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兒子 | 摩羅

我當然不會產生否定魯迅、陳獨秀、胡適的價值的念頭,我只是想說,我更願意細細體會閏土、阿Q、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老鄉親的需求與疼痛。我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兒子by 摩羅

國民性批判是清末民初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化命題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將此命題推入了高潮。我作為喝著「五·四」奶水長大的讀書人,作為魯迅先生的忠實讀者,對於國民性批判理論和實踐,崇仰了大半輩子。

可是,最近幾年,我的立場出現了巨大變化。從2008年秋天開始,我著手對這一命題進行探源、解構和抵制,一年有餘我就此一連寫了大約五十萬字,還有若干內容等著我寫下去。

我的學術視角發生這麼巨大的變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讓許多關心我的朋友感到驚訝和陌生。究竟是什麼機緣促成了我的幡然醒悟?追索一番起因和思想歷程也許不無價值。

一切還得從我的村子和我的母親說起。

我母親是江西鄉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除了信奉人必須吃飯之外,就是信奉拜菩薩。我剛剛記事時正趕上文革時期,那時候鄉村的菩薩和廟宇早就遭到掃蕩。沒有人敢於在自己的村子裡、在大隊書記和生產隊長的眼皮底下拜菩薩。我母親和她的同修們多次是到十幾里之外,一個小山谷的一棵樹下拜菩薩,那棵樹長在山谷的池塘邊。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樹,這裡必定是神靈居住的地方。我們村裡的香客都認為在那裡拜菩薩特別靈驗。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神經緊張的時代,偶有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對這些香客追問一句無關緊要的話語,這些香客就會驚恐萬狀,拔腿就逃,一口氣跑出那個並不險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為這一拜、一跑,幾個月的病病懨懨也就不翼而飛。於是香客們愈發傳說那個菩薩的靈驗。

我十來歲的時候,因為患有龍身瘡(現在知道那就是長在胴體上的帶狀皰疹),跟著母親和其他香客一起去那裡求過靈丹妙藥。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過是樹底下隨意碼放的幾塊磚頭,根本沒有所謂菩薩塑像之類。我已經說過,文革時期所有的菩薩都被砸爛銷毀,誰還有條件去拜一尊真正的菩薩呢?

後來在讀書生涯中,那些精英學者所著述的書文告訴我,中國是儒道釋三教互補的國家,而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所擁有的教育資源,全部是西方文化資源。我還頗受魯迅的影響,很信服他關於不讀中國書、多讀西方書的忠告。

尤其重要的是,文革結束以後,正是我大量閱讀、大量攝取文化信息的高峰時期,而這一時期的寫作者,恰是剛剛從牛棚解脫的知識分子,和剛剛從鄉村回城的知識青年。他們在文革期間所受的驚險和屈辱,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和權力機構抱有較多的憎惡。他們對中國歷史進行著最為黑暗的解讀,對於自己的時代極盡妖魔化,至於中國社會以及底層民眾,在他們筆下更是愚昧、封建、迷信、卑賤等等。那麼,什麼地方、什麼社會、什麼人群不愚昧、不封建、不迷信、不卑賤呢?那當然是西方社會、西方人種。

在以上諸般因素引導下,我二十幾歲那時,已經儼然是一個崇洋但沒有機會媚外的「全盤西化」論者。

在此背景下,我對基督教生起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們村有一位前輩讀書人,比我父親略長几歲,民國時期就是贛北地區著名的基督教領袖,擔任過贛北基督教會的副委員長。自從當了右派之後,一心在生產隊長監督下勞動改造,從來不談上帝或者撒旦之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算是趕上了他的好時代。經過官方允許,他把自己的家變成了耶穌堂。每到周日,附近到他家做禮拜的老弱病殘女絡繹不絕。我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過他們的活動。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殘女跟上帝究竟有沒有交流,我意識到他們之間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寶貴。他們藉此具有了群體認同,緩解了內心的痛苦。

那一兩年之內,我多次勸我母親參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禮拜活動。那幾年我們家處於最貧困的時期,我的父母內心壓力都非常大。父親從不表達這些壓力,母親則常常以各種方式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憂患感。我幾乎擔心母親某一天會精神崩潰。我希望母親在一個基督教群體中得到一點精神的解脫,至少能藉助那種群體交往釋放一些壓力。

可是母親對我的勸說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細分析形勢,我跟那位基督教領袖的兒子同庚同學,往來甚多,關係極好。我父母對於那位牧師也極為尊重。每次那位牧師跨進我家門檻,我母親都是極為殷勤地起身讓座、端茶送水。我以為我一定可以將我的母親引進耶穌堂。我進行著堅持不懈的努力。

