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爾前派的夢
07-08
拉斐爾前派的夢
□楊好 1. 泰晤士河上方總是盤旋著無窮無盡的海鳥，大多是海鷗。它們有著尖嘴和警覺的眼睛。我和很多異鄉人一樣，喜歡坐在河邊的長凳上，把自己編織到這樣的景象之中去，彷彿泰晤士河的細流從不會將你捲走，彷彿自己是永遠屬於這裡的。偶爾碰到友好的英國人路過，會聊聊今天的天氣如何，也就這樣適可而止。 來倫敦的火車上，我的鄰座是一位身穿灰色西裝的老紳士。寒暄幾句天氣之後，我們就各自翻開隨身攜帶的書，自覺地躲回到自己的天地去了。其實我很好奇他那本紅色硬裝封面找不到標題的書，他也偶爾瞥一眼我手中的《達洛維夫人》，但我們互不攀談。鎮定和沉默，這便是英國火車頭等廂的潛規則。人數不多的頭等車廂里，聽不到任何人聊天，即使是一同出行的夫妻和同事也或看書，或上網，或對著車窗愣神。在這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發地遵守著一種冷漠而自覺的高尚禮貌。 這種禮貌被作家或是批判者們歸結為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工業革命使人類切切實實享受到了生產和消費的快感。路邊的街燈一夜之間被點亮，倫敦的街巷被拓寬，大英帝國的臣民從未如此豐饒和不知所措。女王極其重視市民的道德生活，她希望看到整個國家和自己的家庭一樣穩定中庸。事實是，地下酒館和嫖娼活動在這一時期開始興盛，資本的富足再次劃分了社會活動。十九世紀的英國藝術極其懶惰，學院派們不斷重複著乏味的湖景山水，不斷描畫著人們蒼白的臉上乏力的假笑。也許整個社會太過窒息，停滯不前的氣氛最終迎來的是暴風雨一般的1848年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這是資本與金錢發生變化之後的必然結果。經濟，正如巨大海洋下深藏不露的地殼，主宰了海水的平靜與咆哮。同一年，拉斐爾前派兄弟會（Pre-Raphaelites Brotherhood）成立，年輕的羅塞蒂（DanteGabriel Rossetti），米萊（JohnEverett Millais）和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是其中最活躍的三位年輕畫家。 今年冬季倫敦泰特美術館（TheBritain Tate）舉辦了拉斐爾前派的大型畫展，命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先鋒」。其實拉斐爾前派英文中的「兄弟會」（Brotherhood）一詞來自於中世紀的概念。在這些充滿熱情，野心勃勃的年輕藝術家眼裡，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的TheStones of Venice（《威尼斯的石頭》）一書自然成為了拉斐爾前派的聖經。拉斐爾之後的追隨者們用心過度的線條與陰影彷彿假面一般完美卻虛假，那不是初期蓬勃明亮的文藝復興，也似乎每一段偉大流派到最後彷彿都難免陷入無法自拔之境。約翰·拉斯金一心嚮往中世紀樸素堂皇的時光，他認為工業革命是對人類的一種奴役。 記得在學習這段藝術史時，我曾捧著《威尼斯的石頭》反覆尋思，終不得解。之後看威廉·莫里斯，這位被拉斐爾前派和工藝美術運動捧為至寶的人物，也不明不白。我一向難以理解一種運動向另一種運動搖旗吶喊的激烈情緒。只是拉斐爾前派筆下的女性，她們的眼神過於明亮，嘴角過於憂傷——這樣的美讓我著迷，卻也讓我不得不懷疑拉斐爾前派是用另一種做作的形式向做作發出抗議。於是他們的美只有讓人心醉的情緒，卻沒有響徹心骨的穿透感。 2. 《奧菲莉亞》面前總是擠滿觀看的人群。人們幾乎屏住呼吸，望著這個可憐姑娘半張的嘴唇，乞求的雙手，和絕望迷離的眼神。米萊幾乎以一個植物學家的態度描繪出了水池周遭的每一處細節。拉斐爾前派善於描畫瑣碎的細節：比如威廉·莫里斯《桂妮維亞王后》（TheDefence of Guinevere）畫中繁雜的地毯紋路和衣服上的裝飾；比如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筆下似乎永不重複的人物百態；比如羅塞蒂對於花朵的熱情。似乎剛剛誕生不久的攝影術撥動了畫家對現實重現的好奇之心。雖然拉斐爾前派的目的絕不是重現現實。 事實上，他們強烈拒絕現實，急切盼望某種新秩序的重建。