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革命的目的與手段

「吾輩既言社會主義，自當承認社會主義之所謂幸福；而所謂幸也福也，自不能無決定之人，……如曰幸福決於民意，不決於一二人，則吾以為藍寧（即列寧）之民意機關，不合於吾上舉之二標準。彼之所謂幸福者，猶是藍寧一二人之所謂幸福，而全俄民意之所謂幸福是否在此，吾未之敢信焉」——張君勱談俄國式的「幸福」，《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1920首譯「蘇維埃」一詞1918年12月28日，梁啟超、蔣百里、張君勱等一行7人，以私人身份赴歐開展「國民外交」。他們出國紀行的實況，通過留在國內的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直播」。稍後，對社會主義正興趣濃厚的張東蓀，寫信給正在歐洲遠遊的張君勱說：「世界大勢已趨於穩健的社會主義，公等於此情形請特別調查，並收集書籍以供歸國之用。」張氏回信中則說：「俄國思想瀰漫吾言論界可也。」此行，張氏在歐洲逗留了三年。這三年讓他和張東蓀一樣，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鐘情者和宣傳者。這種轉變，既與張氏廣泛接觸歐洲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有關，更因其耳濡目染歐洲資本主義弊病而生出了反思。張氏日後曾回憶：1919年2月，他和梁啟超一行一踏上歐洲，就立刻注愈到食品的缺乏，住房的擁擠，以及由於不斷的罷工而造成的困苦，他天天耳聞目睹這類事情，感到歐洲人的生活如此的不安寧，則現今之社會制度註定不會存在長久，而要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只有進行社會改革，實行社會主義。到1920年，張氏已然公開宣布自己乃是「相信社會主義之一人」了。旅歐期間，張氏還設法購得了蘇俄政府於1918年公布的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並將其用中文譯出寄回國內發表。他在譯文中第一次將俄文中之COBET(代表會議)音譯為「蘇維埃」。這一譯名後來被中國人廣泛使用。此一時期，正值國內思想界激辯「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張氏雖遠在歐洲，亦參與其中，態度鮮明，稱社會主義不僅適合於中國，而且實行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唯有緊急實施社會主義，才能避免如歐洲那般發生暴力社會革命。中國社會主義，該選擇德國之路，還是俄國之路1920年7月14日出版的《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4號，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的文章。文章實際上由三封通信組成，其中兩信是張君勱旅歐期間寫給張東蓀的，一封是張東蓀給張君勱的複信。這三封通信的主要內容，是兩個認同和提倡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該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探討，簡而言之，是究竟該走德國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還是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之路更合適。所謂「德國道路」，乃是社會黨的議會模式；所謂「俄國道路」，即列寧共產黨的革命蘇維埃模式。張君勱在信中說：他並無意就這兩模式作是非判斷，但卻以為：「所為分別高下者，其於藍寧(列寧)，則佩其主義之高，進行之猛，宇之曰社會革命之先驅。然於根基之深厚，踐履之篤實，則獨推崇德之社會黨。」——這段評語的意思其實是：張氏欽佩列寧那般的以個人英雄主義推動社會革命的方式，但卻更推崇德國社會黨走議會道路「有國民為之後盾」的方式。張氏在通信中補充闡釋：俄國革命固然稱得上是驚天偉業，但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少數天才人物的政治活動基礎上的，俄國布爾什維克能夠「於旦夕之間，實行其國有主義」，全是因為「有藍寧（列寧）之天才，有藍寧之自信力」。但天才可遇不可求，如果「天才不如藍寧，自信力不如藍寧，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畫虎類狗也」。所以，張氏認為：俄國革命的方式「他國不可學亦不能學」。與俄國革命不同，張氏認為德國革命得到了「國民」的廣泛支持。他說：德國革命「建築於五十年訓練之上，醞釀於四年戰事之中，有國民為之後盾。……雖社會革命之理想，並未完全實現，然規模俱在，循此軌道以行，則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德國革命雖然「絕無創造天才」，更沒有列寧那般的領袖人物，但其「根基之深厚，踐履之篤實」，則遠在俄國革命之上，所以，德國式革命道路，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可以學、而且必然能夠學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張氏具體列舉了「德國道路」與「俄國道路」的六大區別：(一)俄藍寧革命成功後，解散國民會議而以全俄蘇維埃代之，德於革命初期雖召集蘇維埃，其後廢之而代以國民會議。(二)俄之蘇維埃限於勞動階級；德之國民會議，一切國民均有選舉被選舉權。(三)俄之代表機關，為一階級所佔之蘇維埃；德之代表機關為國民會議，此外輔之以蘇維埃，得參與立法。(四)俄之土地國有，工業國有，由蘇維埃認可，不出賠償而強徵收之；德憲法上亦認國有主義，然其施行方法由議會議決，且採取賠償主義。(五)藍寧政府抱持數十年來社會黨不與資產階級合組政府之大義，德革命之初，以多數派獨立派組織純社會黨內閣，其後獨立派出閣後，多數派與其他資產階級合組混合內閣。(六)藍寧氏以為在革命後之過渡期內，對於資本家之參政，集會，報紙，應加限制。故施行貧民專制，德則無此狀態。革命的目的與手段，孰輕孰重？在張氏公開宣揚、推崇德國式社會革命道路同時，國內的社會主義者們也是派系紛呈。用張氏的話來說是：穩健的中國人模仿英國的費邊主義和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而激進派則仿效蘇俄的革命模式。1920年的夏天，張氏便受到了來自推崇蘇俄模式的知識分子們的攻擊，被指為「反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張氏起而反擊。先是聲明自己贊成革命，自謂：居於有四千年陳腐歷史之今日中國，「凡屬革命，不論其所爭為思想，為政治，為民族，為社會，吾以為當一概歡迎之。」繼而，張氏試圖糾正當時知識界看待「革命」的態度。張氏說：時下知識分子，對革命有兩種心態，一種是把革命視作「天神」、「教主」，日夜頂禮膜拜；另一種是認為「革命之舉為可暫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是社會的非常態，只是社會改造的手段，並無絕對的神聖性。二者之中，張氏贊同後者。辯論中，張氏更堅持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張氏解釋道：自己對俄、德革命的褒貶，並不針對其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僅僅針對其所採用的手段。張氏將自己定性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決社會革命之一人」，即一個推崇用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者。張氏說，自己之所以不推崇列寧式革命，是因為其「失於法律主義」，毫無法律可言——法律上的民主，意味著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列寧政府成立，「惟勞動者得參與政治，而其他階級則否」。張氏說，就推崇勞動而言，這種做法或許有其必要性，但推崇過度以至於剝奪其他國民的政治權利，則違背了法律的民主、平等之義。張氏的批評者對其以「是否遵守法律的民主、平等之義」為標準取捨德、俄革命很不以為然。批評者們的代表意見是：「事實的經過，有種種不滿人意的地方，只能認為手段錯誤，卻不能據為評價的根據，因為這種錯誤的手段，是非常容易消滅的，只要覺得不對，便可更正。」——意即如果目的是極好的，則不必對手段太過較真。張氏非常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反駁道：對於社會革命而言，採取何種手段，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天下往往有這種情況，即主義雖「甚正當」，可是因「手段之誤」，而使革命「流毒無窮」；相反，「主義雖不完滿」，但因「手段不誤」，卻收到了「和平中正之結果」。張氏尤其強調：革命的手段「關於一國利害至重且大」，如果手段發生了錯誤，要想再去「更正」，絕不會是一件「舉手之勞」的容易事，有志於社會革命者，必須事先在手段問題上下一番認真的「取捨」功夫，切不可「淡焉視之」。

