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是守財奴

皇帝也是守財奴

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金瓶梅》第七回

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絛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來取。」

——《金瓶梅》第十四回

西門慶能夠迅速發家，不單單是他有經商頭腦，而是發了幾筆橫財。先有孟玉樓的價值不菲的妝奩，後有李瓶兒「奉送」的嫁妝。一時之間，西門慶的腰包缽滿盆盈。西門慶之所以要娶她倆，也是因為看中了兩個人的錢財。這種斂財之氣，充斥明朝政府後半期，尤其是萬曆年間。

皇帝是天下臣民的主人，他們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是，在中國歷史上的皇帝隊伍中，卻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愛美女，有的愛書法，有的愛遊山玩水，有的愛錢財。明朝時期的神宗皇帝朱翊鈞，就是萬曆皇帝，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愛財的皇帝。按理說，整個天下都是他的，他怎麼這麼見不得「大世面」。可是，不管別人怎麼說，萬曆皇帝就是想把錢財實實在在地握在手裡。為了斂財，他可是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巧立名目。

比如，他找出各種借口命令政府部門向他進貢錢財。他的一個妃子生了一個女兒，戶部和光祿寺就必須向他獻上白銀十萬兩以示祝賀；公主出嫁，則要討取數十萬兩做嫁妝。要是趕上皇子娶妻索要就更多。同時，他還要官員們向他「進奉」，並且還以進奉的多少作為官員對自己忠心的標準。如果，官員觸犯了他，那他就更高興了，因為這樣他可以任意「敲竹杠」，經常運用的一招就是「罰俸」。當然，那部分錢自然歸了萬曆皇帝。要是罪刑再大一些，那就更好辦了，直接「抄家」。

本來，歷朝歷代對於「抄家」已是屢見不鮮。不過，每個朝代對於「抄家」時所得的財物，奉行的是一切都要「充公」。恰恰是萬曆皇帝不想這樣做，他把「抄家」所得的財物，全部都收在自己腰包里。比如，他用這種方法首先抄了張居正的家，這個跟他忠心耿耿的首輔，死了之後還受到如此「待遇」，如果他地下有知，豈不痛心？抄了張居正的家後，緊接著把內監總管馮保的家也「一勺燴了」。萬曆皇帝從中得到了不少甜頭。甚至，事後他對左右人說，用這種方法撈錢，簡直比直接從國庫往外拿錢還要容易。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帶來了新的影響。

可是工商業的發展，卻更加刺激了封建統治者的貪慾。貪財成癖的明神宗，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濫肆搜刮，造成了「采榷之禍」。萬曆皇帝斂財成癖，自以為是，為了節省開支，政府部門不再新加官吏，有的官員老了、病了、死了，他的那個位置就一直空缺，曾經有段時間，朝中六部作為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竟然只有三個尚書主事。更為荒唐的是，他棄官員不用，而用太監充當「礦監」和「稅使」。而這些人到了地方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成為他斂財的工具。

「礦監」就以國家的名義去勘測、採礦。但是，他們每到一處卻不去勘測，而是不管有礦無礦，只顧搜刮金銀。有時見良田美宅，隨便用手一指，就愣說地下有礦，如果主人不「花錢消災」，這些礦監藉此強行霸佔，弄的人家破人亡。

稅使更是厲害，他們沿交通要道遍設稅卡，連小民手中「只雞束菜」也得上稅；而且稅額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貨物抵作稅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奪，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運至北京獻給神宗的就有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還有大量的珠寶，至於落入礦監、稅使腰包有多少就沒法算了——太多了。

礦監、稅使是皇帝的親信，權力極大，他們每到一地，就撇開地方官府，另建衙署，專摺奏事，直通皇帝。他們對不屈從於他們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誣陷，神宗偏聽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礦監、稅使及其爪牙，無惡不作。如湖北稅監陳奉，「其黨至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礦監陳增在山東益都，日征千人鑿山開礦，為督促多采，打死了許多工人。陳增的爪牙程守訓等人到了江浙地區，揚言奉密旨搜金寶，誣大商巨室私藏違禁物，「所破滅什百家，殺人莫敢問。」