終於有一天,我記得是某個炎熱的夏天,母親笑滋滋地然而是鄭重其事地回答我說:「我不能去,我信迷信,這麼大年紀了,不能改信。」

我一面為母親信仰的堅貞所感動,一面久久驚訝於從母親口中說出的「迷信」一詞。她的信仰和她對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於給我的震撼不是瞬間性的,而是必將持續終生。

母親七歲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飛機投彈炸掉了,從此無家可歸。她跟我父親結婚後一直借住在別人家裡,一兩年內搬家七次。她第一次擁有一間房子,是土改工作隊分給她的,所以母親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毛主席說什麼她都樂意照辦。只有一件事她沒依從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號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薩,遭到她的陽奉陰違。

即使是在這件敢於違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親也無法給自己的信仰命名,而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個精英群體出於歧視而給予的命名——迷信。

我最不能釋懷的是,為什麼在毛澤東和我母親之間,就一個拜菩薩問題存在著這麼大的分歧?為什麼我母親在堅決捍衛自己信仰權利的同時,卻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種力量對於她的信仰的歧視性命名?

此間是不是存在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如果底層人在最為堅貞、決不妥協的信仰問題上,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運,那麼,他們的整個命運中,還有一點不被支配的成分嗎?

我按照當時所能想到的宗教分類,告訴母親說,那不是迷信,那是信佛教。你信菩薩就是信佛教,跟人家信基督教一樣合情合理。我還給母親介紹了一些相關背景,諸如佛教是古代從印度傳過來的之類。

但是我的介紹跟母親基本無關。此後我雖然沒再聽見過母親將自己的信仰說為迷信,但是也從未聽見她說過佛教這個詞。

我當然不再勸母親改教。對於她的迷信,我可以理解和容忍,但是並沒有真正關心過。

母親給我帶來的最大震撼,出現在二十年之後。這次震撼不只是引起我心靈的漣漪,而是對我的文化立場、群體認同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鄱陽湖北岸的鄉村地區,重建寺廟的風氣漸趨熱烈。我們村裡很窮,建不起大廟。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領頭募捐,在村西頭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廟。我的母親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頭。母親總是說,她拜菩薩的時候,家裡老老小小每個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個。母親的拜菩薩因此跟我產生了命運的關聯。

母親進入老年之後,她的信仰由於一個特殊的災難而出現了危機。母親募捐修廟時,她捐上了一百元。有一天二哥從小鎮回到村裡,看見村裡捐款榜上,我父母的捐款最多。二哥就跟母親說,那個捐款我出一半,並隨手遞上五十元錢。二哥是行政村的黨支部書記,他對建廟的支持,讓母親和所有參與者都感到欣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親的信仰危機。小廟建起來不久,二哥因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僅三十九歲。

我的母親雖然一輩子吃苦,但是兒女很旺。她生了六個孩子,個個長大成人,這在貧困鄉村是較為少見的。中年時期的母親,總是被村裡人和親戚路上的人請去參與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給新娘扯麵、給新郎鋪床之類,就因為我母親的兒女個個順道,可以傳播吉祥和喜氣。每當這時,總是母親最為光榮、最為幸福的時候。（原作者：摩羅）可是,當母親老了,她的正當盛年的兒子,卻遭遇不測。我陪母親度過了給二哥辦理後事的整個過程。我攙扶著我的母親舉行了與二哥靈柩告別的獨特儀式。世界上沒有那樣的儀式,那是母親得到我的支持而舉行的獨一無二的儀式。我深知母親心頭的至痛。

我離家以後,我母親天天在家哭喊:「菩薩呀菩薩,我二崽對你那麼好,你怎麼就不長眼哪!」

我母親的信仰就這樣一天天崩潰。我在遙遠的北國,默默地陪著母親憔悴、衰老。對於自己的命運我們完全無能為力。

幾年之後,我回家探親,遇上母親邀伴到村西小廟燒香。母親在與寺廟和菩薩疏離幾年之後,終於重新回到菩薩身邊。看來母親內心最為傷痛的一角,終於又有了些許溫暖,我因此感到高興。

有一次,母親和另兩位老婦一起去上香。我跟著去是為她們拍照片。她們的儀式完畢以後,我進廟拍攝神龕里的菩薩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薩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來長的木頭。

我問母親這是什麼神?

