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俄羅斯文學（十）

馬雅可夫斯基曾說："我們屢次／ 向抒情詩 ／ 舉起衝鋒的刺刀 ／／ 尋找一種語言 ／ 準確 ／又赤裸。"但馬上又帶著痛苦的(其實還是快樂的)不解神情攤開雙手道："可是詩歌--／這最可惡的東西 ／ 活得好好的 ／ 睬也不睬。"

我們注意到，這裡，詩歌中引入了略嫌粗俗的街頭語"ни в зуб ногой"(睬也不睬)。對於受經典詩歌熏陶出來的讀者來說，在崇高的詩歌中沒有這種詞語的位置。但對於什麼叫有詩意，馬雅可夫斯基有自己的看法。因此絕非偶然在上面講抒情詩的話題中，他引入了軍事語彙。這裡是比喻詩應該具有有效的、爆發的力量。

對於那些"曲曲彎彎的抒情詩人"和那些他稱之為"只會咩咩唱著愛情"的抒情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一直抱著諷刺挖苦的態度。但他的挖苦絕不是針對抒情詩，而是針對將抒情詩庸俗化的那些庸人，那些在"家居小世界"中長大的"閑適的小鳥"。他有自己獨到的關於詩歌(其靈魂是抒情詩)的見解。馬雅可夫斯基的見解源自偉大的俄羅斯經典文學傳統。這種傳統重視語言的力量，又給予詩人以預言家、代言人的地位。

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或許有些表現力強些，有些弱些，但從來不流於呆板萎靡：詩人不但要博得讀者的同感，首先要使讀者共同參與。他認為，抒情詩的力量在於它有大感情、大思想的感染力。他確信："描寫、反映現實，在詩中沒有獨立的位置。"詩人不是在講述，也不是在通知什麼，他是在說服，在證明。甚至連詩歌永恆的愛情主題，展開在他的詩中，也是對自己的道德立場的熱烈維護，是對自己關於情愛關係見解的熱烈維護(如詩作《關於愛情本質從巴黎寫給柯斯特羅夫同志的信》即是如此)。

馬雅可夫斯基那充滿鼓動激情、面向成千上萬大眾的詩(盧納察爾斯基稱之為"集會詩")，總在探索通往每一個心靈的道路。詩人優秀詩作的號召力與他的誠摯親切密不可分。他善於找到溫柔的"有人味兒"的詞語，用這些詞"發動人，指引人，也吸引人……"

用詩的手段所能把握的世界，對於馬雅可夫斯基來說，是無比廣闊的。他的詩真正是從現實中來，充滿時代的具體特徵，密度極大。而這種具體性，實際上是追求高度概括、洞悉展現在人類面前的歷史前景的詩性思維的基礎。對於今天日常生活的關心與追求明天生活的結果相結合，產生了詩歌新的特質。對於新的藝術手段的求索表現在詩歌所有的方面：辭彙、形象性、韻律結構的更新，甚至詩行書寫上的變化--馬雅可夫斯基將一行詩拆列為"階梯式"，以便更準確地向讀者傳達詩語的細微意蘊。

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並非簡單地寫進先前不能入詩的生活細節（要素），而是挖掘出這些生活細節與大世界的關係。當詩人在自己綱領性長詩《穿褲子的雲》中讓迄今"不能說話的"大街發言時，大街沒有落入通常詩歌描寫人民大眾的那些俗套，而是"蹲下來大聲叫道"："我們去大吃大喝！"（Идемте жрать!）這在俄羅斯詩歌中幾乎是首次讓人群如此示威性地粗魯地喊叫。這聲音，來自那些飢餓、赤貧、屈辱，然而已經大聲宣告自己的存在，宣告自己在這個將他們驅逐出去的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們。

《向左進行曲》正是這樣一首詩。革命的詩歌以此響亮地宣告了自己的誕生。

這是當時殘酷鬥爭的一個參加者的勇敢直白，讓人們感受到那個時代異常緊張的氣氛。這裡涉及的是最主要的問題。時局的細節和特徵，使詩的語言顯出真實而且極其坦率，同時，它們又給人以開闊感，可稱之為場面浩大。

詩的語言如講壇演說般氣勢磅礴：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в марше!展開隊形--前進！