據說，萬曆三十年，萬曆皇帝一病不起，以為自己會死，良心發現，想給後世留個好名聲。於是，下詔，停止礦稅。沒想到，幾個時辰後，他又緩過來了，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派人去內閣收回遺詔，前前後後一共去了二十多撥人傳達這個命令。結果，這個「采榷之禍」又延續下去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事情並沒有過去，等到萬曆以後的幾個皇上，看到神宗的斂財之術，也都紛紛效仿。

萬曆年間全國大概只有700~800萬兩的全國稅收，到崇禎末年升到3000萬兩，也就是說民眾的負擔從萬曆到崇禎實際上是增加了三倍。當然，皇帝是這樣，下面的官僚也絕對不敢落後。據崇禎五年的一個揭發案，淮揚地區的一個巡撫，他半年裡面的贓款就是17萬兩。他走了，後面一個繼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貪污鹽款21萬兩。明朝派官員去視察西北東北的邊防，冰天雪地，士兵列隊檢閱。這個長官看著那些士兵悚悚發抖，忽然「撲」倒下了。

明朝官員的斂財，都是空忙了一場。等到明末農民起義進了北京抄家的時候全都沒收了。當初崇禎皇帝召集大臣，說形勢緊張，有個大臣問他：國庫里還有多少錢？崇禎皇帝臉色很難看，說國庫這個事情我不能告訴大家。實際上他不肯動。

到三月初的時候義軍進來了，因此急了，可是，自己又捨不得出錢。他就要大臣、親戚、宦官捐錢。只有兩家人家各捐一萬兩，大多數都是幾千兩。太監的頭目叫王之心，據說是最富了，傳說他有30萬兩，死活只捐了1萬兩。一個大學士叫陳演，他說我平時很清廉，一個錢沒有，所以一毛不拔。等到李自成抄家的時候，就是這一毛不拔的人，先是把4萬兩銀子送到大將軍劉宗敏家裡，想矇混過關。結果，他家裡的傭人揭發，說他家裡還有。軍隊一抄，抄下來銀子四萬八千兩，加上黃金160兩。

皇后是蘇州人，姓周，她的家裡抄出來白銀是51萬兩。起義軍在北京抄家，僅一個劉宗敏上交給李自成就是1000萬兩。可見朝中官員私吞了多少。

李自成把國庫里的那些銀子全部搬到西安，有用驢、用馬車搬，其中竟然有萬曆八年國庫里的底銀始終沒有動過，算下來是三千七百萬兩，還有黃金150萬兩。萬曆皇帝的斂財癖好，終於得到了歷史的懲罰。

小作坊有大市場

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並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

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匹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著「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西門慶因對老婆說：「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綢來，好不好？」

——《金瓶梅》第五十回

明代手工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棉織業。

宋末元初國內開始植棉，明朝棉花的生產已遍於天下。國外引進的新的農作物有番薯、煙草、玉蜀黍。番薯、玉蜀黍的傳入和普遍種植，對農業發展有重大意義。明中期開始種植煙草,很快就遍布全國,到明末北方亦多種之。落花生已開始逐漸推廣。桑、麻、茶、甘蔗、荔枝、龍眼、藍靛、杉漆等農業經濟作物擴大了耕種面積，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在中國元代也有一個紡織業的革新家——黃道婆（生卒年不詳），又稱黃婆，松江府烏泥涇人（今屬上海）。

黃道婆發明了軋棉的攪車，使得脫棉籽這道程序的工效大為提高。黃道婆還發明了4尺長、裝繩的大彈弓，使彈棉的速度加快了。她還推廣和傳授了「錯紗配色，綜線挈花」之法，後來松江一帶織工發展了這種技術且更加精益求精。黃道婆還把「崖州被」的織造方法傳授給鎮上的婦女，一時「烏泥涇被」聞名全國，遠銷各地。原來「民食不給」的烏泥涇，從黃道婆傳授了新工具、新技術後，棉織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到元末時，當地從事棉織業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烏泥涇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國的棉織業中心，贏得「衣被天下」的聲譽。

