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６．１１ ．２｜Ｎｏ．５８
20世紀是中國文學研究從篳路藍縷到蓬勃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既有中國歷代學人的辛勤探索，也離不開外來學術思潮的影響與衝擊。而作為中國的近鄰，日本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過程中無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關鍵作用。
本文是章培恆先生於2006年11月應邀在日本關西大學120周年校慶學術講座上的演講主旨，全文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回顧了20世紀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中國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績。該文由日本關西大學井上泰山教授、京都文教短期大學林雅清專任講師提供，刊於《薪火學刊》第一卷。值得一提的是，由井上泰山和林雅清二位先生主持翻譯的《中國文學史新著》日文版已由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陸續出版，成為新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事件。
左圖為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右圖為《中國文學史新著》日文版，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2014年對於中國自身的文學研究，本土的學者當然具有天然的有利條件。但從該學科在20世紀的本土發展來看，它的得失又與對外的文化交流密切相關；而中日的文化交流又是其對外文化交流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對其本土的文學研究也就關係重大。我擬對此稍加闡述，以期從一個方面說明國際的文化交流對本國的文化傳統的研究的意義。
章培恆先生（1934—2011）一中國的本國文學研究在20世紀所取得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研究觀念和方法的現代化，由此而在研究內容上有了重大的推進。主要有如下四項：第一，脫離了以文學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的傳統觀念，而把文學作為以語言為工具的、具有美感形式的人性的表現，從而把文學的發展視為人性和美感形式的綜合的發展。對於文學的評價也以此為標準。第二，改變了在文學中輕視小說、戲曲的傳統觀念，而把它們提到了與詩文並駕齊驅的地位；同時改變了把「文」全都視為文學的傳統觀念，而對「文」中的文學作品與非文學的文章加以區分。第三，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對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開始進行系統的清理與研究，建設了「中國文學史」學科；除設置了「中國小說史」「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民間文學史」（以及與之相通的「俗文學史」）等分支學科外，並開始對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加以關注和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又有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四，出現了大量對作家、作品的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新穎研究，這也是中國的傳統研究所沒有的（以前只有作家年譜、傳記和偏重於感興式的評論）。以上只是就主要的方面而言，還有好些不計在內，例如目前已經開展起來的文體研究。在對中國自身的文學研究中，歷史悠久的古代文學的研究當然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有對現代文學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後，才能提供對古代文學的發展進行全面考察的依據。如果就研究成果的時間順序來說，那麼，體現了上述新的趨勢的文學研究里最先出現的是作品研究，以1905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為最早的傑出代表，他根據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學思想和美學理論來闡述《紅樓夢》的意義和價值，而且相當深入；從上世紀20年代起，胡適又先後發表了《〈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等論文，以現代觀念對古代作家、作品所做的專門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其後陳寅恪所作《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就把這一類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其次是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出現，以1904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為最早，但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因為它把太多的非文學的東西包括在內，小說、戲曲等反而不列入。從1907年開始陸續出版的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則已是較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了。至1932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1940年、1949年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冊分別出版，中國文學史學科由此確立。第三是中國文學史的分支學科方面的成果。王國維於1913年完成了《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於1923年、1924年分為上下冊先後出版，「中國戲曲史」和「中國小說史」這兩個分支學科正式成立。