Словесной не место кляузе.閑言碎語--住口。

Тише，ораторы!演說家們，暫且安靜！

ваше請您

слово，發言，

товарищ маузер!毛瑟槍同志！

Довольно жить законом，我們受夠了這日子--

данным Адамом и Евой.守著亞當夏娃的規矩。

Клячу историю загоним.趕起來，歷史這匹駑馬。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這首詩寫給水兵，專門為給水兵朗誦而作。而這個聽眾群，對語言就要求使用一些特殊的辭彙：所謂好詩，應能在炮彈盒裡找到自己的位置，與炮彈為伍。

開頭幾行就為全詩定下了基調：務實的、號召的、高昂的調子。在這種情況下，詩語仍然是受到制約的，確切地說，仍是按照詩語本身所特有的規律建構的。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這是一種有節奏、押韻、形象的語言。但是在這裡符合詩語本身的規律並不是目的，因為對於詩人來說，更主要的是找到詞語能夠表現出時代所特有的激情--徹底變革世界。

至於這種激情的破壞性力量，試圖用鞭子催促歷史的悲劇性後果，詩人當時還沒有意識到。

《向左進行曲》是在蘇維埃共和國與協約國對抗的歷史背景下寫成的。"公社不會被征服"，這種思想決定了整首詩的內容。發口令的喊叫("向左！向左！向左！")、號召的語調、隊列步法的節奏--總之這首詩的整個結構都在於肯定鐵的紀律的必要性。但這還只是奔向光輝未來、奔向那"光明富饒的樂土"的一個條件。

《向左進行曲》用詩的手段傳達出那個時代極其典型的集會氣氛，集會上團結一致的感覺，喚起人們站到戰鬥行列里、加入隊伍的願望。

在馬雅可夫斯基這種集會語言中，一些表明時代特徵的極富表現力的細節，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苦難的大山"，"瘟疫之海"，包圍著共和國的"僱傭的匪幫"，劈頭澆來的"鋼水"的火流……但這些只是英雄主義高漲的基礎。詩中寫到人民今天已經向著明天邁出"第一百萬步"，而反映人民面貌的便是英雄主義。

也許，這是詩人首次如此清晰地希望表現出時代飛速前進的感覺："挺起威武的胸膛前進！讓紅旗貼滿天空！""趕起來，歷史這匹駑馬"一語，表明詩人認為革命的力量能主宰歷史的進程。

加速歷史進程的嘗試其實是一種自殺行為；希望超越時代，其結果就是脫離歷史進程。但這一點，馬雅可夫斯基是後來才意識到的。

《向左進行曲》一詩還反映出，"新鮮的語流"是如何進入詩歌創作的。詩人只選擇那些能夠站在講台上面對成千上萬的人大喊出來的語彙，首選那些響亮的詞語：命令、號令、修辭設問。不過這些詞語都是發自內心，是與聽眾傾心交談的語言，它既具有號召力，又讓人可以信賴。詩格不受俄羅斯傳統詩律的限制：被突然的停頓分開的詞語，節奏分明、凝重有力，每個詞都獲得更深的語義和情感，特別是那些處於押韻位置的詞。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況：馬雅可夫斯基認為，詩不僅應傳達給讀者詩的思想，使讀者激動，還應該促使讀者立即行動。這種觀點不僅決定了他詩歌創作的主題和任務，同時也決定著觀察世界的規模，決定著用怎樣的手段(如詩人所說)，"同階級一起展開所有戰線的鬥爭"。

"黑麥的語言"--這是一個十分準確的定義，說明那種容納了"粗糙的百萬大眾的聲音"，並成為大眾的如麵包一般必不可少之物的詩歌。在馬雅可夫斯基創作總結展覽會目錄的前言中可以讀到："報紙、宣傳欄、口號、論辯、廣告這些被純粹抒情詩人和唯美派傲慢地摒棄的東西，作為文學武器最重要的一個種類在這裡展出"。

這是一種挑戰的說法--馬雅可夫斯基有用不盡的論戰熱情。

詩歌成為武器，建設生活的任務成為它最重要的任務。但這裡有一個問題：詩歌會不會因此而失去其本來的特質。這特質，用馬雅可夫斯基的話說，就是詩歌可深入"大腦和內心的某一塊領地，除了詩，別無它途"。詩人堅持"對待藝術應像對待生產那樣"，並不懈地努力用自己的創作來證實這一點。

十月革命後，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基本上是激情詩。詩人在肯定、在歌頌、在讚美，他將自己一部綱領性的作品命名為《好！》。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首長詩之後，還應再接著寫一首題為《壞》的詩。當然，好與壞這兩個概念必須互相依存：崇高的激情和有力的嘲諷在本質上是互為表裡的。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時期就說過這麼一番話："今天需要讚歌，但讚歌很難寫。"他當時沒有寫這種讚歌，即便是觸及了這個體裁，在他的諷刺性"讚歌"里，主人公們也不會好受。

