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國內外隱士研究情況綜述

20世紀以來國內外隱士研究情況綜述

史飛翔

隱士與隱士文化(或稱「隱逸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徵（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將中國文化總結了十四個特徵，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文化有隱士文化）一直為世人所關注，歷代學者對它也是多有記述和研究。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隱士與隱士文化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熱點研究課題。到了世紀之交(九十年代至今)有關隱士和隱士文化思想的研究更是呈現出一個繁榮的局面，研究著作和論文層出不窮，著述頗豐。現就筆者手頭所掌握的資料，試對20世紀以來國內外隱士研究情況進行一個粗略的歸納與梳理，以供參考。

一、國內隱士研究

蔣星煜先生於民國三十二年出版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是我國現代史上第一本專門探討隱士的專著，堪稱是隱士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書在學術史上佔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今天只要你研究隱士，你就不能不讀它。《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成為隱士研究引用最多的權威參考書目之一。該書以10個專題研究了中國隱士的形成，類型的區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地域分布以及與中國繪畫、中國詩歌的密切關係等。《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立意高遠、選題精到，引用廣博、論述嚴密，但該書存在嚴重的不足與缺陷：篇幅較小，內容相對簡單，突出地陳述了隱士的消極作用，對隱士的評價有失公允。更為嚴重的是該書作者對隱士的認識存在偏差，對隱士的感情是隔閡的、冷漠的、不友好的、甚至是敵視的，對隱士的基本態度更是否定的。這從作者描述隱士時所使用的詞語明顯就能看出。「悲觀」、「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懶惰」、「滯鈍」、「疏忽」。不僅如此，作者還動輒就說隱士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自命不凡」、「孤高自賞」，說隱士是「個人主義、失敗主義、消極主義」，這說明作者對隱士的基本認識是有誤差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在隱士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然而該書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魯迅先生對隱士問題也是備加關注。他先後在《隱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等多篇文章中提到隱士問題。魯迅先生以其一貫的辛辣敏銳指出，既然真的隱士應當是從史家的視野中消失的人，那麼我們所熟悉那些成百上千的隱士，一定不是那麼真誠的；做隱士也是一種謀生，因此也需要隱士掛起他的招牌以吸引別人對他的注意力。魯迅先生認為隱士歸隱與士人入仕一樣，都是「吠飯之道」，明確指出了隱士社會性的一面，但將隱士作用與入仕者完全划上了等號，則不是很恰當。

改革開放之後，關於隱士的著作逐漸增多起來。從隱士的分類來進行研究的有：姜亮夫先生的《中國文士階級的類型》、高敏主編的《中國歷代隱士》、張立偉的《歸去來兮—隱逸的文化透視》、韓兆琦的《中國古代的隱士》以及冷成金的《隱士與解脫》。從隱士及隱逸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貢獻等方面論述的主要著作和論文有：馬華、陳正宏的《隱士的真諦》、張立偉的《隱逸貢獻論》、高敏的《我國古代的隱士及其對社會的作用》、張曉軍的《隱逸對中國文化的調適作用》、尤西林《隱逸的人文意義》。從隱逸產生的原因、背景等方面論述的主要論文有：王瑤的《論希企隱逸之風》、王毅的《中國士大夫隱逸文化的興衰》、謝寶富的《兩晉南朝隱士成因及其它》、馬良懷的《論魏晉士人立足於此岸的超越》、張駿暈的《魏晉隱逸文化與稽康之死》等。聶雄前先生的《中國隱士》、賀宜的《隱士的鬍鬚》、張南的《隱士生涯》、張立偉的《歸去來兮——隱逸的文化透視》、許建平的《山情逸魂——中國隱士心態史》、王德保的《仕與隱》也是這一時期隱士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前三部主要是記述歷代著名隱士的生活掠影，類似於講故事，可讀性比較強；張立偉從正義、生存、自由、冷漠四要素出發，歸納了隱士的產生，及其後來的發展變化。王德保則從官本位文化出發，得出在中國古代社會，仕與隱、進與退是擺在士人面前必須擇其一的、無法抗拒的必然選擇。他主要從士人「仕」與「隱」兩個方面比較結合而寫的，認為「仕」與「隱」雖途徑不同，但在士人實現「道」的理想上確是殊途同歸。此類寫法的著作還有木齋等所著的《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將「隱逸」作為中國文學的主題而研究的著作有陶東風、徐麗萍所寫的《死亡?情愛?隱逸?思鄉—中國文學四大主題》以及王立的《文人審美心態與中國文學十大主題》。著重從士人心理和心態的發展來論述的著作有:張仲謀的《兼濟與獨善》、許建平的《山情逸魂》。

