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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暴政

「方便」的暴政

來自專欄 ONES Piece

作者:Tim Wu 翻譯:任寧

譯者按:想看什麼就能看什麼,想吃啥就能吃啥,想幹嘛就能幹嘛——這是天堂的體驗,還是地獄的前兆?如果任何事都輕而易舉,任何物都唾手可得,人類會被自己的惰性反噬么?這篇文章從「方便」說起,呼喚著更多「不便」的未來。

當今之世,「方便」是最被低估,也是最少被理解的力量。作為人類決策中的驅動力之一,它或許沒法提供弗洛依德筆下的無意識性渴求那般背德的刺激,也缺少經濟學動因分析那種數理式的優雅。「方便」很無聊,可無聊並不意味著無足輕重。

在二十一世紀的發達諸國,方便——亦即更高效簡單地完成個人事項的方式——可能漸已成為塑造個人生活乃至整體經濟的最強大力量。在美國尤其如此。雖然歡頌自由與獨立的讚歌於美國四處可聞,但你也許會懷疑是否方便才是事實上的王道。

正如 Twitter 的聯合創始人伊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近日所指的那樣:「方便決定一切。」鼓吹著「人們的想像揭示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方便」似乎已令我們別無選擇。(我喜歡手沖咖啡,但星巴克速溶是如此方便,以至我幾乎從不去做我「喜歡」的選擇。)簡單就是好。簡單至極,則再好不過。

「方便」有著令其他選項變得不堪設想的能力。一旦用過洗衣機,再去手洗衣物便顯得匪夷所思,就算它也許更便宜。一經體驗流播電視,則守著特定時間看劇的做法就似乎蠢得有點不像樣。要抵制「方便」——不擁有手機,不使用谷歌搜索——所需的犧牲,是常被認作舉止乖僻,甚至走火入魔。

「方便」對個體決策形成過程的影響力,生髮自日積月累的集體決策過程,也源於它在現代經濟構建中的諸多所為。特別是在技術相關行業,打贏「方便」之戰就意味著市場佔有率的勝利。

美國人總把他們嘉勉競爭、選擇極大豐富、「小人物夢想」之類的話掛在口上。而在規模經濟和習慣的力量互相加成下,我們對方便的胃口會招致來更多的「方便」。亞馬遜用起來越方便,它即會變得越強大——因此亞馬遜用起來就愈加方便了。「方便」與壟斷,似天然乃一丘之貉。

既然「方便」作為一種理想、一派價值觀、一類生活方式業已風生水起,那麼就值得一問,我們對它的固戀,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國家有何影響。我並不想把「方便」說成是邪惡的力量,「省煩從簡」本身亦無可指摘。恰恰相反,它時常開啟那些過去令人目迷五色的可能性。而對那些不堪挑起人生重擔的人而言,「方便」總能讓日子過得不那麼費勁些。

可我們錯就錯在,只因它與我們所珍視的其他理想之間關係錯綜複雜,便假定「方便」永遠都是好的。固然「方便」總被理解、被宣傳為平權解放的工具,但其亦有昏昧的一面。它應許我們以順暢無阻和事半功倍,可也威脅到了那些給予生活以意義的掙扎與挑戰。「方便」被創造出來給予我們自由,但它也限制了我們的意願,由此微妙地奴役了我們。

將擁抱「不便」作為處世原則誠然會有悖常理,可當我們縱容「方便」做出一切決定之時,我們妥協得委實太多。

我們現在所知的「方便」,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節約勞力的家用設備被創造並推向市場時的產物。個中重要節點,包括首批「方便食品」的發明(例如罐裝豬肉焗豆子和桂格即食麥片)、第一代電動洗衣機、「老荷蘭」去污粉之類的清潔產品以及其他新奇事物,比如電動吸塵器、蛋糕預拌粉和微波爐。

「方便」是另一個十九世紀末的概念「工業效率」的家用版本,且多與「科學管理」一齊出現。它代表著工廠時代的精神風貌對家庭生活的浸染。

別瞧它眼下何等稀鬆平常,「方便」這位免人類於勞作的解放者,曾經還是個烏托邦式的理想。通過節約時間和消除苦役,它替休閑創造了空間。而正因有了休閑,我們方有可能去花時間於學習、興趣或其他什麼我們真正在意的事物上。「方便」讓普羅大眾也可享從前貴族獨佔的、提高自我修養的自由。以此看來,方便也極大抹平了社會差距。