詩人創作之始，是歌頌個人疏離那個充斥著庸俗思想、情感和道德的世界的超脫感。對這個世界的拒絕，對自認為是這個世界主人的人們的拒絕，可以挑戰性的激烈態度表達出來：如詩作《拿去吧！》和《給你們！》以故意粗俗的形象和辭彙寫出，用明顯的諷刺語調和侮辱態度對待詩歌所針對的人，彷彿是當眾打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但是，這裡關於"詩心的蝴蝶"的話語，卻揭示出"粗魯的匈奴人"善於承受苦難、體驗真正痛苦的感受。在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詩作中，抒情主人公既不植根於過去，又不見容於現實。

馬雅可夫斯基早期詩的主人公，在向周圍發出挑戰的同時，又痛苦尖銳地感覺到自己在這個敵對世界上的孤獨。他的絕望更頻繁地光顧："沒有人。／你們明白 ／／ 千日苦難的呼喊嗎？ ／／ 靈魂不想沉默著走，／／可又能向誰傾訴？"詩人這些話語無人理睬，他準備獻出自己心靈的全部財富，"只為回應一個詞／ 溫柔的 ／ 貼心的詞"，但是，"你去找，／ 你去試吧，--／哪至於呢，／你找得到！"詩人摒棄了過去，又未在這屬於"腦滿腸肥者"的現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於是，他從那時起，就轉向那些未來的人："未來的人們！／ 你們是怎樣的？ ／／ 我就是這樣，／ 和盤托出 ／只有苦痛和傷殘。／／ 我將遺留給你們 ／ 我崇高心靈的果園。"

這正是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歡迎革命的原因所在。革命同他關於未來的想法聯繫了起來，他認為這未來能夠擊潰萌芽於過去的現在。"公民們！／ 今天千年的"從前"會崩潰。／ 今天重新審視世界的基礎。／／ 今天 ／我們要使生活煥然一新 ／直到衣服上最後一顆鈕扣"，這是從"詩人札記"中摘引的詩句，它們從那時起，決定著馬雅可夫斯基詩歌的情調。他越來越堅決地追隨時代，越來越執著地在今天去捕捉那可以感覺得到的明日的特徵。如果說起初主要是寫擺脫了一切自古以來支配著世界和生活的清規戒律而獲得的自由感(《我們的進行曲》，《第四共產國際》)，那麼後來，用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話說，他試圖搶先"向前，背起時代做見證人"。至於如何在詩中表現這一切，長詩《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首詩里，視野中儘是一些"瑣碎小事"，它們卻能成為"通往未來的堅實的腳步"。

然而，確切地說，這裡講的不是那些"瑣碎小事"，而是表達出詩人經常感受到的一種願望，即投入到"名叫事實的大河"中去，揭示每一件事實，首先是日常生活事實的真正含義。

不過，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里，日常生活的特點也獨具一格：他的詩確實"不是反光鏡，而是放大鏡"。詩歌《致涅捷同志--輪船和人》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外交信使特奧多爾·涅捷，為保衛蘇聯外交函件免遭武裝搶劫，於1926年2月5日犧牲於穿過拉脫維亞境內駛往柏林的列車上。

馬雅可夫斯基很了解涅捷，他曾經講道："上次去羅斯托夫時，我在街上聽到賣報人喊："我們的外交信使涅捷和馬赫馬斯塔里遭謀殺。"我驚呆了。這是我和涅捷的第一次相遇，已是在他死後。最初的痛苦很快就平息下來。我到了奧德薩，從那裡乘輪船去雅爾塔。當我們的輪船駛離奧德薩港灣時，迎面駛來另一艘輪船，那上面用金字刻的兩個詞"特奧多爾·涅捷"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是我與涅捷的第二次相遇，但已經不是和人，而是和一艘輪船。"