母親說,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們那裡對老爺爺的尊稱,意思相當於可敬的老人。母親只知道老嘎嘎是我們村裡的一位祖先,這位祖先究竟什麼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親沒法說清楚。

母親補充說,這尊菩薩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薩,而是從香火堂撿來的韋陀菩薩。咱們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廟。除了供奉祖先牌位,還供奉三將軍(張飛)和老嘎嘎。這尊韋陀菩薩,是三將軍和老嘎嘎的護法使者。

文革時期,三將軍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爛,這位韋陀菩薩也被人丟在什麼陰暗潮濕的角落,寂寞了幾十年。直到那年建廟,人們才找到這尊韋陀菩薩,當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這裡。面目模糊即系木質腐爛所致。

那一天我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將會改變我一生的文化立場,因為心靈的變化總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識到自己有兩個發現。第一,我發現我母親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來我一直以為,母親既然拜菩薩那就該是佛教徒。

第二,我發現我對父親母親的精神世界原來一點也不了解,而且也從來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個過程中,一直按照書文上的說教在批判他們的信仰。我跟魯迅和毛澤東一樣,一直把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我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信仰,看作迷信。我從書本上學的東西越多,越認為自己很有學問,就越加堅決地否定父老鄉親們的信仰和習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樣,罵他們愚昧無知,罵他們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罵的是他們的下人,諸如阿Q、閏土、祥林嫂之類每天給他們挑水、種地、舂米的勞動者,我罵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種地、舂米將我養大成人的人。

很顯然,我發現的這兩個問題,乃是我的兩個錯誤。

我的錯誤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是那幾年我不斷追問的問題。實際上我是在為我的錯誤尋找客觀原因。

關於對我母親宗教身份的錯誤理解,這跟我的教育資源有關。我從上小學開始,課堂上應該學什麼,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師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而政府是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聯合構成的。這個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規定的教育資源,只對精英的文化感興趣,而且把他們選定的教育資源說成是唯一正確的。

我父輩的生死榮辱,不在教育的關注之列,他們所信奉的神靈,精英人物永遠不屑於了解,僅以迷信名之。

精英們信奉儒家道統的時候,他們說四書五經是唯一正確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說。精英們主張全盤西化的時候,他們就說全盤西化是唯一正確的,西方文化是唯一先進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說。精英們要搞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說。

無論精英群體選擇什麼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我們的教育資源,阿Q、閏土、祥林嫂等等下人的文化和信仰,永遠都是妖言邪說,都是被歧視、被批判、被詛咒的對象。而我母親不幸就屬於阿Q、閏土、祥林嫂那個群體。

他們批判這些妖言邪說,並不是因為這些東西真的有什麼錯誤,而是因為,每一代權力當局都必須通過批評一些東西,來證明他們所提倡的東西是唯一正確的,必須堅信不疑的。

所以,我從我的教材中只讀到過馬克思、列寧、培根、歌德、雨果是怎麼理解人類生活的,以及毛澤東、魯迅、孔子、屈原、賈誼等等文化巨人是怎麼創造人類文化的。關於閏土、阿Q、祥林嫂和我的父親母親對於生活的理解,從來沒有正面涉及過,僅僅在出於批判之需要的時候,他們才會出現在我的教科書中。

在教科書之外,一般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也都告訴我們,中國的宗教是儒道釋三教並立並互補。這些學術大師或者小師們一般不會討論中國傳統宗教的第四種資源——民間信仰。所以,我將我母親的「拜菩薩」理解為佛教,是獲得整個精英群體的學術支持的,我不過是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系的一個容器。精英群體給我裝進什麼,我就擁有什麼。

當我發現我母親的信仰和神靈在我的知識譜系之外的時候,我知道它實際上是在中國精英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系之外。在精英群體看來,它不但不是教育資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簡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整個人文學術體系的敵人,必須天天批判之。

我終於知道,阿Q、閏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親母親的生活世界,整個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關注與研究視野之中,整個不在他們所建構的人文學術體系中。

當亞里士多德研究人類的政治權利的時候,他研究的是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政治權利,那個龐大的奴隸群體根本不在他的談論之列。

當中國某某學者在研究中國的信仰狀況的時候,他關注的是漢武帝、武則天、李後主以及圍著他們打轉的文人士大夫的信仰狀況,阿Q、閏土、祥林嫂的生活,以及我的父親母親這個龐大的底層群體,根本不在他們的談論之列。

根據以上邏輯,所有阿Q、閏土、祥林嫂都是沒有文化的人。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傳宗接後,一直遭到我們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門檻,一直被我們判定為愚昧無知。

是的,在精英群體所主導的整個社會評價體系中,阿Q、閏土、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沒文化的人。

而我,不但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一個文化人。

我的父親母親之所以被命名為沒有文化的人,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神靈、他們的精神生活的支持體系,得不到精英群體的認可,並被精英群體命名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為有文化的人,是因為我在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教育制度和學術制度中,中規中矩地學習了幾十年、刻苦操練了幾十年,終於弄懂了精英群體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並按照他們要求的模式,參與到這個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結構之中,盡忠職守地履行自己的職能。