張君勱,原名嘉森，字君勱，號立齋。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參加征聞社，創辦《憲政新志》，宣傳立憲思想。辛亥後任寶山縣議會議長，與湯化龍等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後改組為民主黨。1913年留學德國。1915年回國任《時事新報》總編。1918年隨梁啟超去歐洲考察，後留在德國學習哲學。曾參與創辦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擔任過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教授。1933年與張東蓀等人組織國家社會黨，任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參與創辦民盟，1947年主導起草《中華民國憲法》。

張君勱與妻子王世瑛。作為近代思想巨擘，張君勱頭上有各種各樣的標籤——自由主義者、新儒家、國學大師……以及40年代延安痛批的對象，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個將俄文中之COBET(代表會議)譯為「蘇維埃」並使之廣為傳播的，正是張君勱——「社會主義者」張君勱。

民盟部分負責人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合影。右二為張君勱。張君勱素來反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國。早在北伐戰爭之時，就是國民黨的批評者。經過對國民黨的觀察，他預測北伐戰爭結束後，國民黨無非選擇三條路：一是召集國民會議；二是實行一黨專制；三是內部分裂，造成全國混亂。他認為第一種選擇在當時國民的民主素質欠缺的情況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縱的故事。換言之，也就是說國民黨只會走後兩條路，而這將阻斷中國的民主進程。可悲的是，國民黨竟然沒有跳出張君勱為它預測的政治路向。內戰期間張君勱對共產黨的批評，思想上也是基於相同的出發點。

1945年6月26日張君勱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前簽字者為董必武，左後立者為張君勱，右後立者為李璜。

