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思想對當代社會道德建設的啟示

儒家倫理思想對當代社會道德建設的啟示

丁烜紅

【摘要】儒家的人本主義強調了人自身的重要性，可以給我國社會道德內涵建設提供裨益。儒家的政治倫理追求仁君，以民為貴，這與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加強領導幹部道德素養是相通的。儒家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對於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源泉。

儒家人本倫理與社會道德內涵建設

古代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在於「人性的回歸」。儒家思想始於孔孟，孔孟生活的春秋戰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戰爭不斷，但同時也是思想大解放、人性大解放的時代。儒家作為重要的思想和哲學流派，貢獻了人本倫理和思想。儒家倫理充分肯定人格的尊嚴，人內在的獨特價值。儒家之學源於《易經》，《易經》就有所謂「三才」的概念，即天、地、人，人雖然生活在天地之間，但是人可與天、地比肩而立，人的重要性不亞於天地。孔子繼承了這一思想，他說，「天地之行人為貴」，強調人的重要性，人的生命是寶貴的，有價值的。孔子進而發明了「仁」的理念，表明仁愛之善是人最可貴的價值和品格。孟子提出「人之四端」，即「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①，孟子指出「仁、義、禮、智」四個道德品質是人性所固有，人應該將其發揮出來。宋朝大儒王陽明提出「致良知」論，更將孟子之說升級一步，指出「良知」才是為人之本。

人的本性或者人的價值，在儒家這裡就是人的道德意識，也即儒家的道德內涵。正是因為人有了其內在的倫理道德意識，而後有了其外在的倫理道德行為，「反求諸己」，人才之所以為人，人才與動物界區分開來，人才能回歸自身，而不是追逐外物，喪失了作為人自身的本性、價值和尊嚴。

儒家的人本主義在肯定人之價值的前提之下，認為人應該追求精神境界，崇尚理想人格。《左傳》中有「三不朽」之說，分別是「立德」、「立言」、「立功」，而且強調三者中「立德」是第一位的，《論語》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②。儒家肯定人自身德行的重要性和價值，並認為作為道德主體的人，應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為追求目標。

但是，儒家人本主義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人文主義。儒家雖然重視人自身的獨特價值，同時也極其強調人的集體意識和整體精神。一個完整的人在儒家的眼裡，是既能對內完成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目標，也能對外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追求。《禮記》中提出「十義」，分別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貞」、「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規範了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下，每個人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而孟子也提出「五倫」，分別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表明儒家並不過分突出個體性，而形成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緊張衝突。應該說，在儒家倫理思想中，人之內外不是衝突的兩面，而是「一以貫之」的，只是有先後順序之分—唯有完成自身內在的建設，也才能完成好外在集體的任務。也即所謂「大學之道」，對內在「明明德」，對外在「親民」，實則一致，在於「止於至善」，只不過有先後順序，「明明德」必須在「親民」之前。內心有了高尚的品格和道德素養，將之施發於外，就是在人倫關係中的道德行為。

儒家人本主義思想對我國道德內涵建設有很強的啟發性。在改革開放、經濟大發展的今天，由於精神文明沒有跟上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上拜金主義、追名逐利的風氣盛行。物質的大繁榮帶來的負效應是物慾橫流衝垮了人的道德意識和內在價值，誠如馬克思所說，人出現了「異化」。正是這種異化，導致了現今中國社會的種種道德滑坡現象，人們沉浸在物質享受的狂歡中，沉浸在權力色慾的迷戀中，沉浸在自我保全，世態炎涼的認知中。正是在這樣一種人的「異化」狀態中，人一味用外在的事物來證明自身，人的形象開始被模糊，人自身的價值和尊嚴正在逐步喪失。從儒家人本倫理的角度出發，一個人的社會價值的實現或者社會道德行為是與人的內在獨特價值一致的，而後者為先、為本。我國在進行道德建設時，過於宣傳強調人外在行為的「善」與「正義」，而忽略了道德內涵建設的方面。如果人的內在價值得不到樹立，人外在的道德行為就很難實現。