教育,就這樣造成了我與我的父親母親在趣味、信仰、文化、社會分層等等方面的對立。

在這個對立的結構中,我每天勤奮地學習亞里士多德、耶穌、釋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達爾文、孟德斯鳩、托爾斯泰、老子、孔子、莊子、李白、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等文人學士的著作,裝模作樣地像他們那樣思考,關注他們所關注的,信奉他們所信奉的,弘揚他們所弘揚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最後,像他們那樣,通過立言立功立德而實現名垂史冊、萬古流芳的偉大理想。（原作者：摩羅）既然底層群體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體為了樹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須予以歧視的他者,那麼,當我「批判他們所批判的」的時候,我就只能成為我的父親母親的敵人。

我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偉大人物,而甘願成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們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們的階級立場,我因為這種過於趨炎附勢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種道德焦慮。

最荒謬的也許還是我父母本人,他們一邊堅守他們卑賤的文化和信仰,一邊將我交給精英群體,任由精英群體將我培養成他們的敵人和批判者。這種悖謬的選擇中,包含著人類社會最慘烈的悲劇。

無論悲劇多麼慘烈,一朝醒悟,我只能毫不猶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邊。

最近幾年,我用從精英群體學來的學術方法,對我母親信奉的神靈(老嘎嘎)進行了多方面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變。以此為契機,我還對我家鄉周邊的民間宗教和節日習俗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田野調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誕生的文化背景。

我發現,用宗教學的眼光看來,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穌的起源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現代學術對於民間宗教的歧視、對於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顯是趨炎附勢之舉。現代文學對於民間社會和底層人群的卑賤化建構和愚昧化描述,也不過是一種建立自我對他者的權力關係的文化行為。

有了這些發現,我就無法假裝糊塗。無論如何,我必須從沉迷其中大半輩子的所謂國民性批判中逃離出來。我不想再按照魯迅、陳獨秀、胡適的腔調去批判我的父母、詛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層文化之間,真的有什麼真理與謬誤之分、信仰與迷信之分、高與低之分、貴與賤之分。

憑什麼說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貴的、某某人拜十字架並且相信某個人死後復活就是高貴的,而我的母親拜老嘎嘎就是迷信?這種歧視和謊言對我再也起不到欺騙作用。

中國精英人物為什麼熱衷於國民性批判,他們需要通過這種批判確立自己作為精英階級的正當性。西方侵華的殖民主義者為什麼要對整個中國進行國民性批判,也是企圖通過這種批判建構西方人在中國實行統治、掠奪和屠殺的正當性。

國民性批判雖然是一個文化問題,但是人們建構這個文化問題的目的,卻是為了確立自己所屬的那個集團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這種權力跟阿Q、閏土、祥林嫂和我父親母親的尊嚴與利益存在某種衝突,當我意識到這種衝突的時候,我當然必須選擇站在我的父母一邊。

當我決意將自己從國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離出來,這對魯迅、陳獨秀、胡適來說可能有點突然,因為我已經跟著他們吆喝了幾十年。

既然我已經看清了我是閏土、阿Q、祥林嫂的兒子,而不是魯迅、陳獨秀、胡適的兒子,我就沒法繼續趨炎附勢下去。

我當然不會產生否定魯迅、陳獨秀、胡適的價值的念頭,我只是想說,我更願意細細體會閏土、阿Q、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老鄉親的需求與疼痛。

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個卑賤的山村裡,陪伴他們的依然只有那個跟他們一樣卑賤的老嘎嘎偶像。我對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對他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目前尚不知道。但是對我來說,我顯然得到了一次學術的升華和文化生命的升華。

在對家鄉的鄉土文化進行過初步調查之後,我制定了一個進行鄉土文化研究的龐大計劃,我將從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化學、宗教學、民俗學、歷史學等等角度,對老嘎嘎的村子進行全面的學術描述。對於與我同時代的老嘎嘎的後人,也就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將為他們一一立傳。司馬遷開創了為帝王將相等等精英人物立傳的傳統,我將在這個傳統之外,專給幾百位卑微村民立傳。這個學術工程的成果,將會超過兩百萬字。這個工程計劃就是我後半輩子的志業所在。

我願意忠於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文化,那才是我的生命之根。我希望通過我的研究和描述,激發社會對於這些卑微文化的了解與尊重。在對我父母鄉親的文化進行研究的同時,我願意更多地關注我父母鄉親的精神世界,而不像以前那樣僅僅關注精英人物的精神世界。

（本文選自《家書》 /2014-05-01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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