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議政的努力與獨立的聲音——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的辦刊嘗試

　　　　「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他必須為追求觀念而追求觀念；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行價值的反對者。」美國《時代》周刊如此定義「知識分子」。對於胡適，隨便介入他人生的哪一個階段，都能看到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角色顯現，其中滲透著獨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 　　　　1906年胡適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為《競業旬報》寫稿。1909年他通過了留美資格考試。在美國，「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國大選，對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責任。」胡適坦言其內心對中國的政治熱情不減，胡適一生在致力於學術探究的同時，努力通過創辦報刊來表明對時局、政治的見解。1917年1月，《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這意味著胡適與中國報刊的緊密聯繫拉開了序幕，隨後創辦《努力周報》、《現代評論》，20年代後期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九一八」事變後辦《獨立評論》，至到20世紀40年代末與雷震等辦《自由中國》，終其一生，作為學者的胡適以政論家的面孔活躍於各類報刊上。 　　　　一、胡適角色位置：學者的身份與政府的諫臣 　　　　回到中國辦《新青年》的最初幾年，胡適「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後就決定「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新的基礎，他要的是一個「純文化運動」，因此他曾這樣評價新文化運動，「我們那時可以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在胡適的早期思想中，文學改良才是根本，也是他的興趣所在。於是他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不幹政治」，而希望以學者的身份對中國民眾進行啟蒙。 　　　　胡適也曾這樣對自己創辦的《努力周刊》進行價值評價，「如果《新青年》是靠文學革合運動而不朽，那麼《努力》將來在中國思想史上占的地位應該靠這兩組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敢深信的。」可以看出學術與思想文化的建構在胡適那裡佔有極為重要的份量。胡適創辦報刊的立言基石，仍在圍繞著學術層面的工作展開，試圖為現代中國的變革建構思想文化的基礎，形成一股對當政者具有約束力的力量，以保證國家在理性的軌道上朝現代化的目標不斷前進，胡適在內心將自己定位於學者的身份。 　　　　然而，從《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到《自由中國》，胡適一直利用報刊這塊陣地，以社會良心和社會輿論代言人的身份發表政見，雖然與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發生了一系列衝撞與摩擦，但在這些衝突與摩擦中，胡適的「政論家」身份得以確立。 　　　　他聲稱，「在這個本來不慣政黨政治，近來更厭惡政黨政治的中國，今日的需要決不在政黨的政論家，而在獨立的政論家。」這些政論家應是無黨派的，超然的，沒有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能夠忽視他們的告誡。「留一兩個人獨立於政治黨派之外，也是給國家培養一點元氣。」胡適希望他以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兩在黨之間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平衡力量」，甚至說，對於時局的挽救，繫於自由主義者在政府和少數黨中擔起領導作用，「中國只有出現一個自由主義的集團，才能保證有個好政府，才能保證進步，走向安定。」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出現在報刊上的胡適已儼然是一個獨立與超然的政論家，對時政進行抨擊，對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評」，以期「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 　　　　1929年，為了抗爭當局對人權的任意踐踏，以胡適、羅隆基為代表，以「反對摧殘人權，要求保障自由」為口號，在《新月》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權的專制獨裁。