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的《敦刻爾克》為何傷了法國人的心？｜微思客

杜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冷寂的法國小鎮。德軍的傳單不斷落下，彷彿在祭奠一場空無。幾位士兵緩緩行進，四顧無人，他們翻找吃剩的食物，就著街頭的水管飲水。正當其中一位把手伸向窗台上的一根煙頭時，槍聲驟響。他起身奔跑，身邊的同伴們一個個倒下，他翻過一道籬牆，看到了法國士兵的街壘。

「英國人！」他喊道。

他通過了街壘，向海邊走去，耳邊飄過一句低語：「一路順風，英國人」。

諾蘭的第10部長片《敦刻爾克》以此開篇，幾乎不交代背景，以直接浸入的方式，把觀眾帶回到了1940年的慘烈戰事。

同樣的歷史事件，會因各個國家集體記憶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象徵地位，敦刻爾克大撤退即是典型的案例——它在英國成了被廣為傳頌的國族神話，卻在戰役發生的法國被長期遺忘，直到今年7月，《敦刻爾克》登陸法國後，才又一次進入大眾的視野。憑著導演響亮的名號以及一如既往穩定的發揮，《敦刻爾克》在法國上映的首周把暑期最火熱的小黃人們拉下馬來，奪取冠軍。

如此影壇盛事，自然引發了英法兩國媒體和學界的喧嘩。在法國，一部分二戰史學家對影片表示歡迎，他們希望透過這種大眾媒介的廣泛傳播能力，讓民眾重新記起被埋沒的歷史 。但更多的學者和媒體人則惱怒於電影所採取的完完全全的英國視角：為大撤退的成功做出重大犧牲的法軍，在影片中幾乎完全缺場；無獨有偶，在英國，《敦刻爾克》獲得了脫歐派領導人物法拉吉的吹捧，把敦刻爾克的歷史與如今英國的脫歐聯繫在一起，激起更多討論。

英國的榮耀，法國的苦澀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二戰爆發，但英法卻延續綏靖政策，與德國進入一種「宣而不戰」的狀態，史稱「奇怪戰爭」（dr?le de guerre）。1940年5月10日，「奇怪戰爭」終於結束，德國繞過馬奇諾防線，發動閃電戰，入侵法國及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裝甲部隊越過了被認為坦克無法通過的阿登山區，將英法盟軍斷成兩截，約40餘萬盟軍被困在法國東北部敦刻爾克一隅。危難之時，邱吉爾所稱的「奇蹟」發生了。英國海軍展開「發電機行動」（operation Dynamo），利用軍方的驅逐艦和民間召集來的各色「小船」（little ships），在5月26日至6月3日短短九天內，將33.8萬大軍（其中包括12.3萬法國軍隊）撤送回國，遠遠超出預期的45000人。

對英國人而言，這次撤退是二戰的轉折點之一。大部分英國陸軍實力得以保存，英國走出了被迫向德國投降的陰影。邱吉爾於6月4日在下院發表著名演講，認為雖然戰爭不是靠撤退贏得的，但這次援救卻孕育著勝利，英國必將抵抗到底。848艘前來支援撤退的民間小船，也代表著一種「敦刻爾克精神」，展現了英國普通民眾的勇氣和堅韌，是人民團結一致抵抗外敵的象徵。1944年，從敦刻爾克撤出的英軍重返歐洲大陸作戰，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2000年，在敦刻爾克大撤退6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查爾斯王子聲稱：「沒有敦刻爾克，就沒有1944年6月6日」。

相較英國人感受到的榮耀而言，法國人對這場撤退的記憶則更為苦澀。當時，英法雙方一度產生分歧，邱吉爾主張撤退，但法國軍方總司令魏剛（Maxime Weygand）依然堅持發動反擊。最後，在並未通知盟友的情況下，英軍在多弗港（Douvres）的一座城堡里密謀了發電機行動（直到5月27日，法軍才獲悉了此次撤退），獨剩法軍死守里爾城。法國的將軍們因此認為，英國人只考慮本國的軍隊，但他們能夠最終撤退成功，依靠的是法軍英勇的抵抗和大量的犧牲。而那些在敦刻爾克被救回英國的法國軍隊，不過只是把他們被俘獲的日子稍稍推遲了一些：他們幾天後又重返歐陸作戰，到6月22日法國投降後，還是落到了德軍手中。