更重要的是，黃道婆發明了3錠棉紡車，使紡織效率大為提高。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當未發明珍妮紡紗機時，德國有人發明了一種有兩個紗錠的紡車，但能夠同時紡兩根紗的紡織工人卻幾乎和雙頭人一樣不易找到。可黃道婆早在元朝就發明了3錠棉紡車，比歐洲要早幾百年。

明朝前期，明太祖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鼓勵墾荒,進行屯田，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明朝的農業生產水平超過前代，除水稻等糧食作物外，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種植廣泛，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

宋、元之時，棉花的種植多在湖廣、江南一帶，到明初，山東、河南、河北及北京郊區等地也開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開封、大名、東昌等地遷民上繳的棉花已高達七百五十多萬斤，明朝政府給賜軍隊的冬衣、棉花有了較充足保證。有的農民冬日可穿棉襖，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棗果木的種植也很普遍，許多農民靠此謀生。永樂時，布帛、絹絲、棉花絨和課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據永樂十七年的統計，這年共徵收布帛一百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匹，絲綿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絨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課鈔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五千六百零一錠，表明農村家庭的副業已日益恢復，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以前增多。

反映手工業工人高超技巧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手工業是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在江南五府地區（蘇、松、杭、嘉、湖）和潞安（今山西長治）、福州、南京、成都等地的絲織業中，專用的工具品種繁多，花機高一丈五尺，結構比過去更為複雜，在蘇州市場上出售的織機有專織綾、絹、羅、紗、綢等各類織物的機種。弘治時，福州的機工改進織機，稱改機。提高了絲織業的質量和生產效率。棉紡織業是遍及全國的家庭副業。其中江南的松江布名聞天下。經過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長期生產實踐，出現了腳踏的紡車和裝腳的攪車（一種軋棉花去籽的工具）及各種改制的織布機。

除蘇、杭等城市發展起來的絲織業外，在江南五府的各個鎮市中，以織絹為生的機戶愈來愈多，有的人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如嘉興王江涇鎮「多織綢收絲縞之利，義務耕績」,濮院鎮人「以機為田,以梭為耒」，蘇州的盛澤、震澤、黃溪等市鎮更是「有力者僱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區的農民，不少人專門從事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以供應絲織手工業的需要。如湖州（今屬浙江）的農民專植桑養蠶,以至桑麻萬頃。湖絲成為蘇、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興絲織業各城鎮的主要原料。僅次於湖絲的還有四川保寧（今閬中）的閬繭。閬繭不僅為本地所需，而且銷售到吳越和以織潞著名的山西潞安。

棉紡織業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農民以織布為專業，在這裡有專以織布為生的機戶，有從事棉花加工的彈花和軋花作坊，有從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壓布的作坊）,還有新興的棉布再製品的行業如制襪業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運往蕪湖漿染，當時「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蕪湖已成為漿染棉布的中心。為了供應松江等地棉紡織業的需要，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一部分農田，也大量種植棉花。

明太祖朱元璋的時期，也是非常重視棉桑種植髮展的時期。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種植。建國前已有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頒布法令，規定凡農民有地五畝至十畝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否則要向政府繳納絹、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畝以上的加倍。這一措施，使繳納絲、麻、棉布的徵調成為田賦中僅次於米糧的次目,為紡織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於絲織業和棉織業的發展。

朱元璋曾頒布法令，規定：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糧和當差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麻煩。因此，你們務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豐衣足食。每戶務必要按照國家法令，依法栽種桑樹、棗樹、柿子樹和棉花。這樣，每年養蠶生產的絲綿，可以豐衣；棗、柿子可以賣錢。遇到歉收年景可以當糧食。此事對你們老百姓有好處，鄉村裡甲老人務必要經常監督檢查。若膽敢違背，家遷化外——流放到邊疆去。（正德《大明會典》·州縣二）

明朝政府高度重視棉織業的發展態度，決定了棉織業有一個好的發展空間。它不僅成為中國小農家庭不可或缺、僅次於農業的副業生產，而且是產量最多、銷路最廣的手工業。

松江的棉織業，蘇杭二州的絲織業與石塘鎮的造紙業，蕪湖的漿染業，景德鎮的制瓷業齊名。明朝時太湖地區出現大量「以機為田，以梭為耒」的家庭，蘇州震澤鎮及近鎮各村居民「盡逐絲綢之利」，松江地區男女幾乎均以棉織業為業。