胡適更直接預言「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會有人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 　　　　胡適與當權者的關係總是曖昧的。由於贊成非暴力的變化和不願糾纏於惡劣環境之中，他總是處於憤怒的情緒和深感自己無力之中。由於對現狀的強烈不滿以及對制度變革重要性的深切關注，他的思考從政治層面拓展到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並從抽象的文化批判深入到制度批判，「論述空間」也拓展到一個更為深入的層面。這位五四精英是帶著比他任何前輩都更強烈的情緒來表達他的個人感情，來為他的憂思而戰的。 　　　　二、報刊的理念：精英的意識和獨立的精神 　　　　喚起精英改良社會 　　　　和平漸進的改革是胡適為中國現代化所設定的路徑，在他看來，實現中國現代化，進行社會啟蒙、喚起民眾的任務是落在少數知識精英的身上，無論是他早期的思想，還是他所創辦的報刊，其對象均為為數不多的知識精英。 　　　　在胡適宣布他的新決定、說不再參與政治活動，以便集中精力創造一個「新輿論」之時，他在尋求支持，而這種支持是向為數雖然小，但是極具重要性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求取支持；就是中學與大學的學生、作家、新聞記者、專家、教師與學者。只有在這些人之間，他希望能找到了解他的主張並且能去付諸實行的人。 　　　　創辦《努力周刊》後，第2號上發表由16位知名學者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第一要必須有政府；其二期望有個好政府。指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以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對「好人」的期許，蘊涵著胡適派學人群對「精英政治」的嚮往。胡適明確道出,「凡私德純潔的有智識者，能用犧牲的精神，作負責的行為，就是好人。」他所舉證的「好人」——「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除了三個是政治家外，其餘皆是知識精英分子。就職於高等學府，用報刊傳達思想，是在向有高度選擇性的受眾來表達自己的心跡，同時，將所有的問題都導向「少數人的責任」，希望通過精英分子去改良社會的文化政治風氣，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而讓胡適沒有想到的是，他向來不支持的共產黨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堅持「獨立」的辦報方針 　　　　胡適獨立的思想最明顯地體現在他所創辦的《獨立評論》周刊期間。這一政論時評周刊1932年5月22日創刊於北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版了244號，發表文章1309篇。胡適把這段時期稱為「小冊子的黃金時代」。 　　　　《獨立評論》的基金籌款依好友丁文江的提議，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以使刊物在經濟上完全獨立，刊物出了近兩年，社員捐款才完全停止。這份刊物不依附於任何黨派與利益集團，完全是由這批自由知識分子因著對「社會的公心」而自發籌辦，從而在經濟上保持了絕對的「獨立性」。 　　　　《獨立評論》的創辦旨趣，胡適在創刊號《引言》中有清楚的說明： 「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在創刊一周年時，胡適又補充說，「現時中國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獨立思考，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的人。」所謂「獨立」，表現在二個方面：「第一是成見不能束縛，第二是時髦不能引誘。」指出今天的「成見」之所以難打破，「是因為有一些成見早已變成了固定的主義了。……有時候一種成見成為時髦的風氣，或成為時髦的黨綱信條，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鑒於時髦的成見不易打破，則發揚獨立思考的精神對它們挑戰，破除時髦與成見才能促進時代發展。 　　　　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精英群體試圖用獨立的精神、公平的態度、各抒己見來研究中國當前問題，以達到「救國」、「強國」目的的輿論陣地，這一期刊從而「成為全國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胡適曾在《獨立評論》231號里說：「《獨立評論》所代表的精神，曾經替民族支持半壁江山……大眾的神經中永遠忘不掉這個刊物。」胡適對於此刊物的偏愛源於他內心自由獨立的思想。 　　　　平情而論，胡適們所標榜的「獨立精神」在該刊出版5年余的時間裡大體得以貫徹，如果說《獨立評論》對政府的批判尚不夠「尖銳」，那是與他們對當局持「補過」態度的基本立場相關，和「獨立」與否並無太多牽涉。