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起源與早期發展——儒的成立

　 西周政權將這些殷代遺民集中安置在宋、衛、魯、燕、齊等地之後，基本上解決了殷代遺民的復辟問題。但是，由於這些殷代遺民集中在一起，他們雖然已無力反抗西周政權的統治，無法實現復辟殷商的夢想，但他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卻無法真正認同周人的統治，不時進行一些小規模的騷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於是為了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周王朝在全國政權初步鞏固以後，又把姬周王族中最為可靠和最有力量的親屬分封到殷代遺民集中居住的地區。如周公之子伯禽封魯，石公之子封燕，太公望封齊等。這樣一來，在殷代遺民的聚居地的最高統治者實際上都是用王室中最有權勢的人物。於是，包括儒者在內的殷商遺民便實際上被用人分而治之。

　　殷代遺民被分而治之後，反抗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但作為新興統治者的周人在奪取政權之後，實際上也面臨一個規範制度、重建秩序的迫切任務。於是在西周初年便有周公制禮作樂的事情發生。但從西周初年周人的實際文化狀況看，單獨憑藉周人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實現。於是西周的統治者想到了那些殷遺民，想到了這些遺民中的儒者。這些儒者出於本能的考慮在最初的階段或許並沒有接受周人的邀請，因為儘管他們並不是殷商的真正貴族，但他們畢竟在很大程度上與殷商貴族的利益相關。故而在最初階段他們可能拒絕了周人的邀請。然而或許也正是由於這些儒者與殷商貴族的微妙關係，他們既不是殷商貴族的當然成員，便沒有為殷商王朝殉葬的道理。他們可能出於與在殷代時同樣的生存需要，在與西周統治者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後，終於接受周人的邀請而協助周公制禮作樂。於是，我們看到周公所制出來的禮樂制度，便帶有殷商文化的明顯痕迹和模仿特徵。這就是《論語》所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

　　這些儒者參與制禮作樂的詳細情況我們目前尚不太清楚。但根據歷代學者對周公所制禮樂制度的性質與內容的分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周朝的禮樂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對殷商制度的因襲成分，是在殷商已有制度的基礎上的改造與創新。據《尚書·洛告》記載，「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余齊百工，平從文化於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滔滔，厥攸爍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平向即有僚，明作有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成。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在周朝奪取政權之後的最初歲月里，至少在營成周時仍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禮樂制度，毅然沿用殷人的制度，因此造成各地秩序的混亂，故而這些新興統治者最為憂心的事，莫過於儘快制定符合周朝利益的禮樂制度。再據《禮記·明堂位》的記載，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勛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由此可見，周公制禮作樂對周初政治的發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周公制禮作樂對於周朝來說，最根本的意義無疑在於穩定和重建了經過殷周之際更勝易代之後的社會秩序。但是我們於此想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既然周朝的禮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因襲了殷商制度，既然周公在五年營成周時仍用殷商的禮樂，那麼，他六年制禮樂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何以可能?也就是說，在那短短的一年或一年稍多的時間裡，如果沒有一個相當的工作班子協助周公，僅憑他個人的智慧，何以能夠在鑒於殷商教訓的基礎上，完成一代制度的規範和制定?果如此，即便我們不陷入英雄唯心史觀，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周公具有超人的本領。

　　揆諸情理，如果我們不懷疑周公制禮作樂是一個歷史事實的話，那麼我們應該相信周公在制禮作樂的過程中一定曾經組織過一個相當規模的工作班子。正是經過這個工作班子的辛勤努力和有效工作，周公才有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營構出一代禮樂制度。

　　現在餘下的問題應該是，周公的這個工作班子究竟是哪些人，它的重要成員是否應該包括我們最為關心的那些殷代遺民中的儒者?答案似乎應該是肯定的。第一，作為一個文化素質並不太高的新興政權，它的成員中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人既對殷商制度有通盤的考慮，又有能力完成新的禮樂制度的制定。第二，如果承認周代的禮樂制度是對殷商制度的基本因襲繼承的話，那麼，對殷商制度的損益加減最具有資格與能力者，毫無疑問是殷代遺民中的那些儒者，正是他們的辛勤努力與有效工作，方使得周朝的禮樂制度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初具規模。第三，從後來儒家學者與周公的關係及感情看，他們之所以言必稱周公，成王之所以以周公有勛勞於天下而封於魯，都不是偶然的。似乎最根本的原因是周公適時起用這些殷代遺民，並給予相當的尊重，使這批儒者終於由殷商制度的擁護者變而為我所用。這既符合後來儒者「不足於進取，但能守成」的自我評估，由此也比較容易理解孔子何以在顛波流離、懷才不遇的時候總是不時哀嘆，「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

　　如前所說，周公起用殷代遺民中的儒者參與周朝禮樂制定的詳盡情況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作為相關的旁證材料是，這些殷遺民確曾在亡國之後被分門別類地安排過自己熟悉的相關工作。《左傳·定公四年》載有祝佗的一段話說，昔武王克殷，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保佑天下，於周和睦。分魯公以大路等地，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使帥其宗室，輯其分類，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顯而易見，周人在建立政權之初確曾對殷代遺民有所分類安排，那麼，在這種背景下，周公起用殷遺民中學有專長的儒者參與制定禮樂制度，又有什麼不可能或不可理解的呢?故而我們贊成胡適在《說儒》中的判斷，即殷商亡國之後，這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往往淪為奴隸，或散在民間。因為他們是有專門知識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們的專長換得衣食之資。他們在殷人社會裡，仍舊受人們的尊敬；而統治的階級，為了要安定民眾，也許還為了他們自己也需要這種有知識有技能的人，所以只需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也就不去過分摧殘他們。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孫，就在那幾百年之中，自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是那新朝的士，土是一種能執干戈衛社稷的武士階級，是新朝統治階級的下層。他們只是儒。他們負有保存故國文化遺風的責任和使命，故而在那幾百年的社會變遷中，在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勢之中，他們能夠繼續保持殷商的古衣冠。在他們自己民族的眼裡，他們是殷禮即殷商文化宗教的保存者與宣教師。在西周民族的眼裡，他們是社會上多才多藝的人，是貴族階級的有用的清客顧問，是多數民眾的安慰者。基於這種特殊的身分，即便這些儒者沒有直接參与周公制禮作樂的工作，他們也一定是以自己的知識才藝為這項工作作過貢獻。這或許是不必懷疑的推測。

　　探討這些儒者是否參與過周公制禮作樂的工作，並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的興趣之所在只是透過周公制禮作樂的這一事件的發生而看到了另外一個結果，即原本為殷遺民的那些儒者於此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們相信他們所擁有的知識與智慧並不會隨著殷商的滅亡而無用。任何新興政權無論如何都會需要他們，關鍵就看他們自己的態度了。至此，我們看到的另一個更重要的結果是，後世儒者之所以對周公充滿深情，那唯一的原因便是周公通過制禮作樂而使這些儒者由原來的殷商貴族的依附者而變為一個真正相對獨立的階層。這就是儒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