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移到以社會建設為中心

謝謝主辦方給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交流，我深感榮幸。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再過十天就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第二個理由今年東方論壇的主題叫改革的智慧，我覺得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說南巡無疑是當代中國改革智慧的體現。第三個理由我們今天面臨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國需要再次南巡那樣的改革大智慧。主辦者把改革的智慧確定為今年的論壇也是這個主要的原因。

未來的歷史會告訴我們92年鄧小平南巡是當代中國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里程碑。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所有成果是和南巡有密切關聯的。南巡的意義在哪裡？我覺得有兩點。簡單的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一個就是改革的路線確定，第二個就是改革路線的執行。

首先是改革路線的確定。中國的經濟改革是1978年後開始，整個80年代都處於一種徘徊狀態，當時的執政黨內部並沒有強有力的共識，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改革什麼，怎麼改沒有很大的共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時還叫商品經濟之間搖擺，路線不明確執行就會出現問題。所以整個80年代改革在放權和收權之間進退，改革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

當時我在北大大家都在討論改革改革希望通過政治改革推進經濟改革，希望通過政治改革克服即得利益的推理推進經濟改革，但是這方面也沒有成功，最終導致了1989年事件。

但是南巡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鄧小平南方講話也是當年召開了十四大主導思想，十四大正式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概念，我覺得這是意識形態上重大的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線。

路線確定之後，執政黨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這個目標執政黨很快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所以南巡之後與地區領頭髮展一場運動。80年代也有一次分權，但是幅度和廣度上都比不上南巡之後的分權。分權有效的衝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生存的經濟和制度基礎，分權當然也帶來很多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分權帶來很多的問題，舊體制還是牢固不動，正是由於舊體制後來衝擊，執政黨因此進入了改革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階段。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思想後來在江澤民、朱鎔基時代轉變為體制，我們今天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都是在90年代建立起來的。包括中央銀行制度，國企改革，加入WTO都是90年代建立起來。

南方講話是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智慧的結晶，南方講話主題詞可以概括為改革、發展、穩定。通過改革得到發展，通過發展得到穩定，穩定又促進改革的深化，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改革遇到了困境，就止步不前，社會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多，出現不穩定的態勢。89事件以後，西方制裁中國，國際環境惡劣。當時我們在美國讀書，美國人開始討論他們不是關心中國的改革會不會繼續，他們討論的問題中國改革旗幟是不是要倒下去，中國共產黨會不會向蘇聯共產黨那樣解體，中國會不會像前蘇聯那樣解體。但是事實證明他們錯了，中國有改革智慧，這一改革體現在鄧小平的政治判斷上，鄧小平認為蘇東共產主義政權解體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那裡的政權沒有能力推行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提供經濟成果，經濟改革不能推行而導致了政治的解體。因此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執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這個判斷非常正確。

鄧小平選擇一個很好的理念，先經濟改革，後政治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確定以後，中國馬上進入一個很好的改革狀態，共產黨體制跟其他政治體制比較的優勢一定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就有很強大的動員機制。我們今天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簡單，但是如果考慮到80年代爭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這是今天所需要的。

今天我們中國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以前的情況，有些情況形勢更為嚴峻，很多方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政治層面無論黨政官員還是社會群體，我們中國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改革的共識是個代價。政府層面我們知道很多人都在講，包括有些領導人，他們只知道什麼不能做，不知道能夠做什麼，如何做。現在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大部分都是進口的，沒有為人們理清方向，反而帶來更多的困擾。

社會改革已經很多年，如果從十六大開始我們有十多年，我們不能說政府什麼都沒有做，但是做了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這些方面都是這樣。沒有突破口的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集中到政治路線的高度，儘管我們這幾年提出了很多口號，比如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等，但是沒有把這些政策整合成為一攬子政策。就像鄧小平當年南方講話一樣，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一攬子的政策，把它提高到政治路線。社會路線沒有提高到政治路線前提下，執行力肯定有問題。沒有改革的動力那裡會有改革的出現。

我在新加坡體會最深的，這兩年中國的企業家紛紛外逃速度太快。如果企業家到外面去投資是正常的，企業家本人都跑到絕對不正常。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要靠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如果不能留在中國，跑到國外去的話對中國是很不好的。

像日本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都是用來20多年的時間培養龐大的中產階級，中國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產階級越來越小，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覺得跟國有企業大擴張有關係。

政治改革方面，今天跟上世紀80年代很類似，簡單的說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80年代中國政治理想主義時代，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大家當時都接受西方的理念，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

今天也是一樣的，我們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革以後，越來越多人發現這個社會原來不是我所要的社會，這幾年的社會抱怨越來越大，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但是這個政治理想主義跟80年代還不一樣。現在的政治理想主義我覺得比較分散，我們現在好多思想是為利益服務。中國80年代經過文革那一代知識分子為了整個社會的轉型，為了國家的富強，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都是叫利益知識分子。跟80年代相比，80年代比較有共識，今天社會沒有共識。這是比較麻煩的。

