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我精神導論》披露顧城——你絕對料想不到的另個世界（圖）

來自專欄之我精神導論

　　顧城——哲人之殤

　　顧城，朦朧詩主要代表人物，被稱為當代的唯靈浪漫主義詩人，早期的詩歌有孩子般的純稚風格、夢幻情緒，用直覺和印象式的語句來詠唱童話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成為中國新詩的經典名句。顧城，1956年9月24日出生於北京，1963年9月進北京西直門小學。1969年5月，隨父下放山東昌邑縣東冢公社。1979年《星星》復刊號上發表公劉《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顧城聲名鶴起。1983年8月5日和謝燁在上海結婚。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國家，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1988年1月赴紐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後辭職隱居激流島，1992年重訪歐美並創作，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出版有《顧城詩全編》。1979年顧城和謝燁（即雷米）在火車上邂逅，為了追求謝燁，顧城趕到上海，天天躺在謝燁家門前木箱子里。1983年8月5日在上海與謝燁結婚，1986年參加北京市作協在昌平舉辦的「新詩潮研討會」，結識北京大學中文系女學生李英。1988年顧城夫妻前往紐西蘭激流島定居，生有一子木耳，顧城不能容忍小孩奪走妻子對他的愛，謝燁只好將小孩寄養在朋友家中。1990年7月李英成為第三者，謝燁竟能容忍三人世界。1993年1月迫於生計問題，顧城在西班牙、荷蘭、羅馬尼亞等國家講學。是年3月李英和英國情人約翰離開激流島，顧城為此大受打擊，寫下遺書，多次自殺未遂。1993年10月，謝燁收拾行裝，準備由奧克蘭前往德國，在前往奧克蘭碼頭時被顧城勸回家，顧城在紐西蘭激流島寓所與謝燁發生爭執，在衝突中謝燁受傷倒地，顧城隨即自縊身亡，謝燁在送醫院途中死去。

　　評析：因母親健康原因，顧城提前七周破腹產於北京白塔寺旁人民醫院，在暖箱中度過了人生的前四十天光陰。按顧城母親的話說，他在九歲時從窗口跌落樓下，腦子受損。從這一刻，就註定了日後的悲劇。顧城作詩的天賦很早就顯露出來——1968年9月寫下詩歌《星月的來由》和《煙囪》；1969年5月離開北京隨父下放之前，寫下《我的幻想》；1971年7月在海灘上寫下《生命幻想曲》；1974年全家回到北京，讀書、學習繪畫，並從事過油漆工、木匠、翻糖工、電影廣告繪畫工、商店營業員、借調編輯等許多臨時工作；1976年寫出自編詩集《無名的小花》自序；1979年3月在西城區文化館《蒲公英》小報第三期發表詩作《無名的小花》，系作品首次公開發表，同月加入《今天》文學社團同北島、芒克、舒婷、江河、楊煉等結識，寫下早期代表作之—《一代人》、組詩《永別了，墓地》等。顧城的知識文化積澱主要源於自行讀書，尤其是讀法布爾的《昆蟲記》和《辭海》，因為這是他手頭僅有的查抄書中被僥倖漏抄的書。受制於體制，顧城一直是自由職業者，恰值開放年代，而寫詩便是他的全部。詩是之我受壓抑，由思維所迸發出來的思想精神產品，顧城早年之所以滿懷巨大創作慾望和激情，其之我的灰暗不言而喻，詩則是撥亮之我的點火器。詩人所謂「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黑色的眼睛就是其之我的表象。從整個少年時代始，顧城其之我便為灰暗籠罩了。

　　友人回憶顧城在上海追求謝燁的時月——每天早上起床，顧城的第一件事是趕緊把昨夜做的夢記錄下來，他把這些夢理解為另外一種暗示，這些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詩。這個習慣保持了很久。個子不高的顧城常常戴著自製的帽子，雙手插在寬大的中山裝口袋裡，在屋子與天井裡走來走去，自我欣賞。顧城特別喜歡用銀灰色的布料做帽子，如果沒有合適的布料，就用紙做一頂。顧城用這一新奇的形象和現實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他的生活空間是自己搭建的詩的空間。為此，謝燁領著顧城去醫院做了檢查，看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經過詳細診斷得出顧城的思維與表達都很正常。對於設計這樣的帽子，據詩人唐曉渡解釋——我個人覺得他是要設計一個標識，就像一個獨一無二的Logo一樣的，就是說這個帽子就是屬於顧城的，見帽如見其人。因為是很長遠的設計，他很多年裡面他就一直帶著這樣的帽子。顯見，顧城對其之我是相當敏感的。《導論》指出，歌中，詞人曲者都在心裡呼喚我是我、多麼特別的我，我是萬世沙礫當中一顆，感激天生這個我……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那麼，這個我豈不正是靈魂之我嗎？我，在生活中是真實的存在！一如顧城的詩——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領到蠟筆，沒有得到一個彩色的時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我是一個孩子，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顧城自製的帽子，其實就是其之我的Logo，也提醒他自己要保持其之我的特立獨行，因為——我任性。

