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國古代社會 1 新說「分久必合」

07-08

原文地址：反思中國古代社會1新說「分久必合」作者：宋君健

我國古代社會「分」與「合」的文化原因

宋君健

自從羅貫中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開篇說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後，此語成為解釋我國歷史上的長期動亂和王朝興替的規律性的結語，可謂婦孺皆知。毛澤東在文革中將其解釋為「大亂必有大治」。此論與前人的理解仍在一個水準，只是更加自信自戀。中國命運的「八字」是就歷史本身的事實所做的認定，他符合事實但沒探明深層原因，因而不是對動亂周而復始這一歷史怪圈的理性論定。

反思和論述動亂不絕的中國歷史軌跡，必須弄清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的年代各有多久，各自的得失如何？

第二，重複互相顛覆的深層原因何在？

第三，如何走出這種怪圈，使後世長治久安，達振興中華之宏願。

中國人所說的「合」是指歷史上由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權統治全國，「分」乃是指國存在幾個政權或割據的局面。主流文化追求和讚頌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現依據中國歷史紀元表來量化這兩種局面。

從周天子姬昌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朝至今總共3056年。春秋戰國到公元前221年秦統一，諸侯國並存825年---秦王朝15年中，楚漢之爭使國家分裂4年，秦朝統一實際只有11年---西漢的183年中除開王莽新朝15年實際只有168年，如果算上漢初的七王之亂，國家分裂，時間就更短---東漢195年，減去公元184年黃巾起義後到曹魏220年建立王朝的前群雄逐鹿36年，只能算159年統一---西晉統一了51年---公元317年開始的東晉16國、南北朝264年時分裂狀態---隋朝37年中減去農民暴動的分裂政權和李淵起兵後的7年，隋統一時間僅30年，---唐代的289年如果減去安史之亂，有效統一279年---從五代十國到南北兩宋共372年，五代十國是分裂自不待言，北宋是遼、金、西夏四個政權並存，南宋是半壁河山。這三個時期中國始終處於分裂狀態---元代和南宋在1271年只1279年有8年的交叉，元代的統一隻有89年---明朝1468-1644年中減去與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1636年開始努爾哈赤的後金政權並存的8年，明代的統一時間是268年---清代統一267年。可以累計歷朝統一的時間總數是秦11年+西漢168年+東漢159年+西晉51年+隋朝30年+唐代279年+元朝89年+明朝268年+清朝267年共有1122年。佔西周以來的歷史歲月的36.7%，多種政權並立的時間有1924年，佔63.3%。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在分與合兩極的互相顛覆中，民眾沒有片刻的安寧。即使在1120多年的專制集權大一統時期，王者要的是自己版圖大，資源多，自己揮霍無度並沒讓他們的臣民過好日子。先民們在思想和精神上被王權的暴力、奴化的官學軟硬兩手鉗制，行為上受編戶制度捆綁，朝廷派出的各級官員如同牧民犬的看守和宰割；由於「管子陷阱」的效應，經濟上飽受皇家壟斷資本的壓榨盤剝，多數農民其實是農奴，風調雨順的年景，除了混個生計，沒有任何自由和財產。倘遇災荒則赤地千里或洪水滔滔，餓殍遍野，易子而食。在元、清兩代還有嚴重的種族歧視，人口最多的漢族在這兩個時期近400年中都只是第三等臣民。事實上從東漢後北方的漢族人口要麼與邊地游牧民族雜處融合，要麼就大量南逃。因為南方也是「苛政猛於虎」，不是什麼朗朗乾坤，人們為遠離官府，墾得小塊荒地作為生存空間，避居在山間河谷，形成我國社會特有的村落散居的模式。迥異於歐洲公國的城鎮中心的社會模式。

在占歷史的2/3的近2000年的分裂戰亂時期，狼煙四起，兵火連年，「一將成名萬骨枯」，窮兵黷武的皇帝和驕兵悍將們視生命如同草芥。秦將白啟坑埋降兵30萬、長平之戰、昆陽之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死傷雙方死傷的生命都過百萬。成吉思汗橫掃歐亞，絕不僅是「彎弓射大雕」，有記載說殺人1.4億以上。李自成暴動、征戰和滿清在南方的屠城，明清之際臣民們死者逾千萬。我國社會生產力周期性地受摧殘。民眾哀嘆「寧做太平犬，不做離亂人」。

但是由於分裂時期大一統的專制解體，集權的程度減弱，作為社會動亂的副產品，在歷史的夾縫中，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倒是爭得了些許空間，有些較快的發展：東漢時產生了「出世」的道教，企望引導人們逃避亂世；魏晉南北朝時佛教乘亂而入，在極度殘忍和苦難中，由於提倡善舉、超度亡靈、勸誡放下屠刀所以有些發展；所謂家國不幸詩人幸，南北朝出現了最早的音韻詩、中唐的詩作到達頂點，兩宋的詞作出現高峰等都是有力的證明。

中國古代統一、分裂兩個極端而產生苦難的根源何在。這一重大命題幾乎沒人作文化上的深層思考和分析。

首先是我國王權發達到了極致。帝王的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貪得無厭。他們大都起於邊緣社會、低等級階層或邊陲地帶。文化上都處於相對落後狀態，有學者稱其為「遊民文化」。每次的改朝換代幾乎都由這些與儒家文化相對的邊緣文化引起。秦贏政執掌的原只是西北邊地王國，憑獎勵軍功、製造尖銳兵器的武力雄厚而掃六合；此後北方邊地民族建立的所有政權幾乎都是靠勇騎善射的馬上功夫和特有的「牛祿」體制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社會組織衝擊中原的農耕文明而且屢屢獲勝。