詩作的標題，便已經將要描繪的兩個層面聯繫到了一起。要把一個層面同另一個層面剝離出來似乎並不困難。

第一個層面是寫日常生活，或者不如說是寫些尋常的事：特奧多爾·涅捷與詩人一起"喝茶"，"一隻眼睛瞥著火漆印章，徹夜不眠地聊著……""邊學做詩，可笑地汗如雨下。"辭彙本身在這裡特意粗俗些，因為不過是閑聊而已。但這一詩節的結尾有一個細節，也許對於當時的外交信使來說是再平常不過，但讀者卻完全從另一角度來接受："手指，緊扣著槍機……"關於"特奧多爾·涅捷"號輪船，也是用同樣的，絕非崇高的語體來表現的："戴著碟子似的救生圈眼鏡"，"你活在纜繩掛鉤和煙囪的生命中！"接下來完全是一種親昵的語氣："到這兒來！／ 你不覺水淺？ ／ 從巴統開來 ／ 大概，你的鍋爐已經沸騰……"

第二個層面則充滿崇高的激情，因為是講詩人和詩的主人公生命中最神聖的事，事關"共產主義的本質和血肉"。

呼語是馬雅可夫斯基最喜歡用的一種手段。這不是一種假設性的修辭格，詩人是在同他所熟悉的人交談。例如涅捷，就是生活中實有過的那個人，是詩人見過知道的那個人。又例如"特奧多爾·涅捷"號輪船，它就是搖晃著開進"火熱的，像要熔化的夏日港灣"的那一艘。在這裡，每個細微之處都十分重要，都真實可感，同時又生動鮮明。對於馬雅可夫斯基極其重要的關於永生不朽的思想，此處獲得了出人意料的形象化的證明，彷彿得到了物化。

這首先是由於這兩個描繪的層面在詩中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乍看來平淡無奇的細節獲得了另外的含義，這隻須細想一下就明白了：為什麼詩的主人公"徹夜閑聊"，卻又沒忘記一隻眼睛瞥著"火漆的封印"，為什麼漫漫長夜，當周圍早已"瞌睡蟲們鼾聲大作"，他卻在列車的包廂里學做詩。

充其量不過是日常速寫，或者如通常所說，是一種"描寫"吧。但詩句充滿崇高的思想，獲得了感人的力量：

За кормой лунища.船尾追著浩大的月亮

Ну и здорово!煞是好看！

Залегла，它落進海里

Просторы н_двое порвав.將悠渺大洋劈為兩半。

Будто нвек 彷彿你永遠永遠

За собой在自己身後

Из битвы коридоровой從走廊的搏鬥中

Тянешь след героя，拖著英雄的斑跡

Светел и кровав.斑跡閃著光，又似血點。

這一詩節開首並不追求辭彙的精美，使用的是口語句式。接著，事件移到海面，"明月"也只是一個細節，再接下來"永遠"一詞又擴展了時間的範圍。主人公留下的斑跡光輝耀眼，彷彿向遠方延伸的月光之路，同時這斑跡既難以捕捉，又是永恆的。

抽象的概念在詩中得以物質化，簡直是獲得了血肉。而且，如果詩的開篇抒情主人公和特奧多爾·涅捷只是相遇一起("你……和我一起")，那麼由於參與共同事業，"對話"、"講述"就變為抒情獨白，以全民性的"我們"的面目出現。於是，在接下來"冒著手槍的肆虐"勇往前進中同仇敵愾的精神得到極好的表現。為人民的幸福加入戰鬥的人們遭受著極端危險，這種感覺出現在敘述涅捷的命運時，並在下述詩句中被強化："我們活著，／牢牢信守 ／ 鐵的誓言。／／ 為了它，--／ 不怕犧牲，／勇敢戰鬥。"然而，這裡並沒有遺憾，也沒有報怨，有的只是對偉大目標必將實現的信心。為了這些目標，人可以赴湯蹈火，並相信自己的永生(這裡沒有任何神秘主義！)："……為的是，／死後，／ 化身 ／／ 輪船，／ 化作詩句 ／ 和其他永恆的事業。"

《致涅捷同志……》一詩可以作為例證，證明馬雅可夫斯基說過的話："我的大多數東西都是口語調子的"。口語語調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其多樣性。口語的辭彙就語調方面作用大小來說遠不是同等重要的。一般說來，語調色彩對詞的含義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這裡，句子可以突然斷開("過來試試--／誰願意！")，可以分成長短不一的幾個部分("到這兒來。／ 你不覺水淺？／／ 從巴統開來，／大概，你的鍋爐已經沸騰……")；可以用話語套式("你好，涅捷！ ／我真高興，你還活著……")；也可用直呼對方(讀者-聽者)的結構。單獨的詞和帶強重音的片語都能得到突出的強調，節奏也會有變化。詩語的節奏感，可以靠協調詩行的重音數量來創造，每個詩行一般有三至四個重音。在此背景下，重音數量不符的詩行便被鮮明地凸現出來：例如，英雄的名字(確切地說，是姓)--涅捷獨佔了一行，這意味著它的意義負荷也相當於一行詩。