也是跟80年代一樣，一邊是政治社會理想主義興起，另一方面是每況愈下的黨政官員的腐敗，現在的腐敗規模不是80年代所能比的，我們當時叫倒爺，80年代的腐敗數量很小，那時候叫萬元戶。但是今天的腐敗不一樣，現在有的貪官一貪就是幾個億，這樣的腐敗蠻可怕的。腐敗對執政黨造成的危害誰都很清楚。

社會層面人民提出的問題執政黨執政的基礎道德基礎到底在哪裡，尤其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道德是執政者之所以能夠執政的基礎，一旦道德基礎喪失了，其他問題就會回來。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中國又一個回歸，回歸需要改革但又是前提非常渺茫。我們在海外生活，大家最擔心的是中國的未來在哪裡，中國怎麼走。

我覺得中國需要再一次南巡，不僅要拯救改革，要拯救社會，也要拯救執政黨。

第二次南巡的目標要把社會改革確定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確定為下一屆主體改革，並且要找到改革措施的動力。

我的觀點你看看非洲的民主，看看泰國、菲律賓這樣的民主，中等收入限制只是一個結果，它最主要的結果是低等民主限制。一些國家民主化太早，社會經濟發展不了。我一直跟人家說，我們簡單說民主是好東西這是不符合現象，有好民主有壞民主。我現在看不到中國一步到位如果實行民主的話，沒有任何一項條件可以說中國往好民主發展，但是中國有千千萬萬的條件使中國成為壞民主。

舉一個例子，如果人均GDP三千美金可以搞民主和人均GDP三萬美金的民主，但結果完全不一樣。人均GDP三千美金我到內地去看，人均GDP三千美金的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就把一張選票搞掉了，但是三萬美金你就買不動。人均GDP三千美金大家教育水平都很低，不會理性思考，很多人還沒接受過教育。人均GDP三萬美金大家都接受過很好的教育，他能理性的思考。

台灣在華人圈是比較早的民主，台灣民主化是非常和平，為什麼它能和平呢？就是因為蔣經國時代所積累起來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然後再去搞民主化就好了。

我的觀點，中國要以民生促民主，中國的好民主還有希望。倒過來以民主促民生絕對沒有成功的案例。大家去看看歷史，非洲、拉丁非洲、亞洲去看以民生促民主都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以民主促民生沒有一個成功的經驗。當然理論上是可以，但實際上沒有。

現在的問題需要第二次南巡，誰來南巡？毛澤東是政治強人，鄧小平至少是半個政治強人，他能做得到。現在強人政治沒有。誰來南巡呢？我覺得還是要執政黨擔負起這個責任來。大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共產黨現在還是中國唯一最強大的組織，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成長，但是沒有一個組織可以跟共產黨相比，可以競爭。共產黨要麼被人家革命，要麼你自己要確立自己的改革主體地位。前幾天碰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談起，執政黨黨內民主的需要也在變化，往好的方向變化，現在有憲政制，終身制年齡現在有限制了。黨內民主做得越來越多。

如何南巡？我發現現在中國改革目標的設計，我們提倡的口號要科學發展，現在越來越不科學了。我們的執政黨現在有一點城堡政治，把自己關在城堡裡面，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其他國家都有即得利益，為什麼人家有即得利益能改得動，為什麼我們改變不了。

就是我們執政黨從上到下有一個城堡制度有關係，中國教育改革為什麼那麼困難，中國的食品管理為什麼那麼困難，中國的住房政策房價越來越高，中國社會保障難道難。因為有城堡，有特權階層，他們吃的飯菜不用到市場去買，他們住的房不有到市場去買，他們的小孩可以送出國留學。他們自己關在自己的城堡裡面，他們可以享受到市場經濟所能給予他們的所有的好處，而且不用承受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任何負面後果。你如果把自己圍在城堡裡面，肯定老百姓要圍城。今天中國就是這樣的情況。頂層設計要把自己的城堡打破，把政府跟人民之間的牆推倒。這個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經驗，像新加坡。

還要照顧分權。中國要向社會分權，社會就會成長起來，社會就有自治能力，這是非常好的。

最後講一點，上一屆領導人剛剛上任就搞一個紅色旅遊，尋找執政黨的靈魂，這很重要。不要忘記執政黨的傳統。但是你要解決問題，不能往後看。要解決問題就要學鄧小平，往前看。現在沒有鄧小平這樣一個政治強人南巡，2012年會有一個新的領導集體出來，新的領導人作為一個集體的南巡，這樣總可以吧。

以上為鄭永年在東方論壇2012:改革的智慧上的發言，未經本人審閱。

鄭永年教授新作《通往大國之路》《中國改革三步走》（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