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民間儒教 復興「禮儀之邦」

　　明代以來，中華帝國即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這個美譽，最先是由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傳播開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作者註：指仁、義、禮、智、信）之一。他們的著作（作者註：指《儀禮》、《禮記》和《周禮》等）有著詳細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講，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熟悉他們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為什麼不摒棄這種外在的表現？在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

　　利瑪竇是羅馬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他一邊讚美中國人的「美德」，一邊也批評儒教太重視「禮儀」，過於「外在」，這在當時是個頗為敏感的問題。利瑪竇時代，耶穌會在歐洲的死敵是「宗教改革」。新教運動領袖馬丁·路德正是因為反對天主教會的「繁文縟節」，才主張「因信稱義」，率眾脫離天主教。利瑪竇既覺得中國儒教比歐洲的天主教更加重視禮儀，是個榜樣，可以勸導「不耐煩」的歐洲人；同時，也意識到官方的「繁文縟節」確實是個問題。

　　果然，傳統禮儀在現代社會開始遭遇困境。20世紀初，清末的知識分子對儒家「禮教」展開了猛烈攻擊。時至「五四」運動時期，「打倒孔家店」，摒棄「三綱五常」，摧毀「吃人的禮教」，「新文化運動」集矢於禮樂制度，幾乎可以稱為中國人的「宗教改革」。

　　從那時起，中國主流文化逐漸褪去了昔日禮樂文明的榮耀，視禮儀為迂腐，不行禮尚往來，已經是日常生活中不爭的事實。如今中國人見面，連握個手的相互尊重都簡省了。不講文明，不懂禮貌，不守規矩的行為更是觸目皆是。對於目前社會的「失范」局面，我們不能用「禮崩樂壞」的儒教式指責來批評，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五四」時「新青年」們的實踐。在20世紀全世界的世俗化過程中，禮儀的淪喪以及儀式感的消失，曾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非常注重禮儀的法國人、英國人，也在近代放棄了很多「繁文縟節」，變得不那麼「高貴」和「紳士」。

　　在現代中國社會，對宗教現象中包含的「世俗」和「神聖」缺乏共識。因此，這裡特別需要澄清的問題是：日常生活中施行的世俗禮儀，如禮貌、禮節、禮俗等等，與宗教性的禮儀，如祭祀、祈禱、誦讀，有著密切的關係。世俗與神聖的禮儀，不可能截然切割。換言之，一個人懂禮貌、守禮節，和他有信仰、尊禮儀、知天命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一點在宗教學領域已經是常識。法國宗教社會學家塗爾乾的宗教定義說：「宗教是一種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與神聖事物有關的信仰和儀軌所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和儀軌將所有信奉它們的人結合在一個被稱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在這個定義中，「信仰」、「儀軌」（禮儀）和「道德」結合在一個共同體中，相互之間有著聯動的關係。不過，現代中國人往往認為「懂禮貌」、「知禮節」只是物質富裕以後的自然結果，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殊不知，管仲是在《牧民》篇中說了這句「經濟決定論」的話。那時候，為政者是把民眾視如動物來豢養，句式和邏輯與「飽食思淫慾」是一樣的。這個理論否認了在任何環境下，人之為人都還有堪稱高尚的自主精神。

　　禮儀生活中的經濟決定論非但邏輯不通，在歷史上也沒有依據。孔子時代的「禮崩樂壞」，戰國時期的「征伐無度」，以及明末儒家學者驚呼的「天崩地解」，都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物質貧乏社會。這幾年興起的「國學熱」、「儒學熱」和「佛學熱」，也伴隨著相當意義的「禮儀復興」，並不能完全按照「倉廩實則知禮節」的模式來解釋。相反，倒是應該把這種復興看作一種信仰復歸的現象。