被德國控制後，維希傀儡政權建立，其元首貝當元帥配合希特勒，對英國進行了猛烈的抹黑宣傳。在法國，對英國的不信任自古有之。且不論英法自百年戰爭以來的各種齟齬，1918年一戰結束後，巴黎和會上英法兩國的明爭暗鬥、英國袒護德國打壓法國的行徑，都讓法國人異常惱火，自此，軍方高層中間，仇英情緒瀰漫，貝當自然不例外。他認為，法國正一路被英國牽著鼻子走：「英國把我們拽入了深淵」。到了二戰，敦刻爾克似乎坐實了英國人「自私」的本性：他們走為上策，不顧法國人死活。而一個月之後的米爾斯克比爾港海戰（Attaque sur Mers el-Kébir），英國為防法國海軍投靠德國而攻擊法屬阿爾及利亞軍港，造成法國海軍嚴重傷亡，這更是火上澆油，「背信棄義的英國佬」（perfide Albion）這一形象被深深地埋進了民眾的腦袋。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敦刻爾克》的開頭、那句「一路順風」中的譏諷和無奈。當然，歷史的真實要複雜許多：至少，邱吉爾曾下過命令，希望能救援與英國軍隊同等數量的法軍；最後，法國軍隊撤離的人數也佔到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戰後，法國從廢墟中掙扎爬起，無數的傷痕要癒合，待到歷史學家們要糾正維希政府留下的偏見時，敦刻爾克已作為法國在戰爭初期恥辱的、迅速的一敗塗地中的一段小插曲，被人們迅速遺忘，被不公平地排除出法國光輝的國族歷史，從未出現在中小學課堂的必備知識中。在法國人關於二戰的歷史記憶中，有迅速淪陷帶來的震驚與恥辱，有（然而很長一段時間閉口不談）維希政府的陰暗，有為民族稍稍挽回顏面的自由法國與抵抗運動，而敦刻爾克即使展現了法軍的英勇，卻因為它位於一條充滿失敗主義的邏輯鏈上，而從未獲得相應的象徵地位，沒法像諾曼底登陸那樣被法國人銘記在心。

如今，在敦刻爾克，當地的博物館每年接待許多慕名而來的英國遊客以及學生團體，但法國遊客卻寥寥無幾。事實上，該館有關大撤退的館藏遠遠少於被德軍佔領時期的種種記錄。2004年，大撤退紀念館才由民間集資而成，它並未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未獲得當地民眾的關心。當地英文的旅行指南里，包含了二戰時留下的諸多遺迹；而法文的版本中，卻只標識著渡假海灘的好去處。

「底層歷史」的敘事問題

「歷史到哪兒去了？」《敦刻爾克》在法國上映後，《費加羅報》發出了這般憤怒的質問。歷史電影不可避免地要被當作一種「准文獻」（quasi-document），被放入歷史真實的參考場域（reference field）中，方能汲取合法性。而諾蘭新片的爭議之處，就在於傳統意義上的宏大歷史的真空：沒有對這場撤退背後複雜成因的解析，也沒有使其得以成功的戰略的描繪，有的，只是透過幾位平凡人物的視角折射出的「底層歷史」（histoire d』en bas）。

法國史學家 Jér?me de Lespinois 在《世界報》撰文認為，這種歷史敘述的手法，深受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等英國軍事史學家的影響。比弗著有《斯大林格勒1942》與《柏林1945》等暢銷作品。他經常用口述歷史的方式，展現眾多平民與士兵的微小命運，這是一種自1970年代起在英國頗具代表性的歷史敘事方式。而採用同樣方式講述故事的諾蘭，把視角全然放在英國的幾個個體身上，卻因此忽略了法軍在這場戰事中的功用：要知道，除了上文所述的開頭、以及中間的寥寥幾個鏡頭外，法國軍隊的形象、尤其是他們奮勇抗敵的形象，幾乎沒有得到展現。而在真實的歷史中，法國的士兵在當時甚至面臨以一擋十的逆境，待撤退完畢時，有約4萬名法國士兵犧牲。