「方便即解放」這個概念令人沉醉。而那些對其忘乎所以的刻畫,也出現在科幻作品以及未來學家對二十世紀中葉的想像中。從《大眾機械》(Popular Mechanics)這類嚴肅雜誌到動畫片《傑森一家》(The Jetsons)這種無腦娛樂里,我們皆可窺見未來生活將是百分百的「方便」光景。按下電鈕,美食上桌;自動人行道可免去走路之煩;衣服將會清潔自己,甚至在穿過一天後自我解體。至少在這副如意算盤裡,人存於世的奮鬥早已不復存在。

「方便」的美夢,乃建立於「體力勞動」的噩夢之上。但勞動永遠都是噩夢么?我們真想「不勞永逸」么?有時,或許那些不便而耗時的行為和追求反而更能展現人性。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方便」縱有萬般好處,但總有些人將其拒之門外。這些人誠然有其頑固刻板的一面(還由於他們有這份奢侈去抵制),可也因為他們看到了它對人之為人的威脅,看到了「方便」對他們在意之事的掌控。

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第一次「方便革命」開始星火燎原。充斥著「方便」的前景已不再是全社會的熱望所在。方便意味一致性,而反文化運動則恰恰關乎民眾表達自我、發揮個人潛能的需求,關乎與自然和諧共處而非尋求力克自然帶來的不適。彈吉他並不方便,自己種菜或自己修理摩托車也並不方便。但它們本身作為結果被視作有價值的事情。彼時的人們,正在重新開始追求個人趣味。

而也許是大勢所趨,第二波「方便技術」的浪潮(也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間階段)襲來,將這種理想裹挾了進去。個人趣味,被「方便化」了。

你或可將索尼隨身聽問世的 1979 年認作這個時間階段的元年。由隨身聽,我們可知「方便」在方法論上一個微妙但根本的轉變。若第一次方便革命的綱領是讓你的生活和工作更輕鬆簡單,第二次的目的,則是讓「做你自己」更輕鬆簡單。新科技成了個性的催化劑,賜予自我表達以效率。

想像一個八十年代初期的人,帶著隨身聽,塞著耳機,在街上晃蕩。他被自己選擇的音樂環境隔絕於世,正在當眾享受那種曾經只能於自家陋室中體驗的自我表達。新的科技讓他更容易地就能展示自己,哪怕是只對自己展示。他在天地間高視闊步。他是自己專屬的電影里的大明星。

這幻象是如此誘人,以至於它支配了我們的存在,以至於過去幾十年內我們創造的那些重要而強大的技術,多數都是為個性化與個人趣味服務的。想想看吧——錄像機、音樂播放列表、Facebook 頁面,以及 Instagram 賬號——這些「方便」與費不費勁無關,反正我們也多半不會經常做這些事。它關乎的是精神資源的節省,免卻的是面對諸多自我表達的選項時難以抉擇的精神操勞。「方便」是「一鍵某某」,是一站式購物,是即插即用的無縫體驗。新的理想狀態,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實現個人偏好。

我們當然心甘情願為方便支付溢價——並且付得比我們自以為樂意的還多。舉例來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Napster 之類的音樂發行技術使得從網上免費下載音樂成為可能,而許多人也的確對此利用頗多。但現在,儘管不花錢就能搞到音樂的辦法依舊簡單,卻絕少有人這麼幹了。為什麼?因為 2003 年 iTunes 商店的出現讓購買音樂比非法下載還要方便。「方便」打敗了「免費」。

隨著各科事項樁樁件件地變得簡單,對「方便」日益增長的期待也讓這樣一種壓力水漲船高:要麼繼續將其他東西也簡單化,要麼便被時代拋棄。我們被即時性寵溺壞了,碰到還停留在老舊時效水平的事情就不勝其煩。當你可以無需陷於窗口長龍而在手機上買演唱會門票時,要排隊等待為選舉投票簡直就令人無名火起,對那些從來不必排隊的人來說尤其如此。(這也許有助於解釋年輕人的低投票參與率。)