他們退回到莎士比亞，但丁，亞瑟王以及神話故事的文字傳說中去尋找「聖杯」。拉斐爾前派幾乎拋棄了現實世界。即使在亨特聲名顯赫的《覺醒的良心》一畫中，即使整個畫面充滿了對維多利亞時期偽善道德，人性隱晦一面的懷疑與反省，那位毅然站起，掙開紳士手膀的被圈養的金絲雀一樣的姑娘眼中閃爍的，是狂熱的救贖感，而非譴責。這種救贖感正是拉斐爾前派想要照亮維多利亞工業時代的火燭——熊熊燃燒，彷彿聖杯中冉冉升起的白色騎士一般縹緲不定。 他們迫不及待地，甚至是絕望地從現實世界撤離，用完全的視覺語言建立起一個遠古的，或是神話的，文字的，從不存在的理想世界。那是不完全的理想世界，女人永遠蒼白而美麗，男人永遠忠實而悲憫。這群年輕人在生活中從不像他們筆下的騎士們那樣聖潔忠貞。他們厭惡工業生產帶來的物質主義，卻無法逃離世界的喧囂：米萊拐走了拉斯金年輕美麗的妻子；羅塞蒂狂熱地追求好友威廉·莫里斯的愛人；利茲·西德爾（Elizabeth Siddal）因為羅塞蒂染上鴉片酊的癮，最後過量而死。 羅塞蒂一次次畫著亡妻的面容，如同但丁（羅塞蒂恰恰也取名但丁·加百列·羅塞蒂）悼念比阿特麗絲。在羅塞蒂的畫中，利茲仰著側臉，緊閉雙目，雙手攤開，彷彿等待右下角那隻紅色的鴿子來銜走她的靈魂。她已死，卻出奇的平靜，彷彿她為米萊的《哈姆雷特》做模特時那樣平靜，由瀕臨死亡到超越死亡。 後期的拉斐爾前派似乎越來越迷戀死亡的美感——它超越經驗，超越熱情，超越宗教，甚至超越美感本身的模樣。於是幾乎在1860年之後，拉斐爾前派慢慢轉向探索圖像本身的語言，宣布了唯美主義的前身。「Artfor art』ssake」（「為藝術而藝術」）——彷彿羅塞蒂畫中為眾人圍捧的新娘，從不直視觀者，如此平靜，如此恐慌。瞬間，只有畫面左下角的那個非洲孩子黝黑的眼神洞穿一切，與周圍的黑暗一起，逃失無蹤。 拉斐爾前派匆匆揭起序幕，也彷彿從未正式謝幕。他們用英國人最典型的方式向典型的英國時代發出質疑和留戀。那樣的冷漠與節制，理想與幻滅，彷彿剎那間，泰晤士河變得悲傷而動人。是的，她似乎從不流動，你也彷彿永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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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好 1. 泰晤士河上方總是盤旋著無窮無盡的海鳥，大多是海鷗。它們有著尖嘴和警覺的眼睛。我和很多異鄉人一樣，喜歡坐在河邊的長凳上，把自己編織到這樣的景象之中去，彷彿泰晤士河的細流從不會將你捲走，彷彿自己是永遠屬於這裡的。偶爾碰到友好的英國人路過，會聊聊今天的天氣如何，也就這樣適可而止。 來倫敦的火車上，我的鄰座是一位身穿灰色西裝的老紳士。寒暄幾句天氣之後，我們就各自翻開隨身攜帶的書，自覺地躲回到自己的天地去了。其實我很好奇他那本紅色硬裝封面找不到標題的書，他也偶爾瞥一眼我手中的《達洛維夫人》，但我們互不攀談。鎮定和沉默，這便是英國火車頭等廂的潛規則。人數不多的頭等車廂里，聽不到任何人聊天，即使是一同出行的夫妻和同事也或看書，或上網，或對著車窗愣神。在這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發地遵守著一種冷漠而自覺的高尚禮貌。 這種禮貌被作家或是批判者們歸結為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工業革命使人類切切實實享受到了生產和消費的快感。路邊的街燈一夜之間被點亮，倫敦的街巷被拓寬，大英帝國的臣民從未如此豐饒和不知所措。女王極其重視市民的道德生活，她希望看到整個國家和自己的家庭一樣穩定中庸。事實是，地下酒館和嫖娼活動在這一時期開始興盛，資本的富足再次劃分了社會活動。十九世紀的英國藝術極其懶惰，學院派們不斷重複著乏味的湖景山水，不斷描畫著人們蒼白的臉上乏力的假笑。也許整個社會太過窒息，停滯不前的氣氛最終迎來的是暴風雨一般的1848年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這是資本與金錢發生變化之後的必然結果。經濟，正如巨大海洋下深藏不露的地殼，主宰了海水的平靜與咆哮。同一年，拉斐爾前派兄弟會（Pre-Raphaelites Brotherhood）成立，年輕的羅塞蒂（DanteGabriel Rossetti），米萊（JohnEverett Millais）和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是其中最活躍的三位年輕畫家。 