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君子之爭

司馬光畫像

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無疑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一個是變法的積極推動者，一個是極力反對者，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可是兩人的爭鬥是為了改變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現狀，實現富國強軍、百姓安居樂業的治國理想和宏偉抱負，而非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們的爭鬥是君子之爭，體現出來的是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而沒有見不得陽光的人身詆毀，二人在品德、學識、性格上卻又有許多共同之處。

王安石畫像

　一

王安石生於1021年，21歲中進士。司馬光生於1019年， 19歲中進士。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眾，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許多文章、詩詞流傳於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馬光文采也極高，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編纂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

司馬光在談到他與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時，認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道：「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誥，在為司馬光升職所擬的詔書中，有「操行修潔、博知經術」、 「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等讚美之語。司馬光比王安石早兩年中進士，但他欽佩王安石的學識，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寫道「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在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別具一格地創作了《明妃曲》，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均有和作。

他們還一起在包拯為群牧使的群牧司當判官，應為「同僚」。包拯請客，司馬光本來不大喝酒，覺得包拯勸酒、盛情難卻，勉強喝了幾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麼勸，就是滴酒不沾。司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個倔強之人。而兩人還共同擔任皇帝文學侍從。《宋人軼事彙編》記載：司馬光與王安石、呂公著、韓維，仁宗嘉祐間(1056——1063年)同在從班，特相友善，閑暇的時候，多於僧舍或坊間聚會，往往談論宴飲終日，他人少得參與，時人稱作「嘉祐四友」。 那個時代，司馬光與王安石猶如燦爛的明星，交相映輝。他們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壇的巨子，不僅才高過人，而且品德高尚，為人正直。為學則勤奮，為官則清廉，是德才兼備的時代精英。王安石則「早以辭學知名」， 「博通經史」，司馬光「博涉經史，善屬文」。由於長輩和嘉佑諸友的交口稱頌，王安石很快變得「名重天下」。熙寧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際，司馬光彈冠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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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古代為官的楷模，他們 「不愛官職，不殖貨利」，清正廉潔，樸素無華，不好聲色，不喜奢靡。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載：「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葯不可治，疾可憂，葯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翻開《宋史》，王安石拒賄之事也不罕見。王安石善詩好文，且酷愛收藏文房四寶。於是，有一個地方官員投其所好，送來一方寶硯，併當面誇耀寶硯的好處：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聽了後，笑著反問他：縱得一提水，又能值幾何?羞得那人無言以答，只好收起寶硯起身告辭。朱彧《萍洲可談》卷三載，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張藤床是公家的財物，是王安石當宰相時夫人吳氏借用的。罷相之後，一群小吏多次來索要，吳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僕人只好悄悄地告訴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慣了的王安石像脫了鞋，光著腳丫子髒兮兮地在這張藤床上地躺了很長時間。素有潔癖的夫人吳氏見了，趕緊用手捂著嘴巴，讓人馬上把這張藤床送還給官府。從這則王安石巧還藤床的故事，可見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貪圖公家之物。他身為宰相，但並無私第，罷相後隱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處，僅能遮蔽風雨，四周連院牆都沒有。

王安石一生不講飲食，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吃粗茶淡飯，穿破衣爛衫。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高官，如此行事，難能可貴。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蕭公子暗想王安石當朝宰相，一定會盛宴款待，於是他盛裝前往。可是當入席時，一看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又上了一份菜湯。蕭公子很嬌慣，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全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他的政敵司馬光在這點上與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華。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闢一地下室，在那裡讀書寫作。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華，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長輩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宋仁宗寶元初年，司馬光考中進士，朝廷規定，凡是中進士的人，都要參加一次「聞喜宴」，在參加宴會時，皇帝要賜給每位新中進土一朵大紅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紅花，以示榮耀。唯獨司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進士的人告訴他說：「君王賞賜的花，不戴不恭敬。」於是司馬光才戴上一枝。

宋仁宗每年用于贈送、賞賜的東西，摺合百餘萬錢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三次上書規諫：「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睏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准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於營建山陵之用。」皇帝沒有同意他的建議。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寶，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或接濟親友，堅決不留在自己家裡。司馬光的朋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有一次，陝州知府劉仲得知司馬光要途經此地，便派人帶著幾壇好酒追至渡口。司馬光苦口婆心地說：「我不是要謝絕劉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蒼生連飯也吃不飽，很多人用野菜果腹，我無意享受這瓊漿好菜。」之後，再無官衙為司馬光設席送禮了。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

三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檢點，不遜聲色，是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為他買了一個小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那女子說：「我的丈夫是軍中官員，運米時船沉，家中資產都賠上還不夠，還要賣了我來補償。」王安石問：「夫人買你花了多少錢?」女子說：「九十萬錢。」王安石叫來她的丈夫，對他說：「把你媳婦領走，九十萬錢也不用退了。」那對夫婦破鏡重圓，和好如初。

司馬光婚後三十餘年，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張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取出一本書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板著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四

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積弊，走富國強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學士司馬光在內，都勸他遵循祖宗舊制。司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現積貧積弱的現象，是因為「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宋神宗看著死氣沉沉的滿朝文武，決定起用敢作敢為、銳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和司馬光再次成為同僚。但是，二人在變法一事上，從來沒有過一致的意見，一直是爭執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槍舌劍，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例如在增加稅收上，王安石認為應開源理財，使國庫充盈。而司馬光則認為所謂的開源理財就是盤剝百姓，應當節流。皇帝還是傾向於王安石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採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為此，這對好朋友因執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他們的分歧，是為國為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持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成朋黨，並非因為政事意見不統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鑒》，以示不問政事。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迴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志銘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後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關於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為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封為「荊國公」，謚號「文」。

而王安石也絕非奸佞小人。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政，對反對派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當政敵蘇軾因「烏台詩案」而入獄面臨被砍頭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直言「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在蘇軾的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仍仗義執言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削瘦，賓友舉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馬懿語難以持久一事相勸，但司馬光不以為然，說：「死生命也。」病重期間，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為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謚號「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