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體西用」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再審視

「中體西用」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再審視學術前沿　　加入時間：2008-9-9 13:15:00　　作者：吳　永　　點擊：1534摘要：「中體西用」思想是近代以來，中國學習和借鑒西方文明的一種政治文化理念。它折中中西、兼容並包，與我們的民族文化相契合。作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性思想，儘管它沒有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面貌，但它確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加深，「中體西用」思想的價值逐漸凸顯，為我們弘揚民族文化，維護民族尊嚴，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可鑒範式。關鍵詞：「中體西用」；近代；洋務運動；價值「中體西用」思想，是鴉片戰爭後，晚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為尋求自身發展，由地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提出的一個帶有民族性和時代性的命題，其目的除了要維護衰敗的統治秩序外，還在於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中體西用」一個世紀以來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與翻新。這一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恆久的魅力，主要在於其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中國文化哲學論式的連續性與發展性，是近代以來深刻影響中國發展的重大理論之一，思想價值不可低估。本文著重從「中體西用」思想產生的必然性、應然性和合理性三個方面重新對這一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進行審視和探討。一「中體西用」這個詞實際上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節略語，由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辯」演化而來。完整的、系統的中體西用思想形成於洋務運動後期。1861年，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1］（P57）的論斷，用主輔關係首次表述了中體西用思想。此後，洋務派在不同的場合，發表了多種表述「中體西用」的言論。王韜說，「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2］（P321-323）鄭觀應說，「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3］（P276）這些認識基本上勾勒出了「中體西用」思想的輪廓。明確提出「中體西用」口號則在甲午戰爭之後。1896年，沈毓桂在《救時策》一文中寫道：「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4］（P63）同年，孫家鼐在奏請開設京師大學堂的奏摺中說，「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力學宗旨。」［5］（P426）兩年後，張之洞接過「中體西用」的口號加以系統化、理論化。在其代表作《勸學篇》里，張之洞強調：「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今之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6］（P22）此意在正人心，衛名教，「勸誡」人們，西學要學，但中國的綱常名教更不能丟，把中西結合起來，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才能達到自強的目的，否則，「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詼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盪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6］（P1）。《勸學篇》一進呈，即得到光緒皇帝的讚許，將其頒行天下。至此，「中體西用」已廣為人知，時議西學者，莫不接受或附和這一主張，甚至倡發此論者還以早期的改良派居多。關於中學與西學關係，張之洞強調：「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 ［6］（P2）「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 ［6］（P71）張之洞講「中學為內學」，從文化的角度看，包含固守和保存傳統文化根本的內容，他注意理清中學與西學的關係，也就是注意到民族傳統文化在社會轉型之際所發揮的作用。在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中西文化衝突的背景下，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具有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積極作用。但是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學為體又包含封建專制政體及其賴以維繫的意識形態具有不可改變之義。當中國社會的改革需要推進一步的時候，又有保守落後的一面。這是激起後人強烈批判的主要原因。「西學為外學」，雖然局限在西藝、西政的領域，但無疑又包含變通、自強、御外的改革思想。張之洞明確提出「西藝非要，西政為要」 ［6］（P2），也就是在他看來，學習「西政」具有比習「西藝」更為重要的意義。張之洞所講的「西政」，已涉及到學校制度、經濟制度和軍事制度。為此他鮮明地提出：「救世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6］（P52-53）在《農工商學》篇中，他不僅提到學習西藝，而且主張設工藝學堂，譯商律，設商會，以及「求自治之方」等；在《軍事》篇中，則提出了從軍制、武器、訓練到培養武備人才的一整套改革方案。「中體西用」論,具有興西學、保中學的雙重性質,它反映了中西文化處在激烈衝突的情勢下調和共容的形態,從本質上看,它是以「道」、「學」、「治」三者的結合,或者說以「學統」包容政統去接納西方的學統組合成新的「道統」以求治的方略。它既是「興西學」的文化規範,又是「變法自強」的政治綱領。應該說，這是當時國內最為務實、最為開明、最具倫理和哲學意義的政治文化思想。二「中體西用」思想是由近代中國的社會環境造成的。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處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社會環境當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發展都相對穩定，甚至於出現畸形的繁榮，也沒有發生過大的社會危機。這種相對穩定的、封閉的社會環境，導致了統治階級在心理上產生了盲目的自信和樂觀。他們往往以天朝大國自居，繼續接受周邊小國的朝貢，斷絕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完全沉醉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的迷夢中而不自覺，把中央帝國以外的國家一律視為蠻夷之邦，認為以儒教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對外卻懵懂無知。