政府大力提倡，農民積極響應，因此，棉織業的生產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軋棉，明初尚需要「二人掉軸，一人喂上棉花」，等到萬曆以後，已經改為四足腳踏纜車，一個人的工作量可以抵原來三個人的工作量；紡線也由原來的手搖紡車，紡工大多是一手搖車，一手紡一根線，萬曆以後，改為足踏紡車，「一手握三管」，生產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三倍。當時的絲、棉織業雖說是一家一戶的小門小戶的經營方式，但是，它已經作為一個農業副業深入到家庭生產過程中。僅松江一個地方的產量就能夠「日出萬匹」，當時有個歌謠說的就是明朝棉織業與絲織業的盛況：「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

棉織業發展的同時，絲織業也在蓬勃發展。加工生產絲織成品的機器也有改進，「機行之巧殆天工」。織絲綢的花機，中間「花樓」高丈余，兩人操作，一人在樓門下，專職織緯，叫織匠；一人在花樓上，專職提經，叫挽花工。二者相互配合，生產出來的成品，經緯結合，工藝精美。

明代中後期，制瓷業規模很大,其中心是景德鎮。此鎮的制瓷業在宋元基礎上繼續發展，產品豐富多彩，如成化、嘉靖、萬曆時期所產的各種青花和彩釉瓷器，以及薄胎純白瓷器都十分精美，聞名中外。明後期景德鎮的官窯約五十八座，民窯達九百座，民窯產品有的甚至超過官窯。此外，浙江處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隸曲陽、南直隸宜興等地，制瓷業也有相當規模。

除了棉織業、絲織業、陶瓷業外，其他如冶鐵業、採礦業、造紙業等都得到了較快發展。總體上，明朝手工業的發展比前代任何一個朝代更為突出。

資本主義的萌芽

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台基上靛缸一溜，打布凳兩條。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

——《金瓶梅》第七回

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僱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

——《金瓶梅》第三十三回

明朝中後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在絲織業等手工業生產部門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蘇州等地，有許多以絲織為業的「機戶」，他們擁有大量資金和幾台至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僱傭機工進行生產。機戶就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是早期的僱傭工人，他們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計日領取工資，維持貧困的生活。蘇州城裡有機工幾千人。「機戶出機，機工出力」就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這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明朝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只出現在個別地區和生產部門，在全國範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佔主導地位。

張居正當政期間到他逝世後十年中，是一條鞭法最盛行的時期,也是經過長期實踐後對這一賦役法的某些環節不斷加以揚長棄短的時期。一條鞭法規定按照丁糧派役，把一部分差役逐漸轉入地畝之中，使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多少減輕了丁役的負擔。此法又規定把賦稅和差役合編為一，這就簡化了賦役的名目和徵收的手續，使官吏和豪強地主不易通同作弊，勒索農民；還規定讓農民交納代役銀，然後再由政府雇役，這種折銀制度的確立，促進了明中葉以後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也較前有一定的鬆弛。

某些手工業內部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更加細密。明朝中葉以後，蘇州的絲織業有織工數千人，染工亦數千人。在織工中，又有車工、紗工、緞工、織帛工和挽絲工的分工。織綢有打線、染色、改機、挑花等工序。景德鎮的制瓷工業有陶土、制坯、滿窯、燒窯、開窯等一系列的分工。石塘鎮的造紙業有紙工兩千餘人，在一座槽房內，就有扶頭、舂碓、檢擇、焙乾等分工。徽州的冶鐵業，「煽者、看者、上礦者、取鉤（礦）砂者、煉生者而各有其任，晝夜輪番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這一切都反映了當時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場的生產規模和專業分工，這些作坊和手工工場都是民營的，無一不與商品市場相聯繫。

在明朝,社會分工雖有一定的擴大,但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還很頑強。農村的基本分工主要是「男耕女織」或「以織助耕」。絲織和棉紡織業,以及製糖、染色、煉鐵、造紙等，大部分還是家庭的副業。在城市內儘管也存在著各種手工業作坊,但商鋪與作坊往往合在一起,手工業內部的分工還不很明顯。