在這裡，馬雅可夫斯基還有效地使用了另一種詩歌常用的手法--移行：姓和名的片語被分開，名字("特奧多爾")是一行的結尾，而姓("涅捷")則移到下一行的開頭。

馬雅可夫斯基在題為《如何做詩》一文中，講述了自己的"寫作過程"。他的詩的確是"做"出來的，是架構出來的。詩篇都是用來表達詩人所要肯定的一種思想。文中提到的《致謝爾蓋·葉賽寧》一詩就是這樣"做"的。"致涅捷同志……"也是建立在同樣的模式上。首先是與一個已經化為……輪船的人相遇，畫面給人以強烈印象；接下來是與人和船同時進行談話，在不減損英雄形象的情況下，賦予主人公感人至深的真誠。再下面，詩行獲得了崇高的激情：說到對詩人和他的讀者最為重要的思想，說到充實他們生活的崇高意義。但這還不夠，結尾時，詩的含義最大限度地被濃縮，極其鮮明地表現出來，絕無歧解的可能。

這種類型的詩有自己的優點：思想明確，語調堅決，直接面向大眾--主要是聽眾，而非讀者。當然，毋庸諱言，這種--做出來的！--詩也經常令人有不滿足之感，至於其原因，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解釋。

詩人自己也明白，讓詩歌服從於宣傳和實用的任務，"叫自己的歌厭煩透頂"，這樣做其實是使自己的"歌"黯然失色了。但他是有意為之，認定在藝術價值之上有更重要的東西，他明確地宣稱："應當徹底粉碎存在非政治的藝術的神話。"

然而，馬雅可夫斯基不是只寫雄壯的"進行曲"和"宣傳詩"，他也經常寫一些別的詩。在這樣的詩里，詩人喚起讀者共同思索，與他對話(有時也是同詩中的人物或自己與自己交談)，並且也非聲色俱厲。他有很多"贈詩"、"交談"，都是按此原則建構的(《紀念日的詩》，《致謝爾蓋·葉賽寧》，《與財務檢查官談詩》，《與列寧同志的談話》)。論證自己關於"詩人在勞動隊伍中"的見解，幾乎成了這些詩的首要目的。在此，馬雅可夫斯基每次都是把服務於當今，服務於今天的主要課題作為最重要的任務提出來。關於這一點，他曾半開玩笑，卻又相當認真地在詩中對普希金說過，原來據他看，"可以把宣傳詩託付給"普希金(《紀念日的詩》)。在《致謝爾蓋·葉賽寧》一詩中，馬雅可夫斯基高度讚賞的不是崇拜者所推崇的溫柔、真誠和美妙，而是力量，是堅毅，是不僅會"歌頌"生活，而且能重新創造生活的能力。"應當／ 首先改造 ／ 生活，／改造後--才能歌頌"，馬雅可夫斯基這樣肯定自己的思想。

就連類似徵稅原則這般絕無詩意可言的問題，對於馬雅可夫斯基來說，也能引起對詩歌在生活中佔有何種位置的深思。

馬雅可夫斯基不願同意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詩人作為納稅人與小商小販等量齊觀。因為當時詩人要呈交預計收入的材料，如逃稅還要處以罰款。

在《與財務檢查官談詩》一詩中，進行的完全是事務性的談話，其中不時出現專門術語："按您的說法，／韻腳--／ 是期票。／／ 隔行貼現--／這是規定。"以及諸如"收支平衡"、"稅率"、"稅收增長"之類。與此同時，還寫進了時價："一盧布九十戈比／ 一百支香煙，／／一盧布六十戈比一包鹽……"這些都加強了詩中所述事情的可信感。然而馬雅可夫斯基認為，詩人的勞動應當用另一種尺度來衡量，其強度不是用盧布所能計算的，因為開動的是"心靈機器"，而它還要逐年磨損。

馬雅可夫斯基是用生命的代價換得永生這崇高卻不輕鬆的權利，換得在與財務檢查官談話時也持獨立見解的權利(《照我們的看法》)。

馬雅可夫斯基講到詩、詩的靈感、靈感的成果，絕無半點抽象性和傳統的華而不實。我們在《十幾匹飛馬》一詩中所看到的，詩人一匹接一匹驅趕著的幹活的馬，與神話里的飛駒是多麼的不同！他又提到詩歌能饋贈永生，但通往永生的票要到交通人民委員會才能弄到。