但他們登上最高權力寶座後又得接受維護特權專制的儒家文化。每個新王朝在吸取、恢復漢文化大概要停滯三代人的時間。儒家的等級制度適合人性的陰暗面：不斷追求世俗的享受和最高威權，歷來為王者所喜愛，因此它是我國社會動亂的的內因和根源。

同樣出於王者的貪慾，超越歷史條件而妄想統一天下並且萬世相傳。秦始皇就是此類想入非非的糊塗蟲。他用武力摧垮6國政權後，貪慾大發，超前地推行了郡縣制，這種中央集權制把天下控制在其一人手中。過早的結束了先秦封建制這種適合我國古代農耕社會實際的進步制度。

說封建制對奴隸制而言是進步，適合農耕文明的需要，也許少有異議。農耕文明的命脈是國土。面積大則資源多，求國土大而不是想如何改善現有的環境讓臣民們安居樂業是王者的普遍心理。但憑當時的交通、通信、條件，要由一個統治中心管理偌大的王國又絕無可能，於是人類創造了封疆裂土，劃區而治。若干個二級三級管理中心各自為政，對當地進行有效治理的封建體制。不顧客觀條件一味求大的統治者，中外都有。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從統治中心發送命令文告到最邊遠的轄地得9個月甚至22個月。政令統一和派遣專員是行使實際管理的必備手段。然而正是這兩點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俟文告送達早就時過境遷。比如要求封疆大吏、公爵、伯爵來都成參加新皇登基或者大婚慶典，9個月兩年後才收到，可能情況迥異，或許皇帝已被殺被廢、皇后已病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因為用那種權力構架管理超大疆域違反了當時的時間、空間等客觀的歷史條件，所以偌大羅馬帝國必然要解體。中國的秦始皇設36郡統一管理僅11年；漢武帝唐太宗想征服西域都是曇花一現，成吉思汗馬踏歐亞兩洲建立世界霸權不過是過眼煙雲，黃粱一夢。

我國的皇帝似乎更加聰明，他們想出了用烽火台的煙火傳遞兵信，但這種建立在互相約定的憑光速和視覺交換的信息交換隻可能是單一的而不可能包括複雜的信息系統。秦皇還不惜代價的修馳道，力圖統一調遣，使東西南北的政令同步，但要建立分布九州的交通網路談何容易。即便不計代價修好公路，在沒有機械能源的時代，僅憑人力畜力能達到的速度也極為有限。唐玄宗的貴妃楊玉環要吃新鮮荔枝，以600里快馬在馳道風跑也得5天，鮮果已經不鮮。在行政管理的體制超越了人類自身能力所能及的時空範圍，「千里江陵一日還」只是浪漫的想像，實際面對的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空間距離，「天高皇帝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搞一套是必然現象。與最高統治層呈現著矛盾衝突。內亂和分裂凶兆就已潛伏其中。

就像今天如不是社會生產力發達到相當先進的程度，飛機時速超2000公里，火車達到400公里，電子信息網路把人類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就不可能搞全球化一樣，當時管理手段低下不可能治理好一個空間面積超大的國家。這種歷史的局限絕非贏政、李斯、趙高等輩人力所能改變。暴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的，主要不是經濟原因而是超前的集權大一統制度這個早產兒而帶來的先天的缺陷。空想的大一統主義者宏圖必然被自然條件所阻礙，恰如秦始皇被歷史嘲弄一樣，他追求專制一統，永興不衰，結果二世而亡。所以劉邦攻破咸陽時，胡亥、子嬰都乞求放棄「皇帝」權位，返回西涼邊地，仍在祖籍稱王。但其父作得太過極端，子孫就沒那福分了。再說，漢高祖也是膽大妄為的流氓，看到秦朝宮室美女就魂不守舍，喃喃自語「大丈夫當如此」流連忘返。被秦始皇號令天下的大一統威權吊起來的胃口哪會再降下來。他們都忘記了孔聖人的名言「欲速則不達」，他殺秦朝幼帝而承繼了秦始皇的皇帝體制。此所謂「漢承秦制」。

中國文化是繼承性的文化，孔子想像中的周禮其實是王、伯、侯、公、卿、仕的等級觀念和分封制度。也許有人明白秦始皇的冒進空想絕不可能實現，但是朝野都畏懼王權，不敢提議放棄中央集權制，回到到前人那種尊重實際，施行名實相符的封建制，更不敢向前邁一步，創意設計聯邦制，做到既有合又有分，來解決國土太大與鞭長莫及、尾大不掉、政令不能同步的矛盾。而是按皇家一廂情願，一味鼓吹那種當時明明不可行但皇帝喜愛的中央集權統治，於是想「人定勝天」，逆自然和社會規律而動，不顧生靈塗炭、社會停滯而強力持續幾千年，朝野哀嘆「合久必分，」希望「分久必合」而無所作為，歷史的恐懼和惰性形成的中國文化「喜合而不喜分」的價值觀念和空想、盲目求大逞強的文化傳統。乃是中華文化在功能和結構上的雙重缺陷，社科領域因此衝突不斷，科學技術因此而駐足不前，豈不是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