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漩渦中的美國社會與階級鬥爭

在資本主義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處在各階級分歧表面化、矛盾尖銳化的過程中，於是政治極化、「黑天鵝」、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等現象紛紛登場。而美國只「屬於百分之一，由百分之一所掌握，為了百分之一」，與此同時，普通勞動者家庭正在經歷由相對貧困化到絕對貧困化的痛苦過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美國政治，可謂是「亂花漸欲迷人眼」——「佔領華爾街」、「茶黨」等社會運動相繼爆發，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掀起一陣左翼旋風，語無遮攔的大資本家特朗普入主白宮，美國退出包括TPP在內的多個「群聊」，國會兩黨圍繞醫保、減稅撕逼不斷，這些看似雜毫無前兆的「亂象」並不神秘，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稍作分析，箇中原因便明朗起來。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要說明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的各種「亂象」，就必須弄清社會狀況，從而釐清各階級、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關係與相互作用。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資本主義兩極分化加劇

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僱傭勞動為基礎的、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社會制度。資本積累過程必然導致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針對美國社會現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eglitz)評論道：「美國屬於百分之一，由百分之一所掌握，為了百分之一」。美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數據揭露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

從表1中我們發現，從1962年到2009年，美國前20%富裕家庭所佔有的財富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餘下80%家庭的財富佔有比例從19.70下降到12.80%。美國的普通勞動者家庭正在經歷相對貧困化——普通勞動者家庭所佔有的財富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重越來越小。針對相對貧困化，馬克思曾形象地論述道：「房子不管是大是小，只要鄰居的房子都很小，這房子就滿足了作為住宅的基本社會需要。但是，一旦邊上立起一座宮殿，這房子就馬上縮小到一個小茅舍的程度了。」

此外，勞動者還經歷著絕對貧困化的痛苦過程。所謂絕對貧困化，就是指勞動者的財產和經濟收入發生了實際的減少。請看錶2：

從表2中我們發現，金融危機爆發給貧困家庭帶來災難性影響，20%最貧困家庭陷入到債務困境之中。此外，前20%的富裕家庭與餘下80%的家庭之間的財產差距從2007年的22.9倍上升到了2009年的27.1倍。

數據表明，08年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社會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社會心理也隨之變化。哈佛大學最近一項民調顯示，18歲至29歲的美國人中，只有19%自稱「資本主義者」，而51%受訪者不贊同資本主義。相當一部分美國普通民眾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感到不滿，拋棄了原先溫和的中間路線，選擇了激進的政治立場，提出了促進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的訴求，於是乎，主張社會平等的政治人物桑德斯與反對金融資本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應運而生。

兩極分化使公眾在經濟福利議題上的矛盾凸顯。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貧富差距的懸殊，驅使人們去關心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家的經濟政策，然而，不同階級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卻有尖銳的矛盾，普通勞動者希望加強金融監管、縮小收入差距;資產階級則討厭「劫富濟貧」和節制資本的「大政府」——這種分歧和矛盾投射到國會中，便是兩黨圍繞著財稅政策和醫保改革的鬥爭。

極右翼民粹勢力崛起還需要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考察。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現實處境、利益關切和政治訴求不盡相同，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在這一進程中展開博弈，在博弈中利益受損的階級和社會集團會更容易產生激進的訴求，這就與全球化的受益者產生尖銳矛盾。

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控制著大批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用全球的生產要素，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和高額利潤，是全球化進程的受益者和推動者。

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小資本家處於不利地位。他們所經營的企業，不僅面臨本國壟斷資本的擠壓，還面臨著外國企業的競爭。而且，中小資本家又由於自身實力所限，業務範圍往往局限於本土市場，無法與跨國公司爭奪海外市場。因此，中小資本家對全球化持有抵制態度，希望國家採取保護主義政策。

傳統製造業工人更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一方面，美國的傳統製造業受到外國廉價商品的衝擊，工人的就業狀況和薪酬待遇每況愈下;另一方面，全球化促使追逐利潤的資本家將企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譬如墨西哥和東南亞，這就進一步減少了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因此，美國傳統製造業的工人也反對全球化。

值得說明的是，壟斷資產階級和中小資本家在政府干預經濟這一問題上也有分歧。跨國公司、大企業由於其內部的高度分工和雄厚的經濟實力，更容易應對、適應乃至利用政府監管，而中小企業則會因為政府監管而面臨困難，具體而言，跨國公司、大企業往往設有專門的法務部門和政府關係部門，分工明確，業務水平高，運作能力強;而中小企業則往往無法僱傭專業團隊，應對監管能力弱。另外，跨國公司、大企業對政府的遊說能力更強，政府出台的經濟政策多傾向於它們，這就進一步導致了中小資本家對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的不滿。

在了解了這三個社會集團的現實處境和利益訴求之後，我們便不難理解「茶黨」運動的爆發和「特朗普現象」的產生。

「茶黨」運動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要求恢復自由市場，反映中小資本家的訴求。特朗普的崛起，也與中小資本家與傳統製造業工人對全球化的抵觸有密切關係。特朗普反對外來移民、進行再工業化的主張，迎合了面臨失業威脅或者已經失業的製造業工人的訴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時拿下了「銹帶州」。特朗普力主推行「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政策，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監管，這更加符合中小資本家的利益。可以說，特朗普的崛起，反映了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社會集團的不滿和訴求。

三、國家階級性誘發「反建制」心理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依舊是資產階級專政，雖然它採取了代議制民主的偽裝。在普選制實行以前，由於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等原因，我們可以輕易地得出國家不是中立的「公器」這個結論。時至今日，雖然每個成年公民都有了看似平等的政治權利，但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廣泛的社會聯繫和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通過提供政治獻金、控制大眾傳媒、組建院外壓力集團等方式來操縱代議制國家。資本越雄厚，政治話語權越大，因而壟斷資產階級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最大的。以美國的稅收政策為例，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對投資收入的徵稅一度達到40%。到2013年，投資收入稅一度減少到15%，近期特朗普政府又出台減稅政策，為美國資產階送了「聖誕禮物」。

這種國家的階級屬性，決定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台，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總是政府的優先考慮，這些政治精英都會持有一種看似「溫和」、「中庸」的立場，實際上是一個與壟斷資產階級聯繫緊密的利益集團，這就是所謂的「建制派」。工人階級乃至中小資本家的訴求很難得到「建制派」的回應，以救市措施為例，08年危機爆發後，工薪階層的生活惡化，中小資本家也受到衝擊，而國家財政卻集中力量資助大銀行等壟斷資本集團，「劫貧濟富」的政策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建制派」、「舊精英」徹底失望，其求變心理為民粹勢力崛起提供了溫床。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政治極化也好，「黑天鵝」也罷，民粹主義也好，反全球化也罷，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各階級分歧表面化、矛盾尖銳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