詩的語言看來的確"有分量，粗魯，可視"，至少因為它是從"成千噸語言礦石"提煉加工的結果。

不過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在談論是什麼使得詩作者"千年萬載激動億萬人心"時，不時出現一些詩句講詩人自己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一種磨損--／／人心和靈魂的磨損"。詩人需要證明自己何以有權存在，並為讀者所重視。而詩會不朽的信念("再過幾百年／ 你從故紙堆中 ／／ 拿出我的詩 ／就可以把時間倒轉！")，絕不是無條件的：

И когда等

это солнце這個太陽

разжиревшим боровом像一隻喂肥的小豬

взойдет升起在

над грядущим未來的大地

без нищих и калек，-沒有乞丐也沒有殘疾，--

я我

уже當已

сгнию，腐爛

умерший под забором，長眠在墓牆下，

рядом與十數個

с десятком我的同行

моих коллег.共棲。

把目光首先投向未來，這在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原因就在於詩人越來越意識到不可能在現時完全地實現自我。這一意識通過孤獨的話題流露出來："你一人，／承受吧，／ 無論是歡樂，／ 是憂傷，／還是人的別的情愫。"在《致謝爾蓋·葉賽寧》一詩中，詩人要"讓葉賽寧的結局顯得不雅"，要歌頌"生之歡樂"，可與此同時，馬雅可夫斯基不得不承認，在他"個人的境況"中，也有很多東西與辭世筆友的環境相同："一樣的房間，一樣的水管，一樣不得已的孤獨。"

人們也許會覺得奇怪，一個用"銅喉的警笛"發出聲音的詩人也會講起"孤獨"。這種感覺的出現，是因為馬雅可夫斯基與他千百萬同胞所期待的、革命已為之鋪平道路的光明未來，遲遲不肯降臨。馬雅可夫斯基曾用自己的詩句在報紙上、在舞台上多次催促過它。他熱烈地勸說、督促："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 未來不會自己跑來……"，"要衝向明天，前進，／讓褲襠在行進中撕裂。"

實質上，他堅持不懈地反覆寫革命主題，也是出於這個目的。這首先表現在他綱領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和《好！》中：對人民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詩意敘述，使人們重溫革命所樹立的理想是多麼崇高；這就有助於塑造出藝術形象來充分反映這一理想。

當詩人面對現實的時候，情況便複雜多了：這時說明革命理想的是宣言，是口號，是號召，但不是生活；生活是按照自己完全不同的規律發展的。在詩人那些回應國內大事的詩作中，豪言壯語的雄辯越來越經常地取代了真正的激情，原因正在於此。馬雅可夫斯基有意識地試圖用其他評價標準與藝術性相抗衡，他說："我用公社的標準評定詩的等級……"但如此一來，詩便失去了自身的價值，成為它所服務的那一套思想的附庸。

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正因為如此，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不滿足感，在詩人20年代後半期優秀的詩作中，這種不滿足感以感傷的情調清晰地流露出來。詩人自己感覺到這種情調是不合時宜的。出訪到大洋彼岸回國途中寫成的詩《回家！》，在前幾版中是以下面這樣的詩句結束的：

Я хочу быть понят моей страной，我希望能為我的國家理解

А не буду понят -但如果不被理解--

что ж.又將奈何。

По родной стране在親愛的國土上

пройду стороной，我只好溜邊繞過，

Как проходит就好像飄落的

косой дождь.斜雨。

後來詩人將這一節刪去了。他寫道："儘管這裡很有些浪漫曲的感傷(聽眾要掏手帕擦淚了)，我還是把這漂亮的、被雨水打濕的羽毛拔了。"

這幾句詩的確是很"漂亮"。與詩人交好的作家Ｂ.卡塔耶夫說得對："就憑這四句詩……也應該給他豎一座紀念碑……"

在長詩《放開喉嚨歌唱》的序詩(這是詩人的一篇總結)中，詩人著眼未來，說相信"我的詩會越過世紀的脊背"，這種想法的產生，正是因為他的詩在現實中面臨著默默失蹤不為人道的命運。"……死去吧，我的詩，／死去，像列兵，／／ 像無名的士兵們 ／在我們進攻的戰役中！"他那按照宣傳鼓動的要求寫成的詩，的確能"用勞動衝破無盡的歲月"--詩人的這一信念，其實被他在這裡說的另一番話給動搖了。他說有些詩後人將看做是"古老但可怕的武器"。問題在於古老的武器已不會再是可怕的了。