在論文方而，學者們對隱逸問題探討的比較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周相錄的《遁歸心靈寧靜的港灣——中國古代知識者的隱逸心態》、《史書之隱逸傳》、孫邦金的《論<周易>的隱逸思想》、王國勝的《隱士和隱逸文化初探》、朱鐵軍、葉貴霞的《淺談中國隱逸文化的嬗變》、李紅霞的《從小隱、大隱到中隱一一論隱逸觀念的遞嬗及其文化意蘊》、《唐代士人的社會心態與隱逸的擅變》、《唐代隱逸興盛成因的社會學闡釋》、李善奎的《古代隱逸的文化思考》、陳傳席的《隱士和隱士文化問題》、謝寶富的《隱士定義及古稱的考察》、胡翼鵬的《古代隱士的稱謂分類及其身份特質研究》、章尚正的《山水詩與隱士文化》、王琪的《從典故看中國古代的隱士文化》、崔偉的《儒道隱逸思想之淺探》、屈小寧、余志海的《儒家隱逸觀與自然觀自先秦至唐的演變》、許曉晴的《論儒道的隱逸觀與隱士形象》、唐俐的《儒家仕隱觀及其在中國隱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關黑拽的《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隱逸文化的滲透》、梅斌的《隱士：我國古代士大夫中的一個群體》、霍建波的《古代統治者對待隱士的雙重標準》、趙立利、王希孟的《古代隱逸心態解析及其對當代知識分子的啟示》、蘇琪的《古代隱士人格對現代藝術精神的啟示》、李生龍的《隱士宗教與文學》、趙冬初、李連英的《隱逸文化對中國古代環境美學的貢獻》、陳剛的《隱士與中國古代醫學關係探微》、徐清泉的《論隱逸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發展中的意義》、謝天傑的《論隱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格和歷史命運》、姜建華的《隱士與自然情節的散點透視》、王國勝的《隱士和隱逸文化初探》、寧稼雨的《中國隱士文化的產生與源流》、劉祥輝的《論中國的「隱」文化》、鍾湘鴻的《中國古代的隱士文化》、蘭毅的《試論隱逸思想的流變及影響》、陳忻的《論中國古代文人朝隱的三種類型》、朱丁的《盛唐隱逸文化數議》、屈小寧的《唐代儒隱的基本模式》、胡栩鴻的《士人歸隱的文化背景》、洛入文的《中國古代隱士的人格價值芻議》、陳愛娟的《淺析中國古代隱士的價值觀念和功利取向》、王恩俊的《隱士與明初政治》、李蕊芹的《論北宋文人的隱逸思想》、韋鳳娟的《試論魏晉朝隱之風與山水詩的興起》、王記錄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隱士素質分析》、孫立群的《魏晉隱士及其品格》、《東晉南朝隱士居住地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影響》、陳鵬程的《試論先秦文學中隱士意象的文化底蘊》、劉淑梅的《先秦隱士產生的社會基礎》、張德建的《明代隱逸思想的變遷》等。

近年來，隱士在台灣，尤其是年輕學者中引起廣泛注意。產生了：劉翔飛的《唐人隱逸風氣及其影響》、洪安全的《兩漢儒士的仕隱態度和社會風氣》、沈剛伯的《仕與隱的人生觀》、陳英姬的《中國士人仕與隱研究》、劉紀曜的《仕與隱——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兩極》等一批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著作存在按照現代政治關懷來解釋歷史材料的毛病。在這種解釋里隱士往往被描繪成傳統專制社會中思想自由和個人***的鬥士。著名學者余英時的文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雖然不是專門論述隱逸而是論述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地位的，但其中有些文章卻對我們研究中國隱逸傳統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以隱逸為研究主題的著作和論文肯定還有很多，這裡不能一一列舉。這些專著、論文涉及到了隱士和隱士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的傾向於為隱士整理傳記材料、樹碑立傳；有的傾向於綜合研究隱士社會生活問題；有的傾向於從社會學角度考察古代士人出仕、歸隱之間的心理矛盾；有的力圖從文化角度闡釋隱士歸隱的心態；有的則側重於隱士文化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影響；有的對隱士文化所產生的隱逸文學進行了細緻的探討。總之，時下中國隱士文化的研究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重視，呈現出繁榮局面。

二、國外隱士研究

說到國外隱士研究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前些年一度非常流行的美國人比爾·波特的《空谷幽蘭——尋訪當代中國隱士》。比爾·波特，美國當代作家、翻譯家、著名漢學家。他曾將中國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譯成英文，在歐美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台灣和香港，經常在中國大陸旅行，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風土文物的書籍和遊記。《空谷幽蘭——尋訪當代中國隱士》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尋隱之旅」。他通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親身探訪終南山等地的中國現代隱士全面展現了中國隱士的精神風貌，表達了對中國傳統隱逸文化的讚歎和懷戀。但《空谷幽蘭——尋訪當代中國隱士》畢竟是一本文學書籍，學術參考價值不大。