1934年，羅根澤、郭紹虞先後出版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為名的著作（羅書敘述至六朝而止，郭書為上冊，至北宋）；1944年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出版，從先秦至清末的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第一次獲得了較系統的、雖然是初步的梳理（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雖一直敘述到清代，但全書只七萬字）。此外，北京大學部分師生在上世紀20年代開始了歌謠的收集、研究工作，發表研究成果，為民間文學研究的開端。第三是現代文學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出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把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新文學的出現與古代文學的發展聯繫起來加以探討，這既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指示了一條新的途徑，又對現代文學的研究深具啟示意義。1935年由胡適、魯迅、郁達夫、周作人等分別編纂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則已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尤其是《中國新文學大系》每卷卷首均有導言，正如曹聚仁所說，如果把各卷導言「彙刊起來，也可說是現代中國新文學的最好綜合史」。
魯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扉頁從以上這些著作出現的時間來看，可以說中國的本國文學研究方向的確立和各個研究領域的奠基，都已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間基本完成。以後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了。例如，陳寅恪在上世紀50年代完成的《元白詩箋證稿》和《論〈再生緣》把作家作品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在上世紀40年代後半葉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出齊，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脈絡的勾勒較《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更為清晰；1944年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出版後，中國遂有了較完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而這些成果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原則和方法的深化。不過，從20世紀的中、後期之交開始的三十餘年間，中國的本國文學研究一度發生過停滯乃至曲折，創造性有所減弱；當然仍有若干進展。如上舉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陳寅恪的《論〈再生緣〉》等；此外尚有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夏承燾的唐宋詞研究等，但就總體成就而論，顯然已大不如以前了。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本國文學研究又重新走上了向前推進的道路，並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因時間較近，一切都還在進展之中，僅能就我所認為最值得注意的談幾點：第一，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繼承《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恢復了從文學本身出發並注意實證的道路，代表性著作有錢理群等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第二，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以羅宗強為首，開闢了兩個新的研究領域：文學思想史、文人心態學。文學思想史是把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文學思想作綜合的研究，文人心態學則是抉發各時期文人的心態及其演變，作為研究文學發展的一種視角。第三，將文學作為以語言為工具的、具有美感形式的人性的表現的觀念得到了進一步貫徹。這種觀念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雖已形成，但也經常受到批評，後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更被作為反動觀點。現在則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也已有學者加以運用，並獲得熱烈反響。代表作是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第四，對中國文學（含文學批評）史料的較大規模的收集和梳理，如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等。第五，大型的文學文獻的輯集與編纂，最具代表性的是傅璇琮、安平秋、孫欽善主編的《全宋詩》。當然，曾棗莊等主編的《全宋文》是更巨大的工程，但那是綜合性的文獻整理。以上所述很不完整。因為研究成果很多是由對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的個案研究來體現的，而舉此類成果是必然會落入顧此失彼的困境，所以只好舉王國維、陳寅恪這樣的學界巨子的論著為例。二
現在簡述中國的本國文學研究與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
