或米給師傅，並與師傅談話。師傅在初步了解了徒弟的品性後，在每年農曆四月初八那天接受拜師。相傳農曆四月初八是先師五丁傳授技藝給端州鄉民的日子，這一天學徒都需行拜五丁（伍丁）的儀式，然後才進行拜師傅的儀式。不拜師擅自製硯是不被允許的，一經發現，工具都會被沒收。^[17]這種傳承方式在新中國成立後有了轉變，國營端硯廠等一批硯廠成立後，這種從祖上流傳下來的拜師儀式逐漸發生了變化。拜師的儀式開始省去，師徒之間那種勝似親人的關係也在淡化。師徒之間更多的是一種僱傭的關係，徒弟跟師傅學硯的過程也是幫師傅製造出更多產品的過程。而且徒弟學會制硯後大多會另立門戶，師傅是無法阻攔的。行拜師禮雖是建立師徒關係的第一步，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充滿溫情的拜師關係正在發生轉變。如今，以師徒傳承的方式去傳續端硯技藝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四、結語與討論

綜上而論，端硯技藝是以口傳身授的方式傳承至今的無形文化遺產，其持久的生命力表明端硯技藝具有一套獨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從上述對端硯技藝生成、養育歷程的梳理可知，鄉民既依靠家族傳統使端硯技藝進行了有效的代際傳承，又通過師徒傳承擴展了技藝的受眾群體，保障了技藝的延續，而這種傳統的家族文化和拜師文化恰恰又是端硯技藝生養的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肇慶「端硯製作技藝」成功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不過，這一表述很容易將人們帶入對製作（雕刻）技藝的高度關注，然而如前所述在端硯的生產中，與製作技藝同樣重要的還有開採技術，而且當前手工的開採技術因生態環境的改變、現代技術的應用等正面臨失傳，因而亟待進行搶救性保護。相關議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彭兆榮、李春霞：《我國文化遺產體系的生成養育制度》，《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2]沈仁康：《端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

[3]肇慶市端州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肇慶市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頁。

[4][5]（元）脫脫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7年版，第87、10351頁。

[6]楊傑：《出土歷代端硯述略》（內刊），第213頁。

[7]（清）屠英等修、胡森等纂：《肇慶府志》（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清道光十三年修，光緒二年重刊本（影印），第217頁。

[8][10] 肇慶市端州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肇慶市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126頁。

[9] 佚名：《端硯行業伍丁崇拜習俗簡介》（內部資料），2011年5月。

[11]（清）屠英等修、胡森等纂：《肇慶府志》（卷三），第467頁。

[12]（清）吳蘭修撰：《端溪硯史》（卷一），盧序，娛園叢刻本。

[13]佚名：《端硯行業伍丁崇拜習俗簡介》（內部資料），2011年5月。

[14]劉偉鏗：《維護端硯聲譽與文化的傳續》，《踏天磨刀割紫雲——肇慶市端硯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

[15]《端硯大觀》編寫組：《端硯大觀》，北京：紅旗出版社2005年，第80頁。

[16]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2003年第2期，第1-20頁。

[17]陳羽：《端硯民俗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5頁。

（本文發表於第三屆中華硯文化學術研討會參會論文集。

（本文發表於第三屆中華硯文化學術研討會參會論文集。作者：龔堅，女，肇慶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及歷史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