1793年，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 1737——1806）以增進對東方文明的了解為目的，率團訪問中國，竟然遭到乾隆皇帝傲慢地奚落和嘲諷，使東西方兩大帝國錯過了和平對話的最佳時機。對此，陳旭麓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限扼中西往來以守夷夏之界，與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嚴的虛驕意識」，這種（虛驕）意識同時「也是一種體制」。［7］（P172-173）因為虛驕背後隱藏著傲慢，傲慢源於無知，無知導致愚昧，愚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停滯。在中國皇帝（中國封建官僚的代表）看來中國到處顯現的都是無比優越的（傳統）文明，在馬戛爾尼及其隨從眼裡則處處顯得原始、簡陋，以至於他們把中國比做「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馬戛爾尼甚至預言，中國這艘破船「一旦碰到一位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波逐流，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8］（P22）馬戛爾尼的預言在時隔不到５０年即變為事實。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失敗是對中西文明的最好檢驗。檢驗的結果表明：中國的傳統文明在西方現代文明面前表現得極端愚頑和脆弱。如果沒有自鴉片戰爭開始的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決不可能主動開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從而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雖然當時的中國社會早已孕育著可誘發現代社會的積極因素，並且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刺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徵的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遏制著傳統中國可現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中國仍將長期處於前現代狀態。隨著中國封建制經濟的解體、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中外貿易的發展以及大批外國商人和傳教士的湧入，中國原先極為封閉的社會環境已不復存在，人們的眼界開始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開闊。創深痛巨喚起了改革舊物的最初意識，先覺的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固有的文化觀念和經世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模糊地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基本上承認了當時的中國在技藝方面比西方落後。如何學習西方，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來說其實是一次艱難的抉擇，因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的古老風俗習慣和價值觀等已經融入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鴉片戰爭擊碎了天朝大國的迷夢，但也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體西用」思想漸浮水面。客觀地說，「中體西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得益於洋務運動。在西方的刺激和壓力下，中國清政府不得不開始尋求變革，首先是在1860年創立處理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繼之，由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崛起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師夷」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了旨在尋求富強的洋務運動，開辦了一批近代軍事企業和民用企業，這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最早嘗試。稍後，在清朝政府的默許和一些強勢官僚的庇護下，應運而生了一大批民用企業，中國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解體，中國開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邁進。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處於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夾縫中，無法擔負起社會改革的重擔，倒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崛起的一批比較開明的封建官僚成了社會改革的中堅。在與西方交往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意識到本國的不足與落後，開始大規模地引進西方的軍事、民用工業技術，進行所謂「器物層次」上的變革。這是中國在走向近代化過程中孕育出的一個怪異悖論：封建舊階級倒成了資本主義新生產關係的「乳娘」。但通過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考察後，就不難理解這一悖論存在的原因。因為在中國，「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師，官員不僅是政治的權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這是傳統孵育出來的社會心理。因此，沒有權威與楷模的倡率，新的東西總是難以為人接受和仿效的。」［7］（P257）「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體現著調整但不動搖傳統這種指導性的變革思想，即被迫承認中國傳統不能解決器物層次的進步。儘管它仍是「中國中心論」的一種變種，但畢竟不同於傳統的舊有思想。雖然變革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然而這一步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有助於打破中國2000多年停滯不前的封閉和落後狀況。歷史已經證明，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中體西用」思想是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肇始思想。它所汲取來的西方知識，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代的任何變革都要大的多。