在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發展屢遭挫折；到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與整個世界文化的發展已有了相當大的距離，不得不積極地向外吸取文化營養。吸取的渠道，一是歐美，一是日本；由於地緣和文化接近的關係，在開始的階段向日本吸取的比直接向歐美吸取的為多。何況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當時日本學者的成果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都超過歐美的學者，故其對中國本土的文學研究的影響也較後者深廣。先從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來看。中國人自己所寫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卷首題記中就表明：「則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焉。」不過，其書內容龐雜，算不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也看不出其受過笹川氏的影響。這些話只能看作是他的自我標榜。因為此書是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的講義，而當時政府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已規定大學要設「中國文學」一課，並說：「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撰講授」；所以，林氏的這些話大概只是為了表明他的這部講義是符合《章程》的規定的。但林氏此書之後的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確是受了其先行的日本學者的同類著作的影響的。因為黃人懂日文，他對中國文學的分期又顯然採用了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分期法；同時，此書關於文學的義界雖不如今天的明晰，但較之林氏之書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由於黃人在寫作《中國文學史》時中國學術界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尚無明確的劃分，且又輕視戲曲、小說，不屑一顧；林氏之所以把許多非文學的東西納入文學史而不收戲曲、小說就正是根據中國傳統的關於文學的概念，黃人在這方面的水平實已超出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水平。而就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來說，則笹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1898，博文館）、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1903，東京人文社）對文學與非文學都已有了比較符合於文學（literature）義界的劃分，笹川之書已列入小說、戲曲，久保之書又進而增入了詞。黃人這部書在文學史的分期上既受有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分期法的影響，那麼，他在對文學的義界方面的理解也是借鑒了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吧。
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911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雖然後於黃人的書二十餘年，但在文學史的分期上仍然沿用了黃人的模式，儘管具體的分法有所不同。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改用朝代分期法，在這方面消除了日本學者的影響（直到上世紀90年代，古代、中世、近世、近代這樣的文學史分期法才又在中國的文學史研究中開始出現）。不過，作為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的劉氏，同時卻把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精粹進一步引入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他自己敘述其文學史觀的形成說：「在文學理論上給我影響最深的，……是下列這幾種：1、泰納的《藝術哲學》和《英國文學史》……」而在日本，以泰納的學說來研究中國文學史卻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的，而且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劉大傑把泰納的《藝術哲學》和《英國文學史》列於奠定其文學史觀的著作的首位，正是其在日本留學的收穫。再看20世紀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最有成就的五位學者——王國維、魯迅、胡適、陳寅恪、周作人——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除胡適留學於美國、深受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可不置論外，陳寅恪雖長期留學於歐美，但早年也曾留學日本（1904—1905），其後因病輟學，但對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實有相當深的了解（參見下引《王觀堂先生輓詞》及注），而且其研究中國文學的論著中喜用「物語」一詞（如《元白詩箋證稿》的第一章論《長恨歌》的部分即不止一次出現），這其實是日文漢字（ものがたり）；中文中並無這樣的用法。所以，他的中國文學研究也不可能是與日本的中國學絕緣的。
王國維的寫《〈紅樓夢〉評論》固然主要源自叔本華哲學，而且他所閱讀的是英文本。但他早年留學日本，在留日之前即曾從藤田豐八學習日文；辛亥革命後再度赴日，與日本學界有了更多的接觸。故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附註釋）說：「……回望觚稜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註：先生早歲游日本，清帝遜位後復從羅叔言重遊日本）。……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註：日人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內藤別號湖南。羅先生昔年在上海設東文翻譯社，延藤田豐八講授日文。先生從之受學。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僅音韻關係。至於內藤虎列第三，則以虎字為韻腳之故，其實此三人中內藤虎之學最優也）。」在這三位日本學者中，王國維接觸最早的藤田豐八就是日本早期的以泰納學說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有影響的學者之一，1897年即刊有《支那文學史稿·先秦文學》（東華堂）。該書《序論》在論述「文學史之考核方法」時指出：「蓋時為歷史之經，外圍為歷史之緯，人類之特性緣此經緯織出一種歷史現象。文學史亦然。對於文學現象加以歷史性考核，單就此現象，不足以闡明國民思想感情的推移。」又說：「余對文學現象，觀察時與外圍與人，以敘述此想與形與其變遷，務發揮支那文學之幽光。」所謂「外圍」當指環境，「想」為緣於內者，「形」為現於外者，當分別指文學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及體現此種思想感情的作品的樣相。這正是泰納學說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運用。與此同時，他又是開創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重視小說、戲曲的風氣的最有影響的日本學者之一。在1897年5月出版的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中尚未述及小說、戲曲，而藤田氏於1895—1897年間的東京專門學校文科講義——《支那文學史》雖只述至東漢，但已有「小說的萌芽」一節；在他與笹川種郎、田岡嶺雲、白河鯉洋、大町桂月著的《支那文學大綱》（1897—1904）中，更對小說、戲曲作家李漁、湯顯祖列有專論。而笹川種郎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華堂）也即出版於1897年，在該書中他並認定「支那文學的特色在此」。
