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記胡蘭成八書：（2）懺情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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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情之書

很多年前，以〈月印〉一文讓大家深深記得的郭松棻，曾說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是「一本中國人難得有的懺悔錄，只是他口裡不說悔罷了。」

考察起來，中國人的世界，究竟有沒有過懺悔（懺情）這樣東西？至少，如眾所皆知的，中國人一向並沒有宗教，而懺情的來源是宗教。祈禱，自白，苦行，神修，神祕主義，向神父告解，心理分析。其歷史之悠久，拿告解來說，大概已內化為好比像是女人的生理周期，必須抒發不可。懺情有其傳統，使得他們一般寫起自傳或回憶錄，包括傳記寫作發達，皆直諒無諱，格外可信似的。中國人則不然，若不是為賢者、長者諱，就是至不濟也要收拾一下才好出來見客。乃至若把柏格曼的哲理式對白，伍迪艾倫的囈語滔滔，移植到我們戲劇表現上，肯定是叫演者和觀者一起尷尬透了。

按張愛玲寫《中國人的宗教》所觀察，在古中國，一切肯定的善都是從人的關係里得來的，孔教政府最高的理想唯是有足夠的糧食與治安，使五倫關係得以和諧發展下去。人的資格，最重要的條件是人與人的關係，除了人的關係之外，沒有別的信仰。因此過份擴大自我和挖掘自我，會切斷人與人的關係，不足為取。「未知生，焉知死」，有如中國畫里嚴厲的留白，一切玄想在那裡懸崖勒馬，絕對的停止。中國人集中注意力於眼前熱鬧明白，紅燈映照里的人生。在此範圍以外，瀰漫著哀悵。物質和細節充滿了歡愉，主題卻永遠悲觀。

曲終奏雅，向來是中國文學的主流氣氛，標榜節制之美，因為人生或藝術，最難得是知道在什麼時候就應當歇手。一次走往公車站牌途中，胡老師提起我寫的宿舍陽台上看貓走過人家屋脊，昔年周作人寫幾個朋友江邊吃茶，都是無事也寫得個收場。不同於他那一輩人浸淫漢文章之中的，諸般寫來最後是「奏雅」，一一還它一個價值或名目，歸於公論。

往前推到《詩經》，大雅小雅、頌，寫的全是公眾之事，國風裡精採的兒女戀愛都也容納在世俗生活里。中國人的私我，頂多是到「詞」那種程度。比較詩和詞的境界，詩是世俗領域，看廣大，詞是私宅院第，賞徘徊。中國文學若有懺情錄，第一部應該算《離騷》。屈原《天問》，你看他上山下海問了又問，把自己弄到形容枯槁行於江邊的受難景象，太驚慟人，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於是千年之後有胡蘭成寫自傳，其狼狽不堪處，朱天心說：「其實他不寫出來也沒有人會知道啊。」

一九七四年父親偶然得知胡蘭成在華岡，八月去信連絡，居然有迴音，兩行字曰，「足下偶有興來陽明山一玩乎？仆處無電話，但大抵是不出去。」胡老師五月從基隆港入境，住華岡大忠館，三個月以來便是著書《華學科學與哲學》，初稿寫完約八萬字，正在謄清刪改。書是改寫了三次，前後竭兩年之力，所以我跟父母親上山探訪時，胡老師仍處於寫書狀態中，據他日後說是，「畏人默坐成痴鈍」──語出蘇東坡給侄子的詩里，當年蘇東坡居黃州作《赤壁賦》，文思益進，而於世務益疏拙，寫下的這句話。

父親是為了作張愛玲傳來搜集資料，手上唯一冊日本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上冊，破舊不堪，扉頁有胡蘭成簽名，贈龔太太，不知是輾轉幾劫得來的海外孤本。胡老師便取出上下兩冊贈父親，書中有藍字紅字校訂，可能是自存的善本。

我因為愛屋及烏，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真見到了，也一片茫然，想產生點嗟悵之感也沒有，至今竟無記憶似的。父親卻不，會面回來他非常澎湃，寫了篇致張愛玲信，《遲覆已夠無理》，覆的是三年前張愛玲那封談賴雅開刀住院的信。刊在人間副刊，寫這趟見面的經過，殷殷報知消息，通篇的熱心腸試做調人，甚至盼望張愛玲若能來台與蘭成先生重聚就太好了。

四十八歲的父親，竟做如此遐想且訴諸輿論，完全違背了他寫小說時的冷靜世故。他引耶穌以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做喻，講耶穌給一個人是五餅二魚，給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餅二魚. 約莫像孫悟空那樣吧，拔根毫毛變做千百個分身，意指博愛的男人，愛一個女人時是五餅二魚，若再愛起一個女人，復又生出另一份五餅二魚。他不因愛那個，而減少了愛這個，於焉每個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愛。相反來說，從一而終的男人，能給的也不過是一份五餅二魚，何嘗會變出十餅四魚，十五餅六魚來的呢？而女人妒醋，無非便是要獨得五餅二魚乘以五千人的那個總數罷了。