「數年前之俄國，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絕無建設成績可言，自五年計劃既定，不特工業有長足進步，即其集合農場進行之速，亦出乎預期之外，故俄共產黨之政績，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而吾儕對於蘇俄，不可不一變其疇昔之態度。」——張君勱《史泰林治下之蘇俄·自序二》，1933年。破天荒地將「社會主義」寫入《憲法草案》與早年不同，張君勱後期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和論述，大量集中在經濟層面，這種變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這年5月，張君勱應邀出席上海「國是會議」，這是一場民國知識分子的大聯合，其目的是起草《憲法草案》，結束軍閥混戰亂局，會議得到了全國各地社會團體的支持，在中國近現代史中，此舉可謂空前絕後。受會議的委託，張氏起草了一份《國是會議憲草》，在其中《國民之教育與生計》一章中，張氏破天荒地把社會主義的有關條款寫進了進去。稍後，張氏又在《國憲議》一書中專門解釋了自己為何要把社會主義寫入憲法、為何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而不能走歐美以工商立國的資本主義道路。張氏說：歐美國家以工商立國的老路，只以富強為目標，從不計較人類本身之價值如何，其結果，「國而富也，不過國內多若干工廠，海外多若干銀行代表.國而強也.不過海上多幾隻兵艦，海外多若干土地」，但整個社會則因「多而不均，畜而不安」，「已陷人社會革命之狀態」；而且這種工商立國之路，還是一戰慘劇爆發的直接根源。張氏說：中國素來以農立國，長期以來造成了「文化停滯，生計縈條，知識之權操之少數，其大多數則老死鄉里，文字不識」的落後狀況。要改變這種狀況，則工商業必須得到發展，但發展工商業，絕不能像歐美國家那樣「以圖富強而犧牲人類」，而必須「與社會倫理相調和」，「一切活動以人類之幸福為前提」，必須實現「社會公道」——張氏說：「吾以直捷了當語告國人，一國之生計組織，以公道為根本，此大原則也」，而要實現「社會公道」，就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須在經濟上搞「國家社會主義」《國憲議》之後，張君勱再次思考和討論社會主義已經是30年代的事情了。1929年9月，美國股市暴跌引發持續四年之久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經濟危機對世界各國政治和社會產生了巨大衝擊，蘇聯之「五年計劃」，美國之「羅斯福新政」、德國之「四年計劃」等改革措施相繼出爐。與親歷一戰之後的歐洲社會變革相似，身在德國的張氏再次親歷了這場大變革給歐洲社會帶來的巨大動蕩，他親眼目睹了歐洲「工人失業」、「物價動搖」、「高築關稅牆壁」和「廢止金本位」……因為自報紙上獲悉蘇聯在恢復經濟方面比歐美更有成效，1931年8月返國途中，張君勱特地在莫斯科停留了數日，「考察其五年計劃以來之情形，為吾國借鑒之資」。考察的結果，使得張氏一改自己當年前嚴厲貶俄的態度。張氏說：「數年前之俄國，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絕無建設成績可言，自五年計劃既定，不特工業有長足進步，即其集合農場進行之速，亦出乎預期之外，故俄共產黨之政績，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而吾儕對於蘇俄，不可不一變其疇昔之態度。」張氏認為，蘇聯「五年計劃」的最大特色就在於「計劃經濟」，這是經濟之所以能突飛猛進的根本原因。張氏總結了蘇聯「計劃經濟」的五個特色：貨物生產與分配，皆由國家整體計劃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國家可計算全國人民之需要而進行生產，可保供求平衡；國家計劃統一管理，所以浪費特別少；國家生產可以確定下年的投資總額。基於這五大特色，張氏又總結了蘇聯「計劃經濟」面對經濟危機的四大優勢：1、不受世界市場的牽掣；2、對外貿易，以一國全體之農工商為單位，比之西歐資本家各自獨立，迴旋餘地更大；3、工商業由國家統一設計，不會陷入生產過剩危機；4、合全國之心力，可以實現一定之計劃。張氏認為，蘇聯自1928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事實上已經重回國家本位，不再以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為出發點，走的是一條「國家社會主義」道路。於是乎，在其稍後出版的政治思想代表作《立國之道》中，張氏明言：「……今後我國之經濟建設，惟有國家社會主義而已。」

張君勱，1963年攝於美國舊金山住宅。1949年3月25日，張君勱移居澳門，期間李宗仁邀請他出任行政院長，被辭謝。同年11月，應印度教育部邀請赴印講學。周恩來曾派張經武赴印度邀請他回國，未果。1952年轉赴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的土地。飄零海外的張君勱，仍然堅信要解決中國問題，只有「建立一個立基於民主憲政原則的新中國」，而要做到這點，則必須清理中國的文化遺產，以利於培育適於中國式憲政的國民。故而選擇了以挖掘中國傳統學術為依歸。

張君勱晚年講學時的留影。飄零海外的近20年間，張君勱沒有固定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為求思想之獨立，堅持拒絕國民黨的資助。1961年，台灣曾給他匯去一筆非常可觀的美金做赴德講學的路費，幾天後又被如數寄返。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這位以「不因哲學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學」為人生信條的學者，因操勞過度，在舊金山的一所療養院去世，享年82歲。1946年，張君勱60歲生日，周恩來親自給他送去了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1949年，張氏在中共開列的首批43名戰犯名單上，位居第43名。再後來，張氏去了美國，出版了他用英文寫的《中國的第三勢力》一書，書中說：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還沒有解決中國的問題，要解決中國問題，只有「建立一個立基於民主憲政原則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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