正因藤田豐八是在中國文學研究上具有這樣的業績的學者，而王國維與他的交往又不僅是在早年向他學習日文而已，從陳寅恪「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之句可知在王國維於辛亥革命後第二次赴日並留居日本期間，藤田氏仍是其交往甚密的日本學者之一，所以，他受藤田氏的影響必然是多方面的。如其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將中國古代之思想、文學分為南北二派，這也正是藤田氏《支那文學史·先秦文學》的《序論》中考察中國思想、文學的視角，雖則對中國南北文學的具體特色和優劣的見解王氏與藤田氏有所不同，但其出發點則是一致的。又如王氏的《〈紅樓夢〉評論》所用的剖析《紅樓夢》的意義、價值的理論雖源自叔本華的哲學，但把《紅樓夢》作為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則顯然與日本學者（包括藤田氏）給予中國小說、戲曲以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有關。他在《宋元戲曲史》中給予元曲以極高評價也同樣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寫作與完成《宋元戲曲史》正是其在辛亥革命後的居留日本、並與藤田、狩野、內藤氏等日本學者交往密切的時期。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二年至於魯迅、周作人兄弟，他們在這方面的情況尤為顯著。周作人受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已無庸贅言，魯迅的文學思想也是在日本留學時期形成的，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中的觀點是他所贊同的，他不但翻譯了此書，而且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學理論時即以此書為教材。他後來雖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但始終堅持「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的觀點，不過認為這樣的「東西」都帶有階級性而已。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他與日本學者的研究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都在笹川種郎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之後的十幾年。換言之，其時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中早已形成了重視中國小說、戲曲的風氣。現在雖不知魯迅是否受過藤田、笹川氏的影響，但日本學者之重視中國小說他是知道而且贊同的。
鹽谷溫（1878—1962）例如，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是把小說作為中國文學的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的，而魯迅於1933年12月20日給曹靖華的信中說：「中國文學概論還是日本鹽谷溫作的《中國文學講話》清楚些。」可見他認為對中國文學作系統、概要的論述的著作最值得看的就是此書；而他在編《中國小說史略》時也確把此書作為參考書之一。此外，他對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文學的其他研究也很注意，並吸收其長處。如他在1927年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中引用了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詩賦欲麗」等語，並進而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而以魏代為「中國文學的自覺期」實始於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1925年），而且這是他將自己1911到1919年發表於《藝文》雜誌上的有關論文輯集、整理而成，以魯迅對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熟悉，他在1927年時對此不會不知道；而且他說是「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也意味著這在「近代」已是較為普遍的看法而不是他個人的獨見。換言之，他在此處實是引用鈴木虎雄之說，只不過那是一次通俗性的講演，魯迅沒有註明出處而已。而鈴木虎雄的這一論斷經過魯迅的引述之後，在中國的古代文學研究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還為許多學者所信據。總之，無論是胡適、陳寅恪，還是王國維、魯迅、周作人，都通過對外文化交流，從異域吸取了許多有益的學術上的營養，這才在自己的研究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只不過吸收的渠道有所不同而已。當然，他們的研究成果也為國外的學者所重視和依憑。同時，他們在吸取國外營養的同時也很努力地繼承中國學術傳統中的優秀的東西，例如乾嘉樸學；但這些都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也就不再贅述了。三
從上世紀40年代起，由於戰爭環境導致的物質生活的艱苦和對外文化交流的困難，中國文學的研究也就不能像以前那樣地發展；但也只是進步緩慢而已。從50年代後期起的二十餘年間，則出現了明顯的挫折。例如，陳寅恪寫成於1950年的《元白詩箋證稿》尚能正式出版，而寫成於1954年2月的《論再生緣》在其生前即未能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僅能自費油印若干冊以分贈親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外文化交流自然不能正常開展，而且以前所吸取的有益的營養也力圖加以清除。胡適的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也許與其政治立場有關，連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那樣的著作也受到聲勢頗大的批判並不得不一再改寫，就很可看到當時的學術導向。
