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對外關係

庫屠左夫 發表在 參考文摘 華聲論壇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發表時間：2010-8-19 08:58

作者：金沖及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從九大到十大期間，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形成了對外關係的新格局。「*」最初幾年，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十分嚴峻。美國侵越戰爭繼續擴大，在南越的美軍達到五十多萬人。美國的飛機和軍艦常常侵入中國的領空和領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每次都提出警告。蘇聯政府以重兵集結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多次對中國進行武裝挑釁，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六小時內佔領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件事給中國刺激很大，更使中國把蘇聯的軍事威脅作為國家安全戰略全局的重點來考慮。就在*九大召開前夜，發生了大規模邊境武裝衝突的珍寶島事件。「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原不是一個島，而是烏蘇里江中國一側江岸的一部分，後來因江水沖刷成為島嶼，枯水期和中國江岸相連。」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23頁。它歷來都由黑龍江省虎林縣管轄。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大批蘇聯軍人乘坐裝甲車和汽車分兩路侵入珍寶島，突然襲擊正在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人員，打死打傷多人。中國邊防人員被迫進行自衛還擊。十五日，蘇聯出動大批裝甲車、坦克和武裝部隊，在飛機和遠射程炮掩護下，再次侵入珍寶島，並向中國境內縱深地區進行炮擊。中國邊防部隊三次打退了對方的猛烈進攻。這件事震動了世界。九大結束後不久，毛澤東委託長期靠邊站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共同研究國際形勢，由陳毅負責，向中央提出書面意見。當時，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一是中美、中蘇之間會不會發生大戰？二是蘇美兩國比較起來，誰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更大？三是對打開這種局面有什麼新的設想？這四位老帥都是富有戰略眼光的。他們從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進行了六次討論，由熊向暉記錄並整理出向中央報告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經周恩來報送毛澤東。報告寫道：「我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還不大。」它判斷：「美帝不敢輕易進攻中國，主要理由是：（一）中美之間隔著遼闊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兩次戰爭的失敗，加深了它的內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訓，申言不再參加朝鮮式或越南式的戰爭。中國不同於朝鮮、越南，美帝更不敢貿然動手。（二）美帝戰略重點在西方。美帝長期陷於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為削弱。如與中國作戰，需時更長，結局更慘。美帝尤其不願單獨和中國打，使蘇修漁利。（三）美帝想把亞洲人推上反華第一線，特別想利用日本打先鋒，但日本自己有侵華失敗的切膚之痛。新中國遠非昔比，日本反動派對中國不敢輕舉妄動。」報告還作出一個重要判斷：「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國大打，蘇修還有很大顧慮和困難。」熊向暉：《歷史的註腳》，*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85、186頁。當時從國際關係的全局來看，這個階段還有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新變化：「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力量對比向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蘇聯憑藉其迅速膨脹起來的軍事力量到處伸手。而美國先是深陷於侵越的泥潭之中，後來又為侵越戰爭的『後遺症』所困擾。蘇美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214頁。這種在一段時間內存在的新態勢直接影響中國的周邊狀況。蘇聯當局確曾有過對中國實施突然核打擊的設想，而美蘇之間的矛盾超過了美中之間的矛盾。陳毅等四人小組，在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六日之間又進行了十次討論，並向中央提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熊向暉回憶當時討論的情況：「四位老帥還反覆研究，萬一蘇修對我發動大規模戰爭，我們是否從戰略上打『美國牌』。葉帥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陳總說，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他們在報告中寫道：「國際階級鬥爭錯綜複雜，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他們認為：「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為「對華作戰是有關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蘇修感到並無把握」。「蘇修對侵華戰爭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迄今美帝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在這份報告寫出後，陳毅還向周恩來口頭彙報說：「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熊向暉：《歷史的註腳》，第192、195、197頁。這時，美國對華政策也在醞釀重大調整。美國的力量正深陷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同蘇聯的角逐又處在被動地位。珍寶島衝突更加快了美國決策者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一九六九年就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在這方面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他在*中寫道：「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一九六七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一九七○年二月採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這年三月，美國國務院宣布放鬆對於去新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四月，又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限制。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到美國去會見尼克松。尼克松告訴他：已經決定設法使對華關係正常化，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葉海亞允諾了。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尼克松同樣要求齊奧塞斯庫把他的想法轉達給北京。尼克松回憶道：「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它『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十二月九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他強調說明這不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當時還有很大權力的*的批准。