與中國一樣日本也是一個有著悠久隱逸傳承的國度，日本學者對中國隱逸的研究不亞於中國人自身。1952年根木誠發表專論《專制社會中的抵抗精神：中國隱逸研究》。此後，有關隱士研究的文章便在日本不斷產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富士正晴的《中國隱者：亂民知識》、村上嘉實的《隱逸》、隆雄的《後漢末期的隱逸》、松本雅明的《後漢的逃世思想》、竹內肇的《東晉士大夫處世的側面》等。日本學者研究隱士的關注焦點是:1、對隱逸相關文獻的解讀。如《論語》中有類似隱者之流的人對孔子提出批評，這些人物是否真是隱者?他們的言論是否可以視為隱逸思想的先聲?2、隱逸思想的起源，他們注意到了《易經》的卦辭、《論語》中出現的隱者，及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的隱遁觀念。3、隱逸在社會史上的意義。如佐藤認為，隱逸並非思想史上的名詞，而是一社會史的名詞，所謂隱逸，乃是在封建時代中一批喪失市民權的隱約窮困的人。根木誠則指出:大家族制度、專制國家的組織機能及市民性不發達，是中國隱逸發生的社會史的基盤。4、隱逸與政治的關係。日木學者一般多在專制政治的架構下來討論隱逸的問題，認為隱逸乃是對專制政治的抗議、逃避。日本金澤大學安部聰一郎先生則在日本學者有關處士、隱士的先行研究的基礎之上，重新論證的處士、逸民人士的定義及其政治性。

有關隱士的英文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戴偉士開創性的研究《窄道：傳統中國社會中隱士的一些考察》、李祁的文章《中國文學中隱士概念的變遷》，約翰?豪威的《令人敬畏的隱士：隱士作為可能研究視角的象徵意義》、馬爾?哈丁的《十二世紀一位隱士的功能》以及牟復禮關於元代隱逸的重要研究：牟復禮的研究近來被杜維明有關那個時期一位著名隱士的研究所補充。馬瑞志關於《六朝時期名教與自然之爭》的討論也包含了許多重要資料，而更近期的則有德國漢學家鮑吾剛教授對中國的隱逸和基督教的隱逸進行的比較研究。

在所有有關中國隱士的國外研究成果中，目前最值得肯定的當推澳大利亞漢學家文青雲（Aat Veivoom）博士的《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一書。文青雲（Aat Veivoom）博士，出生於荷蘭，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先後畢業於紐西蘭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大學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哲學、文學、中國語言和歷史等學科學位。曾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堪培拉）亞太學院副院長，亞洲社會和歷史中心主任。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副教授。出版有《雪線的那邊》（Beyond the Snowline）、《深山幽境》（MourLtain Solitudes）、《岩穴之士》（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重新定向：亞洲社會的變化》（Re-Orient：Crrange in Asian Societies）等。《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是關於三世紀前中國隱逸傳統的一部覃思竭慮、精心結撰、引人入勝、情辭並茂的著作。作者對所涉及的各語種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源都作了具有相當深度和廣度的探究，包括許多至今尚未翻譯過來的文獻。《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是一部重要的、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廣泛運用原始的及第二手的資料，結合普遍的視角和分析，為讀者提供了迄今為止所有語種已經發表的對隱士問題的最好的淪述。他的研究對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紀早期中國的學者，以及更廣泛的研究中國歷史、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學者們來說，部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一書在隱士研究領域取得了三個重要貢獻：首先，是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中國知識傳統中隱逸哲學和概念的發展的歷史，最引入注目的是指出中國隱逸傳統是由儒家，而不是道家奠定的；其次，Vervoorn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漢代用人制度及其實踐（包括其濫用）與隱逸之問的密切關係；第三，Vetvoom提醒人們注意到漢代統治者對那些拒絕應招的隱士的寬容，不僅不像明代那樣把不應招的隱士處死，反而給予鼓勵，加上頭銜，讓他們回到隱居的地方繼續隱居。從中可見政治權力在不同朝代的相對強弱，以及儒家之實際影響的大小。全書資料翔實，內容豐富，考論嚴謹，敘述生動，是目前國外關於隱士研究中最重要、最富創見的一部作品。

綜上所述，對隱士與隱士文化的研究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非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現實魅力。隱士與隱士文化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中的一道獨特風景，對於考察中國古代士人文化和社會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對理解中國古代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傳統提供了一個廣闊而重要的背景；探究隱士和隱士文化對於全面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歷史，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相信，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隱士和隱士文化在世界範圍內還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思想家、詩人、藝術家、專家、學者去考察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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