以上父親所做調人語，替蘭成先生的博愛開脫，首先就引發我母親不悅，何況普天下女子，聞此言勢必要揭竿起義，打他個滿頭包的。

胡老師收到剪報後回信，「……耶穌分一尾魚於五千人之喻，前人未有如足下之所解說者，極為可貴。張氏之《談看書》，寫小矮人之傳說，又是學術，又是隨談，不用文學字眼，而通篇無有不是文學。此種看似平淡無奇之處最是難到，前人歐陽修之詩與周作人之散文之有味，蓋在此。日前偶逢中國時報副社長，彼雲亦有人寫信到報館，說張愛玲之《談看書》算是什麼！我乃想起戰時在上海許廣平對我說的一節話：「雖兄弟不睦後，作人先生每出書，魯迅先生還是買來看，對家裡人說作人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只是時人不懂。」愛玲的《談看書》時人不知其好，亦不足怪耳。惟足下文中引我之言，張氏每日寫稿僅千字左右，我原說的是二千五百字，有機會時乞更正。……」

《談看書》三萬餘言，當年人間副刊發瘋似的以九天頭條來刊載，反映了編輯的張迷心態──由於張愛玲惜墨如金，張迷們只好不斷去挖掘其舊作少作或廢作，以致忽然有新作發表，大家都以為又是古物出土，待驚醒過來，就特別的欣喜若狂。

但這是我第一次，看不大懂張愛玲了。懷抱無限好意，像小孩瞌睡懵懂牽著大人衣角走回家，跟隨她談人類學，忽而到東，忽而到西，跟跟便失了線索掉入南太平洋里，或是一同走進小黑人過不去的熱帶森林帶，她卻不見了。讀此文留下了這個印象，多年後的現在翻出書來重看過，她提到的人類學者及著述，好多熟人，我嘆道：「原來那時候你在讀這些！」

胡老師一再稱讚《談看書》，與鹿橋通信也說起，「張愛玲寫夏威夷，澳洲，非洲的小黑人的那幾章可是非常之好，是神話的，又是童話的，又是在現實世界裡的，很好玩。只覺得其是時間空間都非常之闊大、悠遠，也沒有一種沒落的哀感，而是什麼感情都超過了。這幾章不是看他人的書的批評，而是她自己的創作。這種境地惟有山海經里有。『縱觀周王傳，流覽山海圖』，還使我想像了陶淵明讀山海經的那情懷。」

《談看書》寫道，「二次世界大戰末，是聽了社會人種學家的勸告，不廢日皇，結果使日軍不得不『齊解甲』……可見社會人種學在近代影響之大。」於日本，李維史陀曾經驚嘆，高度發展的文明直接通於上古時代，而那個時代恰是人類學者所最熟知的，他驚見神話原型竟活生生的存在於現代社會中。胡老師若說是亡命日本，到頭來卻啟發了他的創述，真非始料所及。七四年底《華學科學與哲學》出版，是他長居日本以來的一次考察總其成。佛經里有阿修羅，采四天下花於大海釀酒，不成，但胡老師自幸是他釀的酒成了。他亦如從前，折花贈遠之意，寄了一本給張愛玲。

胡老師有信說，「……我二十幾歲在廣西出過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歲時之作，說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難為情。後來我也像三毛的一變而為現實的，但我是寫的現實國際形勢的論文，當時聲名還在三毛之上呢。而其後是三十八之年遇見了張愛玲，盡棄以前的文筆從新學起，到了四十歲上從寫《山河歲月》開始，才是打出了今日的文章。三毛今或未到三十八歲，而遇到了你們，她也能舍故從新嗎？有異才的人應當可以像嬰兒的謙遜。 」

盡棄舊學，此事記在《民國女子》里，昔年張愛玲看胡蘭成的論文，說是這樣體系嚴密，不如解散得好，胡就把來解散了，「驅使萬物如軍隊，原來不如讓萬物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

《山河歲月》開筆於抗戰勝利後出亡溫州時，張愛玲已跟他訣別，他卻每寫到得意的地方，就像立刻可以拿給張愛玲看，得她誇讚。他自比是從張愛玲九天玄女那裡得了無字天書，於是會來用兵布陣，文章要好過她了。《今生今世》且是張愛玲取的書名，他到日本後所寫，以散文記實，也是按張所說。 一九五九年春天此書完成，他巴巴結結的又好想告知張愛玲，彷彿他的一切所作所創，都為了要在張愛玲處受記才能算數。五八年到六○年間，胡張往來過兩封信，信中他說把《山河歲月》與《赤地之戀》並比來又重看一遍，所以回信遲了云云。比並兩人的新著來看，這必是令張愛玲要有點慌的，慌慌也好，因為她太厲害了。十多年後，胡仍寄去新書，但是這回，張愛玲連封套都不拆，原件退回了《華學科學與哲學》。

想想原因是，父親那封五餅二魚的信寫壞了。還有是兩份雜誌盜載《今生今世》，甚至加上《我妻張愛玲》的標題，胡老師寫信給父親說，「我看到時，第一感是於愛玲不好。唯因其時我正在寫《華學科學與哲學》，未暇向之交涉，若交涉必有不辭訴之於法律手段的最後決心，遂懶得理了。其後彼等知我人在台灣，託人來說了兩次要請我吃飯，我都不應。而近從他人處知悉愛玲為此甚怒，她是怒那標題，以為是我所作，她不知是雜誌社的下流也。我與愛玲已多年不寫信，台端如便時給她說明此事實，於她的理知亦為有益，如何？……」

六月張愛玲寄信來，謂匆忙中寫的便條請原諒，希望父親不要寫她的傳記，照例並代問候慕沙。這是張愛玲給父親的最後一封信，音書遂絕。

我乃想起胡老師說，太初是女人發明了文明，男子向之受教，所以觀世音菩薩是七佛之師。果然，這些和張愛玲交手過的男子，全部鬥不過她。

——選自《花憶前身》（朱天文著，麥田出版社，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