　　稍許令人欣慰的是，經歷了百多年來的禮儀淪喪之後，目前中國大陸似乎正在出現一股「禮儀復興」現象。清明節，已經確定為每年的全民假日。節日當天，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參與家族裡的「掃墓」活動。事實上，在儒教廢除100年之後，中國人的祭祖活動又以巨大的規模恢復了，只是「廟祭」改成了「墓祭」。現代中國人這樣地慎終追遠，懷念祖先，具有「宗教感」，說明中國民間社會的文化修復能力是很強的。宗教學、民俗學者很容易察覺到，儒教節令「春節」、「元宵」、「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從來都不是純粹世俗性的，而是與「鬼神」祭祀相伴隨。在城市裡，「炮竹除舊歲」、「初五迎財神」都有祈求、酬報的含義。也就是說，當代中國人的禮俗，仍然含有宗教信仰的因素。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的「禮節」，與他在宗教生活中舉行的「禮儀」可以有著良性的互動。按宗教心理學原理，適當的祭祀禮儀，在增進人格完善、人際交往、家庭凝聚和社會和諧方面都有好處。儒家《中庸》有「鬼神之為德」的理論，意即：在祭祀現場參與禮儀活動的成員，「祭神，如神在」，會感受到一種「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的「盛氣」。這種祭祀氣氛，對參與者的身心、行為，都能產生一些健康的「德行」，有益社會。儒家的「禮樂文明」，正是通過對於天地、山川、帝王、祖先的祭祀化生出來，也就是《周易·賁卦》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含義。

　　最近幾年，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生活中間，恢復了一些傳統禮儀，有不少確實淵源於儒教「禮樂」制度。據報道，今年9月1日，南京夫子廟小學370名一年級新生來到夫子廟舉行「開筆禮」。「開筆禮」看似當代小學教師們的發明，他們帶小學一年級新生去孔廟拜祭，上第一堂課。其實，這差不多就是科舉時代在家塾中舉行的「發矇禮」。在江南的「海濱鄒魯」嘉定，宋代文廟因改造成「科舉博物館」而保存下來，自2010年以來，那裡每年都舉行「開筆禮」，老師們設計的禮儀程序為：一、正衣冠，學生自正衣冠，互正衣冠，老師助正衣冠；二、點硃砂，在學生額頭點上硃砂，意思為頭腦開竅；三、茶敬親師，學生向老師和父母敬茶，感謝養教之恩；四、贈書送禮，老師向學生贈書和文具；五、擊鼓鳴志，學生髮願、立志，向親、師、天地宣誓，好好學習；六、啟蒙描紅，學生在宣紙上用毛筆寫上一撇一捺的「人」字，開啟智慧人生。

　　此外，「開筆禮」在曲阜、濟南、天津、成都、寧波、廣州、番禺、佛山、三水等保存孔廟的城市都有舉辦，已經逐漸固定為常規禮儀，民間儒教的活力可見。

　　現代中國人需不需要傳統的「禮樂文明」？原來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在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上，「意識形態」和「理想主義」的態度都要不得，要的還是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事實上，如果仔細地辨別儒教傳統，就會發現「禮樂文明」中包含有許多合理、合情、合法的因素，可以為現代人所沿用。

　　封建社會時期官方主張的儒教，主張「三綱」（君臣、父子、夫婦）原則，目的在於維持上下、長幼和性別之間的等級差別，肯定不適合現代社會，應該淘汰。然而，民間奉行的儒教，是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的方式，通過民間的「禮儀」活動，來維持一種文明的規則和秩序，讓人們知禮儀、懂禮節、講禮貌，是有益於社會的，是應該繼承的。中國古代的儒學、儒家和儒教，以及所謂的「禮樂文明」，分為「官方」和「民間」兩類。「官方儒教」是以天子「祭天」（郊祀）為核心的祭祀，用「禮樂」來維繫一個道德化的王權統治秩序。「民間儒教」很不同，它是以百姓「祭祖」、「社壇」等祭祀為核心，以維繫本土和方域內的家國社會。順著當代中國「民間社會」重建運動的脈絡來看，「民間儒教」中所包含的「禮樂文明」，仍有重要價值。經歷了100多年「反傳統」的現代中國人，應該已經有能力辨析傳統，與傳統和解，並對「禮樂」制度重新發掘和整理，從中感受到文明的滋養，將其轉型為當代中國的「禮樂文明」。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