雖然「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的洋務運動沒有達到使中國富強的目的，但其所造成的「同治中興」和所奠定的近代化基礎畢竟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希望，也給以後的中國社會改革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三洋務運動秉持「中體西用」思想，在具體建設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體現了漸變。從馮桂芬到張之洞，在面對西方文明時，大體上都是堅持克拉克（Edward A.kracke）所說的，「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但在1895年後，卻出現了「在傳統外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的趨向。很多人都開始廢棄傳統舊學而轉向追求西學。60年代，洋務派（包括早期維新派）普遍視西洋各國政治制度為「獉狉之俗」，不值一哂，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 ［9］（P9）。進入70年代以後，隨著中外交往的日漸頻繁，洋務派逐漸對西方的約章制度有所了解。薛福成說：「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考工制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弊，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宜將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10］（P556）其議論不僅廣泛涉及軍事、經濟領域，也涉及到政治體制方面。號稱洋務驕子的郭嵩燾也認為，中國學習西方求富強，「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後可以師其用兵制器之方」。［11］（Ｐ334）後來曾紀澤出使歐洲，「目睹遠人政教之有序，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12］（P171）就是曾經對西學深惡痛絕的宋育仁，在《採風記》一開始就大談英國的教育、議會、政府、幣制、軍隊等等，建議採用西方制度。並認為，僅靠精神文明的自信大約是支撐不住的。［13］（P540）儘管這一時期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雖然沒有變，但是對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再持不屑一顧的態度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對西方議會制度則公開表示了讚賞。例如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指出，鄙視歐美各國之人，認為他們性近犬羊，不知政治是錯誤的。其實西方各國很有章法，每有興作，先請上下議院議決，「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頗有中國三代之風。中國天澤分嚴，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凡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事系人心所共快，則務期於成」 ［14］（P11691）。尊重民意，以之決定取捨，這是一種民主精神的表現。郭嵩燾出使英國期間，對英國政教風俗日新，蒸蒸日上，產生很深的印象。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明確肯定英國百餘年來，「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同時批評：「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15］（P305）一褒一貶，反映了他的傾向。他希望中國應「急通官商之情」，以舒民氣。兩廣總督張樹聲更指出，西方國家，自有本末體用，「育才於學校，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辦新政，學西方，「遺其體而求其用」，所以「竭蹶步趨，常不相及」 ［16］（P76）。他是第一位明確要求中國創辦議院的中國人。可見，洋務運動中期以後，洋務派已經由最初熱衷於學習西方的經濟技術，發展到開始議論西方的政教義理。這標誌著「中體西用」思想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發展，突破了原本的「體」「用」界限，為以後的社會變革做了重要的鋪墊。因此，經濟上的發展變革必然會引起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體制等一切領域的變革。為什麼「中體西用」思想能在近代中國立足很長時間，而維新思想則轉瞬即逝？原因就在於「中體西用」思想是一種「兼容並包」的思想，他可以博採西方之長，補己之短，它的發展模式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與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相契合。不能因為洋務派聲言「中體」不可變易，因而就否定「中體西用」思想。在當時中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保守勢力及滿族貴族執掌政權的特定歷史環境中，中國任何一個階級，包括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變更中國政體的革新思想，洋務派是經過審慎思考後，才醞釀出這樣一種兼顧中西的思想。他們倡導以中學為主是處於策略上的考慮，目的是想要讓他們發起的洋務活動得以順利地進行下去，不至於受到勢力強大的頑固派的肆意干擾和反對，至少在字面上它不給頑固派留下把柄。如果他們一開口就提出改革政體、全盤西化，中國近代歷史上還會有那一場規模浩大的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乃至文化的洋務運動？正如陳旭麓所言：洋務運動「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託，它在中國是進不了門，落不了戶的。」［7］（P261）維新變法短命的原因並非在於沒有發動民眾，也不在於光緒皇帝勢單力薄，而在於其策略的失誤，即主張社會全變的突變政策，觸動了大多數強勢群體的根本利益。一般來說，漸變符合社會轉型時期發展的需要，容易得到社會各階層的的支持，不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突變則適用於社會轉變時期的需要，但如果處理不當，容易觸動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從而引發社會混亂。孫越生先生認為，「封建社會要實現資本主義的近代化，只有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已經孕育好足夠高度的新生產力和足夠強大的市民階級及其反封建的同盟軍工人階級之後才有可能。如果它們還未發育壯大就被破壞摧殘，新社會是不會誕生的。」［17］（P8）按照中國當時的狀況，中國的封建經濟雖然解體，但資本主義經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整個經濟基礎中還不佔絕對優勢，中國資產階級還不夠強大，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還沒有形成，社會上缺乏足夠的新興力量來轉變社會形態，也就是說，中國進行突變的經濟、政治、思想條件都還不具備，只能進行漸進的社會變革。