因此，現代道德內涵的建設就顯得非常重要。道德是外在的，更是內在的。道德解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是解決人與自身的關係。我們應從人性本身的角度出發，繼承、發揚和創新倫理道德的內涵，繼承好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內容。幾千年沉澱下來的倫理道德價值，如「仁愛」、「慈孝」、「忠悌」、「情義」、「貴和」等倫理道德思想都應成為我國現代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誠實守信」、「謙和好禮」的道德品質，「見義忘利」的價值取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抱負，「慎獨律己」、「修身養性」的修養功夫，等等，我們都應在挖掘中華民族寶貴精神財富的過程中不斷吸取、繼承和創新新時代的道德內涵與內容。去粗取精，吸古納新，古為今用，結合社會主義道德，創造出符合民族品質和時代精神的道德新內涵、新概念、新思想，這對於構建、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道德內涵體系是十分必要。

儒家仁政愛民與服務型政府建設

古代儒家倫理不僅是針對智識階層、普通民眾而說，也是針對一個國家統治者、君王而說。儒家認為，最好的政治是「仁政」，最好的統治者應該「愛民」。《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③可見修身養德不僅應該成為統治者的一項重要任務，而且是根本任務。

「仁」是孔子的發明，是君子品格的核心。在成為君子這一點上，君王和一國的統治者也不例外，君王也應該是一個「仁者」，心中充滿仁愛。好的君主在儒家政治思想里，應該符合「內聖外王」的要求。「內聖」即是前文所述內在的道德品質和個人修養，「外王」是將這種品質和精神施化於外，而與政治建設與社會發展之上。從邏輯上來看，「內聖外王」的政治倫理是儒家人本主義在政治上的延伸和體現，「內聖」和「外王」是相互統一。「仁愛」的君子品格和聖人修養就是「內聖」，將仁愛貫穿到施政原則和社會理想中去，就是「仁政」。

「仁政」理念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愛民」。君王和權力集團雖然掌握國家權力，但是權力是為實現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發展、國家富強而服務的。孟子最著名的觀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④明確指出政治是「以民為本」，政治的原則和追求應該是以大多數人的人利益為標準，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利益為標準。我們再看《共產黨宣言》宣言中的話，「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是為少數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就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共產黨就是要為大多數人服務的。

當前社會轉型期，我國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就是《共產黨宣言》這一理念的體現，也與儒家「仁政愛民」的政治倫理是相通的。打造服務型政府不僅僅是政府自身建設的問題，更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關鍵部分。一個廉潔高效政府的存在，一群宗旨意識強、廉潔自律的領導幹部的存在，一支服務意識強、道德素質過硬的公務員隊伍的存在，將會是社會道德建設的「牛鼻子」，只有把這隻「牛鼻子」牽好，才能為我國社會道德建設提供重要的領導和引領力量。

因此，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一定要把提高政府工作人員和廣大黨員的職業素質和道德品質作為重中之重，努力培養其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之忠於職守、做好本職工作。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身體力行、帶頭示範。一個社會的道德風氣如何，領導幹部的作風極其重要，所謂「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從」、「上好德而下好善」，黨員幹部道德素質過硬，才能為社會全體樹立了楷模和典範，反過來，「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浮誇而下做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低下，將會給社會的道德風氣帶來極其惡劣的危害和影響。

儒家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與和諧社會建設

古代儒家在社會倫理上尤其強調「義」字。「義利之說，乃儒家第一義」，是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內容。儒家把「義」看作是君子品格的主要內涵。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⑤孟子主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⑥孟子的主張基本代表了儒家「重義」的思想。義者，宜也。人在社會生活中應該按照人倫事物本來之理而行動，雖要追求自身之利益，即私利，但倘若私利與公利發生衝突，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發生衝突，則需有「公在私先」、「人在我前」的道德取向。

儒家見利思義的價值追求是有其深刻洞見的。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追求自己的利益本無可厚非，但是這種追求如果變成絕對，不受約束和引導，人人皆如此，那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勢必會變得惡劣，和諧的人際關係與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會成為空談。當自利變成個人價值的第一性之後，利他就會成為無足輕重的道德選擇，社會關係必然充滿不和、鬥爭，乃至無序、混亂。要使得社會人人相愛，關係相和，秩序井然，就必須將「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深入人心。只有意識到個人的命運是與群體息息相關的，也只有把個體融入群體之中，才能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不可否認，當今社會，在追求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社會個體之間情感的冷漠，倫理的貶抑，道德的喪失。一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和貪慾，不惜損害他人和群體的利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過分追逐物質利益也導致了社會誠信的缺失，使社會整體出現道德信任危機。三聚氰胺奶粉、蘇丹紅油炸食品、摻洗衣粉的油條、飯館的地溝油、豬肉注水等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現象頻現。如此誠信缺失、利益至上的社會風氣自然使每一個個體感到無助、無奈，不相信他人和社會，寧願選擇自保。當社會中交往的人們互不信任，只謀私利，道德準則與行為也就成為「生存的大敵」，而遭人貶抑與放棄。這就需要在道德建設上要能夠在人們的價值取向上培養超越物質利益的道德倫理觀念，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體乃至人類的利益。