事實上,《獨立評論》在出版發行過程中雖沒有遭到中央政府的過多掣肘，但地方當局的查扣封停事件卻時有發生，這在該刊的編輯後記中隨處可及。 　　　　三、自由主義的表達：負責的態度和民主的論壇 　　　　對公眾負責的報刊態度 　　　　堅持對社會和公眾認真、負責、謹慎的評論態度也是胡適從事創刊工作的一個重要觀念。胡適認為，刊物應該堅持以負責公正的態度、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和理性的言論引導社會，而且他還自覺地認識到，報刊不應該流於一種消極的反抗情緒和盲目、輕率的批判，而是應該積極地承擔起對國家進步和民族福祉的責任。 　　　　「我們說了將近三年的平實話，不肯遷就低級趣味，也不肯濫用一個名詞。這樣一個沒有麻醉性與刺激性與消遣性的刊物，居然站到今天，銷數增到五千以上。」 　　　　胡適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獨立評論》。他認為一份負責任的報刊不能盲目地迎合大眾的低級情趣，而是應該堅持高尚的報刊品格，以理性的言論引導輿論、啟發公眾。1936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的四周年》一文中說：「我們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給低級趣味，又不會搬弄意義模糊的抽象名詞，當然不能叫青年讀者過隱。」從中可見胡適對於「負責任態度」的堅持與努力。 　　　　在實踐中，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驅使著胡適為刊物盡心力、擔責任。胡適在主編《獨立評論》刊物期間不敢有半點敷衍與馬虎。1934年4月9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獨立》原來的社員大都星散了……我一個人編了五十多期。……禮拜一的一日一夜是我送給《獨立》的，我作《獨立》的文字，寫完了、編完了，才肯去睡，睡時真覺得心安理得，怪舒服的。因為我覺得這一天做的事是完全不為吃飯做的，是我盡自己的一點公民職務。」據統計，在胡適主編《獨立評論》的五年多中，共為該刊寫稿123篇，為該刊發表文章總數（1309篇）的10%左右，可見胡適為刊物所付出的心力和勞力。 　　　　爭取創辦自由民主的論壇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所創辦的刊物都是作為「共同意識」擴張的論壇，而胡適於此間更顯主動性。譬如《新月》月刊設有「我們的朋友」一欄，專載問題的討論，並表示「如果我們能知道在思想的方面，至少我們並不完全的孤單，那我們當然是極願意加緊一步向著爭自由與自由的大道上走去。」 　　　　《新月》創刊號上的《<新月>的態度》也說：「我們沒有黨，沒有派，我們只是個人用真名真姓說我們的真話。我們幾個人說的話並不一定是一致，因為我們沒有約定要一致。」因為思想的多元化，故報刊上的觀點多樣，甚至針鋒相對，不僅如此，在《獨立評論》創刊號上即表示「歡迎各方面來稿」，在《引言》中提出「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進而宣言要將此辦成全國的「公共刊物」。 　　　　一個自由、民主的公共刊物一直是胡適所致力創辦的，通過刊物來發表見解，通過刊物來爭取言論自由也是胡適一生追求的方向。1948年胡適在離開大陸以前，曾與朋友們商量辦《自由中國》的刊物，作為自由主義的言論機關。胡適在去美國途中，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提出其宗旨是反共和促進國民黨政府實行民主自由。半年以後，《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面世，它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寧傳達了一群自由主義者危難時期的共同聲音。胡適自始即參與其事，他一直視《自由中國》如己出，與《獨立評論》不相上下。在「發行人胡適」一行字下，他成了《自由中國》的護法。通過《自由中國》以爭取言論自由，是他對「自由中國」——台灣的另一深切關懷。在他所創辦的報刊中，思想的多元化、觀點的交鋒都隨處可見，胡適用報刊實踐履行了自己關於言論自由的承諾。 　　　　結語 　　　　胡適終身持行自由主義理想，力求以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同整個黑暗、暴亂、急躁的社會抗衡。然而，《努力》談政治「止瞭望」；《新月》為「人權」惹出了風波；《獨立評論》揭露「華北自治」的陰謀，被遭查禁；《自由中國》因鼓吹民主自由，針砭時政而被查封。他一生，或可視為通過報刊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與思想，為社會的改良而發出自己獨立聲音的一生。他個人與權威的抗爭失敗了，但是他所倡導的某些現代社會人類所共有的基本價值，其進步意義將逐漸被當今的人們所認識。 　　　　《國際新聞界》2006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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