此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2000多年封建專制統治的國家，制度上的一些東西已經轉化成文化的因素深入到人們的心理中，不僅普通民眾不會接受社會的突變，就是作為有社會良知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會斷然拒絕社會的突變。四如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做到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完美結合？如果我們對「中體西用」作進一步的抽象，不難發現，它試圖解決的正是這一問題，這也是一切後髮型現代化國家所遇到的共同問題。洋務派雖言西學卻始終在環繞中學轉移，取於人而不失自我，使「中體西用」具有可抽象繼承的價值。這就是說，抽取出「中體西用」中「體」的封建殘餘，對民族性的傳承無疑是可以借鑒的，有體有用、經世致用的學術根基與內聖外王的文化原型無疑是可取的。中國應當以開放的胸襟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先進的因素，但是中國文明如果完全屈從於西方文明只能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中國完全可以自己悠久的人文傳統對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以「中體西用」思想來考察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的幾種主流思潮，無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平民主義思想，還是十月革命後在中國興起並佔主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它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新思想，但都不是原本不動地被中國思想界或思想家所運用，而是經過了加工和改造，融入了許多我們自己民族的東西，有的甚至已經被解構的面目全非。從理論上講，它們還是西方的理論，但從實踐上講，它們已經變為中國本土的思想。因此，即使近代中國採用了「三民主義」或「社會主義」作為政府施政的指導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改造和發展中國，也不能說我們完全拋棄了「中學」，而以「西學」為體。新中國成立後，從指導思想上看，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依次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前兩者都是外來的思想，也是外在的思想，沒有也不可能直接來指導我們的黨和國家，而後三者都是本土的思想，在實踐中居於主導地位。從經濟基礎上看，新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它決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制，也與東歐的社會主義主義公有制有所不同，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完全摒棄了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從上層建築看，新中國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自由平等的宗教民族政策等新型的上層建築形式。從意識形態上看，我們秉持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觀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政策。它們都帶有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徵，並經過實踐檢驗後適合我們民族的需要。以之作為立國建國的根本，豈不是以「中學為體」？在新中國成立約30年之久的時間裡，中國所處的社會環境與鴉片戰爭之前的社會環境基本相似，除了與東歐、亞、非、拉等一些經濟落後國家進行有限的交流以外，基本上是封閉的。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結果是既把資本主義拒之千里，也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懵懂無知。鄧小平等人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後，果斷地提出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來指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其實質就是在不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當今世界一切民族和國家的先進文明成果來建設和發展自己，即以「西學為用」。30年來，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足以向世人炫示：中國在走了100多年的曲折道路後，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這無疑是「中體西用」思想在當代中國重煥生機和活力的最好體現。當然，這裡的「體」已經不再是100多年前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了，而是「社會主義」。「中體西用」思想的價值所在，正是體現在融合中西的過程中，化西學為中學，既豐富和發展了中學，又不丟失自己的文化風貌。五對比洋務運動與改革開放，我們不難明白，「中體西用」思想何以在晚清時期，其思想性和價值性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其中除了有洋務派主觀方面的保守因素外，還有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總體特徵, 使得晚清政治發展開始就缺乏起碼的運行條件；陳舊的統治意識和狹隘的統治心理使得晚清政治發展缺乏足夠和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內部政治局勢的動蕩加大了晚清政治改革的難度。由於「中體西用」思想在衰腐的清王朝沒有能具體化為穩定的政治制度,缺乏制度保障，因而不可能指導實踐取得預期效果。而當代的改革開放，在憲法等諸多法律中得到明確規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外化為穩固的政治制度，為政府獲取政治穩定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在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的今天，要弘揚民族文化，體現中國特色，就不能不對「中體西用」思想重新審視，以便從中挖掘出推動社會發展的有利因素。「中體西用」思想在當代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中國應堅持走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一般說來，先行現代化的國家——通常所謂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許多可資借鑒的資源，成為後發國家的示範和表率，因此，現代化的追求往往表現為濃重的西化傾向。