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華夏化

來自專欄寒硯筆記

一、遼代的漢化先聲及與金代的關係

遼代的華夏化，遼代的華夏化雖然相比金代要緩慢的多，但是華夏化的進程卻未曾間斷。林鵠先生的諸篇論文，將契丹的漢化進程一一勾勒，特別是反駁了西方所謂的遼代前期草原本位制說，將阿保機建國過程中對漢文化的吸收，遼太宗與石晉關係中的入主中原情結，遼穆宗草原本位之辯駁。勾勒了遼代前期漢化的過程，從而解釋了聖宗開始從文化上轉為制度上漢化的源流。在聖宗朝時，中都也開始大規模營建，伴隨著遼中都的營建，遼代皇帝在四時捺缽中的時間也開始減少，這與金的深一步漢化官僚改革，遷都燕京，捺缽減少為兩處有一貫之的聯繫。趙永春先生的論文探討了遼代前期的中國觀，已經是自認「中國」。也是金代「中國」思想的濫觴。

「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臨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可見金人與契丹文化也有不少交融，契丹字受了漢文的影響，完顏在吸收契丹字時，就已吸收了部分的漢文化。女真文字不成熟，在中國古代至關重要構建合法性的修史流程中甚至需要契丹文字的轉譯。其民族文字極其不成熟，不易構建以語言_文字為核心的民族共同體。

二、金代史實中的漢傳統政治文化的體現

金代重視修史，也是讓自己成為中原王朝的一個華夏化特性。金熙宗時，就已設立國史院。在這之前，「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在同樣作為征服王朝的北魏，這些事是由漢人的鄧淵完成的，也就是說，作為完顏女真凝聚主體的上層貴族，在金開國前就有很高的漢化水準。金代在大約熙宗時，就進行了開國史的構建，諸如國號來源的構建，年號的追溯。這種行為，正是融入華夏政治文化傳統的濫觴。金朝在傳統政治文化「五德始終」上的理解加深，標誌著金人在接受華夏文化中觸碰到了核心標誌之一，但是「德運說」在華夏傳統政治文化的地位在中世紀晚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金代的構建也許只是在晚期漢族士人的濃重描寫顯得重要，金代漢化的標誌可能還要提前一些。

金代頻繁的政變與相應的改革，客觀上加強了官僚化與華夏制度的滲透。

金與渤海人的民族同盟，同時，渤海人在唐時就建立了華夏化程度較高的渤海國家，是一種高級政治體，他們具有很高的漢化程度。

金人的下層民族認同維繫於猛安謀克，直到金末戰爭，猛安謀克仍是金的屏障。在金的國家集權化下，契丹，渤海猛安謀克被取消或併入女真猛安謀克，更強調了猛安謀克的民族特性。

三、金代對北亞草原文化的疏離

金代的捺缽實際上是對遼制的一種繼承，但是在金世宗朝以後，官僚們不樂於遊獵，而皇帝僅僅將捺缽作為鍛煉女真人與金朝軍隊武勇的行為，但在北亞古代與遼代，捺缽還有著鎮服當地遊牧民族的作用，在捺缽所在地進行遊獵實際上也是對當地民族的武力威懾。金朝築起邊牆，利用糺軍與當地遊牧民族的內部矛盾控制漠北。女真人本身與漠北的互動變少，甚至在邊境告警之後，大臣竟勸金章宗不要到靠近北方的金蓮川進行捺缽活動，可見當時的金人已經對捺缽體制沒有了根本的瞭解。

金代控制北亞地區的機構西北路招討司從遼代的可敦城內遷至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北），對於漠北的控制大大減弱。遼代末期，蒙古高原迎來新一輪的波動，在回鶻汗國崩潰之後，從高原西北部來的室韋-達靼部落逐漸建立起九姓達靼王國，達靼王國收到突厥文化與實際需要的影響，與西域的交流更加頻繁，克烈部及其前身信奉景教。這樣交流也同樣傳至統治漠北部分土地的遼國，在不少遼代墓葬中，我們都能發現不少受西域文化影響的文物。在遼亡金興的過程中，耶律大石值得我們注意，耶律大石在與金的戰鬥失敗後，帶遼西北路招討司全部兵馬西走西域，此舉不但使西域與金王朝成為敵對，並使東北王朝對漠北的經營毀於一旦，對漠北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總結

金代的漢化或華夏化應從三個方面來認識，一是對遼代現有漢化成果的繼承，二是對華夏政治文化的進一步瞭解與加深，三是對漠北局勢失去控制和交流，導致漠北與西域文化無法與女真政權展開更大的交流，從而使女真只能在漢文化一條道路上進行自己政權的官僚化與帝國化。而官僚化與帝國化並不是女真滅亡與軍事能力衰退的原因。以上三點，導致女真的漢化或華夏化道路是急速且深入的。

附錄：關於野蠻與文明

靖康之變筆記記錄中各種野蠻反文明的行為卻與金史中構建出的貴族文明薰陶不符。但只憑這一點就否定金朝史料中關於華夏化的記載是不夠的。制度華夏化與文化華夏化存在著距離。什麼才叫華夏化？將現代認為的所謂野蠻的行為全部歸之於遊牧、非華夏的因素是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相比較，契丹破石晉時，僅僅是掠奪河北地區而北去，比起金人攻宋與蒙古進攻造成的破壞要小得多，如此豈不是證明契丹前期比金早期與蒙古帝國的華夏化或文明化程度都要高？首先得分開華夏化與文明化兩個概念，其次也得反思所謂「文明化」帶給我們的困惑，近代的權力構建出來的「現代化知識」讓我們覺得所謂文明與不合知識系統的「野蠻」是對立而錯誤的，這裡隱含了一個決定論思想，認為「文明」的進程是必然的，歷史的進程是有一支所謂「主幹」的。一些政治體的集權與官僚化不能分在華夏化中，甚至傳統認為晚期華夏王朝特有的中央集權中卻很大程度收到征服王朝的影響，而將「腐敗」「戰鬥力」下降歸類於華夏，拜占庭等農耕社會也是一種前現代的迷思，在當時的文本中（甚至現代的某些史學著作中）王朝滅亡，軍事失利必定與「腐敗」有關系，因為「腐敗」「弔民伐罪」也為後一個統治集團提供了在民眾的合法性。統治者也樂於採用這種傳統思維來宣傳構建中本文討論的華夏化也要進行細分，征服王朝中，王朝的華夏化與征服主體民族集團的華夏化並不總是一齊進行的。

金代末期軍事主力中的忠孝軍，主要由河北漢族流民組成，兼以其他民族，但是忠孝軍的第一身份不是民族軍隊，而是流民軍隊。這支軍隊多次大敗蒙古軍隊，可見金代的漢化並不是軍隊戰鬥力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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