今年冬季倫敦泰特美術館（TheBritain Tate）舉辦了拉斐爾前派的大型畫展，命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先鋒」。其實拉斐爾前派英文中的「兄弟會」（Brotherhood）一詞來自於中世紀的概念。在這些充滿熱情，野心勃勃的年輕藝術家眼裡，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的TheStones of Venice（《威尼斯的石頭》）一書自然成為了拉斐爾前派的聖經。拉斐爾之後的追隨者們用心過度的線條與陰影彷彿假面一般完美卻虛假，那不是初期蓬勃明亮的文藝復興，也似乎每一段偉大流派到最後彷彿都難免陷入無法自拔之境。約翰·拉斯金一心嚮往中世紀樸素堂皇的時光，他認為工業革命是對人類的一種奴役。 記得在學習這段藝術史時，我曾捧著《威尼斯的石頭》反覆尋思，終不得解。之後看威廉·莫里斯，這位被拉斐爾前派和工藝美術運動捧為至寶的人物，也不明不白。我一向難以理解一種運動向另一種運動搖旗吶喊的激烈情緒。只是拉斐爾前派筆下的女性，她們的眼神過於明亮，嘴角過於憂傷——這樣的美讓我著迷，卻也讓我不得不懷疑拉斐爾前派是用另一種做作的形式向做作發出抗議。於是他們的美只有讓人心醉的情緒，卻沒有響徹心骨的穿透感。 2. 《奧菲莉亞》面前總是擠滿觀看的人群。人們幾乎屏住呼吸，望著這個可憐姑娘半張的嘴唇，乞求的雙手，和絕望迷離的眼神。米萊幾乎以一個植物學家的態度描繪出了水池周遭的每一處細節。拉斐爾前派善於描畫瑣碎的細節：比如威廉·莫里斯《桂妮維亞王后》（TheDefence of Guinevere）畫中繁雜的地毯紋路和衣服上的裝飾；比如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筆下似乎永不重複的人物百態；比如羅塞蒂對於花朵的熱情。似乎剛剛誕生不久的攝影術撥動了畫家對現實重現的好奇之心。雖然拉斐爾前派的目的絕不是重現現實。 事實上，他們強烈拒絕現實，急切盼望某種新秩序的重建。他們退回到莎士比亞，但丁，亞瑟王以及神話故事的文字傳說中去尋找「聖杯」。拉斐爾前派幾乎拋棄了現實世界。即使在亨特聲名顯赫的《覺醒的良心》一畫中，即使整個畫面充滿了對維多利亞時期偽善道德，人性隱晦一面的懷疑與反省，那位毅然站起，掙開紳士手膀的被圈養的金絲雀一樣的姑娘眼中閃爍的，是狂熱的救贖感，而非譴責。這種救贖感正是拉斐爾前派想要照亮維多利亞工業時代的火燭——熊熊燃燒，彷彿聖杯中冉冉升起的白色騎士一般縹緲不定。 他們迫不及待地，甚至是絕望地從現實世界撤離，用完全的視覺語言建立起一個遠古的，或是神話的，文字的，從不存在的理想世界。那是不完全的理想世界，女人永遠蒼白而美麗，男人永遠忠實而悲憫。這群年輕人在生活中從不像他們筆下的騎士們那樣聖潔忠貞。他們厭惡工業生產帶來的物質主義，卻無法逃離世界的喧囂：米萊拐走了拉斯金年輕美麗的妻子；羅塞蒂狂熱地追求好友威廉·莫里斯的愛人；利茲·西德爾（Elizabeth Siddal）因為羅塞蒂染上鴉片酊的癮，最後過量而死。 羅塞蒂一次次畫著亡妻的面容，如同但丁（羅塞蒂恰恰也取名但丁·加百列·羅塞蒂）悼念比阿特麗絲。在羅塞蒂的畫中，利茲仰著側臉，緊閉雙目，雙手攤開，彷彿等待右下角那隻紅色的鴿子來銜走她的靈魂。她已死，卻出奇的平靜，彷彿她為米萊的《哈姆雷特》做模特時那樣平靜，由瀕臨死亡到超越死亡。 後期的拉斐爾前派似乎越來越迷戀死亡的美感——它超越經驗，超越熱情，超越宗教，甚至超越美感本身的模樣。於是幾乎在1860年之後，拉斐爾前派慢慢轉向探索圖像本身的語言，宣布了唯美主義的前身。「Artfor art』ssake」（「為藝術而藝術」）——彷彿羅塞蒂畫中為眾人圍捧的新娘，從不直視觀者，如此平靜，如此恐慌。瞬間，只有畫面左下角的那個非洲孩子黝黑的眼神洞穿一切，與周圍的黑暗一起，逃失無蹤。 拉斐爾前派匆匆揭起序幕，也彷彿從未正式謝幕。他們用英國人最典型的方式向典型的英國時代發出質疑和留戀。那樣的冷漠與節制，理想與幻滅，彷彿剎那間，泰晤士河變得悲傷而動人。是的，她似乎從不流動，你也彷彿永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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