到這時，馬雅可夫斯基也還認為詩的優點就在於它是建設生活的參與者，詩並不鄙視哪怕是最粗笨的工作。但他的疑慮並沒有消除：那些"健壯而靈巧"的後輩們是否會願意回憶起這些用"粗糙的標語牌語言"寫成的詩，是否願意在"埋葬著詩的書墳里"發掘。在企圖催促時代、超越時代的同時，詩人卻感到，他已落後於時代，已成為過時的人："隨年歲的增加／ 我變得類似 ／／ 長尾化石的 ／ 怪物。"

馬雅可夫斯基創作中不斷增強的諷刺主題也證明了詩人與時代之間日益尖銳的衝突。這是"我最喜愛的一種武器"--在《放開喉嚨歌唱》的序詩中，詩人這樣稱呼自己那些"舉起尖利的韻律長矛"的詩句。

在革命前的時代，諷刺的矛頭是針對那些"腦滿腸肥"者，針對那些對詩人的話毫無反應的"群氓"。當革命已經完成，革命的敵人則成為馬雅可夫斯基諷刺的靶子。到20年代中期前，詩人的諷刺作品越來越轉而關注在"我們身上／過去的奴隸思想的殘餘"。然而，馬雅可夫斯基諷刺詩的許多主題、問題和人物都證明，遠不總是"過去的思想"在作怪：蘇維埃國家創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施以勇敢的嘲諷。

比如說庸俗習氣，這絕非如當時所說是過去的殘餘。它是現實的產物，因而不僅頗具生命力，還在建設蘇維埃新生活的條件下繁榮起來。在《關於廢物》一詩中，馬雅可夫斯基對革命現實中的這種現象給予了第一拳重擊。

這首詩刊載在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諷刺雜誌《波夫》上。雜誌準確的全稱如今已不得而知，一種非常可能的說法是"未來派的戰鬥隊伍"，因為這三個詞都出自馬雅可夫斯基的辭彙庫。《關於廢物》一詩，是以國內戰爭"最後一頁結語"--"光榮，光榮，光榮屬於英雄！"開篇的。這就加強了與同樣首次登在這期雜誌上的前面一首詩的強烈對比。讚頌的詩篇緊接著一篇對"敗類"辛辣的挖苦。"敗類"善於在革命風暴的猛攻中生存，鑽營投機，為自己弄個"舒適的辦公室和可愛的卧室"。

在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市儈不僅可惡，更重要的是還極其危險。單就他們巧妙地鑽進國家機關，使單位滋生官僚化疾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然而，使詩人感到可怕的，還有庸俗風氣帶來的那種氣氛，熱衷於使"革命天地的風暴平息下來"，讓"蘇維埃庸俗風氣霉爛生苔"。

庸人的日常生活細節被描繪得準確而生動。這裡有必不可少的鑲著馬克思肖像的大紅鏡框，還有做墊板用的《消息報》。這些細節起到背景的作用，襯托出一個蘇維埃官僚由於自我得意而油光鋥亮的嘴臉("被茶炊的熱氣吹得癱軟")。但他在家裡還沒忘記稱自己的妻子為"娜佳同志"。這也是官僚之妻荒誕肖像的背景。她在學彈鋼琴，卻拿腔作勢地說："今天我要奉獻一曲什麼呢？……"

在《關於廢物》一詩中，日常生活並不是諷刺揭露的對象，而是庸俗習氣這種現象的政治本質的表現形式。屬於此類的人是革命時代造就的，卻只會把革命的各種觀念庸俗化。他們在自己周圍營造的那個環境，其中每個細節都足以令人們對屬於革命的一些概念側目而視。甚至於"革命軍事委員會"一詞也同"舞會"聯在了一起。還有什麼樣的搭配會比這更荒謬呢？