在海外，法國人一直被貶為「一幫只會吃乳酪和投降的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甚至在1940年代的某段時間，法國內部也有把戰敗的原因歸結為士兵缺乏鬥志的聲音。敦刻爾克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完全錯誤的——因此，在電影中錯失了這樣一個宣揚法國人勇氣的機會，自然讓很多人惱怒：「就像我們把一台 Gopro 攝像機綁在拿破崙騎的馬上拍攝，也不會讓我們對滑鐵盧戰役有任何了解一樣，諾蘭選取的角度是如此狹隘，也不會讓我們對當時的歷史有任何理解」——《費加羅報》忿忿地寫道。有趣的是，該文的作者幾乎完全重複了貝當政府的表述：英國人諾蘭，用電影再一次「背叛」了法國。

《敦刻爾克》的歷史還原問題也在英國引起爭議，獨立黨（UKIP）前黨魁法拉吉對本片的加持，更為之蒙上陰影。法拉吉在維特上傳他和海報的合照，附言「我強烈要求每個年輕人都出門觀看《敦刻爾克》」，不啻給英國的輿論投下了一枚炸彈。作為脫歐派當仁不讓的搖旗手，法拉吉此舉自然別有深意：敦刻爾克可被極右翼視作為一個關於英國人撤出危機重重的歐洲的隱喻，這正符合脫歐派對近幾年歐洲面臨的危機的想像。

與二戰時的榮光相比，戰後英國與歐盟間的一系列恩怨，對於某些英國人而言充滿了屈辱：1957年，《羅馬條約》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成立，西歐經濟騰飛，西德在工業領域影響力倍增，時任首相的保守黨人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向歐盟遞出橄欖枝，卻在1963年被法國——這個二戰時被英國「拯救」的國家——的總統戴高樂一票否決。1973年，由於戴高樂的繼任者蓬皮杜態度軟化，英國如願進入歐盟，但這跌打滾爬才被賦予會員國資格的過程，讓英國人嘗到了苦頭，疑歐的種子在一開始便已種下。如今，《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啟動，英國脫歐的巨輪緩緩駛出，前途一片迷茫，但敦刻爾克的故事卻變成了脫歐派的某種暗示——暫時的撤退是勝利的保證，無論現在處境如何艱難，美好的明天也一定會到來。《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更在諾蘭的新片中讀出了一種某些英國人深信不疑的、錯誤的「英國例外論」，以為英國只有在獨自面對敵人時，才是最強大的。

另外，小說家 Sunny Singh 在《衛報》撰文，非常正確地指出：不止法國軍隊，就連英國軍隊中的少數族裔，也在電影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真實的歷史中，來自印度的軍隊不但在海灘上，也在後勤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來自南亞與東非的水手，佔據了當時英國商用船隻水手人數中的四分之一，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應該參與到了救援的工作中。但在《敦刻爾克》中，我們似乎只能看到清一色的白種人，彷彿英國的國族神話中，根本不需要其他膚色的人種的存在。 這與法拉吉等人堅決排外的反移民論述不謀而合。

在極右翼對敦刻爾克的詮釋中，顯然有諸多誇大扭曲之處。不過，諾蘭在片中建構的是一種溫情脈脈的愛國主義，是自《奧德賽》以來便不停出現的「回歸家園」的母題的一部分。英國小兵們在掙扎求生中的恐懼、果敢、自私、犧牲與怯弱，並沒有任何「英國例外」的成分，而是指向了普遍的人性；民用船隻的救援、指揮撤退的海軍上將 Ramsay 最後的一句「我要為法國軍隊留下」，透露出的也是對他人的慷慨、對所有生命的尊重。

諾蘭並不關注《敦刻爾克》傳遞出的意識形態如何。然而，他的這部作品，還是打開了閘門，釋放出了七十多年來英法之間糾纏的歷史記憶。

編輯：楊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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