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很不平衡，一般說來，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的附屬地位，主要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但當時某些手工業部門中，由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業資本投向手工業以及勞動力成為商品，已經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生成創造了歷史條件。

資本主義萌芽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一方面有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工人，另一方面有購買別人勞動力的較大的作坊老闆和商人，即最早的資本家。

明中後期,蘇州地區有很多掌握生產技術的機工,他們沒有土地，也沒有織機，專門以出賣勞動力為生，與機戶的關係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且是日取酬金為生存計的「計日授值」的關係，說明已經是商品關係和勞資關係了。機戶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有的人已成為擁有織機二十餘張或四十餘張、僱傭人工數十人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場的場主。他們以機杼起家致富，擁有數萬金以至百萬金的資本，靠剝削別人的勞動成果為生，成為最早的資本家。當時的短篇小說集《醒世恆言》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明後期，由於小商品生產者的劇烈分化而產生絲織業中的大作坊主或手工工場場主的歷史事實。

在主要是農村副業或城市獨立手工業的松江棉紡織業中，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商人挾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輒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有的人在松江附近的鎮市內設立布號，收購棉布，並用原料換取棉布再對棉布進行加工。這類包買商使農民和獨立手工業者屈從於其資本之下，因此而獲取高額利潤。一部分布號還控制一些染坊和踹坊,把生布交給他們踏、染,而這些染坊、踹坊，又各自僱傭一定數量的染工和踹工。這些布號的出現，也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棉紡織業中的萌芽。

此外，在江南各地的冶鐵業、造紙業、榨油業以及佛山鎮的制鐵業、景德鎮的制瓷業中，也都有一些資本主義萌芽的痕迹。如浙江嘉興石門鎮已有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榨油手工作坊,商人從北路夏鎮、淮、揚、楚、湘等處，販油豆來此榨油做餅，萬曆時期這裡有油坊二十家，所僱傭的油工達八百人，工資是「一夕作佣值二銖（二分銀）而贏」。這個時期景德鎮制瓷業中的傭工每日不下數萬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窯」內勞作，生產的瓷器是為了出賣，工資是按日以銀計算的，他們與某些窯戶的關係，也是一種新的剝削關係。廣東佛山鎮的冶鐵和鑄鐵作坊存在著工匠與爐主的尖銳對立，產品也有較廣泛的國內外市場，所謂「工擅爐冶之巧，四遠商賈輻輳」，與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生產類似。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現，雖然會促使封建社會漸趨走向瓦解，但這種萌芽還很微弱，發展也很緩慢，並被封建性的事物層層籠罩著。大作坊主和包買商與封建統治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僱傭工人受資本的奴役和剝削，同時也沒有擺脫封建國家的控制和行會制度的束縛。

資本主義萌芽的基本特徵是僱傭關係的出現。體現在中國明朝時期的表現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其基本情況是明朝中期以後，蘇州、松江等地的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機戶。他們擁有大量的資金和幾台至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僱傭幾名至幾十名機工進行生產。機工計日向機戶領取工資，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機戶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是早期的僱傭工人。他們之間的這種僱傭和被僱傭的關係，是一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到了清代，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部門增多，生產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

民營工業中，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出現了採用僱傭勞動、組織手工工場的經營方式。江南蘇州是明代著名的絲織業中心。絲織「大戶」僱傭「小戶」從事生產的現象特別突出。「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饗飧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

明代手工工業分官營和民營，嘉靖、萬曆年間民營手工業逐漸居於主要地位，在紡織業中，明初曾設立南北織染局，在南京設立供應機房，又建蘇杭織造、陝西織造，控制官紡織業。但從明中葉始，由於民間消費需求的旺盛，民間紡織手工業已大大超過了官紡織，特別是江南鄉村紡織業主手工業者，都因經營紡織業而致富。杭州張瀚的先世，從「購機一張，織諸色帛，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一般百姓家庭以紡織為業者更多。松江府「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遙，農畝之人，非能有加於他郡邑也。所由供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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