「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是儒家倫理道德實踐的重要方法論，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我國應在全社會形成「以義為貴」、「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提倡道德利他原則，弘揚助見義勇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精神，堅決反對危害群體和集體利益的行為，讓「以義為上」、「見利思義」成為社會共同價值觀、公共道德準則的基礎。

儒家君子教育與現代人格教育

古代儒家教育有所謂「小學」和「大學」之分，小學即「掃盲」，包括認字、基本常識學習、禮儀學習等。「大學」即經典學習，包括儒家經典、諸子百家、文史典籍等，以及修養實踐等。古代儒家的教育體系並不在於人智識的開發，而在於從小培養人之道德品質，塑造君子品格，將來做一個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人。

因此，儒家的君子教育除了在知識理念方面的學習外，還格外注重修養實踐，提倡「身體力行」、「躬行實踐」。如《論語》教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⑦《中庸》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之後強調要「篤行之」。正因為如此，道德理念和價值在古代社會就滲透於傳統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就其負面性而言，也有極端絕對化之後的「封建迷信」、「死板教條」，但就其正面意義而言，在全社會的人際關係和生活實踐中講究做人要講道德，為人要講仁義的積極影響，則是不容忽視，而應該積極借鑒的。並且，儒家的「君子教育」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理念。馬克思說：「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道德觀念根植於人們實際生活的需要，道德的培養不是簡單的知識傳遞，而是融合理論學習與實踐修養的綜合體，是要在人從小到達的學習實踐和生活感悟中去內化的。

反觀當前教育，智力教育和知識培養似乎成為了主體，但實際上，國外的基礎教育非常重視素質教育和人格教育，如美國教育部推薦讀物《美式課堂品質教育學校方略》封面就寫道「學會做人，學會辨別是非善惡，比學習專門知識顯得更為重要—一個德盲遠比一個文盲對社會更具負面效應。」

不要「德盲」不正是我國古代儒家思想所追求和堅持的教育理念嗎？然而，由於受文化割裂和西化思想的影響，我國現在的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還是過分重視知識教育，以應試為本，以分數取人，從而忽略學生的人格教育和素質教育。在應試教育體制中培養出來的人，由於從小所受教育的偏失，在進入社會後，面對各種挑戰、衝突和利益誘惑時，往往是沒有抵抗力的。

目前的道德教育主要是至上而下的「理念宣傳」和「思想教育」，還缺乏自下而上的「人格教育」和「素質教育」。社會道德建設一定要以人格教育為根本解決辦法，人要充分汲取儒家君子教育以及其他傳統文化精華，進一步發揮「國學」修身做人，踐行道德的中華民族精神和靈魂，讓這些精華對人們的道德觀念觀和自身修養產生重要的影響，幫助社會個體提高自我修養，完善自我品格，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尤其要在基礎教育階段，要以國學為載體，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普及中華經典教育，讓青少年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中，夯實道德基礎，形成道德行為規範，鑄造道德精神內核，使我們的教育培養具有傳統文化根基的現代人，奠定我國社會和諧發展，道德昌明的基礎。這對於實現我國道德建設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綜上，我國古代儒家倫理思想以其系統完備的理論思想和實踐體系，對我國社會道德建設有許多啟發。其注重人之本性道德價值的建設提醒我國在道德建設中一定要不斷繼承和創新新時代的道德內涵。其「仁政愛民」的政治倫理強調社會領導階層道德品格的培養，也是我國現如今社會道德建設急需的。「見利思義的人和理念」恰恰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理念上不謀而合。君子教育的倫理方法論和實踐路徑則更是提醒我們，道德建設的根本在於教育，在於塑造一批擁有較高道德素養和優良品質的國民。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青年學院）

【注釋】

①④⑥萬麗華，藍旭譯註：《孟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45頁，第324頁，第252頁。

②⑤⑦張燕嬰譯註：《論語》，北京：中華書局，第235頁，第47頁，第95頁。

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