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闢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面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美）《尼克松*》中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29、231頁。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他說：「我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長島。」《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3、594頁。毛澤東這些話，尼克松在幾天後就知道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是中美關係上一個重大突破，引起很大轟動，被稱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獲得了「小球轉動大球」的戲劇性效果。正如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所說：它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七月九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下，從*堡秘密啟程，飛往北京。三天內，周恩來、葉劍英等同他舉行了六次會談，著重就台灣問題以及尼克松訪華安排進行磋商。尼克松在*中寫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相處了十七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歷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用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美）《尼克松*》中冊，第241頁。十六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稱：「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公告》，《人民日報》1971年7月16日。宣布長期相互尖銳敵對的中美兩國突然走向和解的這條不足二百字的公告，是大多數人沒有想到的，立刻強烈地衝擊和震動了全世界。三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就在基辛格即將結束他第二次來華使命時，在紐約舉行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正為二十二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進行表決。從十月十八日開始，經過一星期的辯論，有約八十個代表在會上發言。二十五日晚進行表決，該提案以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一票棄權的壓倒多數得到通過。「據西方通訊社報道，『當電子計票牌上出現表決結果，表明美國的建議被擊敗時，大廳里立即沸騰起來』，『擠得滿滿的會議廳中發出了長時間的掌聲』，『熱烈掌聲持續了兩分鐘之久』，對中國友好的各國代表『高聲歡笑，歌唱，歡呼』，『還有一些人跳起舞來』。」《人民日報》1971年10月27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收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的電文，告知二十五日聯大通過的決議。毛澤東高興地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國務卿羅傑斯和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機場。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毛澤東就會見了尼克松，對他說：「來自美國片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片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5頁。基辛格在*中談到對毛澤東的印象：「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裡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美）基辛格：《白宮歲月》第4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3頁。在為期一周的訪問中，尼克松同周恩來進行了五次會談。「在台灣問題上，尼克松重申了美國的承諾，即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再說『台灣地位未定』，也不支持『*』；美國將謀求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在四年內逐步從台灣撤軍。」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559頁。羅傑斯和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討論了兩國關係正常化、互設聯繫機構及互通貿易等問題。不久，雙方就在北京和華盛頓互設聯絡處。二月二十八日，雙方在上海正式簽訂並發表了《聯合公報》（通常稱為「上海公報」）。這個公報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列舉雙方各自的觀點。以台灣問題來說，中國重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公報也宣布雙方達成的共同認識，如：「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人民日報》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訪華和《聯合公報》的發表，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它標誌著兩國從長期尖銳對立開始走上關係正常化的道路，為以後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打下了基礎。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產生了巨大的連鎖反應，迅速改變了中國對外關係的格局。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訪華決定快要發布前才接到通知，感到十分震驚。尼克松訪華半年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正式恢復邦交，兩國關係取得了重大突破。田中角榮是一九七二年七月當選日本首相的。他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表示：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內閣會議後，大平正芳外相又對記者說：日中完全實現邦交正常化時，日台條約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像的了。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偕大平外相和二階堂進官房長官來中國訪問。周恩來同田中角榮進行多次會談。二十九日，兩國政府首腦共同簽署《聯合聲明》。《聲明》說：「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悠久的傳統友好的歷史，兩國人民切望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對此表示歡迎。中日兩國儘管社會制度不同，應該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關係。兩國邦交正常化，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也是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人民日報》1972年9月30日。《聲明》宣布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兩國自即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顯然受到中美關係改善的重大影響；而它立刻宣布兩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又走到中美關係的前面去了。