然而，實踐的進程和理論的發展已然表明，現代化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必然選擇，只是現代化之路並非唯一，而是呈現出多元的色彩，也即是說，現代化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文化生態環境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特點和表現形式，因而具有明顯的民族性。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堅持中國文化的個性。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追求歷經曲折，一方面表現為以西方為榜樣的傾向，另一方面，出於對文化民族性的維護而抵禦西方。激進與保守的對立和鬥爭貫穿於中國文化現代化訴求的全過程。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在總結百餘年來古今中西的衝突與融合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確立全球眼光，強化民族意識，謀求多元文化之間對話的對等地位，重新梳理世界文化新秩序，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係，既要放眼全球，與普世價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進程中迷失自性，與傳統完全脫節。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追求應該在堅持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方面作出表率，重新確立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第三，中國當代的改革，必須走漸進式發展道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們在現代化發展道路所積聚的經驗還相當有限，很多機制還不夠完善，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思想開放程度都相對較弱，現代化發展後期所遺留的社會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妥善解決。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保持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是我們黨和政府所必須確保的第一要務。已現代化的國家和發展中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總結的歷史經驗表明：政治穩定首先是經濟發展，其次是社會變革的自然而然的結果。［18］（P6）在堅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國家決策部門務必要保持清醒頭腦，審慎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切勿違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急於求成。注 釋：［1］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2］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8.［3］ 鄭觀應．鄭觀應集．西學（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 章鳴九，古步青，阮芳紀．洋務運動史論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２冊）［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6］張之洞．勸學篇［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7］陳旭麓．陳旭麓文集［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8］ 周寧．歷史的沉船［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9］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25 ［M］.北京故宮博物院影印本，1930．［10］ 丁鳳麟,王欣之．薛福成選集．芻洋籌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 郭嵩燾．郭嵩燾奏稿［M］．長沙:嶽麓書社,1983．［12］ 曾紀澤．曾紀澤遺集［M］．長沙:嶽麓書社,1983．［1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4］趙爾巽．清史稿：38冊［M］．中華書局，1977．［15］ 郭嵩燾．倫敦致李相伯．洋務運動（一）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6］張樹聲．張靖達公集：遺折［M］．台灣文海出版社，1968．［17］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18］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89.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Its Modern valueWU Yong(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CCP of Shannxi Province， Xi』an 710062，Shaanxi)Abstract:「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the thought, i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a to learn western advanced civilization during modern time (1840—1949).It absorb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accords with our traditional cultures』 need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tudying Foreign Campaign」, although it hadn』t change the poor and backward condition of old China, it had promoted China』s modernization powerfu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nationalization , the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ich provides the model for reference to propagating our national culture and defending our national honor.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s as Basis ,Western Cultures as Subsidiary」; modern time ; 「Studying Foreign Campaign」（作者單位：陝西省委黨校，陝西 西安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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