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講過如何創作諷刺作品。這項工作要從挑選主題開始，主題要能"禁不住招人挖苦"，《關於廢物》一詩的基礎，正是這樣的主題。但是，只有在詩歌中詞語尖刻時，挖苦才有力量。馬雅可夫斯基列舉了使詞語尖銳化的一些手段：這可以通過"突出誇張的韻腳……通過使結論荒謬，通過荒誕的誇張"等來達到。在《關於廢物》一詩中，押韻的詞都是極其粗魯的(庸人的醜臉，屁股，敗類，太平洋的馬褲)，結論的確十分荒謬("你們還不如／ 把金絲雀的腦袋擰下來--／ 這樣共產主義 ／就不會被金絲雀打敗！")--不會傷人的金絲雀，作為平庸生活的一個必備的細節，卻是"比弗蘭格爾還可怕"了，最後，富有表現力的誇張使描繪達到了荒誕的極限("五年的長坐讓屁股磨出繭子，／硬得就像洗臉池")。

喜劇《臭蟲》和《澡堂》是馬雅可夫斯基諷刺創作的獨特總結。庸俗風氣和官僚主義作為深入到社會主義理想生活中的最可怕的敵人(不只詩人一人相信這一點)，在此遭到嚴厲的譏諷和揭露。馬雅可夫斯基很清楚："有多少理想在廚房和被單下殞滅。"他認為，戰勝日常生活對人的這種腐蝕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對蛻變分子的嘲笑。例如過去的工人、黨員普里謝普金，"響噹噹地"脫離了自己的階級，拋棄了愛人，後來到姓列涅桑斯的暴富的新經濟政策分子(現在該叫商人)家裡當了女婿(《臭蟲》)。又如醉心於手中權力的"極端重要的"波別達諾西科夫(《澡堂》)。但是，僅有嘲笑和揭露對馬雅可夫斯基來說顯然是不夠的，他又把故事推到未來，在未來解決我們今天生活所產生的矛盾衝突。然而，在詩人的未來里住的，並非是活生生的人，只是機械的道具。

在催趕時間的同時，詩人儘力衝破現實的界限。然而，他的這一類作品無一例外地證實，讀者進入的是人為構想的空間，那裡沒有活人--也沒有生活的一席之地。

強烈希望改造生活時能企及未來的(普遍的)幸福，與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生活進程構成尖銳的矛盾。這正是向來反對"可恥的理智"的詩人之悲劇所在。

我們這樣說，絕非一句空話。馬雅可夫斯基寫深刻的個人主題的詩篇可作證明。這些詩以其中飽含的強烈的感情力量使人震撼："除了你的愛情／ 我 ／ 沒有別的太陽……"(《給莉莉奇卡》)，"……我站著，／被火焰纏繞 ／／ 在不可思議的愛情 ／永不熄滅的篝火中"(《人》)。當然，詩人屈從於責任感，可以拒絕承認愛情主題有存在的權利："現在還不是閑扯愛情的時候"。但他卻不能也不願擺脫愛情的威力，他只是想於其中加入新的現實所要求的另一種意義。

在給莉麗婭·尤里耶芙娜·勃里克的信中，馬雅可夫斯基寫到："愛情對我來說是否是全部？是的，但卻是在另一種意義上。愛情，這是生活。這是主要的東西。從愛情衍生出詩、事業和其他一切。愛情，這是一切的心臟。如果愛情停止工作，其他的一切都將停頓，成為多餘的和不需要的。但如果這個心臟還在工作，它便無處不在。"在馬雅可夫斯基詩歌中展現出來的，正是這樣一顆善於愛，也因而對世界發生的一切都給予回應的"無處不在的心"。對詩人來說，談愛情，就等於談生活，談個人命運中最重要的事。因為他堅信，這種感情也應與時代合拍："……革命的戰役／ 比"波爾塔瓦"之戰更嚴峻 ／／ 而愛情 ／比奧涅金的愛更宏大"(《紀念日的詩》)。愛情的幸福與革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分不開的。

解決這個問題時簡單化地輕率從事，是馬雅可夫斯基所不取的。即便在這個問題上，他仍然遵循著對自己、對周圍的人、對世界提出的共同要求，他知道，決定愛情"不應用任何的"應該"或"不應該"，而只能通過與全世界的自由競賽"。

是什麼東西能保證在這場競賽中獲勝？馬雅可夫斯基認為，是把兩個人連在一起，卻又不把他們與世界隔離的一種感情。那種把人局限於狹小世界("在居室的狹小世界裡")的感情，對他來說，與他所憎惡的陳詞濫調"戀愛的心裝得下全世界"同出一轍。詩人所肯定的崇高愛情的理想，只能在光輝的未來中實現。因此詩歌的任務就是加速通往未來的步伐，戰勝"平日里的荒唐"("你用茶葉來代替愛情嗎？用織補襪子來代替愛情嗎？")，"沿著詩行跑進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