實際情況的弔詭之處在於,今日之個性化技術,乃是一種「群體個性化」的技術。定製化的產物也可能會出人意料地面目均勻。例如,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在 Facebook 上,這是與親友——也就是理論上代表了你和你的人生獨特之處的這群人——保持聯繫最方便的方式。但 Facebook 似乎把我們弄得毫無差別。它的固定格式和習慣套路將我們剝離得只剩下最膚淺的那層個性表達,比如將哪張沙灘或山巒的美圖設為頁面背景這類瑣事。

我無意否認讓事情變得簡單能對我們起重大作用,能推動我們在餐廳、打車服務、開源百科上的選擇變得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但我們的人生不只是「擁有並做出選擇」這一件事。我們還要處理突如其來的情況,還要克服值得面對的挑戰,完成困難的任務——這些奮鬥,有助於塑造我們成為自己。當此等障礙、吃力、限制和準備門檻都消失不見,人生體驗會變成何等模樣?

今天的方便文化無法坦然面對人生體驗的基本特點——「困難」,因為「方便」只在乎終點,不關心旅途。但哪怕你最後都立於同一海拔,攀援一座高峰與乘纜車登頂的過程依然存在天壤之別。我們正在成為那種僅僅(或者主要)在意結果的傢伙,正冒著把人生變成一連串痴苶的纜車觀光的風險。

為了不使「方便」的唯一導向是更多的方便,它必須為更大的目標服務。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她 1963 年的經典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里曾觀察了家庭科技對女性的影響,並且得出了它們只是創造了更多需求這樣的結論。「就算是用上所有那些節省勞力的電器,」她寫道,「一位現代美國家庭主婦花在家務上的時間也或許比她祖母還要多。」當事情變得簡單,我們會用其他「簡單」的事情填補空白的時間。在某些時刻,無關痛癢的細小瑣事已經取代奮鬥,專制統治著我們的人生。

生活在一個什麼東西都是「簡單」的世界裡的一個令人厭惡的結果,就是唯一重要的技能只剩下多任務同時處理。在極端情況下,我們其實沒做任何事,只是排列了要做之事的順序罷了。而基於此的人生,則無異於沙上之塔。

我們須在更多時間(雖不至於每時每刻)里樹立去主動擁抱「不便」的自覺。至少做若干個「不便」的選擇吧,在這個時代,只有這樣,你才能尋獲真正的個人趣味。不是說你非得自己做黃油或者去打獵,但如果你想要成就點什麼,你不能讓「方便」凌駕於其他價值之上。有時「麻煩」並不是問題,而是答案:它可以成為「你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

而「擁抱不便」或許聽起來古怪,但其實我們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已經在這麼做了。只是彷彿為了掩蓋這點,我們替那些不便的選擇起了其他名字:愛好、副業、內心的召喚和熱情。這些非工具性的行為有助於定義我們。我們能從中收穫自己的人格——因為它們都包含了人類區區肉身與自然法則之間充滿意義的抗衡,例如製作木雕、組裝原材料、修理家電、寫代碼、記錄海浪的規律,或者直面長跑時腿和肺開始不聽使喚的那一刻。

這樣的行動需要時間,可它們終能使人受益。它們將我們暴露在沮喪與失敗的風險之下,但它們亦將教會我們理解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的角色。

讓我們審思這場「方便」治下的暴政,更積極地嘗試抵禦它的愚民威力吧,且看結果如何。我們不可忘記緩慢與艱苦的樂趣所在,不可忘記不用「最方便」的辦法帶來的成就感。能保全我們於完全高效率同質化人生的,也許惟有那些燦若繁星的、「不方便」的選擇。

這是 ONES Piece 翻譯計劃的第 161 篇譯文。本文原載於 nytimes,作者 Tim Wu,由 ONES Piece 翻譯計劃 翻譯。ONES Piece 是一個由 ONES Ventures 發起的非營利翻譯計劃,聚焦科技、創投和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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