　　友人在回憶與顧城的往事時說：「成長在畸形人文生態下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病人，只不過程度不一樣。顧城不是一個對抗性的人，但他確實是一個極端，所以在撤退時出了大問題。」《並不凄美的顧城之死》一文指出：顧城的悲劇也就是一個新移民的生活悲劇。除了寫詩(又是中文詩)，他可說是無一技之長。要命的是，生活在英語世界，他拒絕學習英語。這就意味著他根本不想融入這個社會，也斷絕了生存生活的門路。可是，顧城偏偏要編織自己的烏托邦夢幻——他在漂流島上養雞種菜，和自己心愛的人一起，過上一種不染凡塵的超然生活。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顧城的經濟日漸拮据，日子自然過得寒磣，捉襟見肘。他因為買那間破房子，還貸了款，要還按揭，這就更加雪上加霜。為此，他曾讓妻子謝燁去市場賣家裡產的雞蛋；又讓她做了春卷也拿到市場叫賣，這樣一點「繩頭小利」顯然遠遠無法解決生活所需。於此，現實的困難擊碎了理想的夢幻——以致最後，情人與妻子要接踵逃離，自己的兒子卻無暇顧及送人撫養。妻子謝燁的悲劇在於逃得不果斷，而整個悲劇則是顧城夫婦「在撤退時出了大問題」。也就是說，顧城沉浸在詩中，為詩他需要愛的庇護，因為其之我特別灰暗；為詩他又不能經受干擾，所以對兒子拒絕付出。於此，顧城其之我是扭曲的，之我對愛處於接受與拒絕矛盾當中，因此之我的變態遊離不可避免。而面對妻子謝燁即將的訣別，顧城之我唯一可寄放的搖籃傾覆了，於是便演繹愛恨之瘋狂。《導論》指出，失戀者之我因傾覆了「安身」的搖籃，之我處於所謂的「失重」狀態，進而造成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與行為……在大眾及世俗層面，之我的恨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但如果之我一味地凝固在恨里不能自拔，那麼之我就會變形變態，進而引發思維產生消極情緒和想法，誤導人走向反社會、反人類的叛逆歧途。顧城對外部世界抵觸排斥，顯見其自我之恨幽深。

　　其實，對於詩人的解讀不能光拘泥於生活瑣事，詩人的思想又是怎樣一個境況呢？顧城10月離世前夕的6月24日，完成了其哲學論文《沒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學綱要》，7月參加法蘭克福大學舉辦的「人與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學研討會」，顧城論文及答問反響強烈。詩人隨後匆匆離世，人們的目光也許至今還不太在意這篇「沒有目的的我」。在其中，可以看到顧城對「我」的關注和詮釋。今天，讓我們懷著欽佩而複雜的心情來傾聽顧城的哲學詩語吧。

　　1、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自然是超乎人類的，又是人的最樸素的心境。「自」是本源，天生的狀態，規則，我外無他之我。「然」是一個輕微的態度，同意、接受和這樣的意思。注意，顧城提出了「之我」二字。

　　2、哲學使人自在，並不使人存在。人存在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中國哲學的自然之境，可以將人從有限的概念中間解脫出來，成為自然人，又叫真人。自然之境的體現並不抽象——一舉一動，一花一木，擔水劈柴，皆可顯道。一個真人，不一定非得住在山高林密的地方；他無牽無掛，無可無不可，故也可能做所有人間的事情，為官為盜，娶妻生子，生如蟻而美如神。他予以改變的不一定是存在，而是存在中的迷誤。「自然之境」並不要求特別的形式。自然之境中的人，會由於自己的秉性誕生自己的形式，也會不創造任何形式。因為已經解脫了人的觀念，無己無我，他便不再會為自身的存在所困惑，也不會為自身的泯滅而惶恐。他無私無畏，秉性依舊，與命不違，可生可死，從心所欲。在此，顧城對『之我』的認識與領悟極高，只可惜對「自然之境」的消化和吸收在時間上沒有來得及。但也因此，顧城對死無所畏懼。《導論》指出，人實則無所謂怕不怕死的問題，而是如何看待死、對待死尤其是怎樣死的問題。不怕死，其實是認同怎樣死，思維判斷願意接受死。