對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批判發生於1958年，最後劉大傑作了自我檢討。在其題為《批判〈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檢討文章中，他追溯其「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說：「在文學理論上給我影響最深的，……是下列這幾種：1、泰納的《藝術哲學》和《英國文學史》；2、朗宋的《文學史方法論》；3、佛里契的《藝術社會學》和《歐洲文學發達史》；4、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其所列舉的這幾種著作都是當時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標本而必須把它們的影響加以肅清的，這也就意味著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中國學術界從國外吸取來的學術上的營養已經遭到普遍的排斥。在60年代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版中，雖然增補了很多內容，也訂正了不少資料性的錯誤，但上舉的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卻基本被清除了。但這還不夠，在「文化革命」期間，劉大傑又奉命「修改」此書，他曾力圖拖延，但還是拖不過去，終於在70年代又出版了兩冊新的修訂本，以「儒法鬥爭」的觀點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那較之60年代的那一版後退得更遠了。這實在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不過，儘管在這樣嚴峻的環境里，中國學術界以前所接受的國外的營養還有小部分保留了下來。第一是魯迅當時被偶像化了，他的著作固然未受批判，連魏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那樣源自鈴木虎雄的觀點都作為魯迅的意見在繼續傳播。第二是王國維的文學研究著作。他在學術上地位崇高，而在他一生的學術活動中文學研究只佔一小部分，其他的學術論著又太專門，難以批判和否定；既無法從根本上推翻其學術地位，光批判他的文學研究也沒有多大意義（當時有一些批判文章，但沒有多大影響）。第三是少數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不願對自己的基本觀點加以修改，卻又由於某種特殊的機緣得以重印舊作，又因種種具體原因而未引起批判者的注意，得以在一段時期內繼續傳播。如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作為留英學生，這部書較之其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有更多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但卻是用文言寫的，論述簡要而含蓄，又遇上一個勇敢而有眼光的出版家——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負責人李俊民將它重印了，而且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此書一直未受批判。這些因素的綜合，終於為中國的文學研究保存了若干元氣，成為以後的振興的必要條件。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7年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包括中國文學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又逐步興盛起來，以前許多有價值的著作被重新出版。更重要的是，學術研究不但恢復了20世紀的前四十餘年的傳統，而且有了發展（具體情況已見上述），研究者的水平雖尚未能超越其前輩，但所做的研究工作卻在其前輩的基礎上前進了一步。在這過程中，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對外學術交流也重新開展起來了。就引進來說：一方面是許多國外的研究論著在中國的翻譯出版；這仍跟以前一樣，日本的研究論著多於歐美的。另一方面是國外的許多研究論著雖未翻譯成中文，但已被中國的學者所重視和借鑒。再一方面是通過講學、訪問和國際學術會議，許多國外學者來中國從事學術交流；這較之上世紀40年代以前遠為增加；在一段情況下亞洲國家的學者多於西方國家的。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常有到國外講學、訪問和參加學術會議的，其論著也在國外引起了相應的注意。這樣的學術交流對中國的文學研究發生了有力的促進作用。可以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進展，既緣於本國原先的學術傳統的弘揚，也緣於通過對外學術交流而導致的與世界當代學術研究的接軌，而就中國文學研究來說，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仍是中國學者借鑒的重要渠道：無論是學術思想、研究方法、具體課題的研究、資料的發現，凡是有價值的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就舉幾個與關西大學有關的：已故伊藤正文教授長篇論文《日中文學比較研究》（那本是他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學的講稿）譯載於《中國文學研究》第一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後對中國文學研究者和日本文學研究者都很有啟發；井上泰山教授在西班牙發現了明嘉靖時期葉逢春刊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志傳》並予整理出版、又發表了相應的論文後，對中國的《三國演義》研究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導致了對《三國演義》的一系列問題的重新思考；森瀨壽三教授《唐詩新考》中的對唐代李白等人詩歌的細緻考證也給予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不少啟發，我與駱玉明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中就曾對井上教授和森瀨教授的上述論著都作為學術上的重要發現而加以徵引。
《薪火學刊》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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