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京派、海派之爭：一個糾纏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

京派、海派之爭：一個糾纏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

楊念群

京派海派之爭

背後所隱匿著的南北文化差異是更有意思的話題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間曾經發生過一次對罵，被稱為「京派」與「海派」之爭，這段公案最初僅限於討論作家的寫作風格，後來延伸到對京滬兩地文人行為和氣質的評價。論爭的發難者沈從文在《論「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徵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並用尖刻的語氣大損海派是一幫新斯文人，說他們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冒充風雅，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一間。

又有一個評價是：「海派有江湖氣、流氓氣、娼妓氣；京派則有遺老氣、紳士氣、古物商人氣。」（姚雪垠：《京派與魔道》）矛頭直指京派領袖周作人。周作人則直接回應「上海氣」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格」。當然還是大先生的話一錘定音，說是「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不過，這些議論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兩個城市裡比較，實際上，京派海派之爭背後所隱匿著的南北文化差異才是更有意思的話題。

宋代就有重南輕北的習慣，

其「心理補償論」特別容易在朝代更迭的過渡期頻頻發作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於何時，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宋代就有重南輕北的習慣。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輕武，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奪了軍人帶兵的念想後，文人領軍成了時髦風尚，連皇帝都紛紛把自己裝扮成高級文化人。與此相對應，宋朝軍人與北方蠻族交戰就經常顯得柔若無骨，不堪一擊，聽楊家將的故事，我們常常誤以為北宋已經靠寡婦在打仗。

有一位華裔美國史學家形容宋代的氣質內斂封閉，面對北方金人的猙獰強霸，像個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細想，這「害羞論」還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氣質儒雅，皇帝脾氣也好得不行。傳言某個北宋皇帝和某個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說不完的知心話，這位丞相爺更大言不慚地說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態謙卑低下，常請一些沒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宮中做客，在殿上聽其娓娓清談，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說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輔導員。只不過當時文人再得勢，也無法遮掩宋軍一敗再敗的現狀，一種奇怪的心理補償論才逐漸流行起來。這種怪論把遼金人想像成沒有文化品位的種族，只會在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氣象，外表雖硬充好漢，心理卻矮了三分。這論調故意嚴格劃分漢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兩相比較，貴賤分明，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顯示漢人血統的純粹高貴。

「心理補償論」特別容易在朝代更迭的過渡期頻頻發作，比如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就是如此。由於宋代之後南北軍事形勢被徹底逆轉，漢族王朝在對北方少數族群的征戰中從沒佔到過什麼便宜，江山一旦易主變色，南方文人徹底屈從在北方蠻族手下討生活，用文化優越的心理去補償國土喪失之痛就變成了不得已的選擇。清初殘留下來的明朝遺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論」。「命定論」是清初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統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順勢而下，地氣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動亂的發生多是由南向北，因為南方地氣柔弱，北方風氣驃勁。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別喜歡這種「地氣論」，他說，金陵雖憑藉長江天險，卻地脈單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權總是逃不脫偏安的命運，成不了大事，他暗諷的當然是南宋和南明這類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這與南方文人的想法顯然南轅北轍。

「南勝於北」的思維根深蒂固，甚至近代革命黨人

還利用宋人那一套說法來做助推革命的燃料

宋人心理補償論引發的南人優越感一直延續至近代，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革命黨人還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說法來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劉師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語言描述南北分立的歷史態勢，如說「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異族統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勢力，自然壓抑住了南方優雅的文明，這太像宋人的語氣。又如以下這段：「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說中原原來是文明的核心，讓北方胡人污染後，文明人才紛紛南遷，造成南方文化遠勝於北方的局面。

這種「南勝於北」的思維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譏諷南人奢靡，處處小家子氣，也遠勝於北人的粗野不文。劉師培比較南北文人的差異說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以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雕琢以為奇麗，故華而不實。」這種對北人的貶詞好像帶著些許醋意，對南人文辭雕飾的批評也似乎顯得言不由衷。

革命黨人想打出反滿的旗幟，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維一路走下來，否則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謙之就強調廣東地理位置特別重要，因為它是中國「科學」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們總是把廣東想像成未開化的南蠻之地，經朱謙之一點撥，廣東不但搖身一變成為吸納近代科學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蠻夷出身的清朝統治的發軔之地，真可謂是宋人自戀的近代極致版。

南人和北人的區隔在近代已經被虛化了，

雖然有宋人嘮叨的陰影在

近代以來，為南人說話的人佔據大多數，敢為北人說話者不是沒有，但並不多見。也偶有例外，如二○一二年正逢清帝遜位一百周年，還真寥寥出現過幾聲異辭的鳴響，與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熱唱了點反調。有人說，革命黨單靠潛伏於南方草根的秘密會社鬧起事來，有點像當年高調反清復明的天地會，要不是北人袁世凱逼使滿人皇帝光榮退位，就靠這幾個會黨作亂掀不起什麼大浪。袁氏雖心狠手辣，卻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禪讓的大統。這番話一出爐，明擺著是想和南人搶奪首倡革命的風頭，遭遇圍攻當屬意料之中，卻畢竟為早已被後人念歪的「重南輕北論」製造出一點異樣的動靜。

即使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寫作風格也相互交融互滲。就如京派領軍人物沈從文也是從湘西土匪窩子里爬出，渾身帶著南蠻的粗鄙闖到京城，哪裡有什麼帝都遺老的氣質，故一直自稱是城裡的「鄉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潤，有南國的媚氣。他會說寫字如同造一座希臘小廟，「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裡供奉的是『人性。』」這種相當小資的語氣中哪裡還蕩漾著湘匪的蠻橫？也看不出和帝都紳士有什麼瓜葛。

可見，南人和北人的區隔在近代已經被虛化了，雖然有宋人嘮叨的陰影在，畢竟隨著時代的進展漸漸抹平了心理的計算和糾葛。（作者為教育部人文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主任）

魯迅、錢鍾書等名家評「京派」與「海派」論爭

對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發生的「京派」與「海派」之爭，也有一些名家不以為然，不少人以局外人的身份點評了「京派」與「海派」之爭。

魯迅在《花邊文學》中的《「京派」與「海派」》中有這樣的文字：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

曹聚仁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比較京、海兩派則說：「京派不妨說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說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則如摩登女郎。」

胡風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一文中說京派作家們講究「風雅」、「優美」，卻不能實實在在反映一點遼闊北方地區的普通人生活。

錢鍾書曾經用非常幽默的口吻提到：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對於他們僑居北平的得意，恰像猶太人愛他們所入籍歸化的國家，不住地掛在口頭上。錢鍾書很了解京派底細，他這番話不但肯定了京派的存在，還透露出京派作家們很有些人以當京派為榮。（嚴家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