　　3、從西方的語言習慣來看，中國古詩最大的特點是缺失主語，語法不確定，視點變幻，少有抒情的「我」；它的核心也不是理念，而是一個空，空與象一體若有似無，無身而有情。這些對於西方讀者來講，是很難想像的，在翻譯上會感到不可逾越的困難。這不僅是一個語言習慣上的問題，它更表現了一個與西方觀念迥異的哲學宇宙——一個不以人、思想為主體的世界，一個沒有目的的自然世界。語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而這一語言隨時暗示著「無我」…… 正是這個「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王維）的自然之境，使我們看到了我們處身而未感的人的自然生活，看到了生滅交替，光陰潛移，春秋輪轉，日月如梭，花落去，燕歸來，「有」在「無」中充滿意味地隱現著。此處，詩人顧城對之我的感觸是多麼玄妙，儘管詩人沒有點出其中的「之我」。《導論》<引言>感慨：入夜，星海璀璨，宇宙浩淼。仰望蒼穹，儘管自覺渺小透頂如同沙礫，但人總還是習慣於自以為是，意識之我強固依然。獨處靜思，人也許會問：我究竟是什麼，我究竟存在於哪兒？我，難道僅是同類相似之形體，或為相互呼喚之虛擬？我到底是什麼樣子，誰看見過我？我，在現實世界能夠摸得著嗎？在這兒，顧城離點破之我霧霾的窗紙僅半指之遙。

　　4、藝術上的「空靈」，無我之境，相當於哲學上的「無為」。沒有目的是寂靜的，是超乎個性的；但沒有目的的「我」，則是自由的，有著可能難以想像的鮮明個性。目的和概念已經不再束縛他，包括生死概念，人類的生存準則和與之相應的道德意識與他無關；他自性的靈動，使他處在永遠的創造之中，不僅生可為遊戲，死也不例外。原來，顧城的死之所以要另類，是因為他追求如詩般的「無我之境」，不僅生可為遊戲，死也不例外，這樣才能彰顯他那「難以想像的鮮明個性」——戴著如同Logo一樣的帽子作詩、生存、死亡。在這裡，可謂找到了顧城自殺的哲學註腳。他所謂「一個自然之境中的人，是自由的——他不以「我」為出發點，也沒有自身以外的目的，在現實運動中便具有無限的可能性。他可能長久和平地生活，也可能暴死；他可能是一個智者、一個瘋子，或一個傻瓜；他可能泛愛萬物，也可能吞食野獸」，實則表達了他對「自由」的嚮往，顯現其之我依舊灰暗、矛盾交織、難以自拔。

　　5、生滅在自然中是守衡的。人成功地用技術干擾了這個系統，他不受報復是不可能的。其實最大的報復倒不是生存與否的問題，而是人的自然性的喪失。當人不再能接受死亡，不再能在萬物生靈中，感受本身，在這個時候，他那個屬於自然的生命，他那個體悟自然之境的靈性，就消隱了。人製造了人，也許這就是自然哲學的終點。自然觀並不避諱這一點，因為它自身的消失幻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此處，顧城展現了其作為詩人哲人眼界的高遠，對人自我認識的精神境界超乎了他的年代。《導論》<智腦時代>指出，我們在改造世界，世界其實也正在改變我們，而後者往往為人類忽略。在這裡，作為人類靈魂之王的之我，是人類保持其本色與本性的最後一塊陣地了，之我失守、變色變性，人類便會全盤瓦解——人不是人、我不是我。如同打獵的獵人，自己端起槍來，自己把自己打死了。以之我論看來，就是靈魂把之我殺死——不是自殺而是另類的他殺。如果這樣的話，人類悲劇的根子就是源於對之我的無知，以及對思維的放縱乃至因狂妄而瘋狂。

　　作家雨果曾說：天才是人類的病態，就像珍珠是貝類的病態。顧城不光是天才詩人，在哲學上也算是天才，他超越了他的時代，而時代卻嘲弄了他，但我們絕對不要忘了除詩人桂冠之外，他還是位天才的哲人。話說，與其是說時代嘲弄了他，倒不如講他暼睨他的年代。如同畫家用色彩，顧城則用文字堆砌出氛圍，勾勒出一幅幅之我的幻影——瞧《鬼進城》——遠處有星星　更遠的地方 還有星星　過了很久 他才知道煙囪上有一棵透明的楊樹。顧城曾學過畫，可惜他沒有沿著這個方向再辟蹊徑，否則他必成某流派大家。歷史總是有遺憾的，但我們不要忘記、更不要忽略遺憾，否則我們自己就真的也遺憾了。顧城在其人生的最後四個月時間裡，研究並推敲出所謂沒有目的的「我」的哲學，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深長。文壇巨匠托爾斯泰在寫完《安娜卡列尼娜》後，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僅放棄了個人的家庭生活，同時也放棄了文學創作，將精力投入到哲學與宗教的研究，並宣稱「藝術不僅是沒用的，而且是有害的。」與文學家相比，哲學家眼光則更犀利，柏拉圖在《斐多篇》里描述蘇格拉底與西彌爾有這樣一段對話——西彌爾問蘇格拉底哲學家怕不怕死。蘇格拉底回答說，老百姓怕死，但是哲學家不怕。因為人的靈魂是自由的，可自由的靈魂被羈縛在不自由的肉體之中，被七情六慾遮蔽了它的本真面貌，所以，當死亡來臨的時候，哲學家看到的是靈魂的解脫和重歸自由，這一刻其實是他畢生嚮往不得的，又何懼之有呢？蘇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名言：「哲學是死亡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